告别8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形象一落千丈，消解80年代刚刚复活的知识分子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消解的方式是多样的：或者揭示知识分子的“西化”和“文化买办”特征而暴露其破坏光荣传统的罪行，或者勾划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以嘲弄他们悲壮的承担，或者以大众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宣布大众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取代。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人从海外拿来了后现代的思想武器，学着利奥塔、福柯、德里达以至赛义德等人的方式，虚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所谓“话语霸权”，于是，知识分子就更加十恶不赦了。
与此同时，不断听到知识分子需要自我批判的呼声，因为动因不甚清楚，所以难以透彻理解。从积极的方面设想，鉴于20世纪走过的艰难路程，中国知识分子大概的确需要自我批判。因为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弱点，才能以应有的姿态走向新的世纪而避免重蹈悲剧复辙。然而，在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呼声中，却常常感到一些声音很值得警惕，因为它可能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导向迷途，甚至引向陷阱。
一
知识分子需要不需要自我批判？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一切问题的提出都需要现实的前提。那么，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现实前提是什么？比较一致的回答是：自从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总是以启蒙导师自居，批判成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质，主流社会和大众社会成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所指，他们总是批判别人，而从来没有意识到批判自己。“在目下的文化形势中，知识分子的批判工作似已开展的轰轰烈烈，世俗批判，道德批判，欲望批判，反智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和传媒批判等全都披挂上阵，几乎演尽了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英雄本色。且不说这一系列批判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一一从学理上进行清理，仅就其批判所指而言，被批判对象毫无例外都属知识分子的他者范围。在他者批判日益泛化和浮化的今天，知识分子自我批判再一次被悄悄搁置了。”[1]面对这种描述，我以为，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批判一直被搁置、总是批判他人而自身享有了被批判的豁免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知识分子都在被批判的同时被迫进行着自我批判。文革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以艰难的挣扎钻出地平线，努力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但即使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话语独霸文坛的80年代，知识分子也并未搁置对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巴金的《随想录》和不少作家的文化反思小说以及不少学人的理论著作就是证明。而当下知识分子也没有停止对自身的反思。
二、强调知识分子在批判主流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同时也应该自我批判，这种说法看上去是公允的，然而，出现在告别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它却并不公允。因为事实非常清楚，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挤压之下进一步远离中心而进入边缘，并且相当普遍地呈现“失语”状态。9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主流——大众文化为中心的，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强调对已经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其结果可能导致其对主流——大众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消解。
三、一般的说，知识分子当然是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但是，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主要原因并非因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或不善于反省自身，而是因为缺少独立人格，缺少自信，缺少对真理的持守精神，太容易追随潮流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调整。在20世纪的历史上，那些不断嚎叫着完成超越、不断追赶潮流和制造潮流者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因为缺少坚守的精神，盲目地追随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抛弃自己曾经获得的现代价值而走向大众，以大众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进行自我批判和否定，夹着尾巴做人，虚心接受再教育。为此，历史付出了代价，现代化付出了代价，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来自权力的压迫，而是来自那些缺少精神持守的文人自觉的反省和主动的自我调整。
因此，在强调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注意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缺氧、贫血和缺钙而导致的随风摇摆的人格弱点，不能不注意珍惜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对真理的守护精神。
知识分子当然需要自我批判，但既然是自我批判，就必须是从知识分子自身立场出发的，自我批判的目的应该是使知识分子变得更为健康和强大，而不是学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口号宣布“知识分子之死”而实现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取消。
二
根据当前倡导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人们的解释，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首先是一种知识批判，而知识批判的对象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资源。在中国，这些思想资源的大规模引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这种批判就要首先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所造就的新文化。
这是世纪末中国文坛和学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着对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兴起的是对五四的批判和否定。对五四的否定分两个层次：一是批判它的全盘西化，因为它造成了对本土文化传统的破坏，这是从老国粹到新儒学一贯的观点；二是批判它的西方现代知识模型，因为它追求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这是后现代的观点。新儒学之所以要批判和否定五四，是因为它以西方的思想破坏了灿烂的传统文化，甚至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后现代（有中国特色的）之所以批判和否定五四，因为它是现代的，而现在应该是以后现代思想武器对现代进行反思。20世纪的中国总是如此，最陈旧的东西总是能够与最新潮的东西联合起来，对没有站稳脚跟的现代价值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批判现代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批判现代性，就不能不批判启蒙主义，就不能不对理性提出质疑。无论是强调知识分子价值调整还是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论者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启蒙主义所依赖的理性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充满罪恶。其罪恶之一就是它从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一变而成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我不大了解西方重估现代性中有多少新的发现，因而对西方的现代性重估无法多说。但就目光所及，西方那些打着最时髦的旗帜出现的重估，却往往都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某些陈辞滥调的翻版。然而，把这些东西拿来应用于对中国的分析和批评，在当下却成了一种时髦。有一种明确的表述是：“面对国家社会中的前现代状况，知识分子念念不忘五四启蒙，殊不知当启蒙一旦变为某种神话即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启蒙神话’时，这除了反映知识分子耽于‘文化英雄’和‘文化导师’的梦迷，还如此深刻地表征了知识分子因其幼稚而产生的疏忽：即启蒙理性向国家理性的转化。这正是当年法国大革命和中国五四至1949的铁证事实。”[2]
警惕启蒙理性向国家理性的转化，出发点无疑是可贵的。但是，我希望持这一观点的朋友们注意，成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到底是什么关系？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性与占据权威位置的国家理性是什么关系？20世纪的各种罪恶可以统统归于启蒙理性吗？在这一点上，战后西方的一些研究是存在问题的，从阿多尔诺等人开始就走向了思想的迷途。因为在判定希特勒为启蒙结果的同时，应该意识到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是启蒙的结果；在判定战争是启蒙结果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反战主义也是启蒙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启蒙主义的根本精神不可能向国家权威理性转化，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正如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统治机器上的齿轮和罗丝钉一样。
就中国而言，五四与五四之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把五四与文革看作一个历史的整体，因为对文革的厌恶而批判五四，这是从寻根运动以来就存在的一个误区。事实上，只要稍微清理一下中国现代历史，就应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的寿命并没有那么长，后来的过程不是它发展的一个过程，而是它承受多重挤压而衰弱和枯萎的一个过程。文革所代表的那种文化不是五四的结果，而是反五四的一个结果。五四与文革在文化上是对立的，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人与非人，这一切的对立性质应该是非常鲜明。
一些中国化了的后现代主义者好象完成了巨大的超越，好象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然而，就中国当下文化语境看，以后现代思潮来否定现代性，否定知识，否定理性，以至政治上否定民主、经济上否定市场、伦理上否定个人本位主义，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当前的文化矛盾主要还是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后现代以最先锋的姿态参战，虽然表面上既反对传统也反对五四，既批判前现代文化也批判现代文化，可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新的参战者的实际作用，往往是使现代性腹背受敌，结果是帮助旧势力扼杀了现代性，而最后的胜利者也决不是后现代，而只能是根基更为雄厚的前现代势力。
三
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又一个重点是强调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所谓角色的转换，也就是知识分子要告别启蒙导师的立场，放弃那种非专业化的、非岗位性的、对文明进步的无限承担。在不少人看来，今日的大众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启蒙，因而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坚持启蒙立场。
一些被称作“文坛恶少”或“文坛痞子”的批评家在以胡搅的方式“玩批评”，无所谓立场也无所谓观点，因而不必提起。一些因为发现知识分子在告别80年代之后的处境而聪明地反戈一击者，更无从与之争论。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学人也加入了这种合唱，进行着“后现代”色彩很浓的表达：“当一些二元对立的原则逐步消解，知识分子慢慢放弃以前被视为精神向导的人文立场，作家们则在小说创作里放弃了全知式的启蒙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执著态度，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复调结构，并通过相对主义来纠正80年代创作中精英文化的偏执，检讨以往作家所扮演的万能导师的社会角色。”[3]“知识分子死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确应该死了。在这里，知识分子之死即‘师之死’。我们不再需要那种全知全能实际上是无知无能的知识分子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已然终结，但士死了，士的心态即师的心态却因其知识人格化的作用而长久地保留下来。……我们应当看到，当五四知识分子依然企图以一种道来整合天下时，他们就必须充任启蒙导师即拯救者的角色，他们从救心急遽地走向救世，又激昂地以治天下自许，结果他们的行为不但使启蒙理性不可避免地向国家理性（即政统）转化，而且他们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向政统转化……”[4]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问题。我们的确不能不承认五四之后中国仍有那么一部分文人，他们身上保存了浓重的传统阴影，甚至体现着浓重的奴性。他们虽然从事文化活动，但事实上却始终心系魏阙，想的是走向庙堂的旧路。他们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往往反抗也激烈，归顺也容易，今天是叛逆，明天就成了惩罚叛逆的打手，显示了与旧时代的弄臣没有多少差别的文化性格。
但是，这种未能完成现代转化的文人虽然也活动于五四之后，却没有资格代表现代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根据一些幼稚而浅薄的知识青年凭着激进的热情而作出的选择便断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吗？当我们使用“现代”这个词修饰知识分子的时候，使用的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属性。显然，一些活跃于本世纪的文人并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人格。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是参差不齐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也不是线性进步的，而是有曲折、有顿挫、有大幅度的后退和复归。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为这些人承担责任。虽然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力量的微弱而在一些关键时刻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为现代化而作出的艰苦的努力是不容忽略和抹杀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所谓“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声讨。有人把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各种悲剧统统归于现代知识分子。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当各种悲剧发生的时候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拥有话语霸权的时候吗？文明被愚昧吞没，现代被传统战胜，文革式的破坏和倒退，责任应该由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承担吗？在知识分子话语已经在强大的权威话语压迫之下彻底退场的时候，时代的罪恶为什么要归结到“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霸权”？当现代性已经彻底被非现代性的力量所扼杀的时候，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要让现代性负责？为什么知识分子自身要用反现代性的力量制造的罪恶来指控现代性，用反知识分子的力量制造出来的丑恶来声讨现代知识分子？为了前进，我们必需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弱点，看清我们由于软弱和幼稚而作过的错误选择，看到我们由于缺少坚定性而导致的对历史责任的放弃，看到我们由于不坚强而对强势所表现的屈从，但是，知识分子没有必要代人受过，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犯下的过错就不应该让现代知识分子承担，各种假冒伪劣不能都记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账上。
四
知识分子不应拒绝自我反省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应该警惕来自非知识分子立场的攻击和劝降。
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应该警惕两种思潮的影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对现代理性和启蒙精神的抵抗我们早已熟悉，应该警惕的是它的变种。面对以利奥塔等人“知识分子死了”的宣告为理论支持而又充分中国化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有必要思考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即使承认西方的后现代理论，知识分子死亡之日应该是后现代社会来临之时，而中国的现代化还迟迟难以着陆，因而知识分子之死还有一段距离。过早地敦促知识分子死亡，消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这种后现代的抹平术带来的只能是以大众为标准的文化平面。二、即使后现代来临之后，知识分子是否必然死亡也是值得怀疑的。关于知识分子之死，不过是西方已经退化的知识分子对责任的一种逃避。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利奥塔和福柯等，但我怀疑他们对知识分子责任的逃避所显示的只是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退化。
同时，考察其思想源，后现代主义虽然以最新的面目出现，却仍然难以掩盖其中灾难与邪恶影响的痕迹。世纪末世界格局的变动预示了制造各种灾难的邪恶已经走向末路，人类有理由对前途表示乐观。但是，面对西方一些所谓批判的知识分子，我们却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那种对人类文明健康主流的吹毛求疵的态度，那种在疯子、囚犯、性变态基础上形成的思想，那些60年代从中国出口欧洲而又在90年代转内销的极左思潮，没有理由得到我们的信任。包括“知识分子死了”之类的叫嚷，都往往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西方仍然大有人在。
我不否认被概括为“后现代”的文化现象，但我怀疑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文明发展中常常出现破坏者，它所生产的往往不过是有害而无益的文化垃圾，并不能够代表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死了，因为自己的精神和生活都极不正常而宣布知识分子不具有理性，这是不算数的。已经从知识分子中堕落或背叛出来的人代表知识分子发布自杀宣言，不应该是有效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批判，不能不首先注意审查自己所借用的武器，这大概也是一种必须的“知识批判”。
1998年7月 曲阜
原载《粤海风》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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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4]邵建《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意义》，《作家》1998年第3期。
[3]陈思和语，见《文学报》1995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