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5日是近代反清女豪秋瑾遇难100周年的日子。6年前，一位日本游人初访绍兴时，就在关注这个日子。当他走进秋瑾故居，就深为这位留日奇女子的诗情与侠气所感动，决意尽其努力，写出一本全新的传记，作为秋瑾百年忌辰的祭礼。他叫永田圭介，当时已年满66岁，研究建筑涂料出身，兼营实业，他与历史学专业毫无关联，中文基础也很不理想。他要实现这样的宏愿，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笔者无法统计永田先生把那本厚实的中日文词典究竟翻过多少遍才翻烂的，只知道就在3年之后，他的著述率先在日本出版，好评如潮。今年年初，他的中文版《秋瑾——竞雄女侠传》也在北京问世。该书以文学的手笔出现，就解决了学术著作中的可读性问题。它又不同于寻常文艺书，而是以资料的收集与考证为基础，甚至纠正某些为中外学者所依赖的历史回忆，其学术含量还高出前此中日学者的同类著述。

7月15日下午4时，由绍兴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秋瑾——竞雄女侠传》发行仪式”在绍兴饭店举行。绍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市对外友协会长发表讲话，然后是中日双方学者致辞，会后仍以主办方的名义举行晚宴，约一小时后，晚宴结束。我有幸应邀躬逢其会，感慨良多。

应该说，对于《秋瑾——竞雄女侠传》发行仪式，秋瑾的故乡还是重视的，毕竟连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来了，出席并致辞的还有日本著名史家狭间直树先生、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秘书长兼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王玉璞等，他们的出席可望为该会添彩。在一个60人规模的仪式里，光是从日本专程赶来的客人就占20人，大大增加了“国际”交流的分量，会议程序显得井井有条，现场翻译的效果也不错。不过，让我略为不解的是：既然是绍兴历史名人传记的发行仪式，而且还是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持，那么，在出席仪式的绍兴代表中，为何除了两位秋瑾后裔中的一位没有官职外，其余都是带“长”或“主任”、“主任助理”身份的？虽然其中有一位本地教授，据说也是有过市委机关行政级别的；为何没有一家书店的代表或读者代表、街道代表，甚至连大、中、小学的学生代表都没有？为何不把“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人民成分来得实在些？另外，既然发行仪式是由绍兴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为何连仪式的场地费，还有发给外埠与会者的绍兴画册、纸扇，连同晚宴的全部费用，都要《秋瑾——竞雄女侠传》作者所在的公司来承担呢？这里毕竟是秋瑾的故乡，还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且绍兴在浙江一省的经济排位都是靠前的。更有甚者，咱们中国还叫“礼仪之邦”，还是大国啊！如果这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故事不是发生在绍兴，而是在经济落后的浙江西部、南部地区，或者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当异国友人饱尝治学之艰辛，为当地的历史名人撰述之后，他们都会要异国友人为场地费、礼品费和餐费买单吗？还有，今年毕竟是一代女英秋瑾遇难百年的年份，如果绍兴方面不是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去组织一个“发行仪式”，而是以我国各地所惯用的党政机关的名义，以纪念秋瑾百年忌辰为节日，咸集《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的作者与其他中、日学者，把介绍该书与赠书作为百年一祭的环节，凸显秋瑾的革命精神与风采，有何不可？或者打破宾馆的局限，把“《秋瑾——竞雄女侠传》发行仪式”搬到古轩亭口，让年迈的日本作者与中国读者一起互动，又将如何？

也许有人说，绍兴的历史文化名人很多，如果都要市主要官员出面组织纪念活动，肯定顾不过来，不现实。此话乍看起来是那么一回事，其实不然。绍兴名人固然很多，但这恰恰是绍兴能轻而易举地跻身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依据之一，却不应成为冷落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理由，此其一。其二、绍兴的历史文化名人即使再多，也不应以秋瑾这样的人物为多，她毕竟是将诗与剑一起吟唱的第一位献身反清事业的中华女性。正是她的挺身而出，才激励着无数沉睡中的女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其他绍兴先贤所没有的。正是由于她和战友们的前仆后继，才累积成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人的头和脚才不再是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走路而准备着。面对秋瑾这样的先烈，我们理当怀有一份谦卑与感恩的心，不管她的亡灵是升在天上，还是飘落人间；是魂归故里，还是浪迹天涯。其三、今年毕竟是秋瑾的百年忌辰。对她来说，会有几个百年？她能占用绍兴的父母官多少时间和精力呢？我们不是一直在以歌颂爱国主义与牺牲精神作为主旋律吗？

也许还有人说，我们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已经不需要秋瑾式的浴血奋战了，秋瑾的价值也该有所淡化了，此言差矣。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等于我们要做和事佬，整天和稀泥，坐等“和谐社会”的到来，它仍然需要奋斗，需要牺牲，用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话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革命英烈秋瑾的奋斗精神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和谐社会”能够建成，那也不能成为淡化历史甚至遗忘历史的重要理由。一个城市也罢，一个民族也罢，斩断历史脉络与淡化历史记忆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城市或民族的文脉与魂魄的失落。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有个叫郁达夫的浙江人就说过的一句很有针对性的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

或许还会有人认为，如今正是中日关系比较敏感的时候，能给一个日本作者兼实业家张罗一个“发行仪式”，已经很不错，够友好了，此话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不能一边口喊中日“一衣带水”，一边以中日关系比较敏感为由，消极地对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中华民族既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善恶不分的民族，包括《秋瑾——竞雄女侠传》作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民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都是厌恶的，永田先生还是一位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情有独尊的日本长者。他把女儿送到京都大学攻读中文专业，还支持女儿选嫁中国郎君。他还将毛笔随身带，写中文日记，用A4开面软纸装订的竖体版日记本已达113本。正是基于永田先生对中国人民的这份情谊，在参加《秋瑾——竞雄女侠传》发行仪式的外地来宾中，还有从永田先生的中国亲家之地徐州赶来的市、区党政代表，他们还为徐州读者订购《秋瑾——竞雄女侠传》1000册。相比之下，秋瑾故里的父母官们恐怕并非毫无思考的余地吧。

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深怀一份眷念与期待，才比较留意此事的台前与幕后，也一直关注浙江的“文化大省”口号何以成为现实。秋瑾不仅属于绍兴，她还属于浙江与中国；秋瑾固然属于浙江和全国，而她首先属于绍兴故里。今天虽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非就是“惟生产力论”包打天下，一切都拿人民币说事的时候，比人民币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精神世界与文化品位。如何珍惜“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尊重历史名人与文化遗产，善待国际友人，告慰革命英魂的泉下之知，都是需要拿出货真价实的文化品味与礼尚往来的平常形态，任何刻意的马虎、冷漠与市侩习气都将难以为“历史文化名城”添色，而是相反。

2007年7月20日于北京

《北京日报》2007年12月3日“理论周刊”以《一点遗憾》为题，择要刊载，全文收入郭世佑《史源法流》一书（郭世佑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