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也所以基本总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当前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政治学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我们现在也讲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虽然说宋朝有王安石变法，有过关于“开源”和“节流”的争论，但实际上那时的朝廷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那时候的皇帝也没有这个能力，中国以前没有全国的银行体系，也没有统一货币，又没有国有资产，因此他们能靠什么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靠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乾隆中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70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个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但是去年5.1万亿的国家财政税收，即使不考虑国有资产的话，那相当于370000万个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只是四书五经和其它经典，虽然这些不真正涉及治国的经济技术问题，但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性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结非洲、拉美等等。我小女儿这个学期的社会课就是重点了解亚洲，比如，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等等，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人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美国到初一才有考试，到高二以后考试成绩才真正开始记录下来。美国初中是两年，高中四年，所以，高二也就是十年级之前所有的成绩表现都不会被记录下，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未来，不会影响到考大学、考研究生。这样，使学生能够放心地去学知识，学习思辨，而不是为考试而奔波。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hypothesis），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 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比如，我女儿读四年级时，老师让她们想一想如何应用科学方法，想针对什么来进行检验。她们四五个小孩一起酝酿了一下，或许可以研究学生每天早晨到校的高峰时间是几点钟。她们想，每天学校于八点半开始上课，那么，八点二十左右应该是学生到校的高峰点，这就是她们的假设。把这一想法告诉老师，老师说OK，你们可以去检验一下这个假设。于是，她们下一步是搜集数据。大概有四五个星期，每天清早，这些小孩分头站到各个校门口，去统计各学生到校的时间。通过统计数据，她们发现7：50是学生到校最多的时候。这一结论跟她们原来猜想的很不一样，否定了最初的假设。为什么7：50到校的学生最多，而不是8：20？后来，她们讨论、分析了很久，得出一个解释：是因为很多的父母送小孩上学后要去上班，而8：00或者8：30是很多公司和机构上班的时间，为了上班不迟到，父母肯定要提前一点把小孩送到学校。这就是她们最后得出的解释。然后，再写出作业的报告，向全班同学表述、讲解整个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过去在中国没有经济、社会、历史类数据，无法做深入的实证研究可以理解，但今天很容易找到数据，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去找数据、做实证研究，而轻易下结论、甚至是不顾摆在眼前的数据乱下结论呢？回想起来，当年居然还要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展开争论，连那种起码的科学精神都还难以接收；到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这么多人相信“8等于发”、“4等于死”、“5等于无”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基于科学方法的思辨能力是一个创新型、民主型社会的基本素质，是走出愚民社会的前提。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projects)，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就我自己来说，从小学到大学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做表述的机会，更谈不上训练。我第一次在几个人面前做报告，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计算机汉字输入的文章，那是做了一个学期的项目。当时，我把摘要写在几张大纸上，轮到我讲时，老师和其他同学都坐在那，我一站在他们前面，就不知道如何讲话了。怎么讲呢？要讲的我已经在纸上写得好好的，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结果，我说，“你们干脆自己读我上面写的吧”，我就不讲了。后来老师还让我通过论文答辩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几个人面前讲述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但我就是讲不出来。我的第二次机会是在国防科大读了两年半的研究生后，又是要讲毕业论文，那一次稍微好一点。
正因为我们都去追求考试分数，所以，从来不在乎表述能力的训练。幸运的是，现在我在多人面前讲不会发抖了，这是经过多年磨炼的结果。回想起来，如果我从小学就开始这样磨炼的话，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能能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陈晓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侯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作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对于我们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有的时候可能很难接受这些，因为你明显知道，根据观察这个人可能能力一般，但他的感觉还是那么良好。
但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另外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中国父母很喜欢让小孩去跳级，最好是进少年班。少年班是摧毁小孩的最极端方式，是最典型的把小孩当机器建设，而不是当人培养。制造成了能做专业但不能做人的机器后会怎么样呢？千万不要忙于跳级，是因为现在人的寿命以大大提高，“二战”以前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今天中国的人均寿命差不多是78岁，翻了一倍！人均寿命增长这么多后是什么意思？意思之一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工作、喜欢工作，你不要着急，以后有的是时间！哪怕你30岁开始工作，按照平均寿命78岁算，你还有48年，着急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去体验、享受生活？特别是，为什么放弃那么多童年的生活去跳级、去整天埋在书里呢？坦率讲，跳级更多是做父母的一种个人追求，是做父母的为了自己的满足感而作的，不一定是小孩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这是父母比较自私的做法。我们做父母的总喜欢有机会去炫耀，去跟人说“我儿子跳了一级”，“我儿子今年考的分数多少”，“我儿子考上北大、清华”，这样，做父母的脸上有光了。牺牲的是小孩的一辈子。
原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时，跳级的必要性能够理解，因为那时能工作的时间本来就不多，那何必不早读完书去工作？三年前，我跟前深发展总裁魏杰夫先生一起吃饭，问他儿子到哪里上大学，那一年他大儿子刚高中毕业。他说“我儿子还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更不用说学什么专业，所以，我跟他说，既然没想好将来做什么，不用着急，有的是时间，你先到北京来学学中文吧。等你想好后再去读大学。”魏杰夫也说，现在人的寿命这么长，给他儿子足够多时间去感受生活，让他更确切地想通了要做什么以后再去学习，他会学得更好，那样，他完全是靠自己自发的兴趣去学，与父母逼着他去学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呀，如果你对一个题目有兴趣，那么，不需要任何人给你压力，你也会自然地、自愿地做出牺牲，加倍努力，做不好才怪呢！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南都周刊》2008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