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已知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 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在既得利益的约束下改革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是时间快慢问题，而是对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体制而言，激进改革不一定就快。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确了这三十年是一个转轨过程，假定知道起点、知道转向何处，需要研究的就是过程了。可以发现，转轨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经济学语言说，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
现在，通常说“解放思想”——既定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大家三十年来一直说的话。
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对制度有决定影响的因素。诺斯等人分析，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计算自己利益时更加无私，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创新者，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则、正义、道德，是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费，它是全社会的人都要消费的。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起战争。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来说明改革阻力，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原则放在那儿，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对于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成为了新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制度就是一套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制度转轨的根本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利益集团受损失，有利益集团获利，所以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
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改革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很多人把这个概念搞混了）。过去三十年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是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补偿理论。受益的人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比如价格改革时出现的“副食补助”，比如对下岗工人的补偿。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特权阶层无法补偿。假如你过去属于特权阶层，改革后，你的绝对收入可能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还提高了，但是相对收入下降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这无法补偿。
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现在，还是同样的不干活，也补那么多钱，相当于体制没有变，但不干活钱一定会少下去，这时候收益相对少了，他一定是痛苦得多，这个阻力也消除不了。
第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补偿不了的。比如意识形态改变了，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在现实中变化了，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无法用物质来补偿。
还有，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短期内改革往往只是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会有些混乱，出现巨大的成本，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
当年曾讨论过改革贷款问题。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先贷款发着工资，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当时论证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问题。因此，短期利益带来很大的改革阻碍，这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而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
北大一位学者姚洋正在写一本书，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中性政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要长期执政，更私人化的话，要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中性政府存在，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
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中的政府是否“中性”，而是政府是否能够克服一些短期利益，保证长期利益的目标，政客或政治家们有任期，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使他们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克服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使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转轨的初期，往往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去追求一个长远的利益，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
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对付改革的阻力有两种方法，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强制地推行（也许给一点补偿），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后者就是中国典型的转轨方式。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最早是价格双轨制，保留原有的老价格，新开自由市场一轨，新量按市场供求，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用一代人的过程或者一定时间让它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个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
对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
渐进的体制改革，会形成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但如果说时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短——尽管打破旧体制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在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许多人获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中间形式下，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形下，旧体制没有打破，就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不断在讨论、不断在批判的问题。
首先要认定，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是：首先，目标制度优于原有制度；其次，如科尔奈所说，计划经济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改革焦虑症”。海归们、国际顾问们会说，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则认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不满意。至于多数人，即使成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利益现在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怎么都得再改改，把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
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继续再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它们反倒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目标比起点优越，意味着改革不会向原点逆转，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大家都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意，都在批判现在的制度，但批判来批判去，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河对岸走。
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现在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使新左派的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自由派、左派，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这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仔细想想，即使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
因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公共品越多，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是调节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政治的规则。而一涉及到公共品就会有公权谋私利的问题，因此要制衡。
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不是讨论意识形态——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州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都要参与的。
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力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首先，二者不可分；其次，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如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相对容易建立，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困难；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30年前的农村改革先给了大家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房子盖得很好，装修也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私人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以后，社保、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至少是半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政治就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这几年，政府转型、政治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这个没有定论，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原理说与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不需要政治改革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
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那么大，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利益结构很不一样。改革起点上，经过7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想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我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他在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希望我们搞，是我们自己要搞，80%的票投给叶利钦，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彻底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仅是当时宣传起作用，而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摧残，但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19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撑，只不过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当利益格局比较稳定时，所有人的意愿都是马上发展经济。我们当时不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也能搞经济改革。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下一步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时候，自然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转轨当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本来应该变成私人品、变成私权，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
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和私人企业的本能；以私权谋公利，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也是这种利他主义；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
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腐败是惩治不住的。经济学讲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监督公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港府的公权很小。
首先需要减少公权。有人批判双轨制改革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可以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如果不继续改革，过渡性腐败就会变成制度性腐败了。
信息不完全下的改革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
转轨的第二大约束，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信息的不完全有三种：第一，我们大概知道某一个制度怎么运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运行，后面有哪些细节支撑它。第二，你不知道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多少时间，比如法律，它首先得起草，在纸面上体现出来，然后争论来争论去，几年才能通过，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制度，它需要订出实施细则、需要案例、需要判例，有人不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人惩罚它，这个法律才在现实当中起制度作用，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约束、一种规则。第三，你不知道各个制度要素之间是怎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
股票市场刚一开始搞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谁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些问题？股权分置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要改这个制度又讨论了七年（从开始讨论到改），改了三年。改完之后，今年股评家们终于发现有大小非问题，去年忽悠大家的时候怎么把这词忘记了？大小非不是新政策吧——从股改开始那天就定了的规则。终于股票市场要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了，现在这些当年鼓吹要股改的人们开始要求政府停止大小非，要回到过去。
从我们建立股市到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可全流通的股票市场，它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大概知道了。但一个证券市场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这还多少知道一点，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至少不是确切地知道。
我在1991年一篇文章用了“摩擦成本”这个词，获得改革的效率、收益和付出的摩擦成本之间有一种决策的选择。1990年科尔奈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 “不协调成本”，他说改革当中的过渡性状态自我是不协调的，会产生大量的摩擦、混乱，导致经济下滑等等，它为了解释当时东欧苏联的现象，那种激烈的变革导致社会的混乱，效率损失，生产下降。经济改革一定广义上属于摩擦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你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这种成本代价会对你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苏联东欧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路线，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提及的既得利益变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可以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体系已经成形了，付得起比较大的摩擦成本，不会影响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比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讲，至少我们看到许多落后国家改革起来稍一混乱就乱掉了，社会基本的公共品都供应不上了。
摩擦成本的具体表现，一种是出现所谓的制度瓶颈，制度之间改革的进程不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些改革还没有发生，成为整个制度的瓶颈，产生效率损失，社会混乱不说了。第二种，所谓超前，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好的时候，某个领域里面过快地发生了改革。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有一定的对应物，中国的问题可能是瓶颈的问题大一点，十年前最大的瓶颈是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现在金融改革往前走了走，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治、政府的改革又是新的瓶颈，资本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瓶颈。
我们有没有出现超前改革呢？有些局部也有，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相对比较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时候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法制、政府没有改好，监管体制没有改好的情况下面，过早开放了金融市场、开放了资本账户。那之后，国际上讨论了一个词叫循序渐进，就是不同制度改革之间有一种顺序，按照不同的体制要素来看。渐进改革是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都是逐步的改革，但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协调来避免摩擦成本。
“过渡性杂种”
如乡镇企业、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都是转轨的一种中间状态，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它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过渡的形式，它一定存在缺陷，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但它也是在其他条件约束下面的一种改革转轨的最优方式，所以称为“过渡性杂种”。
转轨的实践问题主要为：如何增大改革动力，解决利益摩擦问题；如何增加信息，减少摩擦的成本。在既得利益的制约和信息知识不足的制约下，转轨就出现一系列的中间状态，我称为“过渡性杂种”，英文叫“混合体”。
它不是按照这个比例和那个比例构成的混合体，这个杂种不是混合动力车，它是一种变种，一种变异，就是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过渡性变异的一种机制。典型的情况有几种，乡镇企业、股权分置的股票市场，这两个目前基本改完了，从整个经济看现在我们社会是一个“杂种”，是处在过渡期间的东西。
怎么看待这些“过渡性杂种”？乡镇企业出现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它都看不上眼，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形式，因为跟教科书对照它既不是公有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它在当时一系列其他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形成，由于存在各种问题，它持续不断地变异：开始是集体的，后来变成股份合作的，戴了红帽子后又摘了红帽子，经过两个阶段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成了从公有企业向市场经济企业过渡的过程。
当时，国际上出现两大流派，一种批判它，还有一派认为它是新的希望，是第三条道路——终于有一条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的路了。最后谁都没有胜利，说它不好的人对了，但也错了。在当时条件下它是一种最优的改革机制，然后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然后逐步过渡。它是不是好呢？它是好的。它是不是十全十美呢？不是。是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一种稳定的形式。
股票市场也是如此。最初如果不搞股权分置，中国的股市什么时候出来？股权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什么时候进行？就说不清了。当时的制度条件和意识形态下，股权分置是股票市场建立的最优形式。过了多年以后，发现它是问题，我们再改这个问题就完成了这个过渡。
从历史上来看，其他领域也一样，现在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它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过渡的形式，它一定存在缺陷，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但它也是在其他条件约束下面一种改革转轨的最优方式，所以我称为“过渡性的杂种”。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推进演变，而不是简单批判它存在的缺点。
处在中间状态时，人人都不满意，就是“改革焦虑症”。这是好事，“改革焦虑症”是改革的动力，大家总觉得有问题，改革就会继续向前推进。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社会比较紧张。改革焦虑症导致对改革本身提出许多批判，这就是最近七八年来的现象。人们不是批判那个制度本身，他开始批判改革，认为改革出了问题。改革在中间状态，没有完成，一定是有问题的，现在变成了对改革的批判，确实有些思想的混乱。
我不否定改革中的问题，但是要把各种问题说清楚，它是因为改革还在过程中，而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我个人不认为改革可以很快就建立十全十美的制度。
现在三十年了，再往前看，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河的对岸？这取决于各种因素，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定量分析。回顾一下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它的各种法制和政治制度，从开始发展到相对比较健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了整个19世纪的阵痛。经过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宏观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才最终建立起来，这时的市场经济制度至少经过100年的时间逐步形成。
我们有一个制度榜样和制度目标在那儿，当然不需要一百年时间，但至少四五十年时间是需要的。三十年改革中，前面几年有很多时间还在旧体制当中挣扎，真正新体制的形成大概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四五十年是需要的。当然，制度完善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取决于各种因素。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