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书的是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写下的随笔和散文作品。其中一大部分在国内的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未曾面世，属于“抽屉文学”。书编好后，曾想写一个后记，题目就叫《我的书值不值得砍树》。这名字来源于我早年在《书屋》上读过的一篇文章。因为时间久远，作者一时想不起是谁（这回因为写文章，上网和到过期刊物里寻找，也遍觅不得），但大意是说，在当今出版界普遍地媚俗、跟风、重复进行低水平生产的情况下，每一个出书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你的书值不值得砍树？但后来一想，如果我真用这题目作后记，读者也恰好看到了它，那么对他们而言，不管这书值得不值得，树已经砍了——而大家知道，作为一种生命，树和人一样，一旦砍掉就不可能复生。因而有“作秀”之嫌，不复考虑。

好在我认为一本书的好坏，关键在于它里面的作品，“后记”好坏，甚至有没有“后记”都是无关紧要的。作家作为一个精神生产者，本质上和那些普通劳动者没有区别。看一个鞋匠的好坏，取决于他钉过的每一双鞋，而不是听他在饭后发表的什么“补鞋心得”；考察一个屠户手段的优劣，关键是看他每天屠宰牲口的数量和质量，而绝不能相信他晚上回家，向老婆讲的“杀猪经验一席谈”。作家，尤其是中国的作家，好把自己的劳动说得像补天一样神圣而法力无边。又是“修身齐家”，又是“治国平天下”，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几千年来有数以万计的作家“为万世开太平”而“万世”总不“太平”这个事实，从根本上验证了这种说法不过是痴人说梦——普渡众生当然是好事，但我觉得如果一时普渡不完，不妨先从公共车上给人让座做起，而且根据我二十年的乘车经验，公共车上给人让座比普渡众生要难；改造别人的灵魂当然高尚，但如果一时改造不好，那么不妨先自己不要随地大小便，实话说，我在城市生活已经十有余年，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我感觉也很不简单。与东方文化的玄虚、飘渺和大而无当相较，我更喜欢西方文化中那种重实证，重逻辑，重理性的好传统，如果说我的写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我想，主要是得益于他们中一些优秀作家的启蒙。

说到启蒙，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不知道别人需要不需要启蒙，我只知道我自己是需要的。不仅需要，而且我认为中国自晚清以来，有太多的人给我们进行“政治启蒙”、“文化启蒙”，而鲜有人跳出政治、文化的怪圈向我们进行“生命启蒙”。也就是很少有人站在终极的立场上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应当怎样活着？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应当怎样对待他的同类以及其它生命？最近看一本谈论美国宪政文化的书，里面讲到了当今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几个疑问：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我想，这些问句里隐藏着我写作的全部痛苦和难度。

近年来，关于人为什么要写作，也就是写作的意义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被知识界反复谈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进步，至少说明人们对过去某些钦定的说法（例如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自己的怀疑。但正如大家预料的，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很难回答，就像问一个农民“为什么要种地”，工人“为什么要做工”，刽子手“为什么要杀人”一样，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地惊诧。一般说来，我不愿意回答这些玄而又玄而且永远没有对错的问题，但如果有人要问，我倒愿意从反面回答。也就是，不写作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写作也没有意义，或者说在没有人能证明不写作的意义比写作的意义更大之前，我就只能写作。这样想你就会心平气和，这样想你就会宠辱偕忘。因为不但写不能怎么样，而且不写也不能怎么样；不但写好不能怎么样，而且写不好也不能怎么样。实际上，我非常欣赏《旧约》里的一段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流泪出去”说明他对自然，对造物，对“撒种”这种劳动的谦卑和敬畏；“欢呼收割”说明了他对自己劳动结果的期待；而“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则是上帝对这种劳动的赐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位读者不幸遇到了此书，也就是碰到了我撒种后得来的“禾捆”，那么就出于对一个劳动者的尊重，顺手翻一翻，如果翻完以后发现全无兴趣，那么就扔掉，省下钱过日子吧。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摩罗拔冗赐序，他曾为此书的出版费过心思。

依照惯例，结尾处我还应当说几句诸如“由于时间仓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的话，但我觉得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时间仓促到没有时间写作，那就是自画招供，表明自己“不务正业”，因而就把这方便的借口留给别人吧。也就是说，如果书中有不当之处，不在于本人时间仓促，全因为能力低下。特此告白，是为后记。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狄马 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