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100732

李河(1958-)，男，北京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荷兰阿姆斯 特丹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美 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文章旨在从文本翻译角度考察“模仿”问题。对这种语词复制过程的描述表明，由于 不同语词构成物之间的不可还原性，译本对原本的翻译总会成为“差异的播撒”过程。 这一观察对理解“哲学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经典认识论一向认为哲学概念应当是 纯粹的和普遍性的，但许多哲学概念的“不可翻译性”恰恰提示着一个重要的解释学结 论：哲学概念具有强烈的语词特性，它栖身于语词世界之中。

【英文摘要】Though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is to imitate the original text,rewording text A by text B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process of“thedissemination of differences”.This observation is subversive for our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To translate aphilosophical concept implies taking it as a philosophical word that is no longer something unconditionally pure or universal as it is claimed byclassical epistemology.From this demonstration we draw a hermeneuticalconclusion:philosophical concept dwells in the world of words.

【关键词】模仿/语词复制/解释学真理/memesis/word reproduction/hermeneutical truth

一、问题的提出：“逻辑真理”与“解释学真理”的分野

本文旨在从作为“语词复制”(rewording reproduction)的翻译角度探讨“模仿”(mimesis)概念，以揭示“哲学概念”所具有的语词特性。这一探讨对经典的认识论观点 是一个挑战。在后者看来，“哲学概念”是组织经验以至复制实在的思想工具。它在肯 定的意义上应当是先天的、形式的、逻辑的；在否定的意义上，它的有效性与经验主体 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使用无关。换句话说，“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性注定它在不同经 验主体的诉诸日常语词的解释和翻译中应当是保真性的“逻辑复制”：即概念C = C1 =　C2 = C3 = ……Cn，因此，Cn = C。这种“逻辑复制”是哲学成为“科学”以至“严 格科学”的重要前提之一。

然而，如果代入一种特定的解释学观察视角，即“翻译”视角，“哲学概念”那种超 越经验的“逻辑复制”便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以往基于“自然态度”的翻译理论假定， “翻译”是文本间的模仿性复制，其最高理想是使“译本”完全保真地转换“原本”， 但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真正的“翻译”总是在两个以上不可完全还原的“语词世界” 中进行的。即使经典认识论要求“哲学概念”摆脱其使用者的经验特性而获得纯粹性， 但作为“翻译”对象的“哲学概念”却首先是“哲学语词”。这进一步表明，任何“哲 学概念”总要栖身于与特定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语词世界”，即logos的世界。在“ 语词世界”中，“哲学概念”表现出强烈的文本特性，因此，“哲学概念”的翻译和解 释就成为“语词复制”过程，其特征是只能在差异中“流传”或“流通”。假定某一概 念被视为“原本To”，并且它是一系列“译本T1、T2、T3……”的翻译或解释对象，那 么，即使这种翻译或解释完全坚持“原本取向”的态度，其结果也不免如下：

原本To≈译本T1≈T2≈T3……≈Tn,Tn(可能)≠To

这样一种作为“原本To”的哲学概念可以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希腊语词Physis—— 它在被译为拉丁文的Natura之后失去了其“本真性”含义(注：参见Heidegger,An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trans.by R.Mannheim,New Haven,1959,P13。这个例子 海德格尔曾多次谈到，参见他的长文：《论Physis的本质和概念》，载孙周兴所译海德 格尔的文集《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它也可以是海德格尔所使用的Sein ——无论它被译为英文的Being还是中文的“存在”，都面临着“失真”的厄运；等等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本真的或超然物外的 处所，它们在语词世界的复制中总是在W.本亚明所说的“幸存”(survival)和“死亡” (death)[1]的张力空间中进行挣扎，由此呈现出所谓“解释学真理”与“逻辑真理”的 基本区别。当17世纪斯特拉斯堡的神学家J.丹豪尔首次使用拉丁语词Hermeneutica(解 释学)来命名其著作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区别：

存在着两类科学，逻辑的和解释学的。逻辑的任务是通过从更高原则的推演来确定知 识的真理。但为了能理解一个作者实际表达的意思(what an author actually means) ，还需要另一门科学。这门科学，解释学或关于解释的科学，旨在将作者赋予他使用的 某个符号上的意义识别出来，而不管从思想的层面如何看待这些意义。由此而有两类真 理：解释学的真理，旨在发现“所说的是什么”(what is meant)；还有逻辑真理，旨 在发现“所说的是真还是假”(if what is meant is true or false)(注：引自JeanGrondin的转述，参见Sources of Hermeneutic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1995,P24。)。

显然，是单纯在逻辑复制的角度来看待“哲学概念”，还是让“哲学概念”从逻辑世 界下凡到具体的“语词世界”，这对哲学思考来说是不容忽视的。大约是根据类似的理 由，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指出：“哲学概念通常也好像是从感觉材 料而来的命题。这种混淆统治着逻辑并以此阐释着哲学在婴儿期的理想。概念是根据‘ 哲学’语法来衡量的，而哲学语法可以归结为从语句抽象出来的命题。……但概念决不 是命题(the concept is not a proposition at all)，它不是命题性的[2](P22)。

本文不拟对德勒兹的“概念创造”(Creating Concept)理论展开讨论，而是要说明， 在逻辑世界和语词世界中，“模仿”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

二、模仿：“原本指向”的复制概念

作为“语词复制”的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所表现出的强烈特征是“模仿”。它是语 词对语词的模仿，语句对语句的模仿，篇章对篇章的模仿，从而最终是文本整体对文本 整体的模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译语中的译本视为对原语中的原本的copy(复制 或拷贝)，或者可以说，翻译是以另外一类文字组合来复述原本文字组合的活动。当然 这里也需有“创造”。但严格的文本翻译中的创造行为必须服从于模仿这一基本任务。 我们由此发现狭义“翻译”概念与日常“解释”概念的语用区别：狭义翻译是“原本指 向”(original-text-oriented)的模仿活动；而日常意义的解释则更多是在复述的名义 下出现的“译本指向”或“解释者指向”的活动。

哲学上所说的“模仿”显然具有超学术规范的意义。一旦人们假定了“原本”概念， 就会重视“模仿”；一旦人们假定了“教化”观念，也会谈论“模仿”；一旦人们假定 具有一定形态的思想的影响史，依然要关注“模仿”。

在西方传统早期，最有影响力的“模仿”概念出现在柏拉图的论述中。该词的希腊文 为，其英文译名为mimesis。单从这个词的字母构成和读音，我们已能明确感 受到重复模仿的意思。

柏拉图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模仿”概念的。归纳下来有如下含义：

其一，在早期对话中，柏拉图强调音乐、绘画、雕塑这样的活动是对外部事物的模仿 。在《智者篇》最后，他还谈到一个人对他人姿态和行为的模仿(counterfeit)(注：参 见《智者篇》，267A，载《柏拉图对话集》，E.Hamilton等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P1015。在这里，counterfeit主要表示“假冒式的模仿”，柏拉图因此称 这种模仿为mimicry，即“拟态性模仿”。)。这里所说的“模仿”与我们日常了解的含 义相近。它是一种“模拟复制”，英文多为imitation。其“模仿”的效果就是“像” 或“不像”[3](P813)。

其二，柏拉图还曾在其他意义上使用“模仿”，比如《理想国》中对诗人的讨论。他 认为类似叙事故事的诗歌和戏剧都是对一些事件的“模仿”。文字描述是对对象的模仿 。

其三，不仅如此，柏拉图还在教育的意义上使用“模仿”概念。比如在《理想国》第 三卷中，他就谈到城邦的保卫者“应当从小就模仿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人物，即模仿勇敢 、节制、虔诚和自由的人，模仿体现着这些品质的那些事情”。并由此引申出以下教化 性的议论：“你难道没有发现从小到大不断地模仿，最后成为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 天性，影响到人的言语和思想吗”?[4](P640)

出于教化目的，柏拉图特别指出人们应当“模仿好的东西”，而不能模仿恶；诗人应 当在模仿中讲述好的故事，而不应当讲述不好的故事，等等。

其四，柏拉图还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谈论“模仿”。这种谈论形成了《理想国》第 十卷中关于“三张床”的经典隐喻。在《智者篇》后面关于“两种生产”的讨论中，这 种隐喻再次出现。

所谓“三张床”是指：由神创造的床的“原型”；由工匠根据这个“型”而制造的各 种具体的“床”；由艺术家对工匠的“床”的描摹。所以艺术家是与神的原型隔了两重 距离的“模仿者”，即他是对“型”(第一重创造)的影子(第二重创造)的模仿者[4](P8 22-823)。

由于“模仿”在柏拉图那里有诸多含义，所以究竟用representation(再现性模仿)还 是imitation(拟态或拟形性模仿)来翻译mimesis，在英语世界中一直有争论。然而有一 点是确定的，即“模仿”是以“原本假定”为其逻辑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两 类模仿区别开来：

其一，对最高的“型”(包括美德的“型”)的模仿，这是一种直接再现性模仿。柏拉 图称其为“有知识的模仿”，以区别于“无知识的模仿”(注：柏拉图将二者具体表述 为，“由知识引导的‘熟知性模仿’(mimicry by acquaintance)”和“由意见引导的 ‘牵强附会性模仿’(mimicry by conceit)”。Conceit一词具有“基于个人意见的” 、“任意夸张的”和“自以为是的”等含义。参见《智者篇》，267D。载《柏拉图对话 集》，第1016页。)。在这里，“再现”(representation)是“型”在人的知识中的“ 在场”(presentation)方式，本文最初谈到的“哲学概念”对实在的复制就属于这种“ 模仿”。

其二，对人的行为、历史事件、物的形态的拟态性或描述性模仿。这种模仿通常是二 级模仿。也就是说，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它是对“型”的影子的模仿。而从批评的意义 上说，它可能会形成对坏的事情、坏的品行的模仿。

由柏拉图的模仿说我们可以引出对“翻译”的两类评价：首先，从再现等级来说，严 格意义上的“翻译”似乎只能归入“对影子的模仿”或“模仿的模仿”的范畴。它不是 以某个理念性的“型”为直接原本，在最好的意义上，它只是以这个原本的摹本为原本 ，是对这个“型”的文字再现物的“再现”。这种“模仿性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 “只问文本的意思，不问该意思的真假”。其次，我们应当看到，“翻译”并不因此就 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柏拉图关于“教化性模仿”的讨论已经表明，理念性的“型”必 须通过人的“模仿”而作用于人的习惯——第二天性。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过教化性模 仿作用于人内心的“型”。

由此联想到另外一个英文词mim-mem，它直接脱胎于mimesis，因此也表达模仿之意， 但却特指通过“复述性背诵”的模仿。目前有中国学者在讨论“经典诵读”对传统经典 传递、对人的心灵塑造的重要意义。显然，它是“语内翻译”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原本 指向性”翻译形态。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典型的“原本指向”翻译：

其一，以“型”、规则或尺度为原本指向的翻译，这是科学逻辑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其二，以传统的“经典”和观念为原本指向的翻译，“背诵”是其极端形态。

其三，以外语文本为原本指向的复述性翻译，狭义的“语际翻译”是其极端形态。

这三种“原本指向”的翻译对形成人的内心的“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对再现性知识的再现”对人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与“模仿”有关的几个假设图式

“语际间的”文本翻译不同于绘画对对象的模仿，不同于文字对事件的叙述式模仿， 它是文字内容对文字内容的模仿。这种模仿的理想目标是在译语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复 制原本。在这个意义上，“语内翻译”情况下的“经典背诵”似乎才是它的典范。

但“语际翻译”无法达到语内性“经典背诵”的程度。因为后者作为复述性翻译，其 特征是把“原本”以“原原本本”的方式在内心完全复制下来。这种复制使背诵者成为 “原本”的载体。背诵者在背诵中不仅领会原本的原意、原本中那些可能具有普遍性的 观念，而且模拟着原本特有的语言风格和叙述趣味。因此，在背诵中不存在对原本的本 质性内容和非本质性特征的区别，它假定原本的一切都是本质性的。在任何传统型社会 中，“背诵”都是首要的教化方式(注：利科在分析“神话”时曾经指出：“在背诵的 意义上，神话的力量在某一特殊语境下会重新恢复。在这里，文本只是文本，阅读照样 存在于文本之中。”参见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9页。)。在这里，传统的含义不仅表现为“源头回溯性”，而且表现为严格 意义的“心灵复制”(注：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教育中，“背诵”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学生对各种科学公式的背诵往往是理解和应用的前提。然而，即使“背诵”也并 非完全相同的复制，背诵文本的语音、语义乃至所嵌入的环境都会变化。对此我们暂时 忽略不计。)。

作为心灵复制的“背诵”是在记忆的意义上满足着A = A的要求。心灵复制很像一个原 本的物理复制过程。在后者中，原本A通过抄写、印刷或数码技术被复制成多份。它在 物理的意义上满足着A = A的理想。无论心灵复制还是物理复制的“同一”显然都不同 于先天命题的“概念同一”，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不结婚的男人”。在那里，“不结 婚的男人”先天地被包含在“单身汉”的概念中。A = A的概念同一在语词水平上是由A　= B的语词关系来实现的。它的意思是说，语词A和语词B表达着同一的语义。

关于非先天的、心灵复制意义的“背诵同一性”的讨论并非多余。因为由此我们可以 观察到“语际翻译”与“背诵”的差异：“背诵”是原本的“原原本本的”文字搬移， 而跨语言的翻译显然做不到这样的“原原本本”。西语中的“狭义翻译”一词本出于拉 丁语，即translatio。它的字面含义是to carry over on the other side，即“将… …搬运到另一方”。它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地理性含义，即“将亚德里亚彼岸的文化体搬 运过来”(注：参见Jean Grondin:Sources of Hermeneutics,P26。原文为to carry a　body of culture across the Adriatic。)。显然，这是罗马人的观念，他们用“翻译 ”特指对希腊文化的学习。

切斯特曼在《翻译的观念因子》一书中观察到，To carry over(搬运)蕴涵着一种关于 翻译的“道路图式”(a path schema)，即原本A通过翻译被搬运到对象语言中，从而形 成译本B。这种“搬运”与从A到B的物理运动不同。因为在物理运动中，当A被搬运到B 之后，A就不存在了。语际翻译则完全不同。在那里，原本A中的某些内容虽然被搬运到 译本B，但原本依然保持为原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而译本所获得的也并非原本的全 部内容，而只是“可搬运的内容”。

由此可见，翻译，即使是理想的翻译，也并非是使A文本完全化为B文本。由此，我们 可以进一步问：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才能使我们有意义地说B文本是A文本的模仿性翻 译?为回答这一问题，人们通常会借用另一种图式，即“载体图式”(a containerschema)。它的意思是说，A文本的符号整体所承载着的内容或意义被搬运到B文本中。

然而，载体图式使翻译这种“模仿”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仅就语言而言，它可以分解 为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从所承载物来看，“原本”是否包含着被称为“确定语义”(determinedmeaning)的所承载物，并且，这种语义可以被另外一个承载者所接纳?

问题二，载体A与载体B存在着哪些可识别的对等或等值关系?

问题三，载体总是以某种方式承载意义的，这些方式之间是否可以转换?

问题一对于谈论“理解可能性”或“翻译可能性”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人们通常 可以把作为所承载物的“语义”理解为一个“值”(semantic value)。它的意思是说， 该值是由取值范围来确定的。所谓取值范围，就语言内部的关系而言，是随着不同的语 言单位的层次(如语词、语句和语句连接的整体)而变化的。譬如，在语词水平上，语词 的语义可以取决于词典——词典概括了一个语言共同体对语词和语义的约定关系。在这 里，正如利科所说，“语词的多义性”(polysemy)构成了语词使用、联想和理解的多种 潜在可能性。而在语句的水平上，语词的语义为了满足使用者的表达要求而经过“选择 ”，因此，一般而言语句水平的表达较容易获得单一语义。语句的联系构成文本整体。 从联系的意义上，文本整体获得一种所谓主旨性意义(purport)；而从循环关系上，这 种主旨又反过来使语句甚至语词获得了一些字面之外的含义。如果再引入作者和阅读者 的表达和接受语境等外部环节，语义的取值范围就更加难以确定，这就决定着表达式的 语义值是难以确定的。

然而，要达成一种理解和翻译，“语义确定性”是个必要的假设。阿贝尔在讨论美国 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的符号理论时曾概括了符号三元素，其中第二个元素就是，“如 果不假定一种被视为可再现的、可知的真实世界的存在，符号对意识来说就不可能具备 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注：参见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Philosoph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第102页。阿贝尔引申出的其他两个元素 为：“(1)如果没有基于物质符号载体(material sign vehicles)一种真实的符号中介 物，就不可能有关于某物之为某物的知识；……(3)如果没有一个真实解释者的解释， 就不可能用符号将某物再现为某物。”)。而对于再现这个真实世界来说，最容易实现 这种意图的语言单位既不是作为较小语言单位的语词，也不是作为较大语言单位的语句 联系整体，而是语句。对那些可以从特定语境中剥离出来的语句来说，对那些可以满足 一句一义的逻辑语句或理想语句来说，“语义确定性”是一个可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 想语句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第三者语句图式”，即语句A和语句B所共同表达的那个语句 。W.本亚明称之为“纯粹语言”，而分析哲学则称之为“命题”。

这个“第三者语句图式”成为译本对原本的语义模仿的实现条件。它确定了语义翻译 的基本含义：从文本A向文本B“搬运”文本C。

问题二涉及的是语际之间语言载体与载体的关系。在这里，翻译的模仿关系是由“对 等性”(equivalence)概念来表达的。载体的等值固然是以语义的最大限度的同一性为 前提的，但在自然语言中，一个大致可以确定的语义却可以由不同的语词符号来表示， 这正是雅各布森所说的文本翻译即rewording(语词重组)。因此，译本中可选择的语词 单位应当尽量与原本的语词单位形成可识别的等值关系——“等值性”成为语言载体模 仿的基本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奈达和英国学者卡特福德都就“等值”(或译为“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十分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学研究。相对于奈达所强调的“信息对应”，卡特福德更强调 “原本/译本”之间在语言上的“形式对应”和“文本对应”概念。

所谓“形式对应”又常被表达为“语法对应”，它包括语言单位的等值和语词联系规 则的等值。卡特福德提到的语言单位包括句子、子句(clause)、词组(group)、单词、 词素(morpheme)这五个部分。他明确指出，这种划分是参照英语和法语作出的。所谓逐 词逐句的“直译”就应当是这些语言单位的等值性替换[5](P20-22,39)。然而，不需要 太多的语言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语言单位的对应在不同自然语言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比如对中文这样一个缺少英文那样的词素和子句的语言来说，它对任何一种 西语的语言单位对应都与西语之间的对应不可同日而语。

在“形式对应”中，卡特福德还讨论了基本语法范畴的对应。他同样是参照西方语言 的通例概括了以下几种语言范畴：

1.基本语法范畴，包括语法中的词性、名词的性、数、格、冠词以及人称形式等。

2.从属语法范畴，包括动词的时态、语态、情态和变位等。

3.功能语法范畴，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等[6](P132)。

他认为，翻译就是用译本语言中的这些语法范畴去对应、替换原本语言中的语法范畴。

不用说，在所有语言之间，比较唯一容易实现等值的是“功能语法范畴”。而对汉语这样一种既缺乏名词的性、数、格形式，也缺乏动词的时态、变位规则的语言来说，它 与西语在语法范畴上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相对于“形式对应”观念，卡特福德的“文本对应”观念似乎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里不是将文本视为由语词、句子简单复合而成的整体，而是强调文本自身具有一种独特 的叙述格局。在这里，文本结构被理解为文本意义的基础。

意义是一种语言的特征。一篇原语文本具有原语意义，译语文本具有译语意义。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因此可以按照J.R.Firth的办法，把意义定义为：由各种语言形式， 包括文本、文本中的论题项目(item-in-text)、结构、结构要素、类别(class)、理论 系统中的术语项目(item-in-system)，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形式，构成的“总体关系网 络”(total network of relations)[5](P42)。

显然，由于任何文本的总体关系网络是独特的，因此在原本与译本之间建立起可识别的关系网络对等是相对容易的。如果一个译本能够反映出原本的标题、篇章节目、基本 术语符号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使用、相关索引指涉以及最重要的，它的作者等因素，人 们就足以认定该译本与原本存在着起码的可识别性等值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自然语言之间在语言载体上的“等值关系”是不同的。按照卡特福德的说法：“文本等值关系和形式对应关系之间的差异程度(degree of divergence) 是衡量语言类型差异(typological difference)的基本尺度。”[6](P133)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载体在“语际翻译”中的“等值性”同时还意味着“不对等”，意味着两种自然语言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等值”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家 对若干语言之间的“等值性”描述远远不具有普遍性(注：无论在卡特福德的还是奈达 的著述中，我们都强烈的感受到，这些语言学家即使有渊博的语言学知识，但他们关于 “等值”的具体描述往往只适合于有限的几种自然语言。)。但“等值性”观念表达了 一种“原本指向”的翻译要求，那就是要使译本和译本语言尽可能模仿原本的语言和语 法特性。

问题三所关注的是译本对原本风格的模仿，它在我国翻译讨论中常被概括为“译神韵”、“译风格”或“译味”，从而与以翻译文字陈述内容为主旨的“译义”区别开来。 奈达对“译味”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说法：“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 语言表达。但如果表达的形式是所表达的意思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情况就不同了。” [7](P63)

诗歌显然属于这一种情况，它的语词排列所表现出的韵律、格式和情感等都属于独特的表达本身，而不简单地只是作为语义载体。成语、双关语、中国的对联、日本的俳句 以及一切绕口令(tongue twist)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卡特福德还在“语言变体”的题 目下谈到个人习语、语气、风格等要素(注：参见《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翻译中的 语言变体”一章。)。所有这一切所呈现的都是直指人的情感和内心的意义。它因为属 于语言形式自身，因而通常被归入“不可翻译”领域。

但对模仿性翻译来说，“不可翻译”并不意味着“不要翻译”。因为除了逻辑数学或科学公式外，任何自然语言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风格特征或表达韵味。如果在翻译中去 除原本的这些趣味性因素，译本就只能成为简单陈述句的堆积(注：必须澄清一点，“ 风格”(style)并非文学语言或诗的语言的专利。奈达曾经指出：任何解释和翻译都是 以语词B注解甚至替代语词A的行为。但挑选哪些语词，不仅要有语义考虑，也体现着风 格考虑。“当我们选择其他术语来服务于同样的意义叙述目的时，风格考虑就是必须的 。”参见其文章：“Bible Translating”，载On Translation,edited by R.A.Br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6。)。要对这些“不可翻译”的因素进行翻译， 就要用译本语言创造出与原本的语言韵味对应的替代物。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意象主 义(imagist)诗人和诗歌翻译家E.庞德做了深入探索。在他看来，对诗的翻译决不能聚 焦在表达诗歌的语义和观念上，而应通过诗作者创造的意象而洞察其内心，通过作者所 建立的语词关联而洞察这些关联所表达的生动“意象”。庞德说，这种意象并不可以诉 诸词典式翻译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它只有在另一语言中寻找“替代物”。而原语中的 诗在译语中的替代物依然应当是诗。这让我们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对神话的解 释依然是神话。

为实践这种观点，庞德出版了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中国诗集》。他亲自将崔灏的《黄鹤楼》译为英文。其方式并非是字面性的逐词逐句翻译，而是通过找人讲解该诗的“意 象”，从英中词典中捕捉其中若干汉字表达的韵味，然后独立进行创作。实际上，这已 经不是对《黄鹤楼》的狭义翻译了，而是把该诗变为素材进行重新创作。

从以上关于模仿性翻译的“载体图式”的分析中，我们对作为“语词复制”的翻译可作出以下结论：

1.所谓“语义翻译”往往需要假定作为A文本的“原本”和作为B文本的“译本”所共有的“第三文本”的存在。它是“原本”向“译本”转移的内容，也是“原本”所以能 够被转换为“译本”的条件。

2.就“语际翻译”所涉及的语言载体和载体的关系来看，模仿性翻译的主旨是寻求“等值”或“对等”，它可以是“形式对应”，也可以是“文本对应”。然而这种对应是 受到原语、译语之间的“空间间距”的限制的。“等值”或“对等”同时也蕴含着“不 等值”或“不对等”。

3.语言载体所固有的那些风格、形象和韵味是“不可翻译的”，如果一定要翻译，通常只有使用“替代物”。在这里，“替代”已经与严格的模仿相去甚远。

上述三者的基本关系是：“第三文本”的共有程度取决于不同语言之间“等值”范围的大小。而“非等值”部分则可以通过“替代”而实现所谓“等效”翻译。

四、“译本”与“原本”的相似性：“象”与“不象”

前面已经指出，语际条件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性复制，只能在剔除原语和译 语的全部差异性因素时才可能达到概念意义上的“同一”。这就是“语词世界”与“基 于逻辑的概念世界”的基本区别。面对语词的世界，“概念同一”必须要承诺一个“第 三文本”，它是我们判别B文本是否同一于A文本的基本依据。其判断词是“真”或“假 ”。B = A，当且仅当B的所指是由A的所指分析而来的。然而，这种翻译只有在逻辑语 言、记号语言中才可能实现。而这种人工语言实际上是“超语际性”的。

此外，语际条件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性复制也不同于“背诵”这种心灵复制 ，因为它无法达到“背诵”所具有的“原原本本”的程度。与此相关的例证很多。在笔 者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中，某法国学者讨论黑格尔宗教学讲演录中关于中国“道家”的内 容。但该部分陈述听起来十分奇怪。经过反复询问我们才确定，黑格尔的该部分论述可 能取自当时传教士关于《封神榜演义》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语际翻译”与“ 背诵”的区别：在语际背景下，译本B如果是“原原本本”的翻译，那就意味着在把它 译回原语时，它应当等同于“原本A”。但这显然是困难的。

如果说诉诸“逻辑复制”的概念转换依赖于“同一性”(Identity)原则，那么在诉诸 “语言复制”的“模仿性翻译”中，“译本”充其量只是“原本”的“相似物”，它与 “原本”只具有“相似性”(sameness)。“相似性”包含着“原本”与“译本”的“差 异性”。正因为这样，在一个“原本”的连续翻译转换中，即在前面提到的To≈T1≈T2 ≈T3……≈Tn的式子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差异”的扩大和“相似”的减少。这种“ 差异”的扩大应当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播撒”(dissemination)。而“差异”的“播撒 ”主题早已在柏拉图的“模仿”概念中就存在了。柏拉图曾把“模仿”和“模仿的模仿 ”比喻为“磁石的磁力”在传递中逐步递减的过程：

我刚才说过，使你擅长解说荷马的才能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像欧 里庇德斯所说的磁石一样推动着你，磁石也就是大多数人说的“赫拉克勒斯之石”。这 块磁石不仅自身具有吸引铁的能力，而且能将磁力传给它吸住的铁环，使铁环也能像磁 石一样吸引其他铁环，许多铁环悬挂在一起，由此形成一条很长的铁链。然而，这些铁 链的吸力依赖于那块磁石。……观众是我讲过的最后一环，被那块磁石通过一些中间环 节吸引过来，你们这些诵诗人和演员就是中间环节，最初的一环是诗人。而最初对这些 环节产生吸引力的是神，是他在愿意如此做的时候吸引着人们的灵魂，使吸引力在他们 之间传递[8](P220-221)。

柏拉图用“磁力传递”说明人的源于灵感的模仿。但他在具体讨论模仿时(比如通过“ 三张床”的例子)反复重申“第一级模仿”、“模仿的模仿”或“三倍远离真实的模仿 ”等差异。这意味着磁力在其传递过程会出现递减效应。这一状况与语际性的文本翻译 十分类似。因此，我们在判断语际背景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关系时，通常不使 用逻辑意义上的“真”与“假”的判准，而只能使用“像”与“不像”的尺度。柏拉图 在《智者篇》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区别。在那里，以“陌生人”(stranger)身份出现的 苏格拉底在讨论了“制造形象的技艺”时曾区分了两类“模仿”：一种是制造与原型(original)“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可以被公允地称为相同(eikon)”。还有一种模仿 只制造与原型“看起来相似”(appears to be a likeness)的东西，它“只是制造相似 的东西(phantastikei)”[9](P978)。这里就出现了“像”与“不像”的判别标准。

有趣的是，在中国先秦时代，“象”(即现代汉语中“像”的本字)本身就传达着“翻译”的意思。在中国翻译研究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是这样一个关于“翻译”一词的方位 性定义：“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由“革”与“是”合成的字)，北方曰译” 。因为这个缘故，先秦文献中常把“翻译”称为“象译”。以“象”作为“翻译”的方 位名词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人以“模仿性”的象形方式来生成“符号”概念的语义发生 学过程；另一方面也衍生出对任何“模仿性活动”(包括“模仿性翻译”)的判断标准， 即“象”与“不象”。

首先，从缘起上看，“象”之所以作为先秦时期周王朝与南方诸民族“语言交往”的名称，乃是因为当时南方边地多产“大象”。这种在中原罕见的动物通常是南方民族向 周王朝入贡的礼品。《尚书大传》记载说：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由于这个缘故，“象”便象征着与南方各民族的“交通”，这是“翻译”被称为“象译”的主要成因。此外，“象”在后来还从一个具体的动物变成了一种表达形象模仿的 符号。《韩非子》中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 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子•解老第二十》)

这段论述描述了“象”怎样从一个具体对象变为一般符号的语义演变。

在这里，“象”从一个地域性动物变为一种得到流传的图像，从关于“象”这一具体对象的图象变为具有一般指示功能的符号，如“象形”、“图像”、“天象”、“物象”、“意象”等等。

正是从“象形模仿”出发生成的“原本”与“摹本”的关系，使“象”同时成为一种评价语词，即“象”与“不象”(等于“像”与“不像”)。回到我们前面关于语际背景 下“原本”与“译本”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译本1”是“原本”的“象”，“译本2 ”是“译本1”的“象”，……依此类推，我们在“译本n”那里就只能看到它与原始“ 原本”的“不象”了。因此，语言哲学中关于“同义名”的讨论通常过于关注两个语词 在一次性语义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同一性”条件，而忽略了这种人们用以表达这种“ 同义性”的语词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不断翻译过程中会日益显露 和扩大开来。

显然，“象”与“不象”的尺度只是在语词世界中才存在。“象”意味着在不同语词世界中的文本之间可以识别的相似关系，而这种相似关系同时蕴含着“不象”的“差异 ”关系。当解释学把“时间间距”、“前见”、“本文的现世与来世”等当作文本理解 的基本条件时，它便使我们下凡到具体的语词世界。在这里，“象”与“不象”即“差 异”构成了文本意义持存的基本含义。了解这一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 哲学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是以寻求“概念普遍性”为其基本诉求的，它强调“哲 学概念”是应当诉诸“逻辑复制”的“概念语词”(弗雷格语)。然而，一旦通过翻译将 “哲学概念”放到“语词复制”的平台上来观察，我们便看到它的普遍性从来就是受到 具体语词世界约束的。我国学界今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哲学”的讨论，本身就表明“ 哲学”这个概念在不同语词世界中存在着难以抹平、不可还原的差异，而这已经超出本 文对“模仿”问题的论域了。(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笔者在《哲学研究》2004年 第9期的文章《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收稿日期：2004-09-17

【参考文献】

[1]W.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Hannah Arendt.Illuminations[C]. Harcourt,Brace & world Ltd.,1968.

[2]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4.

[3]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PLATO.Republic,trans.by Panl Shorey[A].E.Hamilton and Huntington.The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C].

[5]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雷译[M].北京：旅游出版社，1991.

[6]廖七一等.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7]郭建忠等.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PLATO.Ion,trans.by Lane Cooper[A].E.Hamilton and Huntington.The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C].

[9]PLATO.Sophist,trans.by F.M.Comford[A].Hamilton and Huntington.The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