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在总结苏共教训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正是由于进行了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才导致了剧变，那么，中国如果进行以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会不会也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结果？对此问题，一些人做出了肯定地回答。一时间，政治改革，谈虎色变，由此引发了“政治改革危险论”的议论，并有了流行的趋势。
“政治改革危险论”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只能限定在经济领域，如果过早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国家的根本制度向资本主义演变，因此，至少在国内出现利益大致均衡、认同基本一致、人民中对改革的抵触和不满基本消除之前，不能在政治方面搞什么实质性的改革。在这样的时期，政治发展只能顺其自然，甚至很多时候还有必要利用原来政治体制的弊端。似乎政治不改其它方面才可能改，什么都能动，唯独政治不能动。政治成了改革的禁区。政治不改革，改革才可能成功，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这样的议论显然已经对决策产生了影响。
为了使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至于因政治发展方面的缺失而出现混乱，进而导致发展的减缓甚至中断，对“政治改革危险论”需要澄清。
任何改革都有风险，政治改革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不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产生的不利后果和危害显然是无法相比的。
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认识应该可以成立。
第一个认识：民主化改革不会引发中国国内的社会危机。
有学者认为，民主化改革会使中国国内各种矛盾得以直白、充分地表达，使社会对立明朗化，从而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动乱，最终会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确实，目前的中国国内已经出现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加剧、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况。其实这些情况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根本封锁不住，早已为广大群众所知晓。真正要消除危机，根本在于彻底根治产生矛盾并导致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消除矛盾，而不是压制不满情绪，封锁消息。恰恰是民主制度有利于缓和各类矛盾，建立起和谐社会。那种使用行政高压的手段把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强行压制下去，或者动用国家的暴力机关对人民群众的维权行为进行镇压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做法不可能解决矛盾，而只能暂时掩盖矛盾。矛盾积蓄愈久，这爆发越剧烈。“文革”时期，长达十年之久的极“左”高压，不仅没有“制造”出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拥护，反而使绝大多数人对“文革”越来越反感，这样的反感在“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震天价响的口号声中愈积愈烈，最终导致了“四五”运动的总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对“左”的政策的总清算，“文化大革命”这场被它的发动者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修防修”运动，在广大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继而扔弃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史为鉴，可以避祸。“文革”的教训，不值得很好记取吗！？
第二个认识，民主化不会“妨碍”现代化。
民主化会不会“妨碍”现代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几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尚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政治上不能实行完整意义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制必然导致多元化，而多元化在利益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这也是一种误解。利益差异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只有在人们对利益差异这种结果的产生原因不认同的情况下，不满才会演变为冲突。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人们对他的财富是认同的，相比之下，国内那些富豪财富远不及比尔·盖茨，但人们对他们的财富却极不认同，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甚至是犯罪手段获得的。比尔·盖茨的财富体现了“美国梦”，而“美国梦”体现了美国制度的美好；而国内富豪的财富多是出自于制度的不合理，人们从这些财富中看到的是罪恶！通过这样的比较，民主化对现代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三个认识，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下，“闹事”其实是公共治理中的正常现象，在民主制下，“善政”是必然结果，因此，“闹事”的性质和发生频率都不可与非民主制同日而语。
有观点认为：民主化改革以后，“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天天都有人闹事，国家岂不乱套了吗？”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关于“闹事”，有几个认识先要澄清：其一，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怎么会没有一点事？如果这个国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这正常吗！？历史上有些国家在某些时候倒是非常安静，但这种安静就像火山爆发时岩浆即将喷出前那种瞬间的寂静一样，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其二，什么叫“闹事”？闹事与革命、暴动、政变等剧烈的社会反抗行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实事求是地讲，所谓的“闹事”至少在它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意见表达方式，“闹事”活动的参加者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他们“闹事”其实就是为了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所以，“闹事”其实是一种参与方式。其三，闹事要看原因是什么，针对的对象是谁。闹事总是有原因的，发生了事，通过正常程序或正常渠道又解决不了，才有闹事，闹事者的目的是要强迫统治者听取自己的意见，采纳自己的主张。这是在国家制度化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的必然现象。其四，事实证明，在非民主体制下，发生事情的几率比在民主体制下发生问题的几率要大得多，并且，在非民主体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在民主体制下要小得多，所以，结论应该是：越民主“事”越少，越民主越不怕闹事。此外还有一点必须心知肚明：谁惹的事才找谁闹事。在改革开放之前，执政党集大权于一身，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党（和政府）是一方，民众是另一方，社会处于一种简单明了的对立状态，人民群众面对的只有党；与此同时，党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自然也就把一切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所以，一旦有事发生，人民群众必然也只能找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一旦实行了民主化改革，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党不再大权独揽，因此也就不再责任独担。党“超脱”了，其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作用才真正令人信服了，其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也才真正稳固了。其五，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其六，失败社会和无能政府才怕闹事，而法治社会和机制健全的政府是不怕闹事的。一些人把闹事“妖魔化”实际表现出的是自身的怯懦与无能。其实闹事其实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可怕。发达国家几乎每天都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行政机器照样运转，行政事务照常处理，治国理政丝毫不受影响。所以，只要有健全的法制，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似乎是安定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定”呢？毛泽东曾说：一个高级社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可见，这样的安定不是真正的安定。因为对人民隐瞒真相，搞愚民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俗话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问题没有解决，越积越多，矛盾没有化解，越积越深，一旦事情暴露，人民醒悟，统治基础就会顷刻崩溃！如果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毛泽东式的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不报喜尽报忧，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的制度与政府已经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终结与垮台的迹象。所以，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对政府的监督者和挑剔者，代表人民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改善弊端，这有利于政府实现“善政”，而政府实行“善政”，人民是欢迎的，还“闹”什么“事”呢。
第四个认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绝不会出现苏联那样的国家解体的结果。
我这里暂且不对苏联发生的情况作任何价值判断。我要说的只是，政治改革绝不会在中国引发苏联那样的国家解体的结果。
苏联的情况是：第一，在苏联，占国民主体的民族俄罗斯族还不及总人口的一半；第二，俄罗斯人一直就有自己“吃了亏”的想法，早就想分家。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第三，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第一，在中国，主要民族汉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第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第三，主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紧密联系。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获民意支持。即使是台湾，1949年以后实际上一直是独立的，但仍然不能也无法从中国分离出去，目前，大陆的经济制度与台湾已经非常接近，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大陆政治也将实现民主化，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政治方面的区别也越来越小，这样，两岸社会越来越“趋同”，台湾就更没有独立的理由了。
另外，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退出”机制。也就是说，对现政府或社会不满的人可以选择离开，迁徙到他满意的地方居住，对中国不满，你可以去美国。这样，他当然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推翻政府，分裂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化不会导致中国国家分裂而只会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说民主化不会导致中国分裂，还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其一，国内各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绝对不会赞成独立。
目前，国内有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这独那独的闹得十分邪乎，因而有人担心中国如果进行民主化改革会给这些独立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出现国家分裂。其实这是多虑。
首先要说明一点：有人闹腾是难免的，毛泽东时代有人闹腾，现在有人闹腾，将来一个时期肯定也会有人闹腾。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事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过闹腾归闹腾，能闹出多大个名堂来，是否能闹成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大多是政治投机分子，别看闹腾得厉害，其实这些人的观念是落后的，目光是短浅的，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是不大负责任的。说他们观念落后，是因为这些人头脑中关于国家、民族以及宗教等等方面的意识大大落伍于今天的时代，差不多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水平，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全球化的概念，他们对世界大家庭这样的观念也十分陌生，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类还是分裂的，世界还是多元敌对的。其实这种意识建立所依据的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逐步改变，冷战结束后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如果再坚持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是愚昧或顽固不化，那就只能是出于对人类的仇恨了。说他们目光短浅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势完全相背离。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水平越来越一致，随着阻碍人类交往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被打破，随着人类交流之间各种各样界限的越来越被逾越，阶级正在消亡，国家正在消亡，文明的差别也正在消亡！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势是趋同：差别越来越少，共同点越来越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之间越来越友好，人类最终会组合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各种各样的独立分子一味强调差异，他们的表现显得与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合拍。说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不大负责任，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能保证一旦独立本民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他们根本不能保证一旦独立本民族的经济-社会能够像在共和国大家庭中那样发展，他们也根本不能保证一旦独立本民族在国际社会中还能享有目前这样的地位和安全。这些连一个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权利都不能保证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怎么能让本民族的民众放心，民众对他们不放心，他们又怎么能取信于民，不能取信于民，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民众的引领者？！
所以，他们必定成不了气候，如果他们都成了气候，那么，从达尔文开始时创立的“进化论”就会被推翻，人们现有的关于进化的一切观念都会被彻底颠覆！
其二，现今的国际社会已经不会简单地支持民族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际主流社会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当今世界，主流意识是“人权高于主权”，“和平压倒一切”。如果民族独立、民族主权侵害了人权，威胁到了和平，就不会为主流意识认同。所以，任何国家都不会像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简单地支持民族独立的主张。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盛行一时，使得世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从族权转向人权。族权的伸张如果有利于人权的实现，当然会在国际上获得支持；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损害了人权，不仅不会获得国际主流舆论的支持，反而会招致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比如，国际社会对待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态度就明显不同于对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处理国内阿族问题的态度，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车臣分离主义者，但对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独立主张却竭力支持，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认为俄罗斯对车臣问题的处理有利于人权的伸张，而塞族人对阿族人的残酷压制极大地损害了人权原则。更近的例子是，西方国家支持了科索沃的独立，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却表示坚决反对，究其原因自然也是出于对和平的考虑。
当今世界“人权高于主权”的“民主主权观”的新潮流有利于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以，即使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也没有必要对中国会不会出现民族分裂过多地担心。“人权高于主权”、“和平压倒一切”的国际主流意识也有利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台湾独立，必然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因为如果台独势力强行独立，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另外，台湾独立也并不是符合绝大多数台湾人的意志，如果台独势力强行独立，必然会对大多数人进行压制，这也就侵犯了人权。这样，“台独”既违背了既“和平压倒一切”又违背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流意识，因此，不管中国是否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独立的可能性都明显地小于反对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第五个认识，民主化不会影响外国资金的进入。
是不是实行民主、允许工人罢工，“外国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喜欢罢工，但是如果让他们在“有法治、有罢工”与“无法治、无罢工”两种社会环境中做出选择，多数人恐怕还是会偏向前者。归根结底，外国资本追逐的是廉价劳动力，工人的罢工权利能够制约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以及工人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而，中国政治改革并不会马上影响到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基本国情。与民主相伴的是法制，民主充分法制健全的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外资欢迎的当然是秩序，而不是无序。
第六个认识，民主制的运转成本远低于非民主制的运转成本。
就选举成本来看，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制度下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但比竞选所花的钱还是少得多。然而，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官员的挥霍、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种种损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也就是说，以总的制度成本比较，非民主制远比民主制高，并且高得多得多！
第七个认识，结论：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相比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落后，由于政治改革落后，致使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坏”的情况的出现，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举其要者，这些现象有：
“坏市场”的生成：在80年代末，就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一些经济学家（如吴敬琏、钱颖一等人）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经济、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不实行改革，就出现革命！）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时机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出现逆转。
腐败越来越无法遏制：据《瞭望》刊载中央纪委法规室官员蔡晓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依然处于一个高发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特点是，腐败现象随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扩散而蔓延。腐败不仅表现在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向公职人员行贿的普通公民身上；不仅表现在国内交往中，也表现在国际交往中；不仅表现在国家机关和公共领域，也表现在公司企业学校和私营机构中。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滥用权力成灾：目前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滥用权力的问题，并且权力越大的部门、与民生关系越大的部门，滥用权力的情况越严重。滥用权力，实质上就是对制度的挑战。问题官员个人之所以敢冒险挑战党纪国法的威严，大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漏洞。制度环节缺失和运行中的漏洞，一方面使个人可以很容易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化公为私”，滥用职权，另一方面也使个人滥用权力行为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大大降低。一些腐败分子深谙此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缺陷使滥用权力既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也诱发了腐败分子“蠢蠢欲动”、铤而走险的冲动。如果防腐的“硬件”——制度不能得到系统化健全，预防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寄希望于领导干部的个人自律，而惩治腐败只能靠事后发现。这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
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特别是在基层，民众与政府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对抗越来越明显：这方面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与波及的面越来越宽。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方面的问题不仅没有减缓，反而有加重之势。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广大民众对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
以上问题与现象，从根本上讲，还是政治改革滞后所致。这里，提出以下观点作为本文的结尾：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当今世界，只有民主政体才表现出对腐败有抑制作用，而其他制度客观上都在助长腐败；要想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建立民主体制，因为按照制度对称的原理，与经济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称的是政治方面的集权体制，与市场经济对称的则是民主政治；只有建立起了民主政体中国才可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结论是：如果不立即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社会生态将日益恶化，我们的生存危机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