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国际政治中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象。本文主要从软权力的视角，探讨美国软权力霸权与全球反美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软实力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础。当下反美主义的兴起并不说明美国软实力的衰弱。在单极体系结构下，复合相互依赖中敏感性和脆弱性极大不对称，得不到有效制衡的美国软权力趋向封闭绝对，助长了霸权思维和独断作风。其缺乏自我约束的扩张倾向，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冲击与威胁，日益引起其他国家人民的不安和抵制，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引发反美主义的一大根源。
关键词：反美主义 软权力 霸权失衡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地位的确立，渊源已久的所谓“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也在全球范围扩散开来。特别是“9·1”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以来，不仅伊斯兰世界，也包括在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国，怀疑、批评乃至厌恶美国的声浪都明显加强。美国的形象问题已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1]反美情绪的激化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媒体声言世界已步入一个“反美主义时代”。“反美主义”这个具有强烈政治价值意味的语汇，也逐渐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2]尽管对其含义、形态以及根源始终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格局背景下，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反美主义”都同样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3]
是傲慢还是偏见？
虽然日益引起关注，但对“反美主义”的界定其实依旧混乱。在一般的话语表述里，“反美”一词的使用相当随意。即便在学术研究中， 反美主义的含义也需要具体辨析。[4]我们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反美主义的缘起很难一概而论，其具体表现在世界各地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反美主义自身的复杂构成使人很难在传统的政治形态光谱中为之定位。[5]不过考虑到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反美主义宽泛地界定为一种总体上对美国政府或美国社会的负面态度，它具体地体现在公众和精英的言论、思想以及行动之中。
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反美主义产生缘由的认识。对此，舆论与学界大概不外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它或者是因为“美国是什么”(what America is) ，抑或是由于“美国做了什么”(what America does) 。换言之，反美主义既可能是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作为的反感和抵制，也可能是对整体上的美国社会的拒斥。处于不同的立场，人们解释问题的视角往往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就称得上泾渭分明。在美国政府与学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右翼保守派)看来， 反美主义来源于强烈仇视、嫉妒美国的心理，或出于对美国实力地位的嫉妒，或出于对美国价值信仰的敌视，“反美主义者”反对的是“美国”，而与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无关。而另一部分人(大部分政治立场居中或偏左)则认为，现时反美主义的兴起更多是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应。[6]国内研究也普遍集中于反美主义的“客观现实根源”，即美国在“反恐战争”以来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霸权主义作风。[7]
应该说这两种思路分别触及了“反美主义”的某些问题，却又各有偏执而不免失于片面。“反美”究竟是由于美国的“傲慢举动”还是出于对美国的“嫉妒偏见”，在“是什么”与“做什么”之间，我们既有区分的必要，又不能忽略二者的关联。[8]考虑到反美主义的复杂多样性，任何单一因素的解释都难免过于简单。要更好地把握其来龙去脉，需要分析影响反美主义起伏的客观环境与政治过程。我们也有必要超越就美国谈美国的局限，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背景中分析和思考这一问题的根源。[9]
本文主要从软权力理论的视角，探讨国际体系层次的美国软权力霸权与全球反美主义兴起的关联。以下文章将从四个部分展开：首先针对目前学术界关于“软权力”与“反美主义”问题的一些讨论，指出反美主义的兴起并不能说明美国软实力的衰弱，美国依旧占据着软权力的霸权地位，由此揭示反美主义与美国软权力之间存在的悖论；在此基础上，其后的两个部分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框架，以软权力霸权格局下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极度不对称为切入点，分别从外部世界和美国自身两个角度详细分析美国软权力与反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并得出文章的主要结论：美国的软权力霸权对外部世界构成了威胁和损害，在其国内则助长了自负的霸权思维和独断作风，是导致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最后的结论部分对全文加以总结。
美国软权力的衰弱？
在有关反美主义的讨论中，无论作为概念工具还是议题本身，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 r.)的软权力(soft power)思想都被广泛征引。[10]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将反美主义的兴起与美国软权力的衰弱相提并论。[11]
作为“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近年讨论软权力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时就曾多次涉及反美主义。[12]2004年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美国软权力的衰落》一文，文章开头就指出，“近年来，世界上的反美主义日益高涨，作为其结果，美国的软权力——即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在衰弱”。[13]反美主义导致软实力消减，这可以说是很清楚的表述了。可是，奈自己随后又指出，美国始终是国际传播的掌控者，依旧具有无比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依然占据着无可动摇的软实力优势。美国的失误只是忽视了软权力手段，对这一优势没有充分利用。奈还特别历数了美国公共外交投入的不足及其严重后果。[14]这么看来，又似乎是因为美国对软权力手段重视不够才导致了反美主义的激化。可以说，反美主义与软实力下降，谁为因何为果，奈并没给我们一个答案，反而因其行文的力求圆通使人越发困惑了。
目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反美主义的兴起沉重打击了美国的软权力，造成了美国外交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似乎很容易找到现实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现象间在观察上的一致并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在经验研究中，要认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一国对美国政策的特定反应往往是困难的。在笔者看来，既有案例中对美国政策的反对或抵制，更可能来源于现实利益冲突，是美国以反恐之名行霸道之实，不只威胁到那些长期被美国视作敌人的国家的生存，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国家(包括其传统盟友)的利益，而与各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倾向并无必然关联。
毕竟作为一种大众社会思潮，全球反美主义其实还很难影响到政府外交决策。更何况，反美主义本身就是个利益情感诉求的复杂集合，其内部往往充满暧昧的自我矛盾，很难转化为明确的运动。反美主义的现实政治效应还很难判定。[15]
问题还不止于此。从奈对软权力及其来源的界定出发，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反美主义兴起、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就说明美国的软权力衰弱了。在奈的阐述中，一国的“软实力”资源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在国内国际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价值观，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普适性文化，被视为合法和享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决定政治议程的能力。而如果从这三个角度衡量，我们似乎还很难说美国的软实力就下降了。
首先，虽然受到的批评与指责不断，美国的文化影响依旧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即便是在许多反美情绪普遍的国家，美国的商品和大众消费文化也并未受到明显抵制。高呼“反美”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好像并不妨碍人们听爵士摇滚、看好莱坞电影、吃麦当劳。美国依旧代表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科技和教育水平。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依旧为许多人所向往。在这方面，我们更多看到的其实还是奈自己一再言说的那种对于美国的矛盾心态，只不过暧昧程度可能更为突出罢了。
其次，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话语中依旧占据着强势地位。美国在国际事务议程设置方面的主导权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几个决议还是基本体现了美国的意图。国际社会最终也不得不默认其对伊军事占领，而几乎没有国家站出来质疑或谴责。美国依旧主导着全球信息传播，其新闻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远非他国可望其项背。而这正是美国软权力构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甚或可以说是一大支柱。
最后，即便是饱受诟病的公共外交不力及至美国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更多地还是缘于美国自身对政策手段的选择，而不是能力本身的弱化。忽略说服劝诱等手段的使用是权力方式的问题，并不说明那种吸引或说服能力的衰减。虽然出现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种种不满与批评，但目前更多地恐怕还只是一种对于“美国做了什么/要做什么”的反应。它们还没有发展成一种持久的不信任与“偏见”，也就易于随着美国政策方式的调整而逆转。[16]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解释，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威望”取决于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霸权国在其制定和维护的国际规则基础上自我约束。[17]美国霸权合法性在近期受到质疑，主要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大为下降，而缺乏节制和约束的一系列政策作为冲击了既有的国际机制规则，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霸权国的意愿，而与其能力并无直接关联。可以想见，一旦美国的独断行径有所收敛，更多地回到多边框架中， 不再过分片面地追求一己私利，更多地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与感受，则其重新掌控道义权威并不太难。如奈所庆幸的，“好在改变政策要比改变文化容易”[18]。大多数情况下，某项政策对软实力的真正影响要在持续数年后才能显现。我们对美国国际信誉的受损程度实在不应估计过高。现在就断言美国软实力衰弱更显得为时尚早。
我们知道，一般衡量权力有两种标准：或者由资源和潜力衡量；或者根据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这二者难于统一又各自存在问题。[19]同样，判断权力的消长还需要注意时段与参照的问题。软权力的大小确实会随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消长。但软权力的提升或下降更可能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权力资源能否产生有利的结果受制于客观情境，也取决于将资源潜力转化为结果的政治技巧。如沃尔兹所言， “权力是如何分配的？特定的权力分配将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截然不同。”“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使用权力的后果必然是不确定的。要适用于政治领域，权力必须根据能力的分配来界定，权力的大小不能由具体结果来推断。”[20]拥有软权力并不一定导致所希望的效果，结果不利也不代表软实力就消退了。那种认为美国软权力衰弱的观点，或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权力效力和权力结果。我们并不能由反美主义兴起、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的现象，就认定美国的软实力衰落了。
总之，在笔者看来，反美主义兴起既不是美国软权力衰落的结果，也很难说是其原因。当下我们要面对的或许恰恰是反美主义与美国软权力之间的悖论：一方面，虽然各种形式的反美主义日渐高涨，但其自身又不免有些暧昧矛盾，并没有多少能转化为行动，产生明显的政治效应。美国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特别的冲击，其软实力优势也并未消减。但反过来，另一方面美国即便在软实力上占有空前的绝对优势，却又不得不承受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批评。[21]解开这个悖论，探究反美主义的根源，我们需要对美国软权力做更进一步的政治分析。
不平之鸣
今天美国的“软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权力的性质在信息革命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发生很大变化的认识，奈才提出了他的软权力思想。这里我们不妨就以奈和基欧汉提出的信息时代的“复合相互依赖”作为背景框架，来探讨软权力和反美主义之间的关联。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以有代价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基欧汉和奈论述的“复合相互依赖”理想型是：各个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外交议程变得更为广泛而多元化；军事力量不再起主要作用，对大部分的政策目标难有效力。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显然比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更适合于对软权力政治的分析。区别于对相互依赖的传统认识，基欧汉与奈通过“复合”强调的除了行为体与联系渠道的多元性(当然民族国家依旧是主要行为体) ，还有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22]注意到这两点，对于我们分析反美主义的来源及其与软权力的关系是尤其有价值的。[23]
如吉尔平所言，相互依赖本身是一种“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24]源于国家间资源、财富与权力等种种分布的不平衡，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几乎是必然的。虽然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世界似乎不只在经济上，而且在诸多领域都进一步趋向一体化，但信息并不在真空中流动，信息的“跨界传播”本身就意味着它是在既有的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中进行，而信息传递成本剧降也使得其他资源因相对稀缺而更显重要。[25]今天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间无论在信息的流向和流量上都是极度不对称的。在这里，与其说世界是平的，不如说世界是斜的。[26]
这种不对称性是可以被利用与操控的，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基欧汉与奈提出了分析相互依赖条件下政治关系的两个变量：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 。它们都可能构成权力的来源。[27]认识权力分布结构是政策分析的最佳起点。今天的美国在软权力力量对比上拥有绝对优势，依旧占据着资源与能力上的霸权地位，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28]在这里我们将“软权力霸权”理解为相互依赖关系高度失衡的一种状态。它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社会与民众面对美国无处不在的软权力影响时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由此出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软权力因素在反美主义兴起中的影响。
权力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取决于其转化的过程。“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了不同的政治进程，而这些进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探讨符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进程需要综合多种解释模式。[29]政治权力分布的不平衡，经济社会领域的反全球化问题，以及文化层次的认同冲突，是政治学科视角下解释“反美主义”来源问题的三种常见视角。[30]在其中，我们都同样能发现软权力因素的作用。
权力失衡 通常，对于反美主义兴起的首要解释来自“美国无敌”的单极格局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以全方位的实力优势为基础，基于其价值观，从其自我利益考虑出发，美国的作为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空前的优势面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敏感而脆弱的。而这种压力绝不只限于硬权力。今天的美国霸权不仅具有无可匹敌的物质威慑力， 还具有无处不在的精神上的穿透力。[31]所谓“软”只是某种形式描述，与任何其他形态的权力一样，软权力既可行善亦可为恶。美国推动所谓全球“自由民主”浪潮，对其他国家政权合法性进行颠覆性宣传与意识形态渗透，使得许多国家遭遇到严峻的政治生态压力。而当那些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人道主义干预”以及“颜色革命”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社会分裂动荡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代价却往往只由其他国家人民承担，美国自己则经常置身事外。实力超群的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也由此产生了某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或民众对美国的警惕与疑虑。难怪有人将冷战后的美国比作一头在田野上四处乱跑的大象，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踩坏庄稼。而生活在美国身边，就像生活在这头大象身边一样，不管它多么友好良善，总归要令人心怀忐忑。[32]
这种威胁与不安全感还关涉对美国意图的认知。美国的历史纪录远不如其宣传的那般纯洁。而冷战后的十多年来，强行推销美国式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根据其所谓的人权纪录以及宗教自由情况，给其他国家排位次，贴标签；按照自己的利益观念改造和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国每每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美国单极霸权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美国“先发制人”、“以我划线”的行事风格，必然引起其他国家对其行为可预期性的怀疑。超强的能力与不确定的意图相结合，美国被视作一个威胁也就不难理解了。面对美国是敏感而脆弱的，因而也就必然是警觉的。与这种防范戒备心理相比，任何其他导致对美国不满的原因恐怕都还是第二位的。在这个外部制衡缺失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安全”、“国家特性”日益受到关注的“认同政治”时代，出现对美国滥用软权力的怀疑和恐惧并不令人惊讶。反美主义起伏折射出的依旧是美国与“世界”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纠葛。
反全球化 学者们的研究还指出反美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跨国资本与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无论是破坏性的建设也好建设性的破坏也罢，到底是一柄双刃剑。更多的人在这一场“大转型”的洪流中，面对的将是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光景间高度不确定的漩涡。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指导”下，基于“华盛顿共识”推行经济改革。结果这些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33]放任自由的市场对利益的片面追逐，激烈的竞争构成了对社会传统价值伦理与自我调节机制的极大冲击。市场逻辑更冲散了传统的社会联系和支持网络。[34]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对境外市场和资本的依附，都意味着无边的挑战与无穷的风险。
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是由美国的政策、跨国资本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有意识地培植和推动起来的。借助于全球化的诸种推力，美国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现有的全球化机制集中体现了美国的经济文化特性，这不能不说是美国软权力的体现。但反全球化运动也便自然地与反美联系起来。由于其近乎无处不在的渗透影响，全球化进程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国家间敏感性和脆弱性高度失衡有关，那些被动地卷入这个“全球风险社会”而遭受冲击蒙受损失的人，对策动这场变化并从中得利最多的美国有所迁怒也就在所难免了。[35]
文化冲突 此外更有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借全球化发展之势，美国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致使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向。这方面的研究也已不少。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种符号化传播过程中，由于美国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现实影响都太过“惹眼”，重要的已经不是全球化事实上是不是或者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化的问题，而在于它确实在很多群体的认知中被等同于美国化了。如学者们一再指出的，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了文化上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互相冲撞渗透的过程。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在，表明了其软权力的强大，却又由此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社会因各种差异而引发摩擦。如沃勒斯坦指出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就每个主权国家范围而言，普遍主义的原则都是非常虚伪的。在现实的国家体系中，国家处于等级之中，而在每个主权国家内，公民也处于等级之中，这些都是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难以回避的。”[36]作为强力推进某种“普遍主义”理念的象征，美国已经成为某些“传统与保守”势力抵制抗议的靶标所在，在“吸引同化”与“拒绝同化”间发生文化认同层次的种种冲突。亨廷顿有言，“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威胁”。[37]美国普世主义的政治理念，与众多地方和社会行为体的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可说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其影响和渗透日益深入，在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中必然面临的历史性困局，而且这一矛盾还可能随着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的深化而越发尖锐。[38]
多元的“美国”
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反美主义还与美国符号自身的歧义性有关。要理解反美主义，我们有必要分析到底何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 ”或者说什么是符号意义上的“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开拓的国家，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熔炉”与“开放社会”，美国代表的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价值光谱。“美国特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的矛盾集合。在美国政治的价值理想与体制现实间同样存在着裂痕与紧张，构成了一种亨廷顿所说的“失落的期待”。[39]于是，在不同的情境下美国的符号形象往往千差万别甚至互相冲突。反美主义的多样性根源于美国自身形象的复杂性，来自其在不同地域情境中所引起的不同反应。
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分化的参与者。联系渠道的扩展，问题域的交叉联系以及参与者的多元化，都使得具体的互动过程愈发复杂。美国各异的社会思潮代表着其国内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又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借助其软权力上的传播优势向外投射。而当世界其他地方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政治和外交政策、军事行动、情报行动、文化产品、媒体、消费和生活方式、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教育机构甚至美国旅游者——等来感知美国的时候，它们得到的印象相互关联却永远不可能一致。于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将出现不同的对美国的主流认知。多元的美国象征与复杂变动的认知结构相作用，势必引起对美国的不同反应，其中难免包括厌恶不满乃至怨恨。[40]
软实力作为一种吸引力具有更加明显的相对性，其效力更加取决于互动过程。如奈所言，“任何力量资源的效用都取决于它的背景环境”，“美国流行文化对不同信仰和不同团体可能有吸引也或者遭排斥”。[41]诸如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之类的诉求，在不同社群中将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羡慕进而效仿，这正是软权力要解释的；但相反的反应却可能是反感甚至憎恶。事实上，即便在同一地域内的不同群体乃至个人其态度都可能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反美主义可能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式各样的反美主义虽然在其灵魂深处并不一致，甚至可能截然对立，却又可以找到“美国”这个共同的攻击对象。
那么又如何理解反美主义面临的尴尬呢？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在美国软权力优势的形成与扩展中，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软权力资源同样来自于其跨国公司、媒体、大学科研机构及其他民间团体。它们在推广美国的大众文化、知识技术、价值观、社会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这些行为体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与国外社会发生互动关联。虽然无法完全超脱，但他们在与别国民众和政府的交往中还是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部分的软权力资源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政府政策的震荡波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样，美国对外联系渠道的多元化成为维系霸权稳定的重要工具，奈一再建言美国政府发挥的其实也正是这一优势。
面对如此多元的“美国”，反美也就难免有些复杂和暧昧了。但更重要的或许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商品、文化以及其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已经某种程度地“嵌入”了其他社会。可以说跨国公司的商品服务及其本地化策略下提供的市场与就业机会，使得它们成为所在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那些美国的大众文化则已经深刻地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中。[42]通过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人们学习和工作环境的设定，似乎这种软权力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塑造了其他国家的民众，影响到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方式与准则，成为布尔迪厄(Bourdieu)所谓惯习(habitus)的一部分。于是当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抵制、声誉下降时，它们及它们所代表的“美国”也依旧相对超然，对其他国家社会保持强大的影响乃至控制。
我们说，软权力的核心除了一种影响和吸引，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对于对方信念偏好的影响乃至改变，一种对普通人心灵的控制与争夺。[43]软权力支配更多是隐性的，通过国际机制以及国际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手段，部分或全部地塑造客体的认同与价值观，转变其态度与立场，以更精巧的方式实现“意识操纵”。[44]这或许才是软实力霸权带来的真正挑战所在。可以说，作为一种非物质实力，软权力除了直接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以对他国的身份、利益和价值观产生某种构成性作用。[45]它绝不止是一种“吸引力”，更是对“什么是具有吸引力的”，对国际社会的一种价值理想与合法性评判标准的设定。当美国的政治价值观被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制度与价值规范，其普世性也随之成立并随着机制的延续得以固化。[46]潜在的对手也越来越难以建立一套竞争性的规则和制度，或者提出替代性的政治价值规范。可以说今天国际政治话语中的深层的意义与价值结构已经对美国有利，或者说已经为美国所掌控了。从这个角度，美国软权力应该被视作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霸权”[47]，一种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48]。
正是这种具有高度渗透性与弥散性的软性规制，使得其他社会很难产生并集合起一种真正抵抗性的力量来摆脱霸权之网的束缚。这才造就了今天我们在反美主义运动中看到的种种暧昧与尴尬。但百密之网亦难免疏漏，只要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失衡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依旧存在，反美主义就很难消除其滋生的土壤。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政策调整只能缓解而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它。
致命的自负
联系与依赖是双向的，于是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我们不妨再回到美国来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一超独霸的状态，其他大国无法对其构成有效制衡。
在这种结构背景之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就更加倾向于一任自己的意愿行事[49]，也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与反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美主义是对美国权力无限制扩张的一种反对，也是弱者不满的曲折表达。[50]
这绝不仅仅是硬实力或者软硬权力应用失衡的问题。软权力因素其实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来源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底，在奈提出的软权力思想背后暗含着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和社会制度存在着一套普世统一的评判标准。而独特的历史经历，软硬权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美国人认定自身就是这个衡量何为合理正当的标尺，自己的社会制度、政治价值观是宣告“历史终结”的终极理想。正是这种普遍主义逻辑，这种对自我软权力的自负，助长了美国霸权的独断思维与单边主义的作风，从而构成了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天赋使命”的神话与“美国第一”的传奇可说是美国软权力的最高形态。[51]
以个人自由为思想基础，以民主体制为支撑，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 以自由、人权的卫士自我标榜其思想和精神动力盖源于此。而正如学者们指出的，美国国内这种不容置疑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和民族优越感，演化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主义，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52]而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信念来支撑。[53]美国的软权力由此具有更为强烈的外向性，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就意味着美国外交中更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
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 [54]“美国信念”(Ameri2can creed)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相互支撑。根植于笃定的新教信念，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美国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在道义上优越于它们。“上帝选民”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这里，作为“山巅之城”的美国已不只是一个国家实体，更是“善”与“成功”的象征。其他国家若要走向“文明进步”，就必须效仿美国的模式“改邪归正”。美国也有义务改造世界，最终说服或迫使其他国家向着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美国看齐。[55]这种“使命”的完成不是凭武力的强大完成对邪恶的“征服清除”，就要靠“楷模”力量或文化感召实现对世界的“拯救”。换言之只是利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手段的区分罢了。
反美主义与这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 tionalism)密切相连。[56]在“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观”主导下，美国谋求以其“普世”价值去消弭国际社会中多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用它的软权力去“说服”、“吸引”、“同化”、“改造”其他国家的人民。由此，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时很少有道德顾忌，充满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与领袖欲望。[57]而反美主义很大程度所表达的恰恰是对美国要做世界的楷模、自认为代表了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和全球化方向的反感与不满。软权力失衡给美国社会自身带来的后果，除了独断的倾向还有思想的封闭。
今天，美国在全球信息传播中占据了一个极为独特的地位。无论在信息的生产、传播以及相关各技术领域，它都有着支配性的力量，建立起一种信息霸权。[58]但事情总有其两面性，一旦趋向极端就更易走向反面。这里想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使得其国内的多数人更加难于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和一般团体来说，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直接了解不多，更重要的是兴趣不大，毫不“敏感”，其信息来源局限于本国媒体和政府声明。[59]结果在这个“帝国传播的时代”，美国民众与其他国家社会间出现了巨大的认知鸿沟，导致美国人对待外部世界上的内部舆论高度一致与对他国事务空前的冷漠和无知。[60]
尽管遇到过来源不同、程度各异的质疑与抵制，但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美国人对自己软实力的绝对自信。[61]软权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美国人很难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难以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同情其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美国的媒体和公众中存在着强烈的自我陶醉。他们或许有时对“美国梦”失望，却决不会认为“美国梦”是一个谎言，更无法想象另一种光荣与梦想的存在。即便他们看到了美国的恶，也想不到有比美国更好的国家，想象不到比美国更为优越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甚而难以容忍替代性观念的存在。[62]他们几乎不以任何其他国家为榜样。换言之，美国人是难以被其他国家的软权力“说服、吸引、同化”的。这种非对称性带来的除了对外界了解的偏颇与贫乏，更使得美国那种普遍单一的思维倾向趋于固执僵硬。不相信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别的道路也能走通，所谓的“开放社会”也由此日益走向自负与封闭。[63]而这一切又由于外来挑战的稀缺而得不到反思和调整的机会。
那么现时的反美主义能不能构成这样一种刺激，促使美国社会对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思，推动美国外交的自我约束和调整呢？[64]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此似乎也不应太过乐观。可以说，在美国的语境里“人们为什么恨美国？”其实很大程度是一个已经预设了结论的问题。[65]从美国媒体和政界讨论“反美主义”问题时所用的概念、话语以及叙述框架都可以看出，他们依旧是在通过普遍主义与二元对立的逻辑来看待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在这里，对自我正义性的高度确信和自足依旧，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份无辜或者说委屈罢了。可以说，美国人还很难真正理解与接受“反美主义”的批评，对外部世界也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抵触和疏离感。由于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与思想根源并未受到触动，对美国软权力的绝对性的自信与自负依旧，也就很难相信美国会改变其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更不可能放弃维持和扩展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
结论
反美主义在当下的兴起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它同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美国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与霸权的对外战略紧密相连，因而必定会成为国际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其中国际政治体系层次的软权力失衡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相互间敏感性与脆弱性的严重不对称，使得美国的软权力优势既构成了对他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层次的冲击与威胁，又导致美国人思想意识的自负封闭，助长了缺乏自我约束的行事作风，推动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最终成为引致“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一个国家必须对自身的软权力有着开明正确的理解。[66]世界是多样而不确定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任何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都不可能是绝对的，需要以一种宽和的心态彼此尊重，求同存异。[67]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而不管这个权力的自身性质如何。过分强大及至趋向绝对的软权力甚至可能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如果将软权力仅仅作为控制、支配、实现自我利益的手段，则其推行绝非无需成本；如果存在着推行文化同化与训导的情结，则势必要激起抵制。那么遭到怀疑、受到抵制的“软权力”还是软权力吗？这也恰恰是美国的软权力在今天所面临的困惑。
其实，归根到底，软权力也好硬实力也罢，都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实现全球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而在美国式的讨论语境中，反美主义兴起也好，美国软实力衰弱也罢，其背后的问题意识都还是如何护持美国的霸权地位。[68]其实，归根到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是仁慈的领导也好，霸道的支配也罢，都改变不了它们在世界体系中不同程度依赖受制于美国的现实，只不过从中能否以及可分得的所谓“公共品福利”多寡有别罢了。
美国霸权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是人们对霸权、垄断却大概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抗拒。只要美国依旧占据软硬实力的绝对优势，美国优越至上的意识、美国人普遍主义的价值信仰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依旧根深蒂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行为就很难有根本改变。那么作为对这一霸权自然反应的“反美主义”在未来还将长期存在，而且大概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或许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技术与资源的扩散，美国的技术和文化优势也将相应消减。对美国而言，少一点优势或许可以消除一点对美国权力的忧惧，对美国傲慢态度的抱怨，也可能使美国更多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美国可能会少一点控制力，但会发现自己将处在一个更加协调而安全的世界上。只是那一天在今天看来，依旧太过遥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有这样一句流传甚广却出处不明的调侃：“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但又要悄悄补上一句：‘把我们带上’。”也许只有当世界出现另一种可以为美国人“寄托”向往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只有当美国的软权力确实遇到挑战而开始走向衰弱的时候， “反美主义”才可以真正不再成为问题。
于是我们说，在反美主义的悖论面前，所有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各国的人民，要反思和面对的“敌人”其实都更多的是“我们自己”。
注释：
[1]这一点在近年多国范围开展的舆论调查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其中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系列调查结果更被广泛征引。正如该中心负责人安德鲁·科胡特在其新书《美国对抗世界》(Andrew Kohut，Bruce Stokes， Am erica Against theW orld： How We A re D ifferent and W hy W e A re D isliked， New York：TimesBooks， 2006)中所总结的：“反美情绪比过去更加深厚，并且发生质的变化。”详细调查数据收入该书各处及附录，最新数据也可在该中心网页(http：//pewglobal. org/reports)找到。
[2]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聚集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众多精英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专门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研讨“反美主义”问题，关于该项目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关成果，可参见其网页：http：//www. wws. p rinceton. edu/ppns/group s/AntiAmericanism/index. html。
[3]考虑到“反美主义”多样复杂的构成，或许恰当的指称应该是“诸种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s) ，如同基欧汉和卡赞斯坦在新近合编的一本关于反美主义的专著中对标题的处理。见Peter J. Katzenstein andRobert O. Keohane， eds. ， Anti2Am ericanism s inWorld Politics， Ithaca， N. Y. ：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2007。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书目前在国内尚难见到，本文撰写过程中主要参看的是基欧汉发布在其普林斯顿大学个人教学网页(http：//www. p rinceton. edu/～rkeohane/publications. html)上的书稿。征引请参阅原书。
[4]近来国内分析“反美主义”的几篇论文都注意了概念的辨析，本文在此多有参考。参看：颜剑英：《浅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美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第9—13页;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54—169页;刘丰：《美国的“反恐战争”与反美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3—116页。
[5]值得一提的是，卡赞斯坦和基欧汉引入心理学视角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将反美主义视为广义上的一种对美国政府(主要针对其政策)以及整体上的美国社会(美国民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持负面看法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对美国的不满态度( unfavorable attitude) 。它有不同层次的具体体现。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O. Keohane， “Varieties ofAntiAmericanism： A Framework forAnalysi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 AntiAm ericanism s in World Politics， pp.9—38.
[6]相关讨论介绍见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O. Keohane，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s ofAnti2Americanism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O. Keohane， eds. ， Anti2Am ericanism s inWorld Politics， pp.1—6。
[7]他们还区分了几种类型的反美主义。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Varieties of AntiAmerican ism： A Framework forAnalysis”， pp.9—38.
[8]国内学者的论述，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论文，另可参看龚泽宣：《论“反美主义”的客观现实根源》，《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6期，第70—73页。
[9]举个例子，学者们指出，在韩国，反美主义从表面上主要针对的是驻韩美军的各种犯罪行径与美国对韩单边主义经济政策，其实背后折射出与韩国经济快速发展、民族主义不断加强相适应的某些政治诉求。见Seung2Hwan Kim， “Anti2Americanism in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 26， No11， pp.109—122;Gi2Wook Shin， “South Korean Anti2American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Aug. ， 1996) ， pp.787—803。
[10]王缉思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而即使美国进行某些战略调整也改变不了大局。但他并没有就此深入展开分析。王缉思：《2006年美国的变化及其影响》，《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第8页。
[11]奈将soft power定义为：“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See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X;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9， No. 2(2004) ， pp.255—270。
[12]对于soft power一词应译作“软权力”、“软力量”还是“软实力”，国内学术界尚无统一意见。笔者以为，这除了关涉对于概念本身的理解，也有两种语言互译过程中词汇对应上的困难。本文一般采用目前学界最为通用的“软权力”译法，在强调“资源/能力”的场合则使用“软实力”。事实上，学者们在论述这两个问题时所采用的例证往往就是一样的。参见肖欢：《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8—156页。
[13]奈本人近几年的研究兴趣也集中于此。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软权力问题，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和评论性专栏文章。这里希望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注意到奈的软权力思想有着很强烈的政策针对性，那么随着问题语境由“美国衰落论”到“新帝国”的变迁，奈对于软权力的论述，尤其是软硬权力的区分标准是否经历了由强调实力资源构成到权力行为方式的变化。
[14]Ibid. ， pp.18—20. 奈在《软力量》中用近一章的篇幅对公共外交( Public Dip lomacy)进行了讨论。
[15]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小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39页。
[16]参见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nti2Americanism”，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 Anti2Am ericanism s in World Politics， pp.273—305。事实上，学者们在论述这两个问题时所采用的例证往往就是一样的。参见肖欢：《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其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8—156页。
[17]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Varieties of AntiAmerican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9—38.
[18]John. G. Ikenberry， L iberal O rder and Im perial Am bition： Essays on Am erican Power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06. 但是对“霸权稳定”的讨论的一大缺失是没有把非霸权国的动机和能力考虑在内。
[19]奈对于美国外交文化传统还是自信的。Joseph Nye， “AmericaMust Regain It ’s Soft Power”， Interna2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8， 2004.
[20]或许有关权力问题的种种困惑与争议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本身混乱的认识与定义。权力的概念用吉尔平的话说，是“国际关系领域中最麻烦的之一”，它的恰当定义即便在沃尔兹看来也“依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难怪奈要将权力比作易于体验却难以捉摸的天气和爱情了。基欧汉与奈也多次指出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权力尤其难于衡量，特别是对权力资源和权力结果的区分。参见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Nye， J 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AddisonWesley， Longman， 2001， 3 rd Edition， pp.9—10。
[21]沃尔兹在论及“权力的有用性和可用性”时对此问题曾有深入的论述与批评。见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ading， MA： Addison2Wesly， 1979， pp.183—193。
[22]Alexander Bohas， “The Paradox of Anti2Americanism： 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 t of Soft Power”，Global Society， Vol. 20， No14， 2006， pp.395—414. 本文在此思路上受到了很大启发。
[23]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 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3—32.
[24]Kenneth S. Rogerson， “Information Interdependence： Keohane and Nye ’s comp lex interdependence inthe information age”， Inform ation， Comm unication & Society， Vol13， No. 3， 2000， pp.415—436. 文章对复合相互依赖范式在信息时代的适用性作出了不错的说明。
[25]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26]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 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pp.81—94.
[27]Thomas L. Friedman， TheWorld Is Flat： A B 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06.
[28]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 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9—17.
[29]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分析论述的方便，本文对于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变量并不做明确区分。
[30]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中国人所说的“霸权”与西方的hegemony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采纳国内学界普遍接受的用法，并对“霸权地位”同“霸权主义”加以概念上的区分，前者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后者指使用强权胁迫及其他损害他国权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
[31]对霸权地位和霸权主义的区分，参见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8页。
[32]西方学界对hegemony的基本认识，可参见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 ony： Co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World Political Econom 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3， pp.31—46。
[33]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 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25.
[34]RobertO. Keohane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Conclusion： Anti2Americanism and the Polyvalence ofAmeric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 Anti2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pp.306—316.
[35]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1—68页。
[36]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63页。
[37]值得一提的是约瑟夫·约菲( Josef Joffe)将美国的霸权比作“温顺的大象”而非“好斗的暴龙”，认为美国霸权的“后现代性”大大降低了它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恰恰是，即便“温顺的大象”也照样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引起恐惧与不满。软权力霸权同样会受到抵制与反抗，只是形式手段不同，而反美主义便可视作均势规律的表现之一。Josef Joffe，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Last Remaining Superpow er’”，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 erica Unrivalled： The Future of the B 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Uni2versity Press， 2002， pp.169—170.
[38]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73—84页。
[39]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 ation，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40]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41]在沃勒斯坦看来，普遍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特殊主义”的两难悖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矛盾。Immanuel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2system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71.
[42]转引自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43]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第168页。
[44]Samuel P. Huntington， Am erican Politics： The Prom ise of D isharm ony ，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1981.
[45]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Conclusion： Anti2Americanism and the Polyvalence of America”， pp.306—316.这可以被视为软权力的局限所在。
[46]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12页。
[47]Alexander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2Americanism： 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 t of Soft Power”，pp.399—414.
[48]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V iew， 2nd ed. ，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5; “Power and theBattle for Hearts andMinds”，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33， No. 3， June 2005， pp.477—494.
[49]关于意识操纵问题的经典论述，参看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0]关于国际规范的构成性作用，参见Martha Finnemore， N 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N. Y. ：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6.
[51]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O rganization， Vol144， No. 3， Summer 1990， pp.283—315.
[52]葛兰西指出，霸权其核心在于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成功地塑造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建立霸权也就是塑造共识与认可的过程。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发展了葛兰西的分析模式，指出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的“价值与理解结构”，意味着支配性大国建立起一种以观念意识的广泛共识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 tate and World O rder：B 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ohane， ed. ，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2ty Press， 1986， pp.217—248; Approaches toWorld O rder，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6;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Method”， M illennium ， Vol112， No. 2， 1983， p.164.
[53]结构性权力是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 “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关系框架的权力。”在论说结构性权力的过程中，斯特兰奇一再表达对奈提出“软权力”批评“美国衰弱论”的欣赏。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4]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5—41; “America as aModel for the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4， No. 4， December 1991， pp.667—670.
[55]这里我们看到的或许是权力或者说支配关系的另一面，即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弱者面对权力支配时的抵制与反抗策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分析，参见James C. Scott， Dom ination and the A 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phen M. Walt， Tam ing Am erican Power： TheGlobal Response to U. S. Prim acy， New York： Norton， 2006。
[56]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第65页。
[57]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页;《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载《美国年鉴20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205—223页。
[58]ArthurMeier Schlesinger， J r. ，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 NewYork： W. W. Norton， 1998.
[59]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71.
[60]国内学界也多有讨论。此处参考王晓德：《“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另参见王晓德：《美国对外关系史散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61]Stanley Hoffmann， “American Excep tionalism： The New Version”， in Michael Ignatieff， ed. ， Am 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25—240.
[62]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第22页。
[63]关于美国的信息霸权与软力量，参见李希光、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4]美国学者对此不乏讨论和忧虑。StephenM. Walt， Tam ing Am 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 acy.
[65]关于“帝国传播时代”，参见李希光：《帝国传播时代朝我们走来》，《对外大传播》2004年第1期。
[66]参看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7]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第23页。
[68]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69]其实，这种意识形态单一僵化导致的“想象力匮乏”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福山在书中其实用了相当篇幅论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内在矛盾和面临的当代困境，却寄望于其“最终落实”，而拒绝存在替代方案的可能，从而得出历史终结式的结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New York：Avon Books， 1992.
[70]国内学者在讨论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种期待。参见前引刘丰《美国的“反恐战争”与反美主义的兴起》与赵可金《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两文。
[71]Ziauddin Sardar andMerrylWyn Davies， Why Do People Hate Am erica? Cambridge： Icon Books， 2002，p.55.
[72]托克维尔有“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一语，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3]在笔者看来，或许那种认为自我文化“优越独特”，具有普世性的情感倾向其实在各人类社群都存在着，只是其程度与能力大小有别罢了。既追求普遍又在意区隔，这或许是“文化”的本来属性。
[7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0—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