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记》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人类联合起来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流散各地。上帝很聪明，人类语言彼此不通后，渐渐疏远成不同的种族，彼此争战，哪里还会有建造通天塔的能力，人类根本无法撇开上帝而靠自己的力量自行抵达天堂。

孔子的弟子们则往着上帝相反的方向作出过努力。孔子死后，“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序》）于是共同编纂一部大家都认可的著作，固化孔子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论语》的成书缘由。七十子们统一圣言的美好愿望还是落空了，《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一个圣门分而为八。孔门的分歧，孔子在世时即埋下了伏笔，当时弟子异见纷纭互相争论攻击，这些痕迹都还在《论语》里保留着。（详见《子张》篇）

上帝也许是过虑了。异见纷纭是人的必然，即使孔圣人门下，和同的局面也不可能，最多只能是不同而和。 孔子本人其实就是最大的异见者，那个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相攻，孔子却终日致力于恢复文武周公之治，郁郁不得志，曾想到出逃海外，居于外夷。五十四岁做鲁国司寇，一度摄行相位，五十五岁时与执政者季氏不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四年，在宋、匡两次被人追杀，在陈绝粮七天，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个时期的孔子以不得志的异见者形象深入历史。然而，就在摄行相权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了鲁国另一个异见者少正卯。少正卯是何许人呢？竟重要得要孔子迫不及待地一杀了之？少正卯是以思想行教的人，跟孔子同时在鲁国授徒讲学，吸引了一大批孔子的学生投奔，《论衡·讲瑞篇》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看着大批大好青年跟少正卯走了歪路，孔子忧心忡忡，在杀少正卯时，他列出了五条罪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五大罪状翻译成白话就是内心自由而好险；行为邪僻而坚定；言语虚伪而善辩；记录国家丑事而广布；赞同错误观点而善于润饰。　　

孔子是否真的杀了少正卯，历史上有争论。杀人的最早记录见于孔门后人荀子的著作，后来的《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书都引用《荀子》的说法。如果真的杀了少正卯，那孔子则开了以思想罪言论罪杀人的先河。孔门信徒和反对者都意识到了这点的严重性，纷纷起来辩护和攻讦。辩护的代有其人，古代如朱熹，现代如钱穆，将孔子诛少正卯归于荀子等人的杜撰。批判的也代有其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掀起浩大的批孔运动，诛少正卯是每一份批孔材料必书的一大罪状。

孔子诛少正卯的争论阑入了争论者太多的感情色彩，在中国，任何关于孔子的问题似乎都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我们要拨清的历史迷雾并不在此，更富价值的使命是认清我们的异见者有不包容的传统。

不包容异见并不专属封建社会，它已经成为一种心理习惯，代代相传下来，并屡屡在昔日的异见者身上表现出来。孙中山先生，早年醉心美国民主制度，不遗余力鼓吹革命成为晚清最危险的异见者，几度被迫流亡海外，但就是这样一位有民主素养似乎最能理解和包容异见者的昔日异见者对于异见者也并无容忍的气度，采取了从古老时代相承而来的暴力方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授意下，他的政党捣毁康梁的集会场所，暗杀康梁的追随者，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黄远庸。

鲁迅先生对执政当局多有批评，曾经上过国民党的黑名单，深明在那个时代做异见者的艰难和价值。但，鲁迅先生在对待异见分子上也或多或少沾染了我们民族一贯的不容忍习气。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和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次年，胡适加入同盟，任北京分会执委会主席。当时，政府监狱酷刑虐待政治囚徒的说法到处流传，1933年，胡适为弄清此事向北平当局提出视察北平监狱的申请，获得特许，胡适便与杨杏佛等人前去视察，对外公开的视察结果是“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并无严刑拷打。几天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同盟总会递交了一份控诉北平监狱虐囚的匿名材料。收到匿名材料后，同盟总会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迅速召开临时中央执委会议，根据鲁迅提议，决议开除胡适。俟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光明所到”，开头就说，“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以想当然式的全面判断否决了胡适经过调查的具体言谈。鲁迅等人不给胡适以任何申辩的机会，他们以为“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

一脉追溯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异见者传统，在柔弱的时候，我们向主导者要宽容要自由，一旦时移势易获得主导地位，我们对其他的异见者却没有丝毫宽容可言。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直觉先生之可爱几无人可及。胡适先生一再对群情汹涌不断走上街头走上战场的民众说：“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权利。”然而，那个年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维护法律和维持政府已经不是人们的共识了，大多数人都想着要推倒现有秩序重来，几乎没有一个中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偏激的人。当大多数异见者都没有维护现有秩序的共识时，社会必然因异见走向分裂走向暴力，最终陷入以暴易暴的历史怪圈。胡适先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大感悟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要求他人容忍自己自由的同时，自己也要容忍暂时不得自由的现状，在互相容忍的基础上，照着法律的路径，慢慢地向自由演进。

中国有一份民间报纸《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到2002年刚好一百年，季羡林先生说：“《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大公报》从不隐晦自己的立场，在社评中公开宣称：“大公报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鲜明的立场再加上客观公正的报道，使《大公报》赢得了大量读者，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1万号纪念刊，胡适撰文称赞大公报是中国最好的报纸，并为其总结出两条成功经验：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也就是大公报一贯奉行的公正而不中立的办报方针。

从理想状态来看，有多少种异见就需要多少种异见表达平台，然而相对于异见的数量来说，表达平台总是稀缺品。异见表达有天然正当性，但并不是任何异见表达方式都具有正当性。我在高中时看过一位鲁迅专家的文章，文章说现在的时代需要胡适先生的表达方式，而非鲁迅先生的表达方式，我当时深深热爱着鲁迅先生，看到这句话，我内心非常痛苦。但，我渐渐明白鲁迅先生的决绝方式是和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紧密相连的，虽然，我仍热爱先生。当今时代，需要人们秉持绝大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民族耐心，一点一点改良一天一天建设。我们不可能要求秦朝时代的异见者自由而不偏激，不可能要求民国时代的异见者自由而不偏激，但我们有历史信心也有现实理据要求现在的异见者自由而不偏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是人最美好的状态，值得我们百折不挠地追求，历史已经千百次地给我们指示了偏激的历史走向，这种历史走向常常让我害怕。在表达异见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检讨自己有无千方百计避免偏激的表达方式。一个自由的异见者，不仅自由于外在的现实，而且自由于内心的情绪。

回顾历史，我们比先人幸运不少，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在异见与共识之间的游走空间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广阔。有共识的社会，是异见正常表达的基本前提，除了遵守维护社会基本共识外，我们对于异见还应当有这样的共识:公正而不中立，自由而不偏激。这十二字的态度也就是 Liberal Mind，也就是自由胸怀的陶养，以之治学、观物、对人，用胡适先生的警言来说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立论要“温柔敦厚”，如此方能在异见与共识之间进退自如，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