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西方的政治词汇用于其他文明里的国家内部的纷争，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即使这些国家极力认同西方意识形态，这种移用也往往危险。当这些国家极力认同西方意识形态而作此移用，也许更加危险。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每遇重大事件、社会危机发生，往往便是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也是对谣言进行严厉打击的时候。官方及主流媒体，甚至部分网络都将谣言认作黑色幽灵，与恐慌挂起钩了。2003年SARS期间，网上就有文章称“谣言比瘟疫更可怕”，今年汶川地震期间，又有网络文章说“谣言比地震更可怕”。似乎瘟疫、地震等等天灾人祸反倒是谣言引发，不根除谣言就无法控制灾难一般。谣言成了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成了天灾人祸的替罪羊。
其实，这是对谣言的曲解，甚至是将罪责推卸给谣言的逃责之举。谣言与恐慌等灾难往往同时发生，时间上有重合处，有些确实有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绝非“谣言就是灾难”、“谣言比地震更可怕”这样简单武断，顶多能说，谣言兆显的是这些社会危机之症相，社会危机、重大灾难的发生，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在社会结构等层面去应对谣言所显现的问题，却将罪责强加到谣言头上，不仅不能中止谣言，反倒会积累危机，造成更大的灾难。故不得不就谣言与危机、恐慌之间的恩恩怨怨作一番梳理，为理解谣言，也为面对谣言背后的危机作必要的理论准备。
不必讳言，谣言在时间上确实总是与恐慌等社会危机或多或少同步，有时还直接引发着社会危机与恐慌，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与谣言研究者都承认，且有专门研究。典型的如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学》，他以1943年夏天美国几次种族骚乱为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从未有一场暴乱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发。”因此，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指责传闻是一场暴乱惟一或最初的始作俑者，然而它似乎总是在扮演帮凶的角色。”但这一结论被后来的谣言研究学否定了，卡普费雷就直接指出奥尔波特的研究具有倾向性。
国内社会心理学家周晓虹在论证谣言与恐慌关系时，援引的是1938年10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节目引发的恐慌，1768年发生在中国的“叫魂”恐慌以及晚清一系列教案引发的冲突与骚动。但对谣言与恐慌关系的定性，周还是很谨慎，认为传言（谣言）“有可能导致集群恐慌”，“传言被认为是可能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可能使社会处于极其高热的危险状态。”
如果注意周晓虹表述中“可能”、“被认为是可能”等用语，就会发现，从奥尔波特的断然结论到周晓虹的“可能性”拟似结论，谣言与恐慌之间的关系远非官方、大众媒体及部分网络那样简单。谣言与恐慌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追溯，一个核心问题是，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最终条件是什么？
这里以“最近”发生的翁安事件为例做一分析，不仅因为这一事件是一件典型的社会骚乱，而且谣言被认为在其中起了“帮凶”的作用（时间过去才一个多月，但却恍然隔世，“最近”一词形诸笔端时，连作者自己也感觉突兀。这样的时空拉伸造成的记忆幻觉，正是大众媒体的魔力之一，以新的更强大的刺激取代旧的刺激，并清洗记忆）。
瓮安事件起因简单，按官方的说法，是起因于一个少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但这件起因简单的事件，却引发了众多的社会传闻。在李树芬死后的一周内，谣言四起，有的说李树芬是被轮奸后抛尸的，而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人与派出所长有亲戚；有的说凶手是副县长的儿子，伙同社会青年行凶作案；有说公安局嗾使黑社会打伤了李树芬的亲叔叔——至6月28日下午3点，当一队中学生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的白色横幅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时，越来越多的村民、市民加入游行队伍，走向县公安局与政府大院，当武装警察全副武装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一场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参见7月10日《南方周末》报道）。
表面看来，在这场骚乱中谣言确实是祸首罪魁，是直接的引发者，该受责惩。但这样简单的判定，甚至在官方那里都通不过。不错，谣言在“动员”村民、市民加入游行队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谣言何以能动员群众，群众何以会以“暴力”方式表达不满？这些深层原因，还是听听地方官员的解释。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事后说，“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看来，谣言只是表面现象，事情有其“理有固然、势有必至”之处。其深层原因，就是翁安地面长期积累的社会冲突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次偶然事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南方周末》报道中显示，早在2002年以来，翁安地区就因为水库移民问题一直发生纠纷。2004年12月16日，曾因移民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政府出动公安武装警察对待村民，造成多人受伤。2007年4月地方政府出动警力与工程车辆强行拆迁江界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此外，黑社会势力也与官员勾结，控制当地的矿产开放与销售。小规模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
可以说，没有这些深层次的原因，翁安事件不可能发生，社会危机的积累，才是谣言与恐慌产生的真正根源。
其实，社会心理学家、谣言研究者早就指出过，谣言的产生本身需要特定条件，谣言只是社会病态的征兆与症相。孙本文曾将谣言产生的社会机制归结为三点：一、社会发生变故；二、社会面临危机；三、社会内部结构紊乱，三者都表示社会出现不稳定征兆，“社会不稳定更容易造成信息渠道的不统一、不畅通、不确定。致使社会公众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表示担忧，焦虑，甚至恐慌。社会公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成为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温床。”（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284页）
社会学家孙立平早就说过，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稳定，由于结构性断裂与利益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平与不满日益严重、人际信任面临着极大危机，社会冲突越来越以暴力的方式出现，群体性事件、暴力事件的激增，反映的正是社会危机的累积、社会动荡的深层征兆。
如果不根本解决这种结构性紊乱，谣言不仅无法中止，且会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借助突发性事件的爆发，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恐慌与骚乱。社会危机与骚乱的频发，又会增加谣言的传播，两者相互激荡，社会崩溃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自然，“社会控制”专家、危机管理研究者们的嗅觉是灵敏的。对于社会危机的控制也发展除了一整套高度灵活的技术与理论，“危机管理”日益成为官方投资的大宗与学界资源争夺的重点，这些政策应对专家们提出了诸多的献策，比如危机发生时的“政府在场”与“信息透明”、重建强大公信力、强化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等等对策，似乎有了这些“锦囊妙计”，谣言与危机就在掌握之中了。
这些危机管理专家们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先看对策之一，“政府在场”与“信息公开”能否化解危机？
危机研究者指出，谣言的生发，是“大众媒体”及“政府”缺位造成的，研究者发现，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是谣言、传言一度盛行的重要原因，“各种传言和谣言之所以能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兴风作浪，主要是因为缺乏权威资讯引导的结果”（薛晓峰等《与谣言的较量》，《中国记者》，2003年第4期），因此，通过“大众媒体”与官方的介入，就可以中止或减少谣言的散布，有效杜绝危机的发生。
从理论上讲，这一观点能够成立，但事实上，政府及大众媒体的介入，却有可能进一步激发谣言的传播与恐慌的加剧。因此，在谣言与恐慌之间，大众媒体——官方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奥尔波特的研究显示，大众媒体的不适当、不适时介入，往往会使谣言激发，并导致谣言的扩散，具体事件的局部传播会因为大众媒体的介入而迅速蔓延开了，变成全局性的整体性的事件，谣言与新闻相互激荡，导致更加紧张的局势。因为大众媒体介入导致的谣言激发，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报纸发表有关珍珠港灾难的正式报道之前，有关我们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的谣言并不多。虽然在1944年的夏季，报纸披露企图暗杀希特勒之前，已有希特勒死亡的谣言，但更多的谣言是出现在报纸披露之后。1945年4月底及5月初，有关和平谣言的泛滥是与新闻机构中公开讨论德国即将崩溃同时出现的。类似的，在胜利日前夕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谣言的洪水席卷全国，关于战争结束的过早传闻传播太快，来不及正式否定。”奥尔波特想说明的是，大众媒体的介入并不一定能有效地阻止谣言传播，有时还会导致更多的谣言与更大的恐慌。
原因何在？
这涉及到“大众媒体”介入危机传播的时机与姿态。新闻媒体的介入，在时机上往往相对滞后，再加上以官方身份介入，其姿态是以高压、打击、遮蔽等方式，即以“减量新闻”（不知道这类新闻在传播学、新闻学中如何界定，这里暂时杜撰一个词汇）的方式进入信息流通，“减量新闻”其实不是在增加新闻信息的流量，而是信息控制，包括企图阻止、改变、扭曲、引导信息的流量与流向，甚至试图堵死、封杀信息流，“减量新闻”强势介入，事实上违背了人类信息传播的心理规律——对更多更详细内容的追溯的冲动，人类天生好奇心理。
“减量新闻”的介入，其介入度越是强烈，越发阻塞着人类的好奇冲动，并压抑人类心理力量的自然释放，造成心理紧张的累积。更因为“减量新闻”的介入，不能提供增量信息，无法被信息流接纳，从而造成逆信息，造成信息“涡流”。同时，谣言最初传播的总是基于某些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被个体经验认可并随着人际传播扩散，而“减量新闻”的介入，往往是“大众媒体”对人际传播的打压，在真实性问题上，就会出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错位，这种错位一方面引发人际传播的反拨，以修复-证明传播者的人际信任，由此更多的更丰富的细节被“想象”出来，导致谣言的进一步激发，并引起信息紊乱。由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错位，造成信息流紊乱与接受者无所适从的内心张力，当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明显的与人际传播的发生冲突，人际传播者会自发产生逆反心理，探索冲动以及反叛——自我表白与澄清，从而使谣言以更强烈的方式出现，激发事态。
当然，如果大众媒体以强大的优势介入，并且开始以增量新闻身份进入信息流之中，谣言会自然处于下风而日渐平息，这一良性转变，是正确介入时机与介入姿态的结果。
在很多社会学家及危机学者们看来，谣言的兴起与盛行，是政府公信力衰落的表征，是社会信任危机的表征，因此，杜绝谣言应该从修复信任机制入手。
这种观点蔚为主流，为学界以及部分政府界人士采信，然而，它却是错的，至少在中国语境中。
似乎学术界很少反思，政府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以那种稀缺而高昂的公信力损失为代价，封锁信息，制造谎言？难道他们真的相信，谎言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谎言能够拯救社会危机，维持社会稳定？
请看体制内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的分析：
“最近若干年里，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有公共问题的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当地政府官员，在发生公共事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如何把它封锁，然后再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这种场合，不封锁消息，肯定被撤，但一旦封锁消息成功，内部消化了，还有不被撤的机会，自然官员都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转引自钟新：《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第116页）
体制内学者的见解，显示的是“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按民间的说法，即“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信息封锁、新闻欺诈、政治谎言，对于老百姓来说，本来就是亲身领教着的，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负责”、“信任”之类的西洋景，只要不欺负太甚，不鱼肉太过，也就阿弥陀佛了。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经理吃肉，也得让员工喝点汤”，州官放火，也得让百姓能点灯，如此而已。
由于“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扭曲为一种表演，民间称之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类。当政治成为表演时，政治的“取信之道”就会向媒体的运作模式沦变。无论是媒体内部还是政界，都知道一个内幕，首要媒体不出场，政治行为不开始。政治的表演化，也使政治必然采取表演的逻辑，或者新闻的逻辑。而新闻界的习惯性心态是唯恐天下不乱，正如文人之为文，“文似看山喜不平”一样，这，早已成为我们政治运作的逻辑了。政治家们喜欢讲究“布局谋篇”、“重拳出击”、“蓝剑行动”之类，其实就是这种政治艺术化、表演化的经典性表述。于是，政治常态就成为“平庸”的代名词，而“非常态”政治的运作，就成为政治人得以“升迁”的资本。试看当今官员们的兴奋点与他们身影出现的场景就能证明：日常性治理中永远是缺席，“重大事件”发生却总是频频出境（政治家们的出境率！可否有人统计过？）国家的灾难往往就是他们最好的资本，灾难越大，资本捞得越足。而在灾难背后，那日常性的预防措施，却始终见不到他们的在场。
在官场内部，以危机为要挟，向下强化控制，向上争取资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以灾难为要挟，向上索要权力，甚至是“绝对权力”，向下施加控制，甚至是暴政，也是政治诀窍之一。“养寇自重”的古老把戏被用足用滥了，不知道这是否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
灾难不能成为常态，而政治却应该成为常态。为了保持政治非常态，有时，官员们强烈地期待灾难与危机，甚至于有意制造危机、制造混乱。一波一波的政治、社会运动，可以看作这种制造非常态政治的习惯性行动，而对黑社会、犯罪团伙的纵容与周期性严打（先让其坐大，乃至有意嗾使，引导他们介入社会冲突，然后一举歼灭），便是这种非常态政治的产物。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的遗产之一，就是“通过大乱达到大治”，也就是古语所谓的“乱中取胜之道”，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传统，在毛之前以及毛之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类型的影子。
其实，凡文化资源都是共享的。官方能够以“非常道”谋求利益最大化，民间也熟悉这一套把戏，以“非常道”维护自身权益。过激行为的频发、群体性事件涌现，甚至屡屡以生死临界姿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现象，在在说明“非常道”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共同的行为规则了。事实上，也只有以“非常道”手段才能牵动媒体那麻木的眼神，才能“震动”高层那粗大的神经，才能引起“极峰”的偶然垂顾，才会有非常手段之出动，否则，民生问题何能解决？！试看几件事实——
1992年年底至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农民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在抗税高峰期间，数万人围攻县政府，这此事件中涌现出农民自己的领袖张德安，其活动持续十年之久……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暴动，也正是这样的第一次，才引发高层的关注——“非常道”的胜利！民间的。
2003年11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65岁的农民工陈荣祥为讨工资，爬上一所工地的塔吊，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成功地为几十位农民工讨回了工资。这又是第一次，中国农民工以自杀的姿态进行抗争，维护利权——“非常道”的胜利！民间的。
……
但这样的“非常道”博弈，注定了弱势群体失败的命运。毕竟，这是力量太过悬殊的较量，对弈的另一方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他们却只有身体与生命！看看官方的“非常道”——
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捕，严刑拷打，并“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非常道”的胜利！官方的。
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以上资料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又是一个第一次，“非常道”的胜利！官方的。
当然，平心而论，我们不能只看一面，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很多学者，包括体制外的（甚至批判性思想家们如袁剑等），都将这一成就当作目前我们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认为“我们”毕竟还有一点点“共识”，足以保证社会不至于分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任”。不错，不能否认经济建设积极的社会功能，但同样不能将经济增长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其实，中国式的经济奇迹本身就是政治“非常道”胜利的结果，不过这里不准备展开。
即使承认这点可怜的“共识”作为中国社会之信任基础，这种“信任”又能否构成我们政治稳固的合法性基础？这里且借用美国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的解释作一个简单分析。
按赵鼎新的说法，威权国家的合法性一般建立在绩效表现上，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但这样的政权从根本上是不稳固的，因为它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包袱”。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化，使“政府往往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1页）。
也就是说，这种建基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共识”，很可能只是“信任”的流沙。它虽能保证精英集团之间的团结与妥协，却无法保证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群体的效忠，利益冲突无法化解，而只能待之以非常手段。这远不是常规政治——“一个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接近常规政治”，赵鼎新如是说。
一个绩效政治必然是“非常道”政治，是依靠奇迹、制造奇迹的政治。奇迹不需要信任，而需要信仰，需要迷信或盲信，如果一定要谈合法性的“信任”基础，这便是中国特色的“信任”内容。
试看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看法：
在华人或马来人的社会中，信任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关系和个人忠诚，其基础是在于熟悉和既有的交往，所以，行为的可预见性是靠享有权威的人物来保障的。因此，在传统上，保障秩序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非个人化的法治，而是与可信赖的个人共同建立起来的网络关系……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这种“信任”并非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信任，而是单向的人身依附，“权威人物”需要的不是信任，而是信仰；需要的不是信任，而是忠诚与服从。正因为如此，“信任”问题在中国文化圈中，其实质就是一个忠诚问题，是一个服从与恭顺问题，是控制是否到位问题。权威人士、政府官员从来就没在意过民众的“信任”，却十分在意他们的“忠诚”与“恭顺”。
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社会学家们，总希望能以自己所学贡献自己的国家，在批判权威政治时，不忘建言献策。如赵鼎新就语重心长指出：“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打掉旧的精英集团，却没有建立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人们之间无法建立信任，相互间的矛盾和利益无法协调，这种政治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时都找不到对象。这样，社会运动必会走向极端。”袁剑也指出，政治领袖应该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恐惧？）认为有组织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其实，“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这真是以君子之心度政治之腹了，妄想将“非常道”政治纳入“常规政治”的轨道，强牛就轭，学者们是何其隔膜啊！
说一则民谣。
早几年，民间流传一个段子，说是“炒股的炒成了股东，佃房的佃成了房东，谈爱的谈成了老公，练功的练成了法轮功，参政的参成了反革命……”有人给这个段子续了个“狗尾”：“朋友，你被绑架了，你没得选择！”于是一片哗然，好，精彩！
虽是顽笑之言话，却含人生哲理。中国式的政治，从来就不是建立在西式的信任基础上，无论是“约法三章”还是“传檄而定”，天下属于谁家，从来就是势力与实力说话。上个世纪伟人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一语破天机——打天下，坐江山，控制与独占，就是我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哪里与信任有丝毫关系？
“道可道，非常道”，要了解中国式政治，还须从中国文化入手。否则，免不得要闹出“误将杭州作汴州”的笑话了。
2008年8月8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