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而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建立权力监督机制。

朱学勤，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在近日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中国思想界关於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已经引起海内外关注。到目前为止，双方分歧究竟何在？

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後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

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义认为，所谓「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国文史教育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歪曲与丑化，以及五四以来左倾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片面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理，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挫，这些因素进一步放大影响；至於当下的中国社会弊病，更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於後者、扭曲後者、甚至压制後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说到社会公正，在时间上，自由主义比新左派更早提出问题；在认识根源上，他们也挖掘得更深，指出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存在，如那时的特权阶层对私有财产的无偿掠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政治高压，都是这一体制在早期就已经产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虚幻意识形态所遮蔽；引进市场机制後，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的空前尖锐。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制的头上，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

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新左派朋友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传播到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峰造极的文革实践，这是一条历史的岔道，在这条岔道上，牺牲最多的恰恰是最初被动员的社会底层民众。改革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引进市场机制，是向著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上诸端，关键在於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它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一九九九年年五月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令话语空间对自由主义更为不利，甚至一度变得险恶。我个人希望双方能互相尊重，在争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随政治风向转变而转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维护理论探讨的严肃性。

对国内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左派朋友，我认为在说理讨论的同时，对他们的经历局限也应该予以一种同情性理解。文革是必须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在否定以後立刻封闭，不许研究，不许反思。现在的情境是，改革表面上以否定文革起步，但是每走一步都要遭遇文革幽灵的羁绊。今日新左派思潮的出现，是对文革简单否定的报应，甚至是惩罚。

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朋友没有真正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产生「怀旧」心理，确实应该纠正；但更应该批评的，是当年否定文革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打开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彻底反省在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不会长进的民族。它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遭到各种左倾思潮的冲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

这样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超过日本这样的民族，因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时，对本民族的内部阴暗却采取了与日本同样的封闭态度。在新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确有可能走进世界前列，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可能是个令人担心的不可测因素。

亚洲周刊，第4期，2000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