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普尔有一段令人印象颇深的叙述，他说1919年的一天他与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在一起，波普尔提到一个病例，觉得此病例并不具体符合阿德勒的学说，可是阿德勒很自信地认为这不难用他的自卑理论加以解释，虽然他并未见过那个孩子（该病例中的患者）。波普尔感到吃惊，问阿德勒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把握，阿德勒回答说，他有一千次的经验，波普尔说——因为这个病例，你有了一千零一次的经验[1]。
波普尔进而回顾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在广义相对论的表述中，爱因斯坦明确地说，只要他所列举的推论有一个与观察不符（引力红移、光线弯曲、水星近日点进动、随着速度增加运动物体的质量变大、运动速度与光速可比时运动方向上尺子变短明显），那就说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波普尔进而想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与精神分析学、辩证法学说如此不同，前者有一个反例就足以证明理论不成立，而后者任何一个例子无论正反都是在证明理论的正确，比如某人无论设法淹死一个人还是从水中救起一个人，都可以以精神分析学说——压抑或自卑理论——圆满解释某人的行为。波普尔认识到，这两种科学——爱因斯坦学说与精神分析学说或辩证法学说——绝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前者的可证伪性与后者的不可证伪性将二者严格地区别开来，这就是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理论的规定性在于它有严格的可证伪性，而形而上学学说不具有可证伪性。波普尔关于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学说为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划定了一条清晰的分界标准。
那么，在卡·波普尔之后，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还有什么重要问题吗？既然波普尔已经划清了二者的界限，如此对于现象学家胡塞尔提出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似乎就无须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了，哲学-形而上学不具有可证伪性，而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哲学-形而上学与科学当然不同，“哲学不能作为严格的科学”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新意了。——是否如此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接着卡·波普尔的问题继续思考，难道爱因斯坦研究的问题与弗洛伊德研究的问题不都是在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现象吗？为什么在人类的思维成果中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呢？科学与形而上学为什么会被是否具有可证伪性严格区分开来？——问题如此发问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与波普尔一样也是爱因斯坦的钦敬者，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完成广义相对论之后用了后半生的时间思考“统一场论”，他试图把引力与磁力统一到一种理论中；但他没有成功。爱因斯坦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超越历史性的逻辑同一性是不可能的，在宇宙早期也许曾存在统一性，但是到了宇宙成熟的现代却早已经分化了。在宇宙大爆炸开始后比秒还小得多的时间数量级内，后来宇宙历史所遵守的分殊的物理定律在那里简并为一，但并不因此说明那个简并的定律就统一了现代宇宙所有的物理学定律。不过，由此我们不难领悟到，宇宙历史的创造性发展不是乖戾的，宇宙固然是无中生有而来，但在有之后宇宙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中上帝为了实现复杂结构的创造便在简单结构中埋下了伏笔。我们不能在爱因斯坦的时空结构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乃至人类政治学说之间建立通达的逻辑系统——比如我们不能从物理学的力概念逻辑地推导出爱情和民主，但如果认为时空结构与人类精神之间只有截然的区分而没有历史性联系——则是我坚决反对的。我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科学有证伪性而形而上学没有？
我在读波普尔关于批判历史主义的文章时想到的问题是，穆勒的所谓社会动力学为什么使我们感觉到他借用的动力学词语与社会现象有些关系，但显然社会中的现象又与物理学动力学的现象不是同一类型的事物；为什么汤恩比教授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的重演论使我们感悟到历史的确存在重演现象但又与行星围绕恒星旋转的重演意义不同？难道我们的宇宙不是同一个宇宙吗？
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关于宇宙历史性的思考使我逐渐领悟到世界的多重性，不过与波普尔的三世界划分的意义不同，我所谓的三世界（或四世界）是指——物质物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以及诸精神世界构成的社会世界），这三重世界是宇宙历史依次生成的：1、“无中生有”生成物质物世界，2、在有的杂多中生成生物世界，3、在生物世界中崛起精神世界和精神世界构成的社会世界。——这当然不是对宇宙历史的新发现，因为一个对现代宇宙学理论大致了解的人都会很容易理解这三重世界依次生成的意义。但在宇宙依次生成的历史演绎的成见中，似乎缺乏主语——究竟谁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呢？我的回答也没有什么新意——上帝。
我为自己似无新意的回答而异常欣喜，我倒并不认为我从二十一世纪的人回到了中世纪而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神学家或基督徒，而是自认为在科学时代重新发现了宇宙历史的人格性——我习惯使用的词汇是“宇宙历史理性”，我的命题是：宇宙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至高者（上帝）的行为，而不是形式逻辑的自动演绎，行为≠逻辑。我认为这两个判断是能经受住思维的考问的，如果有人说宇宙历史是形式逻辑的自动演绎而不是行为者的行为，他必须要首先告诉我——如何从无中逻辑地推导出有来、如何从物质物世界逻辑地推导出生物世界来、如何从生物世界中逻辑地推导出精神世界来？如果不能推导出来，那么你若说——宇宙历史是形式逻辑的自动演绎——便是没有根据的；固然，说宇宙历史不是形式逻辑的自动演绎还不等于说宇宙就是最高精神者的行为，不过首先承认宇宙历史不是必然律（所谓“科学规律”）所支配——是吾人认识宇宙历史乃行为者行为的第一步。宇宙显然不同于严格形式逻辑的计算机——你把计算机锁在一个房间里它经过十万年只能变成垃圾而绝不会创造性地自我升级、而宇宙在漫长的时间则能创造出奇迹——动植物和人类在不断演化中自我升级。有人说，无须设置最高精神者，数学和概率足以说明宇宙历史之产生生物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这样说是独断的，实际上，即使不承认上帝存在的罗素也承认，光靠数学和概率无论如何不能推导出人类这样生物体的复杂的结构和他们精神世界的复杂结构来；即使如此罗素还是否认最高意志的存在。可见，虽然我们谁都不否认一个行走的人有他的灵魂，但要从宇宙的合目的性中认定宇宙灵魂的存在——许多人则持否定态度。当然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述了宇宙历史的合目的性，合目的性判断是我们从自我的行为性来观察他者所得到的判断，我们（人类中的诸个体）认定自己的活动是行为，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的同类的活动也就联想到他在行为（而不认为他是被一个固定程序控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宇宙历史的行为性——宇宙历史是上帝的行为。这里我要表达我的一个自信，就是亚里士多德感悟到宇宙历史的合目的性——这种感悟的更高级表达就是东方（中国）古典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由于时代的限制似乎都没有能从根本上理解——宇宙历史是一种人格支配下的合乎目的性的行为——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所以然。
于是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宇宙是自由的，宇宙中的所有现象都是上帝这个自由者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会有科学的形式逻辑呢（既然：逻辑≠行为）？比如一个松鼠爬上松树——由于松鼠是肉体自由者——当然就是行为者的行为，难道一块石头从山顶落下来也和松鼠的爬行一样也是自由者的自由行为吗？如果认为石头是自由者的自由行为，而不是可重复的机械运动，是否要复活万物有灵论呢？说一个人为他自己的灵魂支配——没有问题，若说万物都有灵魂——则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因为它们的确没有显示出灵魂的迹象，否则生与死就没有了区别，坟墓里埋葬的是什么，难道是自由者吗？——如何回答这样的诘问呢。
在牛顿力学统治物理学的时代，世界被割裂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物质物的机械性和人类的自由性——二者完全对立、不可通达。但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人类看到了物质物世界蕴涵着自由的痕迹，量子运动的非完全确定性固然不同于精神者的自由，但其不确定性却是宇宙历史缘起于自由者的原始胚胎，我们说——我们并不能从物质物世界逻辑地推论出生物世界和精神世界，但如果物质物世界与生物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完全对立的，那么从物质物世界历史性地发展出生物世界和精神世界就是不可思议的。在石头的下落与松鼠的爬高之间并不存在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数学方程，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理念——自由。那么石头的“自由”是什么呢？回答是——石头的“自由”当然不是使它像鸟一样地飞，而是它在从山顶落到山坡的过程中并非是被数学定律完全限定，而是有些许的“自由”，虽然自由度很微茫；我们说，若没有石头的这种微茫到接近零、但绝不等于零的自由度，那么松鼠爬上山顶就不可能在宇宙历史中发生。
石头微茫的自由度在哪里显示出来呢？回答是——在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里显示出来，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就是时间与空间的量子性。关于时空的量子性——即时空的非无限可分性——对于宇宙历史哲学的意义重大，我在拙著中详细讨论了与此有关的康托尔时空无限连续统问题以及无穷基数问题，我在这里只略微说明一下物理学的能量子的意义。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的证据是来自普朗克的发现，能量的辐射不是无限连续的，而是以能量子为基本单位以量子的整数倍辐射。那么能量的量子性与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有什么关系呢？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任何观察者都不能同时测得准量子的空间位置和速度，速度越测得准则位置越测不准；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宇宙中不存在能量为零的时空点；若有人认为存在（能量为零的时空点），他需要指出那个点的准确位置以及其动量为零，但如此就与测不准原理冲突，因此宇宙中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的真空。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空，那么宇宙任何地方的能量都不是零，而能量都是量子态，这意味着时空就是能量的时空，或者说时-空-能是不可分的，因此能量的量子化就是时空结构的量子化。由此可见，能量的量子性与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是等效性关系，两个判断是对同一对象的两种表达方式。现在我们来分析石头在非完全连续的时空中的运动，既然时空是量子化——时间与空间不是无限可分，这意味着石头在小于时间量子的时间内，四维时空没有明确的几何学——我们不再能像我们所理解的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理解小于量子尺度的时空结构，等于说——在时空量子内没有明确的前后左右的确定关系，这意味着任何物质物在量子时间内，它在空间中的位置并不是确定的——我们不能确定在量子时间内石头在空间中的准确位置，——这就是石头的微茫的自由度所在：它（当然是它的质量中心）可以存在于一个空间量子内中的任何地方[等于说——质量中心在量子空间内位置不是绝对地确定，等于说——它（石头）存在于空间量子内的什么地方完全是其“个人自由”]。
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是宇宙历史中缘起自由者之自由的本原，没有时空的非无限连续性也就不可能有宇宙历史和宇宙历史的历史性，若没有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甚至宇宙本身也不可能存在，这是由于原子的结构的存在之所以可能——电子没有吸附在原子核上对消质子上的正电荷、原子核中质子与中子之间的相互运动与组成质子与中子的微粒的运动之能持续进行——都依赖于时空的非连续性（等效于能量的量子化）。所以上帝在创造宇宙时一开始就为宇宙历史戏剧埋下了伏笔，正是非完全连续性才使得宇宙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性破缺才使得结构得以形成，原子结构形成后形成星系结构，星系结构中才可能几率性地产生太阳系和我们的地球，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才有高分子的形成、耗散结构的形成、自组织结构的形成、原始生命的形成、生命的不断复杂化直到产生人类。
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是它的有机体的构成者，宇宙历史既然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那为什么宇宙中却有可重复的事件呢？若没有可重复的事件，那么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便无从谈起——波普尔科学的证伪性也就无从谈起，宇宙的整体的有机性和构成它局部的机械性为什么是对立的呢？我们说——对立只是吾人省略造成的，实际上有机性是本质的，而机械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机械性只是对局部世界之微茫有机性的简化后的情况，微茫的有机性十分微弱，但并未微弱到零，但在人类分析世界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就做了简化，把本来有机性的存在者简化为机械性的。为了显示这种简化意义，我区分了两种运动——历史运动（对应历史性事件）和物理运动（对应物理事件）。
首先，我的命题是——宇宙中只有历史运动而无物理运动，即宇宙中任何事件都是历史性事件而非机械性事件；其次，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对于某些历史性事件可以化约为物理事件；但是，第三，并非所有历史性事件都能化约为物理事件。接下来的问题就肯定被提出来，物质物的运动难道不都是物理运动，为什么说宇宙中只有历史运动而没有物理运动呢？我们说，在严格的意义上，宇宙中所有运动都是宇宙整体历史运动的一部分，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实验室的重复实验之可重复性只是对历史性的忽略罢了，伽利略将小球从斜面顶端滚向底端，然后再重复一次，似乎是重复，但绝不是重复。首先，由于世界中没有任何物体是理想刚体，这样小球的结构在时间中总是变化的，构成它的物质微粒时刻在运动中，这种运动作用于斜面物体微粒的运动在小球从斜面顶端滚向底端的过程中每次都不相同；其次，不仅小球与斜面滚动摩擦总是使小球损失质量，而且根据广义相对论原理，随着小球运动速度增大，小球的质量在增加（虽然由于小球的运动速度与光速相比十分微小，因此增加的质量也十分微小）；第三，宇宙在膨胀，地球所处的太阳系虽然稳定，但引力场随着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和自转时刻在变化中，因此小球滚下斜面的运动每次的引力场环境都有所差别——尽管十分微小。虽然由于小球的结构变化、质量损失与增加、它所在的引力场环境的变化都十分微小，可以忽略，而使得小球滚下斜面的历史运动可以近似看作可重复的机械运动，但必须明确，省略而后的机械性并不就说明机械性是其运动的本质。由此可见，只有历史性才是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本质，在严格的意义上宇宙没有机械性，物理运动显示的机械性只是吾人看世界时为了方便而进行的简化（简化在实用意义上又是必须的，因为虽然地球围绕太阳每一周都不相同，但人类的历法还是忽略这些不同，认为四季的来临是基本上重复的，尽管谁都知道地球上每年的状态都完全不同，比如春天植物的生长都与去年春天不同——植物数量、方位、大小、形态）。
是否所有物质物运动都可将历史性省略而等同于物理运动呢？忽略历史性是否可行在某些情况下与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有关，比如小球从斜面顶端滚向底端的过程，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小球的整体运动状态，它的运动基本上具有可重复性，可以作历史运动化约为物理运动的简化；但如果我们所关注的是构成小球中的单个量子，则由于单个量子与其他量子的关系是多体关系，本身的不确定性叠加其他量子的不确定性，这样复杂的系统超越了思维的运算能力，也就无从简化。同样，风与云的运动也只能在大致的意义上做整体性计算——天气预报总是概率性的预报，由于它们的运动边界的不清晰，风与云的系统作为历史运动简化为物理运动并不能使人获得牛顿力学意义上的精确解，而如果关注风中的单个微尘或云中的单个水分子，由于它们处在整体系统中，其历史性运动也不能做物理运动的简化。而另一些物质物运动由于完全的不可重复性无论如何不允许把历史性省略而将历史事件化约为物理事件，比如吾人以某种植物的种子种植一棵植物，然后把植物烧掉，这个历史事件是不可逆的——你不能把植物的灰烬收集起来重新还原一棵植物，不可逆当然也就意味着——不可重复，你用新的种子重复这一过程不是那个事件（你第一次以种子种植一棵植物，然后你把植物烧掉）的重复。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变化：小球的历史运动简化为物理运动（这种意义的简化）不再适用于植物的种植和烧毁过程？这是由于我们进入了新世界，宇宙历史理性从物质物世界进化出了高级世界，历史性极大程度地增强了，物质物世界的微小的历史性被简化掉——在小的视阈内不影响我们对物质物运动的描述的准确性，但面对新世界中强烈的历史性，忽略历史性也就忽略了新世界——就成为认识论的错误了。
在高级世界中虽然历史运动依然利用着物质物世界的物质物——等于说历史运动运用物理运动，但所有整体——生物个体、人类个体、宇宙整体与社会整体——的历史运动都不允许被简化为物理运动。羊奔下山坡的运动不能简化为石头滚下山坡的物理运动；人类精神支配的历史性行为不允许做物理简化，物理学无法分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运动轨迹，任何一个人走进一家餐馆而不是另一家的行为当然不是物理学所能解释的；不允许物理学公式（形式逻辑）进入宇宙历史运动和宇宙历史中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历史性分析。
这里要特别强调——不允许形式逻辑进入宇宙历史的分析，谁不允许？当然是上帝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因为宇宙历史是上帝的行为，行为主体的心灵支配行为的自由性与形式逻辑——是不相容的，好比人的行为不允许形式逻辑进入一样，所谓不允许进入，就是不允许人像利用牛顿力学计算刚体小球从斜面上滚落下来的运动轨迹一样以数学-形式逻辑计算行为者的行为轨迹，你不可能像计算牛顿计算行星运动那样事先计算出一个人的行为——比如牛顿事先计算出爱因斯坦大脑细胞的运动以提前发现相对论。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牛顿计算星体运动，难道星体不是处在宇宙历史之中吗？是的，上帝允许近似简化，因为他加予宇宙中物质物（原子、星体）的历史性很微弱。但是，是否由于宇宙中所有的物质物运动的历史性很微弱都可以忽略掉，因此宇宙整体的历史性就可以忽略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回答也是我写《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最令我快慰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先辈们在讨论宇宙的时候似乎都忽视了这个问题——比如西方哲学家总认为东方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是诗意的想象、是与理性哲学无法连接的；的确，从数学公式推导不出任何诗意来——就像分析化学家不能从他母亲的眼泪中分析出母亲对儿子的“爱”元素来，但诗意绝非人类主观外加于宇宙的，就像我们说母亲的眼泪中含有爱是真实的而非吾人想象的一样，因为人与人的形而上学性（爱与恨、善与恶、以及由情感与思维所产生的复杂价值观）都是宇宙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在我简略说明这个否定回答的原因。其实理解了也便很简单，因为物质物个体（无论以原子作单位还是以星体作单位）的历史性尽管十分微小，在单独看待物质物个体时吾人可以忽略其历史性，但把诸个体集合起来看，那在个体中忽略的历史性就不允许再被忽略了，对宇宙中物质物微小历史性积分就得到一个强大的历史性——上帝的人格性，就是说，宇宙整体的历史性强大到它是一个生命体以至于我们不被允许再使用“它”（意指忽略了历史性的死物）而必须用“他”（意指活着的有灵魂的生命体）了，实际上正是宇宙的历史性使我们意识到上帝的人格性的。笛卡儿殚精竭虑地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得到后人的肯定，他没有想到我这里叙述的方式，当然我这里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明”并非如笛卡儿想望的那样——以几何学方法像欧几里德证明几何学原理一样证明上帝存在，而是以“我”作为上帝的证据（法庭上的证人作证的意义），因宇宙整体的有机体性和他整体运动的行为性是以他创造出精神世界的“我”来显现的。因此宇宙历史的不允许数学-形式逻辑的进入性是不难理解的，就像上述牛顿不能根据自己的力学原理事先计算出爱因斯坦大脑细胞运动所产生的相对论一样，上帝也不允许人类个体在宇宙历史从物质物世界创造出生物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前事先计算出这个历史性过程——检验这个判断是否正确的方法是让世界上最聪明的数学家计算一下在人类精神世界之后上帝将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来，当然不会有任何数学家胜任这个任务，因为“不可能”在这里的意义是——人类绝对不可能计算宇宙历史道路的走向；当然——可以猜测，但猜测不是计算。所以从这种意义上那些历史主义决定论者说自己发现了宇宙历史中人类社会的普遍科学规律云云当然是虚妄的；在拙著中我用一定的篇幅在波普尔反驳历史主义决定论的基础上对历史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批判。
这样我们就重新获得了关于世界统一性的理念论，宇宙历史性发展就是其中存在者的运动之历史性加强的过程——来自于上帝将自己的理性逐渐地灌注于宇宙历史中。从宇宙发生的时刻开始，历史运动就开始了增强运动的历史性的过程，只不过上帝灌注于物质物的历史性微弱，但随着对称性破缺使物质物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灌注于结构中的历史性也就逐渐增强（相应的一般意义的“机械性”就减少）。当生物世界出现于宇宙中，生物运动尽管依然利用着历史性微弱的物质物历史运动，但生物体在其意志支配下的肉体自由性已经使得生物体运动不能简化为物理运动了，而人类的精神运动所表现出的历史性是最强烈的，所以物理性只表现在生物性的物质能量守恒方面，而其精神能——吃进的面包与创造的信息（如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已经不与物质能相等了（爱因斯坦吃进的面包比码头工人吃进的要少，但他思维创造的“精神能”却远大于码头工人所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精神世界虽然以物质物世界和生物世界为基础，但超越了二者，宇宙的自由性表现在宇宙历史的创造性——起码在宇宙膨胀阶段如此。当然这里所谓精神能只有在最高级世界即精神世界才有意义，而在低级世界无法显示其能量意义，因为即使对于聪明的乌鸦来说，它也不能区分出爱因斯坦教授的讲演与码头工人开玩笑话语之间的区别，在它耳朵里精神能是不存在的；尽管音乐有可能例外，据说古典音乐无论对于牛的生长还是开花植物的生长都有激励作用。
现在回顾前面提到的我的关于波普尔问题——为什么科学具有可证伪性而形而上学没有可证伪性——也就容易回答了：因为宇宙中存在着可以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和不可以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可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是科学认识的对象，而不可以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对于不可以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人类的思维只能形成形而上学理念论，由于宇宙历史一定意义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形而上学理念论对于人类关于那些可以简化为物理事件的历史性事件的认识（科学）具有激励作用，同样科学对于那些不可简化为物理运动的历史性运动的认识（形而上学）也有激励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康德和胡塞尔所设想的那样——在未来可以将形而上学理念论改造成严格科学，这不是因为现代人不够聪明，当未来人类变得足够聪明时就能将形而上学理念论改造为严格科学了，而是人类的思维不可能达到上帝——这里不可能具有绝对性，上帝从物质物世界历史性地发展了生物世界和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世界集合的人类社会世界，但人类的思维能追溯此过程而不能以逻辑贯通——等于说吾人无法从物理学的力概念逻辑地推导出爱情和民主来——虽然上帝已经以真实的宇宙历史实现了这个过程。
是故，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建立严格的形式逻辑系统是因为它所认识的对象是可以化约为物理运动的历史性运动；而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建立严格的形式逻辑系统是因为它所认识的对象是不可以化约为物理运动的历史性运动。鉴于宇宙历史是上帝以历史理性逐渐地向宇宙中诸结构灌注历史性来实现宇宙复杂化的过程，不可以化约为物理运动的历史运动当然比可以化约为物理运动的历史运动要复杂，这样形而上学的不能科学化也就是因为它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历史性强烈）；而自然科学运用数学-形式逻辑的“严格”性也就是因为它的不严格性——把本来历史性的对象忽略了历史性。形而上学描述宇宙历史的模糊性（不能运用数学语言）是因为宇宙历史不是形式逻辑决定的历史，而是上帝的行为史。——我以为如此就比较清楚地表达了科学具有的可证伪性与形而上学具有的不可证伪性的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来的书名拟作《哲学不能作为严格的科学》，但出版社提出修改书名，原因是怕“哲学不能作为严格的科学”的书名容易给人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科学的印象，我有些不以为然，他们对于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显得过于大惊小怪了。
（特别说明：半年来我没有在写多少文章，原因是我一直护理瘫痪在床的父亲。而父亲已于2008年8月3日去世了，我在天益网发表此文以纪念先父蔡文义先生，他在我少年时代启发了我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趣，他的数学运算能力我至今望尘莫及。 蔡禹僧 2008年8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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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科学知识进化论》中的《科学：猜测和反驳》，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