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大讲堂的讲演，30年改革的逻辑
地 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 题：三十年改革的逻辑
主讲人：党国英（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何雪峰
主 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 办：南方都市报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是难度很大和充满风险的事业。在国家转型时期，改革的渐进方针是必然的，但渐进不是停滞，渐进也需要切实地推进。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取得了什么成绩？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根本路径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次演讲试图解答的问题。
【主持人：】各位公众论坛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周六上午好！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这里，今天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党国英老师。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南方都市报也会请一系列的专家就此开讲，从各个方面分析和阐述三十年来的改革，以及今后我们要走的路。
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已经三十年了，中国要转型的方向，大家都知道，从古老的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要转型的现代社会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有非常多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有一个大家都俗称的关于改革的三次大争论。我觉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去年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都对此作出了决策，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要改革的话，那么改革的路，或者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我们今天党国英老师将为我们详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改革的策略是什么，我们的改革要走什么样的路。
下面的时间交给党国英老师，掌声欢迎。
【党国英：】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他讲的这几句话正是我想讲的意思，同时向在座的诸位表示敬意。为什么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话题，现在进入所谓的读图时代、快餐时代，很多人喜欢听故事，我所讲的内容不是故事，如果有些同志到我的专栏或者博客看过的话，会发现我所讲的往往是枯燥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一点还能够来这里，我的确是应该向大家表示敬意。
关于中国改革，人们往往感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思考习惯，就是力图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许有受过一定训练的经济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其实我想经济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可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把复杂的东西要简单化。这样做，的确有挑战性，因为可能容易搞错；抽象得好不好、对不对，这完全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提出三十年改革的逻辑，试图把改革的问题简单化，或者给出一个模型，就是属于理论逻辑演绎的模型，不是数量模型。我不敢有把握我讲的一定对，所以也是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改革无非是要去掉一些旧的东西，建立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往往把社会的进展分成若干个阶段；仔细读历史的同志知道，以前所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阶段划分可能不一定对。我干脆在这里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传统社会，一个是现代社会。改革的任务，就是实现这样两个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的确有一些逻辑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把握。
我想从这样几个方面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时间的确有一点紧张。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改革究竟获得了什么进步？三、自由、民主和公平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四、渐进改革的逻辑。我不赞成所谓革命，不赞成搞一次性的宪政改革，赞成渐进改革。这里有改革的逻辑存在。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能够交代清楚。
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首先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单化。我们要理解这样两个基本的容易忽视的概念，一个是风险，一个是暴力。今天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很具体的阐述这两点，在适合的媒体上或者是在我的博客上我会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风险和暴力，这的确是影响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我们在以往的历史分析中往往忽视了它。我的看法，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人类的行为它是多种多样的，基础性的考虑，就是我们要规避风险。当然我们人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的风险，如果排除了死亡风险，还有生存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利益会不会被别人侵占，这是一个风险的考虑。在风险考虑中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进步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来降低风险，比如说家里的煤气如何防止泄露，可能你有一些办法。但是在公共领域，我们要规避风险就需要合作，问题就出在公共领域通过合作来规避风险，这需要规则。我们改革的任务其实就是调整规则，全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
关于暴力的概念，经济学也有所忽视，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强调过去经济学忽视了对暴力的研究，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谈暴力，不过我看给我们留下讨论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简单说，经济学对暴力的研究还是不成熟的。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不断的使用风险和暴力这两个词，这是我将使用的两个基础性的概念。
我们有了这样两个概念之后，就容易给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下定义了。过去有人说传统社会就是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个说法大体上也可以，但是它一定不是完全的自给自足，总是有剩余，只要有剩余就不完全是自给自足，大体上是自给自足，这个话没有错。还有一些学者说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积累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要消费。这个说法也大体上没有错。
关于传统社会，我现在下的定义，是一个集团在战争中获得暴力资源，从而攫取公共权力。我估计大家可能在过去读书时没有看到人给传统社会这样下定义，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过别人这样讲。
什么是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集团在民主程序中获得公共权力，从而掌控暴力资源。按照传统社会的逻辑，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军事集团的行为，我前两天看了央视的一个节目，它讲战国时期的秦国怎样灭其他的国家，后来发掘的很多历史资料表明，秦国是一个高度严厉的军事化组织，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秦国这个社会如果搞计划经济的话，计划经济严厉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49年之后国家搞的计划经济，控制到什么程度呢？牛耕地使用之后的肥瘦程度，比如说原来比较肥，后来比较瘦了，到了瘦的过份的时候，要对使用牛的人进行惩罚，管理到这么细，就是为前线六十万大军服务。
我给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下的定义，我要再重申一遍，传统社会因为某种原因形成强势集团，掌握了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握了公共权力，这是传统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一个集团也因为某种原因，通过民主政治程序，得到大家的选票，成为被大家认同的公共权威，然后它掌控了军事力量。这是两个重要的区别。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从前一个情况过渡到后一种情况，这个过渡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非常困难，依靠军事力量一旦掌握了一定的公共权力，它形成了一套军事化的规则。我们要通过改革，用另外一套规则，你可以想像困难会有多大，所以这个改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它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给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下的定义。
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要进一步延伸我们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首先你不要有浪漫主义，如果大家注意我的博客的话，我爱批评浪漫主义。不要提到传统社会就认为一定是很坏的东西；提到现代社会，你就认为是好东西，因为有民主等等，这个说法是有一点浪漫的。但是也不能虚无主义，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无所谓好坏，传统社会也行，现代社会也行，那我们就不要改革了，不是这样的。
我们先说浪漫主义为什么不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承认传统社会之所以存在，总有一定的道理。人类社会三百万年的历史，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才几百年时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现在还是过渡时期。它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没有道理吗？它是有道理的。
关于这个道理，我的认识是：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社会，人形成一个一个小的社区，这个小社区的人口向往流动的几率非常小，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家八次，可见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大。但是传统社会人的流动性很小，在社区内部就可以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个社区本身又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在认同公共权威的时候要不要通过民主的办法呢？不要。我们知道民主是有成本的，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谁好谁坏、谁有能力来主持公共事务，人们心里是清楚的。而且传统社会公共事务的主持人，我说的是社区，主持人是志愿者。过去我们的课本里讲的农村是地主是如何如何，地主就是黄世仁，被迫害的就是杨白劳。这类事情不能排除，但基础不是这样。一个社区的公共事务谁来主持是有一定的规则，也可能进行合作。传统社会有强烈的依附性，但不一定总有暴力外观。这个社区的公共事务的主持人一般不需要暴力。但是社区联盟会需要暴力资源，因为维持社区安定，每一个社区组织一支军队那是不现实的，社区联盟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国家要养军队，军队给每一个社区提供一种保护。军队的军事领袖就是公共权威的掌控者，社区联盟所形成的公共权威主要提供一种公共品，那就是安全，其他的公共品由社区自己来解决。提供安全的军事集团把整个社区联盟的事务给控制起来了。一个社区不需要选举，社区联盟要不要选举呢？不需要，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社区联盟的主要公共品是安全，提供者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你要搞选举的话，那就坏了，军队要搞民主，可以想像这个军队是什么样子。
昨天我跟鄢烈山先生在一起，他说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试过让军队的将士关系不固定，减弱垂直控制，结果让军队夸掉了。所以军队不能搞民主。而社区联盟的主要公共品又是安全，由军队提供，民主的意义就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民主在这里是有害的。
熟人社会不需要民主，民主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政治家的职业化以及政治家之间的竞争。社区不需要，国家这个层次里也不需要。所以，不要以为传统社会的人傻，连民主都不要。民主主要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我们不要浪漫主义，同情传统社会的人多么可怜；我们现在有民主、你们那会儿没有，和可怜。其实他们不需要。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呢？因为现代社会的社区已经不是一个熟人社会了，特别是在城市里。农村里的熟人社会也在瓦解，大家都知道，村一级的社区现在走向缓慢的衰落，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熟人社区的联盟了，我们就是处于高度流动当中的社会。我们的公共品，熟人社会已经不能提供了，一个社区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公共品，我们居住在城市里，你所住的那个城市社区能够给你提供多少公共品呢？我们的公共品需要国家提供，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职能不光是安全了，军队现在已经不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了。如果军队不适合民主原则的话，那么好，我们现在承担其他那么多公共品的政府，它应该使用民主的原则。
为什么过去的社区不需要民主原则，而现在国家层次需要呢？这是因为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政府掌控下的全国公共品的提供系统不是熟人社会，美国人无法判定克林顿的道德水准如何，我们现在也无法判定现在国家一定层次的领导人道德水准如何，甚至我们不需要去判定，如果你要判定的话这个社会出了毛病，比如说对克林顿的揭露是另外一些党派的人。
熟人社会的规则既然没有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规则，也就需要民主，我们需要简化对公共权威领导人的监督方式，怎么简化呢？就是老百姓不去监督，我们以为一个好的社会是老百姓人人监督，我有一次发表文章说不要人人议政，结果很多人批评我，其实我是一个理性的分析。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这样做，那这个社会就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发挥专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机制，这是重要的民主规则。
我的意思是说，对传统社会，我们不要浪漫主义，想像它是多么的坏，它有它的道理。关于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要以为现代人们聪明了，而要看到我们需要那样的规则。现在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公共品供应结构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规则是不是也要改变呢？是要变，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的道理。
刚才我说了，我们也不要犯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传统社会有它的道理、现代社会也有它的道理，无所谓好与坏。就像西方社会说西藏，认为中国人把西藏传统文明给破坏了，如何如何，我的确不赞成美国一些人这样的说法。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传统社会的人未必不幸福；当有选择的时候，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他们会选择什么呢？会选择现代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我最近有一个批评，有一些学者，特别是文化学者，坐在书斋里，可能没有在农村里生活过，说现在要搞绿色社会，好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回到农耕文明当中去，他不知道那个农耕文明虽然是山清水秀，但人与人之间是依附关系，束缚人的自由。
同志们生活在现代社区，你会依附于村委会主任吗？你会依附于社区居委会主任吗？不会的，我敢打包票99.9%的在座同志不知道你的居委会主任名字是什么。如果自给自足，退到农耕文明时代，我们要忍受的代价就是依附的关系，或者奴隶别人，哪怕不使用直接的暴力。不要虚无主义，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一定是选择现代社会，这是有必然性的。
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民族快、有的民族慢，有的民族过渡比较稳当，有的国家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比如说德国、日本，代价比较大；英国付出的代价比较小，美国付出的代价基本上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南北战争。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鸦片战争算起，或者说的再早一点，明朝中叶，当然这个还可以再探讨了，不管什么时候算起，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以至于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放大三百万年，向前三百万、向后三百万，这个300年的差别不大，我们不过是比西方晚过渡一二百年。但是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就觉得这个不可忽视了，因为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我们希望过渡的快一些，我们希望不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求美国大使馆的签证。
这个问题在当前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可以去思考它，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我现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做出回答。
下面我说文明基因，所谓“文明基因”只不过是容易促成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因素。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相比，哪一个社会包含了比较多的有利于过渡的因素呢？我认为是西欧社会。北欧海盗向南侵略，然后给整个欧洲社会散布了海军化的社会结构。有些人说我们中国的海军也非常发达，但是你忽视了一点，中国的海军技术和西方的海军技术有一点不同，历史资料表明，我们打韩国、日本的时候，风一吹就把我们的船吹翻了，因为我们的船底是平的，而西方社会的船底是尖的，加上欧洲的海岸线比较曲折，波罗的海是良好的训练海军的很好场所。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人讲北欧长了一种树木非常适合造船，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
海军的结构如果复制到陆地，陆地社会和中国传统陆地社会不一样，海军最高首长，尤其是过去没有发达通讯技术时，海军对其他船的指挥是靠旗语，每一艘船有很大的独立性。当侵占一个地方之后，大体上按照海军的组织编队来瓜分土地，很容易形成了一个船队分一块土地；船队的船长会有一个官阶，其他的船员可能说是当地有公民身份的自耕农，当地被征服者的就是农奴。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呢？它是一个专制程度较低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有没有呢？我们老说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之后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很多史学家都这样讲。我们封建社会在秦始皇之前有短暂的存在，之后我们进入集权社会，或者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欧洲封建社会存在了很长时间，这种弱王权，也就是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对各个船只的控制力比较弱，这种封建社会其实造就了一个比较弱的最高权力，显然是有助于后续的过渡。我的意思是说最高领导人本身的权力就不强大，我们看过很多历史资料，包括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说英国过往在过节庆日的时候，穷到什么地步呢？家里请客用的盘子不够了，或者是好一点的盘子不够用，要向其他的贵族借。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简单说西方很长时期是一个弱王权的社会。
还有就是犹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天然要拒绝商业风险，要稳定、要讲规则。商业民族或者是商业阶层最喜欢什么呢？稳定规则，这不是专制提供的，而是民主制度提供的。
第三个就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这个事说起来比较麻烦和复杂，人们对它的看法可以有很大不同。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西方人的宗教在很长时期内是世俗化的，跟我们的佛教不一样。世俗化就形成了跟国王的分权。其次基督教保护了一些历史文明，基督教当中的一些神职人员是学者。再次，基督教是跟穷人联系在一起的，不要认为基督教一直是富人的，不是的，基督教一开始是跟穷人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佛教呢，穷人挣了一点钱全部交到庙里去，好像看不出多少对穷人的帮助。我说上香治病，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庙在山里头，你为了上香，每周跑上几次，身体就锻炼好了。
这样三个基因我们的社会具备不具备呢？我们这个社会不太具备。中国的历史文明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像孔子等，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太大了，从古代到现代多少人读他的书呢？作为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从其他的功能来做评价，我想不用我说了，很多人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说上海的朱学勤、我们院里的李学勤等。我们也产生过商业阶层，但它们的经营方式有很大不同。
简单说西欧社会有一些积极因素，容易使西欧社会进入“斯密的经济世界”，简单逻辑就是交换、分工和效率之间形成很好的互动。
那么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呢？西欧的三个文明基因我们中国没有，或者是不明显，中国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我经常说研究问题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秦始皇之后有些人做过一些统计，结果两个数据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据我了解是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当然对统一的国家也要有一个定义，据说周恩来在世的时候曾经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是一个集权化的社会，有一定的偶然性，来自于地理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的陆地国家海岸线曲折程度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海岸线要整齐的多。不是说我们的海岸线要整齐的多就不能有强大的海军，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古代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我们讨论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二，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现在我要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改革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革的成绩，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总结我们改革的成绩，我把标志我定义的传统社会向我所定义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些事件作为改革的成就。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对改革的成绩就说不完了。
最根本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社会了。但这个逻辑有没有完全清除呢？没有，军事社会的某种逻辑还存在。现在有学者提出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细说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获得主流的回答是军事逻辑，有一些人偏要认真；有一些事不要认真。如果你是做学理性的研究，更多我们要从策略方面考虑。当然你要做学理性研究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要进行分析。
首先当然是中国经济的成长，现在农业GDP占总GDP的12%，大体上我们的产出当中，吃饭的问题占我们国民新增财富的12%，这个进步太厉害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了。我们的恩格尔系数，现在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5%，农村是43%，也标志着我们的吃饭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农民现在吃饭虽然总支出是43%，但是大量的食品是买过来的，农民自己给自己提供吃的价值是占到10%，总支出食品当中的10%是自己解决，所以商品化率是非常高的。现在中国的农业进步，专业化程度提高，作为农业研究者都是感到非常惊讶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过去我们以为小农搞不了农业现代化，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成就。这个成就维持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控制系统根本没有可能性，我们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委控制力最强的时候，大概控制几十个商品，加上各个部委的控制，几百个商品，这是计划经济登峰造极的时候。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权力中心下移，这也是跟军事化社会反方向变化的，我在这里引述十七大报告，我引的这段话本身就标志着社会结构权力在下移，讲以人为本、讲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我们有很多的制度标志着权力中心的下移，特别是所谓分税制，杨小凯在世的时候曾经拿分税制做文章，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单从税制看我们是联邦制，过去历史上我们没有，他叫做“财政联邦主义”。
十七大报告的原文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个成绩是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横向联系加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有关。我们现在讲有一些产业比国家垄断了，有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是有，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而这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并没有过去官方的背景。新兴的利益集团出现跟新技术革命有关系。
大学生毕业之后已经不包分配了，原来最严格的土地制度在我们国家执行，结果执行的很不怎么样。广东出台的一些政策和高层有不一致的地方。还有金融方面，现在股市跌的一塌糊涂，大家讲救市，印花税已经下调了，新华社的文章也发了，还怎么弄呢？挖空心思就是救不了市，我想说的就是控制力在减弱，当然未必这就是好事，好与坏我们先不说，单从三大要素看的话，我们的确社会的横向联系在加强，垂直的控制纽带在减弱。这不是指军队本身，军队本身我不了解，我是说的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在减弱。
第四个方面是政府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的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就开始调整经济工作思路，这是孙冶方的影响，当然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然后又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董辅仁先生就提出了一个看法，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是市场经济下使用某种计划手段，我认为董辅仁先生说的是对的。92年之后我们讲市场经济了，到现在又讲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每一个中心口号下政府的行为的确是不一样的，在北京做学者的话容易有体会，现在政府部门更多是找学者讨论问题，因为有一些事心里没有谱，当然找学者未必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秦晖经常说一句话，他把过去的经济叫命令经济，不是计划经济。我记得一些左派的同志，老讲说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三十年的成绩很大。我说那当然，前三十年成绩是也不小，但是之所以有成绩，我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不是因为你搞了计划经济，而是因为你计划经济没有到位。我们极端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被人称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果是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他的历史时期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极端计划经济。前三十年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没有真正搞计划经济，谁试图真正搞，那一定是大大的灾难。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下。
后三十年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因为改革，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是因为改革的不够。是不是过去三十年改革，本来还可以再快一些，这个不好说。中外历史比较，我们的改革已经不慢了。只是可能当事人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够。
第五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的意识形态变化太大了，说起意识形态，当然经济学的习惯又要下定义，把它看成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关于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判断。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一些是非判断。现在人们经常讲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这是主流的话了。价值观容易神秘化，过去老百姓不使用这个词，不要神秘化，价值观就是一个是非判断。
如果说是是非判断的话，我们知道人的生活是分层次的，每一个生活层次上都有是非判断，所以说价值观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很多做价值观研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很糊涂，我现在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供大家参考。
说到主流价值观，就有一个问题跟着出来了，世界人民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呢？就是我们说的普世价值。我了解了一下最近情况，有人认为没有，我认为有，而且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观，我要说一个极端的话，难道你是畜生？或者说我们是人，人家是畜生吗？这是一个糙话了。如果说一个学理性的话，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那你把马克思的位置往那里摆？中国改革干什么，中国改革选取的道理，我们影响改革非常大的因素就是WTO，朱镕基那一届政府我认为很重要的功绩就是加入WTO，加入WTO我们后续的改革就有了一定之规了，就是WTO的章程，其实WTO章程就包含普世价值，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的改革就无法评价了。
说到价值观，我把它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就是人要生存，人要活命，有些人文学者为了弄得高雅，就不爱提这个事。人不能随便自杀，现在中国的自杀率还是比较高的，人要热爱生命，要勇敢，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层次上，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谁不这样就自杀呗！有没有不珍惜生命的国家啊？别说还真有，有的宗教过分约束人，是不是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了？像这样的国家，是要完蛋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家庭伦理。说到家庭伦理不得不提孔子，孔子做的工作，他讲的家庭伦理还是不错的。尊重妇女、抚育孩子、孝敬老人，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我想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遵守，但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套准则，比如上面这三条基本上是现在主流民族都遵守的。可以说，人家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强，什么人老了没人管、孩子18岁踢出去，这是一种方式，不是人家不管，其实我们的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是这样。你说这个层次我们丢了没有？基本上没丢。难道中国男人都不管家了？都跟着第三者跑了？不是嘛！这些就是主流的东西，全世界都这样。
第三个层次，是非集团行动领域的社会交往。进入这样的一个交往领域要尊重别人、要讲平等、要节制，像这样的一些规则也是一个价值观，我把它看成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个领域孔子也讲了很多话，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当然这不是了，孔子只讲了五个价值观中的一个，而且跟现代社会的理念也不一样，因为他那里包含了很多宗法伦理，现在很多不适用了。
第四个层次，是集团行动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构建一种正式的规则，维持这个规则，我们要形成一个强制系统，就是如果第三个层次是一个可以用文化习惯来约束的话，第四个层次用习惯、礼仪、道德约束就不够了。第四个层次当中我们也有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十七大报告中有讲到。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十七大报告的原话，二十年前你要找到这样的话，根本没有可能性。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做得不够，民主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然也在进步。这个东西有没有普世性呢？
第五个层次，是国际社会。有一些也是有普世价值的，比如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我了解很多国家都接受，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原则。怨恨、报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战争机器运行的时候，强势人物把老百姓裹挟进来，我们说敌人坏，但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坏。不是这样的，一旦被战争机器裹挟进来，有些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最近有一些很好的外交操作办法，比如说我们和日本，曾经我们有过一个时期跟日本的蜜月时代，现在我们还是要和东亚民族形成密切的关系。不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那一套。这个话说起来又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了。
我们改革取得的成绩，我认为是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能够标志我定义的那样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安全以外的公共品越来越没有按照军事化的原则提供。在座的老同志应该有记忆，一些年轻人可能想不到，过去我们的确过着程度相当高的准军事化的生活。五十年代搞合作化，有人给我描述给华北平原的某一个地方，怎么做呢？今天开会我们要搞合作化了，宣布之后说想走阳关道的站这边，想走独木桥的站这边，这可是核心的政治术语，老百姓都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站在独木桥那边，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绝大多数都会站在阳关道这边来，这是军队的一个做法，一集合站队，过去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的确我们现在改革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你也要注意到，有一些改革的工作，拿到美国也没有完成，比如说金融体系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解决起来都很麻烦，这不是标志的问题，现在做不好，也可能三五十年之后还做不好，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把奉行军事化、军事主义的系统转变为一个新的系统，我们要让社会高度的分化、专业化，军队一定不能搞民主，要有自己的控制系统，我们要强大，要奉行最有效的指挥原则，但是其他的公共品提供，我们一定要奉行最节约、最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有利于降低风险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军事化的制度，说到底我们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三、自由、民主和公平是改革的根本方向。
我给自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私人领域的自由行动、自由思考。民主的定义，公共领域的决策和行动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家的专业化和竞争，当然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公平的定义是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产生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全面保障。当然这样定义不一定合适，我是这样看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讲的很细了。
首先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意义。检讨我们过去的改革，大量改革的成绩和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有关系的，我在这里讲一个事情吧。大家都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农业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土地在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特别我要讲劳动时间在减少，现在农村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劳动时间都在下降，但是我们的农业GDP在增加。现在讲386199部队，以为中国农业不行了，青壮劳动力走掉了，但是这几年我国的农业粮食产业一直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业高度专业化了，不识字的妇女也可以种粮，拿起电话给农业服务站打电话，撒除草剂的人就来了、开联合收割机的人就来了。作为农业研究者都觉得很惊讶，好像做了一个梦，是什么东西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呢？就是市场。土地少了，劳动力也少了，但是产出增加了，自由市场经济起的作用太大了，如果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中国人现在的吃饭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了，现在全球粮食危机。如果我们不放开市场、不从承包制开始一步步推动农业走向市场，那真的是麻烦了。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意义，它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个是关于民主政治的意义。民主也是解决提供公共品风险的一个办法，我对民主的看法往往是工具理性。选举、普选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社会大众谁是少数、谁是多数，如果没有选举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选举少数以为自己是多数，当自己的意见没有占上风的时候，这个少数，以为自己是多数的少数，可能出来捣乱，通过选举至少有一个发现功能，发现谁是多数、谁是少数，否则少数服从多数都没有办法操作。
我喜欢说“民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好东西”。传统社会社区不需要民主、社区的联盟也不需要，现代社会基础社区不提供公共品，选举的意义不是太大，而提供公共品的是政府，这个时候民主才有意义，所以我说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东西。现在改革的方向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山区比较落后的地方，从老百姓到干部对民主没有什么兴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经济发达的地区老百姓对民主的兴趣非常大，这反映了需求的问题，不是素质的问题，不是发达地区老百姓比落后地区的老百姓素质高，主要不是素质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
第三个是公正的意义。公共领域的基本平等，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讲公共领域的时候，要知道并不是一切公共领域都由政府来控制，由政府控制的那一部分公共物品，我们应该讲人人平等，但是公共品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这个时候不一定要讲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讲基本平等。
四、渐进改革的逻辑。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要先解决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是同时或者然后再做其他的改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而我前面的推理，实际上也说明了民主改革的确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策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点为难，在改革的若干任务当中，是不是要把所谓的宪政改革放到第一位呢。我自己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赞成渐进改革。如果改革是分为宪政改革和渐进改革的话，我是赞成后一种的。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争议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前提的判断，改革两种思路，因为前提不一样，所以改革采取的道路不一样。还有就是使用的逻辑，这两种改革的意见，首先我们看前提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对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忽视，西欧社会和中国社会相比，西欧社会的确有一些有利于过渡的文明基因，我们不大具备，所以我们的前提不一样。历史上我们历来是集权政治非常强大，欧洲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比较弱，有些人很大程度上可能忽视了历史的这样一个基础。
从逻辑上讲，我在这里引用罗尔斯的话，改革一定要注意社会稳定，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一个过程，西欧社会有那么重要的文明基因，仍然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动荡，而我们历史上集权政治那么强大，你想要过渡的话，按照常识逻辑来考虑，是不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的难点不是我们要走向何方，而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走到那个方向。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忽视社会稳定的意义。
罗尔斯讲到几个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当中的起作用的因素，社会合作、社会效率、社会稳定、社会正义，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怀疑和不满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猜忌和敌意诱使人们以一种他们本来要避免的方式行动”。这个话讲的非常好，翻译为经济学的话就是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认为没有问题，结果一参加行动，好的，最后大家一起完了。这种事情太多了，从过去到现在，甚至眼下这个时期。稳定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如果考虑到社会稳定，那么我们的确就有一个策略的问题，我们主要的改革任务当中就有一个选择和时间排序的问题。
我们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我前面讲到改革的几个方向当中，自由、民主和公正。公正这个东西，美国这个社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印度号称是一个民主国家，最近的石油问题，一般老百姓花20卢布的生活水平，但是有的人给的石油补贴是100多卢布，本来贫富差距就很大，这么一做更是问题了。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问题，一般老百姓是坐公共汽车，现在石油涨价给出租车补贴，实际上这是扩大贫富差距，是不是改革要扩大这些问题？但是这不是关键的问题，我的意思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
市场经济当中的调控问题、总量问题、就业问题、外汇平衡问题、银根紧或者松的问题，不是我们独有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改革任务千头万绪，但最为重要、最有颠覆性威胁的社会基本冲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第三个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这三种关系要处理好，大体上就能够解决稳定过渡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重要不重要？相比之下不是很重要，其他的一些东西，集权政治下可能发生，民主政治下也有可能发生，不是最要紧的，可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这三个改革的任务，实际上还是一个分权化的改革，使我们奉行军事逻辑控制公共品供给的社会转为现代社会，就是你要讲分权，纵向分权、横向分权、要素分权，我们做三个方面的改革，怎么样控制和安排才有利于稳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怎么样评价风险呢？我自己提出了几个原则。我在南方周末上也谈过这样的话，我们要选的改革策略，注意几个问题，你的做法要保证改革不夭折，搞不好夭折了，就是巴列维的改革，是伊朗的改革。国家不分裂，因为改革造成国家分裂的例子太多了，我们眼前就有。社会不对抗，因为事情处理不好社会对抗的例子也太多了，德国和日本，挑起世界大战并不是老百姓的真正意愿，主要是被军事贵族挟持了，人民成为牺牲品，被裹挟进来，不仅仅是社会内部对抗，而且把对抗带到国际社会。还有政权的可持续，或者说政府可持续。这四个方面能够保证的话，大体上我们就能够实现平稳的过渡。有的国家是实现了平稳过渡，有这样的例子，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解决。英国之所以仅仅在上层发生了社会冲突，要杀英国国王不是老百姓要杀的，原因是英国的过剩人口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一切现代化的过程，所有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都是排挤人口的过程，哪一个国家对人口的出路处理好、解决好，哪一个国家就不至于发生剧烈的社会对抗。
英国这个国家的人口处理就是殖民统治，殖民战争的胜利。中国人口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我在这里说几句多余的话，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专门做宏观经济的同志，宏观经济研究现在给政府出主意，我的评价比较低。GDP几乎年年都在10%以上增长，但是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低，财政经费大规模的增加，但是财政供养的人口比重在下降，有些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口达到20%，我们现在的水平，有些人就非常惊讶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不要看到人多，美国农业部有十万人，我们国家农业部有多少人呢？我们在几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上的确有问题，包括就业问题。短期内改革的风险，就业问题是非常要紧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排序，我希望对改革的排序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的风险。
在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中，可能发生改革失序和改革过快的风险。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也可能发生改革失序的风险。我们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搞不好事情是挺麻烦的。
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改革中可能会有改革太慢产生的风险。劳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社会上的失业人口就会增加，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中产阶级的这部分人口会增加，那随时都有可能是引起麻烦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就业人口，我前面为什么对就业问题多说了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我在北京的某一个单位也听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香港做了一个调查说某工厂实行血汗工资，当然我没有调查，我不知道事实。北京的白领阶层过劳死，中国大量交通事故是卡车司机劳动时间过长引起的。卡车就是两个司机，两个人倒，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时间是多少呢？八十几个小时，卡车司机应该是工作三十小时左右，这是比较合适的。某单位说现在国家有多少多少文物，文物多了没有办法保护，只有一百来人，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当时一看这个报道，心里就想，这个单位的工作经费增加了没有？你这个单位吸收的就业人员是不是按照你工作经费的同比例增加的？我了解北京某大学，全校一门公共课，人人都要上的公共课，只有三个教师，为什么呢？教师自己愿意辛苦，因为收入比较高。这里面有我们税制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渐进改革的话，要注意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
通过法制化的途径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满足效率、稳定和公正要求的地方管理体制。
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发展民主政治。
关于宪政改革和渐进改革的争论，前提可能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和西欧社会的差异，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历史上可能一些偶然因素，地理因素造成的差异，它忽视了这个差异。关于罗尔斯对社会成长过程中几种要素的关系认识不足，所以产生了这个争论。
时间过的很快，在我的文章中会有详细的讨论，我应该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吧，把比较详细的内容放在我的博客里，本来我的博客关掉了，但是有人以我的民意发表文章，我不得不开了我的博客，我的博客在搜狐上。
我非常忐忑不安，不知道是不是浪费了大家一上午的时间。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