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有幸对到中国查阅资料的著名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作过一次访谈（访谈记录整理后以《文化、权力与民族－国家》为题发表于《学海》2000年第6期）。在访谈中杜赞奇提到了subaltern studies这个概念，当时由于时间仓猝未及细究，只从他的简单介绍中得知，这是一种关于受压迫的下层群体的研究，创始于澳大利亚籍的印度史学者古哈（Ranajit Guha）之手，曾受到葛兰西和毛泽东的影响。大半年过去了，我对subaltern studies 的了解几乎没有任何增加，直至最近读到了今年第8期《读书》上查特吉的文章《关注底层》。我很高兴地从行文中发现，查特吉正是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底层研究》头几卷的作者之一，作为这种已经颇有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潮流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应该是为我们讲述底层研究故事的上好人选。

的确，作者用简结精练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底层研究产生、发展的历程及其最新的变化方向。底层研究兴起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印度史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专门请教杜赞奇教授后得知，它的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中，除了来自英国的哈迪曼（David Hardiman）和阿诺德（David Arnold）是纯粹的西方学者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来自印度本土的学者（尽管其中几位目前居住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如这套著作的主编者古哈）。有理由相信，尽管他们选取了同样的研究对象，采用了同样的研究视角，有时还得出了大体相似或者可以相互发明的结论，但本土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出发点和关注点仍然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来说，主要是试图摆脱殖民者观照这个民族国家历史之时惯常采用的“他者”眼光，找回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而就后者而言，更可能是通过清算自己对异邦之了解和研究中的“想象”成分，将殖民地的历史及对它的研究作为一面镜子，反观宗主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自身的处境。

印度本土学者对底层研究的倡导和参与，显然昭示了印度作为殖民地的经历和体验。查特吉告诉我们，底层研究是作为对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在完全殖民地化的语境中，来自本土的种种言说，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学术的，都被殖民者（先以统治者的身份，后以投资者和研究者的身份）打上了异域世界的“他者”的烙印，而那些属于殖民地国家自我的原本就很微弱的声音，在“他者”眼光的炯炯逼视之下终至于消失了。作为一个殖民地本土的学者，对研究对象、方法、立场的选择都难以避开自己在政治经历、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可是摆脱他者视域、重建自身历史的努力，为什么会以底层研究这样一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形式发生呢？也许这与本土精英的双重处境有关。从理论上以及他们所公开宣称的立场来看，印度本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固然与本国的底层阶级面对着共同的殖民者敌人；可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在教育程度、生活习性乃至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上，都与来自西方的殖民者而不是本国的底层人民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本土精英的形成并与殖民者进行理性的对抗，恰恰正是殖民者的成功，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殖民者同化了。在这种情境之下，本土学者参与发起向精英主义挑战的底层研究，便可以视为摆脱由殖民者和民族主义精英合谋构成的对于殖民地的他者眼光、重新找回前殖民时代真实自我的一种积极尝试。所以就参与其事的印度本土学者而言，底层研究的故事循着这样一条并不十分清晰但又的确存在的线索展开：通过（有着殖民地经历的）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研究中的“底层史观”对精英主义的反抗，折射出殖民地本土学者对殖民者世界学术霸权的抗拒，将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经济、政治和学术）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转而用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的形式表达出来。

可是另一方面，与他们试图批判的那些本土民族主义精英一样，从事底层研究的本土学者同样是在西方化的学术体制之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当他们试图用已经内化了的西方的思维和语言来批判西方的所思和所言，用实际上早已和他们疏离了的本土经验来赋予本土历史以自我的真实，他们无法不处在一种极其尴尬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来，杜赞奇选择中国历史而不是印度历史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也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有效地避免用殖民者的思维和语言去言说本土历史时的煎熬，而这种本土的历史是与殖民者所建构的那种历史完全不同的。然而杜赞奇即便在与本土脱离了一切形式上的关系、完全成为西方学术体制中的一员之后，也并没有真正放弃对本土的关切。他以其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很深地介入了寻求本土历史另一种书写方式的努力。在他较新的理论性极强的著作中，杜赞奇试图发掘出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他声称，“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历史，但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作者没有明言，甚至还有意识地强调与subaltern studies间的区别，但这种观点与底层研究的立场大体上仍是一致的。杜赞奇提出“从国家中拯救历史”的宣言，显然存有一种巨大的理论野心，它挑战的是广泛存在于东西方史学界中的线性史观、宏大叙事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地区的具体的历史叙述。但是不难想见，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叙事框架的颠覆，对于印度这样有过长期殖民地体验、被深深地打上过“他者”的烙印、被无情地排除过其历史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国家，具有远为重大的影响和远为深刻的意义。

查特吉的文章告诉我们，底层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底层研究》出到第五卷的时候，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即研究者开始承认，“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底层研究的一种妥协，但也可以视为研究得到深化的结果。然而更致命的威胁在于，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由“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转变成了“底层如何被表述”，这使得“在殖民地印度传播的现代知识的整个领域就向底层历史敞开了”。查特吉对此表现出乐观情绪，现代知识领域的敞开也就是底层研究范围的扩展，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诱人的繁荣景观。他满怀豪情地说道：“底层历史的观念从意大利传到印度，现在已经产生出一种可以普遍应用的风格鲜明的方法，用于各地现代历史的撰写。”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范围的扩展同时也是界限的消融，现代知识领域向底层研究的敞开，在激发它新的活力的同时，又使它开始丧失自己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批判锋芒和锐利风格，如果借用昆德拉的词汇，底层研究在这种敞开中面临着走上媚俗道路的危险。

但是无论如何，底层研究那种重新审视历史、建构历史多种可能性的理论自觉，使得它有可能对历史和现实具备双重的洞见。查特吉在介绍底层研究最新的政治动向时提到，在当前印度关于宗教少数派的论争中，底层研究者敏锐地揭示出“双方的政治立场都牢固地根植于现代政府和政治的土壤中”，双方都采取了精英主义的策略，而底层群体则“以自己的方式设计出处理非宗教和宗教政治的策略”。这表明，采取底层研究视角的学者们对一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预设仍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足以化解掉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的遮蔽，直达问题的本质。在殖民从政治领域撤退却在经济和学术文化的领域重新登录并且更疯狂地蔓延的所谓后殖民时代，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要想彻底摆脱在殖民体制中长期形成并仍在不断生产出来的“他者”眼光，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对这一点时刻保持警惕，自觉地去寻找和守护自我，让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在被长期遮蔽之后重新建构起来，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也许这是底层研究在当前能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