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结构的断裂与社会分层的特征：

学术界对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改革推动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按照不同的标准，人们将社会中的人群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新近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目前的中国社会分成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样10个阶层（陆学艺，2002）。当然，也有其他的划分方法。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阶层的特点是什么？阶级和阶层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阶级阶层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开放性。阶级阶层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位置，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位置上，不断地有人进来，也不断地有人出去。也就是说，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个人的社会身份是流动的、易变的。而通过上面我们对目前中国底层社会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底层社会与整个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的。农民和农民工都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体制下要改变这种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种特点与作为现代社会现象的阶级阶层是有明显区别的。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时候，都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特征，即这种贫困带有很强的群体性。贫困的群体性与社会结构的断裂性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二、 底层社会与市民社会：

从一个方面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分化的过程。在改革之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控制和垄断着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源，全面地控制和渗透着社会生活。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的存在。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发育起来。这特别表现在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和民间社会组织形式的发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对改革起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认识和研究。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早就指出的，国家—社会的两分法甚至“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存在诸多的问题（邓正来，2001）。这不仅表现在国家—社会两分法将国家与社会截然分开，并暗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或“市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本身过于笼统，事实上是包含了极为不同而庞杂的内容。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分析，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正在形成的“社会”的内部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国家—社会的两分法是具有分析的能力的话，这里所说的底层社会无疑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既包括人们通常所重视的精英和民间组织，或者说市民社会，也包括这里所讨论的底层社会。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学者在研究印度铁路旁边棚户区居民的抗拒行为的时候，曾经将这些社会底层的居民与市民社会的精英进行过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这些底层社会居民的抗拒行为与市民社会非常不同。他们并不想与国家建立制度化的关系，其中的领袖也并不想成为市民社会中的精英（陈光兴，2000）。因此，这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关注底层社会的特征，对于认识转型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市场转型与底层社会：

近些年来通过研究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而形成的“市场转型”理论，具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市场转型的过程主要是制度、结构、组织、精英转变的过程。但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底层社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境遇，他们在这个转型中的作用，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但如果像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将目前（原）苏东和中国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就不会是很全面的。这涉及到，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还是只是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

如果我们认为普通人包括社会底层社会是市场转型过程必然会涉及到的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市场转型”理论应当关注的一个层面，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群体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表现为其作为一种存在客观地制约着改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还是表现为他们在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使用各种技术和策略来参与和影响这个转型的过程？对于前一个方面是不难确定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在宏观政策层面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而就对市场转型的主动参与和影响而言，在过去20多年的过程中，则有着明显的变化。如果按照罗纳—塔斯（Rona-Tas,．1994）的说法而将市场转型分为“侵蚀”和“转型”两个具体阶段的话，可以说，在作为侵蚀阶段的80年代，普通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农民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农业生产制度的实行，还是城市中的下层人（主要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员）对于最初的市场经济的催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讳言的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精英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支配地位，普通人对这个过程的作用和影响呈现出越来越弱的趋向。

但尽管如此，对于普通人和底层社会在市场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采取完全忽视的态度。李静君（Ching Kwan Lee）在《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政治学》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应当把工人阶级的转型纳入市场转型研究的视野之中。李静君以在中国进行的经验研究的资料为基础，细致地分析了农民工中乡土关系为动员基础的抗拒形式，以及国有企业工人以怠工和寻找第二职业为方式的抗拒方式，同时特别注意到失业和下岗工人的更为激烈的抗拒形式。她特别指出，原来大的国有企业的相对集中的方式，方便了下岗失业工人在抗拒中的动员。就总体而言，除了偶尔发生的以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较为正式的社会抗拒之外，更多的社会抗拒的方式，是以斯科特所说的“发正式反抗”（Scott,1985）的形式发生的（Lee,2000）。但这样的抗拒方式决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作为社会成员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们的行动如同其他部分一样，对正在形成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起着重要的形塑的作用。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