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大看电视、报纸，四月间巴黎“火炬事件”发生时只听到些传言，并未在意。直到去学校上课，见宿舍楼窗口国旗遍布，才觉得势态严重。
刚上讲台，便被学生们将了一军：怎样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法国人与这次火炬事件？人类学本科开的这门“世界民族志——法国社会与文化”已近尾声，同学们对人类学方法、对法国已有不少了解，想听听在法国生活了20余年的老师的高见，也想看看人类学究竟有没有实际用处。于是那一晚便成了一堂讨论课。
不管其定义如何晦涩，人类学就是要学会使用“他者”的眼光，通过观察某社会中居民的生活细节，来理解对方，更为了理解自己，从而消除可能的文化偏见与冲突。那么试试用法国人的眼睛来看火炬事件的前因后果。
先看看西藏。十年前，东北某画家朋友在巴黎举办“西藏摄影展”，有这样的题目，开幕式上当然人满为患。朋友正春风得意之时，两位法国中年妇女举杯走来，指着一幅作品质问：意图何在？这是一张黑白照片，镜头透过拉萨一家小餐馆的窗户，记录了阳光下的布达拉宫，构图新颖。但在两位愤怒的法国妇女眼中，窗户上反贴的中文菜单（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之类），正是文化侵略的铁证，而摄影家则涉嫌参与亵渎西藏、汉化西藏……朋友愕然—其实他祖上还算赫哲族呢；我们一群汉人更是无语：你说什么好？
显然，这两位法国妇女眼里的西藏圣洁美丽，连方块形的汉字、美味的中餐也会将其污染；这样的觉悟，恐怕藏民、甚至藏独份子也难企及。这个例子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证明了一位学者的睿见，即西藏已成为西方人（包括法国人）心目中虚幻的乌托邦：“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圣洁神秘的净土，象征着人类现实世界之外、逝去或未来的精神家园。”[1] 面对这两位法国妇女以及她们的绝大多数同胞，不要说意识形态的宣传，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历史沿革、国家主权、生活改善…）也是枉然。因为西藏情结是西方文化自己的一个必需产品，不一定再现西藏的现实。在目前的情形下（即西方社会没有接受在中国境内的能代表西藏居民利益的团体），这种乌托邦想象几乎必然导致对藏独势力的同情与支持。因此，法国人想不到“西藏独立”会是一个不可讨论的禁区。这首先是源于西方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意识形态：自由、进步、文明三大叙事；其次是西方国家殖民、尤其是后殖民经验；讲到法国人，则具体到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痛苦回忆。所以，同情乃至支持“藏独”在法国民众中十分普遍，有时甚至让局外人看来难以理喻，就象上面的这个例子。而同时汉人、汉文化自然被想象成恃强凌弱，必须加以遏制。于是，本来在法国口碑颇佳的中国文化，在此特殊语境下，也会变得令人生厌、令人惧怕。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将大多数法国人等同于“藏独”极端分子、等同于反华分子。
不过，作为汉人，我们在自我辩护之余，也许也该看到西方的“西藏幻想”有益的一面：“西方现代文化真正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其独特与深刻之处，就在于一种一往情深的乌托邦精神与不断深化的自我批判意识，尤其是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经济势力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具有了明显的优势，西方的扩张已经临近凯旋时刻，西方文化中仍保存着对域外的美好向往。”[2] 其实，我们中国人自上世纪初，也不由自主地向往“域外”的西方，但理由及方式迥异。
西方对西藏的乌托邦想象当然不能规训我们，（汉人——尤其是“小资们” ——也开始憧憬西藏，但其中有多少来自内心，有多少来自西方的品味？）但对这一乌托邦的解构，同样也不能解脱我们。（扪心自问，西藏是否仍然代表蛮荒、落后？藏人是否仍然愚昧、危险？喇嘛教是否仍属迷信、欺骗？而我们汉人是否仍然以拯救者、统治者自居？）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也许能更丰富我们对西藏进步的想象，毕竟，意识形态的胜利与工业化并不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全部。促进西藏地区居民精神、物质生活的不断全面完善，才是防止西藏独立极端情形发生的抽薪之举。
再把眼光收回来看看自己，如何？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民众、大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悬挂国旗，爱国热情高涨。
显示国旗，表明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拿我们中国人来讲，大概自民国起，由学生发起、民众举旗上街渐成风气，不管是大陆、台湾、港澳的居民或者华侨，也不管是五色旗、青天白日旗还是五星红旗。这样的举动可以表示兴奋，如国庆、抗战胜利、申奥成功；或表示愤怒，如反对21条、保卫钓鱼台岛。后者仅见于国际争端时，常伴随着焚烧敌对国国旗、抵制敌对国货物。这样看来，中国民众是把“火炬事件”当成了一次“国际冲突”。因为其愤怒显然主要不是向着肇事的藏独分子，而是法国（中国境内的法资超市成众矢之的）；五星红旗所针对的也不会是“雪山狮子旗”，而是三色旗。
细想起来，此次事件的导火索为藏独问题，而真正引起中国民众情绪爆炸的则是奥运火炬在法国的遭遇。有疑问是：这两个因素果真引起国际争端了吗？法国果真成了我们的敌对国了吗？
西藏问题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当然可以引发外交风波，造成国际冲突。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者始终承认后者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从中国未召回驻法大使这一事实来看，法国政府无论在火炬事件前或后，都未以藏独为题干涉中国内政。诚然，如上文所述，西方人（包括法国人）对西藏有一种“乌托邦”情结，且移情藏独势力；但是，尽管法国民众（包括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普遍同情、支持藏独，尽管这种情绪与行为可达到极端、显得荒谬，尽管在法国可能有一些个人、团体利用藏独实现其政治目的（反华，或与自己的右派/左派政府作对），但事实上，法国政府并未在此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主权也未因此遭受侵害，中国居民或华侨也未受法国人欺侮，法国社会里更不存在以支持藏独为借口的普遍的反华、排华运动。因此，在真正遭到法国攻击之前，我们没有理由先悲壮起来，搬出国旗、国歌，好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拖别人来打一场根本不存在的战争，自己先使本来的内政问题国际化。
火炬传递在巴黎遭到破坏，当然令人愤慨。对此事法国警方是否有疏忽，法国政府是否有责任，法国民众有无幸灾乐祸，都可细细探究。但要说这是法国政府、警察及民众与藏独分子勾结，而策划、制造了这一起事端，则太过牵强。如此看来，用国旗来保卫火炬，为火炬“雪耻”，还是没找对冤家。不过，我们如此看重火炬，倒有些问题：什么时候这把从希腊奥林匹亚引来的圣火，竟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的受辱，甚至比国旗受辱更令我们愤怒。当然，自从北京申奥成功，这个原本由西方发明的体育游戏，变成了我们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不过，去要求别国的民众、政府官员也必须象我们一样地热情，否则就视其为不友好乃至有敌意，未免太荒唐，就象一位前苏联御用诗人写的“···今天/谁/不和我们/一同/歌唱，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样的“肃反”心态下，“火炬”引发民众的民族情绪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政府发言人一再表明反对将奥运政治化，言抵制奥运有违奥林匹克精神。但恰恰是我们自己将奥运会极度地政治化了：北京奥运好像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而“复兴”的成功与否，则好像取决于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参加。这就是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复兴情结”与“西方情结”。了解这一点，便能理解为何火炬在巴黎受阻（换成达卡如何？）更令我们激愤，为何我们如此在乎萨科奇（换成金正日如何？）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请勿让奥运担负不可能的任务，还其本来体育盛会的面目。我们自己要是能保持轻松心态，相信也会使想利用奥运做政治文章的人感到无趣。
了解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应该承认对“火炬事件”有误解，并因此反应过激。尽管法国政府及民众在西藏以及奥运问题上的言行无助于误解消除、无助于事态平息，但很明显：中法一旦交恶，受损的只能是包括中国居民在内的两国居民，受益的则是反华、反法势力（包括藏独极端分子），可谓亲者痛，仇者快。但愿人类学能帮助我们理清一点西藏、奥运的头绪，理解一点法国、中国的文化，更珍惜一点中法之间的友谊，不要将爱国热情变成火山熔岩，无方向地流淌、不区分地摧毁。我本人将在下列三种情况发生时举起五星红旗：
——当法国政府支持西藏独立、干涉中国内政时；
——当华侨在法国因反对藏独受全面迫害时；
——当法国政府将体育做为政治筹码、建议本国奥委会抵制北京奥运时。
否则，我将以其它恰当的方法爱国－－包括与法国有识之士一起努力消除误解、增进中法友谊。大家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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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宁：香格里拉——西方人的西藏想象，天益网，2008/04/27
[2]Henri Baudet: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oughtson European Images of New-European Man,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北京大学出版社，p.698
贺霆，留法学者 厦门大学教授 西方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