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战略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就在这样的时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G.考夫曼于2007年出版为布什主义辩护的《为布什主义辩护》[1]一书。考夫曼曾说，“我在书店浏览时，看到的是数以百计的（对布什主义的）批评书籍。”[2] 《为布什主义辩护》因而显得与众不同。正如作者所言，“总体上，本书填补了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目前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文献中的一大漏洞。很少有像这样内容的一本书。”[3]对布什主义持强烈批评态度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该书的封底上评论道，“这是对布什主义有充分根据的辩护，是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布什主义的最佳辩护。”[4]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资深研究员乔治·韦吉尔（George Weigel）则说，“如果这一漫长的总统竞选（指2008年）要超越民主党人对布什的猛烈攻击，并超越共和党人如何与布什划清界限，从而触及到真正的战略问题，那么罗伯特·考夫曼的这部著作，既需要有思想的候选人、也需要有思想的公民们去拜读。”[5]

一、道德民主现实主义与布什主义

在考夫曼看来，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它对权力的核心作用和国际政治道德力所施加的约束作用做出应有的判断，但并不贬低理想、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性。它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立足于这样两块基石之上——犹太—基督教关于人和道德的观念与使美国免受乌托邦主义和不现实的现实主义（Unrealistic Realism）两种谬论侵害的审慎精明。乌托邦主义夸大了权力进行合作的不可能性，不现实的现实主义则低估了即使在国际关系中也能取得尊严和暂时正义的可能性。它立足于对自利概念的透彻理解，以及对人类崇高主张的尊重，而不是以国际机构或变幻无常的情妇般的、经常尺度不一的国际舆论作为美国行动的指导原则。”[6]

这段话概括了考夫曼所谓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美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来制订自己的外交战略；二是要把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考夫曼认为，小布什现在的外交战略，“……是我所说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最佳体现。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既承认权力、地缘政治、犹太—基督教有关人的本质的重要性，也承认评判大恶与小恶的绝对道德标准的重要性。这种方法承认民主和平的重要性，但却不会使美国强有力的权力和使用这种权力的意愿，屈从于替代它的永久和平或者多边主义的幻觉。”[7]

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如此表述，并不令人感到陌生。正如作者所言，“布什完全站在罗纳德·里根和哈里·杜鲁门的传统行列中。他们俩人都以正确的理念来表述自己的政策，即政权类型是至关重要的——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不会打仗，而我们道德上的敌人的邪恶本质及其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我们所面临的战争的根源。布什也完全站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传统行列中。他们俩人也正确地认识到，纳粹和日本帝国政权的本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罗斯福和邱吉尔要求将无条件投降和民主政权更迭作为毫不含糊的战争目标。里根和杜鲁门是正确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正确的。乔治·W.布什正确地认识到，中东暴政文化是这次战争（笔者注：指伊拉克战争）的根源。”[8]

对于被考夫曼贴上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标签的布什主义目前所遭遇的批评，考夫曼进行了这样的历史类比。他说，“杜鲁门和里根在他们的政策形成阶段，（也）曾遭到同样的批评。杜鲁门离职时的支持率只有23%。里根在实施他那些赢得冷战的大胆政策，包括星球大战计划（SDI）、增加军备、邪恶帝国讲话、预言共产主义走向末路时的支持率跌破了40%。”[9]

而对于被考夫曼贴上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标签的布什主义未来的历史地位，考夫曼说道，“无论在伊拉克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布什主义的某种变化形式，在很久的将来都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因为它大大优于那些可替代它的政策选择。”[10]考夫曼相信，“就像杜鲁门最终做到的那样，布什迟早会成为一位因其外交政策而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总统。……就像杜鲁门主义一样，布什主义最终将超越这一政策的提出者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归根结底，它比可作为其替代政策的多边主义、孤立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远为精明审慎。”[11]

二、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新世纪美国唯一可供选择的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内对美国外交战略的争论非常热烈，不同的学者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自认为可引领美国对外战略的政策主张。考夫曼在对各种可供选择的美国外交战略——孤立主义、新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自由多边主义、民主现实主义等逐个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民主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并使之与布什主义连接在一起。

考夫曼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以及可行性出发，一一驳斥了上述各种主义的不合时宜。首先，考夫曼对以帕特里克·约瑟夫·布坎南（Patrick Joseph Buchanan）为代表的当代孤立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对外战略上，布坎南主张：第一，美国优先，这意味着美国要从西半球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撤出自己的力量；第二，由于美国对与自己真正的国家利益无关的东西进行了毫无节制、过于奢侈、充满挑衅的承诺，那将使得美国不堪重负，正如此前的大国因不堪重负而最终走向消亡一样，美国人民也将不愿意为帝国的代价买单；第三，布什在中东的冒险——扩展民主和自由——是“为了永久和平而开出的永久战争的处方”，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和对以色列的片面支持，是导致伊斯兰对美国充满敌意的根源。总而言之，美国应该回归“美国优先”的传统，即孤立主义。从1776年到1917年，这一传统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12]

对于布坎南的当代孤立主义，考夫曼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华盛顿《告别辞》阐述了不卷入战略，是因为那时候美国是一个“强国世界中的弱国，”[13]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扩展自由民主的懈怠。相反，“从立国之初，我们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就总是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帝国、是在其他地方传播民主的灯塔。”[14]布坎南的错误在于，“他将美国开国元勋们绝不想要的这一临时战略变成美国的永久政策。”[15]考夫曼进一步指出，尽管美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孤立主义政策，并没有对战争的根源进行有力地吓阻，因此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两位罗斯福总统对美国走出孤立主义做出了贡献。老罗斯福总统“是比任何同时代人更迅速、更清晰地抓住美国战略利益的美国政治家。他不仅在说服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为人知的，乃是他成了警醒的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最杰出、最雄辩的倡导者。”老罗斯福认为，“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力量和地理位置，我们正越来越成为全球力量的均衡者。”[16]而小罗斯福总统则“除邱吉尔以外，比同时代任何其他杰出政治人物都更早、更清楚地看到纳粹形成的致命威胁，”尽管他在“克服反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孤立主义中犯有错误。”[17]考夫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联充满警醒的遏制战略，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单个霸权支配世界主要大国——欧洲、东亚和中东，那么美国是不会安全的。由此可见，布坎南的当代孤立主义政策——无论是在中东、东亚还是欧洲，同样会给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带来巨大危险。

在批判了孤立主义之后，考夫曼转而将笔锋指向其他“主义”，首当其冲的是现实主义。他认为，在美国的各种外交政策思想流派中，孤立主义和成熟的威尔逊式的集体安全论分处两端，介于其间的是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和民主全球主义。而对布什总统最尖锐、最突出的批评，则来自美国外交政策中由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构成的现实主义传统。

考夫曼指出，由于新现实主义最优先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体系的力量分布，因此“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并不考虑主要大国的政权类型、意识形态或政治家的个人动机。”[18]这就是为什么两位杰出的新现实主义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他们认为，“对伊拉克的入侵，更可能在阿拉伯世界激起反美的反效果，而不是引发那里的民主改革。”[19]沃尔特在2005年出版的《驯化美国的权力：全球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反应》(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 S. Primacy)一书中，批评布什总统的全球支配政策是个危险的失败，并提出了替代这一政策的“离岸平衡手”战略。考夫曼对此批评道，新现实主义提出的外交政策在直觉上是吸引人的。但是，与历史记录相反，“国际体系的动力并没有排除大国选择范围的重要性。各国也常常不会及时有效地制衡威胁。所有国家和政治家也根本不会同样行事。政权类型、意识形态、单个领导人的特性，会很不一样地对国家如何定义和追求国家利益发生作用。”[20]考夫曼分析道，“两次大战期间的政治家们因对希特勒进行绥靖而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于轻松地看待纳粹主义，以及他们对相对力量重心和多种威胁中哪个更紧迫的误判。”[21]冷战期间杜鲁门总统和里根总统的大战略，则基于对苏联政权性质的认识。两任总统都认为苏联是一个“受到像纳粹主义一样不道德的邪恶意识形态驱使的、压制人民并采取扩张主义的邪恶帝国。”[22]总而言之，与新现实主义不重视自由民主价值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相反，“美国强大的实力总体上有利于稳定与自由民主的传播，而稳定与自由民主的扩展则总体上有利于美国。”[2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九一一之后的中东地区，按照新现实主义者提供的战略来实施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就像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一样，奥萨马·本·拉登之所以对美国进行战争，主要不是因为美国做过什么，而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公民——他们是维护有序自由的自由人民。他对美国无法消除的敌意正是美国所代表的自由。”[24]

考夫曼指出，古典现实主义坚持地缘政治标准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总是在为权力和权力均衡而非正义进行争夺，道德不应该成为外交政策的动力，外交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改造它国的内部结构。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共和党内部对布什主义的批评基本上是属于这一流派。最引人注目的批评者有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但考夫曼批评道，古典现实主义提供的美国外交战略选择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地说，美国总是既依据地缘政治因素，又通过拉动国内政治——这部分与那些卓绝的理想有关——这一因素来界定国家利益。那些企图将理想和卓绝的道德与国家利益概念切断联系的现实主义者的做法，是完全不现实的。”[25]

考夫曼最后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自由多边主义（Liberal Multilateralism）。“对布什总统外交政策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自由多边主义者，他们在民主党、西欧精英和学术界的大部分人中间占支配地位。”[26]像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多边主义者也有各种不同的变体，例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认为单极世界还将持续多年，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则认为，美国将越来越必须听命于崛起的欧洲，却没有注意到巨大的人口发展趋势和政治局限将阻止一个欧洲超级大国的出现。但是，自由多边主义者有他们共同的核心假定，那就是“强调尊重法律，尊重条约的约束作用和国际准则；坚信多边国际机构作为国际合法性裁决者的效力；‘深深怀疑’因传统、实在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观而使用权力；更愿意为了取得‘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人道主义目标而使用武力。”[27]

虽然像布什总统一样，“各种派别的自由多边主义者都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对缓和对抗与促进合法性的重要性”，[28]但他们“却在该抑制什么及如何进行抑制这一问题上意见相左。”[29]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轻视软实力，过于依赖自己的硬实力，赞成明智的多边主义，呼吁美国放弃“单边主义的、傲慢的、偏狭的”政策；同样地，查尔斯·库普乾和约翰·伊肯伯里也认为“国际规则和制度”对美国自由行动的有益约束，长期而言会促进美国的真正利益。[30]他们拒绝（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使命决定联盟”的战略。

对此，考夫曼批评道，“各种派别的自由多边主义者，同新现实主义者和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假定单极世界将逐渐消失；预测会出现对美国的强大制衡力量，除非我们放弃布什主义；无条件地反对早使用而不是晚使用决定性的武力。”而“由于过度强调软实力的影响力，过度强调国际机构的效用，以及过度强调稳定自由的民主国家在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有效行动应对主要威胁时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自由多边主义者犯下了与现实主义相反的错误。” “软实力可以促进，但并不能替代美国国家安全最终依赖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要素。”在联盟方面，“美国不能谨慎到让联合国、甚至北约联盟来作为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裁决者。”“虽然稳定自由的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战斗，但集体安全的逻辑和对外部威胁的错误看法经常会妨碍他们之间的合作，包括我们的北约盟国。……美国政策的制订不能被联合国最低共识，甚至是北约的共识所绑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自由多边主义者，完全误解了这些机构的动力及其对美国大战略的含义。”[31]考夫曼还对自由多边主义派别在联合国集体安全领域、人权领域和北约联盟中的失败的实践做了大量实证分析。

在对上述“主义”进行逐个批判之后，考夫曼认为，布什主义，即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才是新世纪美国唯一可行的外交战略选择。这是因为，第一，人类无可挽回的缺陷使冲突、罪恶和战争的可能性总是挥之不去；第二，政权分析是道德民主现实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第三，道德民主现实主义坚决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坚持地缘政治的需要；第四，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最大优点是审慎精明，它必须指导美国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诉诸军事力量；第五，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拒绝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最后，审慎精明的标志，是它有能力辨明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采取不同措施来实现相同的目标。[32]

三、对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评价

考夫曼并不是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1997年发起成立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组织的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的签名人，但将其与“新世纪美国计划”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根本观点上几乎没有区别。

“新世纪美国计划”的主要观点有四点：“第一，如果我们今天要在世界上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为了明天实现我们的军队现代化，我们就需要大量地增加国防开支；第二，我们需要加强与民主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且挑战那些对我们的利益和价值怀有敌意的政权；第三，我们需要在国外推进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事业；第四，在维持和延续对我们的安全、繁荣和原则友好的国际秩序时，我们需要承担赋予美国独一无二角色的责任。”[33]众所周知，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其实是以此为蓝本制订的。通观以上四点，其核心内容不外乎两个，即对美国实力的重视与向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这两个核心内容与考夫曼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是一致的。

但是，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毕竟是在新的现实下提出的一种外交政策主张，因此在认识上，它既与布什政府履新伊始新保守派主导的对外战略有相一致的一面，又存在明显的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坚信美国实力的独一无二及其在推广美国价值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实力与美国价值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由于入侵伊拉克后的结果并不像新保守派预期的那样顺利，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因此，如果说新保守派更多的像是一群狂热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者的话，那么考夫曼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则更多地看到了美国实力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考夫曼在给布什主义贴标签时的中心词是现实主义，尽管前面加上了“道德民主”的修饰语。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提出，其实也彰显了考夫曼之类的人对美国价值的底气不足，而新保守派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对此是认识不足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伊拉克人民会对入侵者夹道欢迎，而却没有认识到中东乱局的深层原因，除了中东地区国内政治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超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偏袒政策也是一大根源。所以，尽管考夫曼和属于其他各种派别的美国外交战略专家，其思维都是美国优先，但考夫曼与新保守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新现实下认识到了美国价值的局限性，因此美国的实力在他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战略中占有更优先的地位，因此也更注重现实主义的“审慎精明”，而不是动不动就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将考夫曼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与另一位新保守派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民主现实主义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之间在认识上存在更多的共性。克劳萨默的民主现实主义又称民主全球主义.他指出，“在这10年里，（民主全球主义）团结美国人民为价值而战。它通过传播民主，使自由获得成功，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来寻求为美国的思想辩护。我对此表示支持。我对此鼓掌欢呼。但是我禁不住要将民主全球主义这种普遍的激情和说法，转变为民主现实主义。” [34]克劳萨默认为，“超越实力。超越利益。超越权力界定的利益。这是民主全球主义的信条。……民主全球主义将自由的意志而不是权力的意志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民主全球化主义）的吸引力，恰恰是因为它像现实主义一样对实力中心作用的洞悉；（民主全球化主义）的吸引力，恰恰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不看重虚幻的法制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进而言之，民主全球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改进。”[35]克劳萨默主张，美国的对外干涉应该是有选择的，“我们支持所有地方的民主，但我们只把鲜血和钱财花在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就是说，全力集中在对付现有敌人的更大战争上，这个现有敌人对全球自由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现在什么地方值得我们这样做？推翻激进主义和开始实行民主，对于反击新的威胁全球自由的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新的现实敌人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极权主义，自从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以来，它已经以宗教和世俗的形式威胁了我们1/4世纪。”[36]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道德民主现实主义与其他各种主义的分歧，并不在于对美国利益的重视上，他们的主要分歧是在追求美国利益和战略目标时，究竟是第二个层次（国家）优先还是第三个层次（结构）优先或者二者并重又或者二者并重中孰先孰后的分歧。

布什主义及其他标签的布什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现实主义、道德民主现实主义，还将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布什主义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对此完全持肯定立场，典型的例子是本书作者考夫曼和本文一开始时提到的乔治·韦吉尔等人。但其他人却并不这么乐观。尽管约瑟夫·奈认为小布什像威尔逊总统和小罗斯福总统一样，“他们三个人都是从集中关注国内事务开始自己的任期的，但随后因为外交危机而使得他们通过包裹于推进民主软实力中的硬实力战争，来寻求实现目标改变。”[37]但是，由于各自的个人特质不同，“罗斯福的战略大框架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38]而威尔逊则“没有成功实现他的目标改变的任务。”[39]

布什及以他名字命名的布什主义——或者考夫曼所说的道德民主现实主义——的命运将如何呢？对此，约瑟夫·奈的回答是冷酷的：“布什的遗产现在主要取决于他在伊拉克发动的那场先发制人战争依然不明朗的结果如何。他的情况还未定，但胜算的几率却于他不利，并且他的时间不多了。”[40]

最后，引用美国反恐专家们一篇报告中的几个结论，或许可以作为约瑟夫·奈观点的一个注解：“在削弱基地组织和使阿富汗的局势稳定下来之前，布什政府决定攻击萨达姆·侯赛因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其中要特别强调以下4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伊拉克与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无关，而清除萨达姆丝毫没有减少我们面临的基地组织和圣战主义者(jihadist)的威胁；第二，美国在萨达姆被推翻后不能提供最根本的要求——安全保障,使伊拉克成了圣战主义者威胁美国的机遇；第三，伊拉克对真正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影响甚微；第四，伊拉克的持续动乱，会进一步延迟美国形成新的国际联盟，以应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任何努力。”[41]

注释：

[1]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2]“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http://www.pepperdine.edu/pr/stories/kaufman.htm

[3]Ibid.

[4]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5]George Weigel, “The case for ‘moral democratic realism’,” http://www.the-tidings.com/2007/072707/difference.htm#top_of_the_page.

[6]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87.

[7]“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G. Kaufman,” http://64.233.169.104/search?q=cache:CC2AiLwbkz4J:www.kentuckypress.com/

[8]“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G. Kaufman.”

[9]“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G. Kaufman.”

[10]“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11]“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G. Kaufman, ” http://64.233.169.104/search?q=cache:CC2AiLwbkz4J:www.kentuckypress.com/prKaufman%2520Q%26A.doc+Robert+G.+Kaufman&hl=zh-CN&ct=clnk&cd=6&gl=us

[12]这一段的相关内容可参见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5～6.

[13]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8.

[14]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6.

[15]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11.

[16]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p.13～14.

[17]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16.

[18]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24.

[19]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26.

[20]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27.

[21]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28.

[22]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23]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37.

[24]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43.

[25]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26]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63.

[27]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28]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64.

[29]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30]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65.

[31]参阅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p.66～68.

[32]参阅Robert G. Kaufman, In Defense of the Bush Doctrine, pp.87～99.

[33]“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ject_for_the_New_American_Century

[34]Charles Krautha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the AEI Press, 2004), p.18.

[35]Charles Krautha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pp.14～16.

[36]Charles Krautha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p.16.

[37]Joseph Nye, Jr.，“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p.145.

[38]Joseph Nye, Jr.，“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 p.142.

[39]Joseph Nye, Jr.，“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

[40]Joseph Nye, Jr.，“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p.148.

[41]Richard A. Clarke (Chair), etc., Defeating the Jihadists: A Blueprint for Action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4), pp.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