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1月6日（周二）晚6：30

地点：光华楼203多功能厅

主讲：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讲座内容:

国际经济的一体化现在已经要求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经济体制的创新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现代金融领域的应用更要求中国金融业尽快赶上世界的步伐。如果说80年代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还有选择的余地的话，那么，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应该说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改革都已经走上了不可回头之路。特别是现在我国马上就要加入WTO了。加入WTO意味着我们金融运行的规则都要和国际接轨。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积极适应这种改革形势，加快自己的改革步伐，在世界上赢得我们更多的份额和说话的权利。要么消极地不去进行改革而最后被动地去开放，从而使我们自己失去很多的市场。因此，现在的中国应该说是站在了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

我们在WTO中作出的承诺期限是5年。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业还可以得到5年一定的保护。这5年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调整我们的机制的话，我们在今后失去了保护之后就可以具有更大的竞争实力。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这5年时间，我们的金融业将会面临着失去更大市场份额的困境。

一、 中国加入WTO以后作出的承诺和中国银行业当前的状况

我国加入WTO后在银行业方面作出的承诺主要有4个方面：

① 外资业务上的承诺。即，中国入世当年，中国的外资银行办理的业务就没有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了。目前，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只能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中资公司的存贷款业务是有外债指标限制的。加入世贸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取消中资公司在外资银行贷款的审批。如果取消了这个审批，我国的外债不就“敞口”了吗？在向外商投资企业贷款的时候尽管也属于中国的外债，但是外资企业是不需要审批的。而中资企业也算外债，但是需要审批的。我们正是卡住了这一关，这样不管外资银行从境外向中国容入多少的资金，中方只要卡住了这些资金的运动，外债的规模实际上是不可能增加太多的。但是一旦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中资公司的业务，如果中资公司要贷款还有审批，那就等于还是不让外资银行从事这项业务。所以就必须放弃审批制度。此外，还要根据国际外债的统计制度，应该把外资企业算作中国的负债方。就是说外商在中国经营的机构外债的统计口径来说应该属于中国的外债统计范围之内。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只有1/3是在当地吸收的。但如果以外资银行的负债方作为我们我们的外债的话，中国要想保持对中国外债总额的控制，我们就要对外资银行的负债方进行控制。对外资银行负债方的控制又不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模管理，这样就必须在负债方中设立一些比例限制。中国在WTO中作出的有关这一条的承诺对中国资本项目和外债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除了对中资企业以外，外资银行还可以从事对中国的居民和个人存款的业务。这一点对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冲击短期内还不会太大，但是实际上，国外的大银行在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周到，而且信誉也比较好。所以个人存款业务开放之后存在的潜在的威胁就是很多有钱的人，特别是外汇比较多的人以及企业就愿意把外汇存到外资银行里去。我国在商业银行里现在有一千多万外汇存款，也有很多的外汇贷款。但外汇贷款的并不是很高。如果大量存款从中资银行转到了外资银行，就会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威胁。

② 要在五年之内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地域和客户的限制。现在外资银行只能在上海和深圳从事人民币业务。对于地域的限制是逐渐地放开的，每年放开4个城市，5年之后就没有城市的限制了。对于客户的限制来说，两年之内，外资银行可以办理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5年之内能够办理所有客户的业务。这种开放意味着我国很多好的企业以及比较有钱的居民也有可能会把手中的人民币存入外资银行。如果转入外资银行的资金量大了，也会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带来威胁。

③ 五年内取消对所有现在现存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业务、设立形式等方面非审慎的限制。

④ 五年以后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允许其按照中资同类机构的条件提供汽车消费贷款和金融租赁业务。这一条在入世谈判中是美方强烈要求的。实际上是想通过金融的手段占领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

二、 加入WTO后对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1、 中国能否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调控体系。不管是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还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政策实施得比较成功。但是在外汇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完全放开资本向下的汇兑。这在抵抗世纪经济危机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防火墙的作用。但是中国入世之后，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越来越宽广，要想守住资本向下不可兑换应该说非常的难。正如我刚才讲到的那样，一旦在中国的外资银行的放开了经营外汇业务之后，我们对它们负债的管理就不能再实行规模管理，而只能实行比例管理，控制一下它们的营运资金和拆入资金的比例。如果控制了这个比例，那么它放大的比例就应该是控制比例的倒数。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在资本向下的管理上难度就非常大。此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还可以对子公司进行股东借款和价格转移等等手段。总之有很多手段都能规避资本向下的控制。而现在对中国资本向下控制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港币是一种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我们在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的资金往来可以说是非常频繁的。有大量港台的企业在大陆经营。台币基本上也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些港台的企业在大陆经营的时候就需要人民币，而大陆的企业只要能够换到港币或是台币，在境外就可以换成美元。所以现在有许多地下钱庄从事的就是，在境内交割人民币，在境外就在交割港台币，甚至美元。这就使得我国对资本向下管制的成效越来越低。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在5到10年的时间里放开对资本的向下管制。我们将面临与世界上其它资本可兑换的国家面临的同样的问题：货币政策、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三者不可兼得。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当前美国汇率的调整尽管还没有对人民币造成较大的冲击，但是对中国国内外汇存款流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中国现在的汇率是死的，但是国际上的利率和中国利率水平的变化已经对外汇资金的流向产生了很大的引导作用。这就使得中央银行面临着如何很好地协调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经济平衡的关系。这还使得中央银行必须有更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不能够独立地实行。这在很多情况下是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状况。如果一旦保持资本向下可兑换的控制的时候，受到的冲击就会更大，而相应的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要求也就会越高。而且现在还需要中央银行实行一种间接的调控手段。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多的依靠公开市场业务了，但是这种手段还是比较单调的。另外，有效的货币体系还需要一个法律的框架还约束各个市场参与者和机构的行为。也就是说，入世之后，我们的货币调控体系将面临的问题将是很严峻的。

2、 中国的银行能否很好地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加入世贸之后，从内部来说，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使得我们的银行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资产结构，有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内控机制、激励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从外部来说，我们要求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和鼓励银行平等创新的条件。而现在存在着许多不利于银行的平等竞争的条件。比如说外资银行在有些方面是超国民待遇的。

3、 中国能否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一个国家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取决与一国的经济基本面。但是除了经济基本面以外，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和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也是很重要的。当前世界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是综合经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为了提高金融业监管的有效性对监管体制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中国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在监管体制上提高监管效率的话，是不是还要坚持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也是目前中国金融业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设计监管体制的时候怎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重复检查，避免出现监管的盲点。我们在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到不损害商业银行各个机构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和效率？这些都是我们将面临的挑战。

4、 中国能否保证计算机网络的安全运行。计算机的运用已经渗入到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金融机构借助计算机网络跨越空间地限制和调度资金开展业务。金融机构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进行监管。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瞬息之间就完成了交易。这种趋势使得我们的监管越来越难。如果技术手段不够成熟，将会使我们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我们在大力推动信息化管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

三、 应对WTO的挑战，中国银行应进行的改革和应对措施——重塑微观主体，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实力。

中国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差距很大。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提几个数据。从资产利润率上比较，美国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是1.66%，而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是0.09%，是美国的5.4%。而且，如果按照谨慎管理的原则，提足呆帐资本金的话，我们的银行是全面亏损的。我们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比较好，平均资产利润率是0.99%，是美国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的60%。从人均利润率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只是美国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1％。平均资产利润率为美国的5.4%，人均利润率为美国的1%，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5。我们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均资产利润率是美国的26.8%。我国效益比较好的工商银行的人均资产是美国花旗银行的1/5，利润是它的1/1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我国银行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跟外资银行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只有利用过渡期的这几年时间迎头赶上去。我们的银行之所以存在现在这种低效率的情况，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也有观念上的问题。从观念上的突破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在产权制度上还有一定的禁区。我国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位上还有一定的误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什么呢？银行就应该是一种普通的企业，它应该盈利、安全、流动作为它经营的目标。但是在中国，政府对承担主要业务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位不是普通的金融企业。一直到93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商业银行”，过去都称为“专业银行”。而在承认了商业银行之后，还仍然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这样，政府就不太愿意放弃对它们的独资经营和管理。第二，包括我国现在的金融企业和其它大型企业在内，在管理上都有“泛市场化”的误区。也就是认为处处都是市场。实际上，在一个社会里配置资源的时候，配置的手段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即市场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法人内进行计划管理，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在一个企业内部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实现这种计划管理的。但在法人外部，应该采取有序的竞争，让资源集中到利用资源最好的企业手中去。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但是，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由于产权制度上的制约，我们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减政放权”，让许多法人之中产生了许多市场交易的行为。在银行金融体系的管理当中表现为，在1993年商业银行的各个支行基本上都成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这就造成了四大商业银行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对外竞争。很多问题都出在分支机构的准法人管理上。准法人管理带来的问题是，现在要进行信息化管理，而我们的计算机程序是以省市为单位的，机器牌子不统一，业务程序也不统一。而在这些方面，股份制银行要快于和好与国有商业银行。

为了改变我们现在不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了完善我们的治理结构，我们应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我们要从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角度出发，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从1987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进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之后，统一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银行业审慎监管的一个核心原则。通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既能够减少银行的风险，也能够约束一个银行无限地扩张。而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处于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状态。98年曾经因为巨额的差距国家发放了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商业银行注资。但是这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是以每年10000亿的速度增加资产规模的，如果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应该补充800亿的资本金。如果我们的风险资产再打点折扣，也要补充640亿的利润。而且我国现在仍有许多历史的包袱没有解决。全部累计的银行增层资本金还差40000多亿。现在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所以现在是在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组年递减的情况下维持着经营。入世之后，就不能仅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要求充足资本金的补充而不去管国有商业银行。这样就只能有几种选择：要么，不贷款。但这样经济就不能发展。要么，国家财政继续举债来补充资本金。但人民代表大会不一定能通过。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向社会筹集资本金。从这个技术的层次来讲，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是势在必行的。现在制订的步骤分3步：首先，银行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明确一切职责，然后再进行股份化，最后再上市。

②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我们现在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国家独资的情况下，要想完善法人结构和治理结构，有很多的难点。管理商业银行的有8个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审计委、监视会、金融工委、国家计委、经贸委、劳动人事部。想想看，一个机构有8个部门管理，怎么可能说得上自主权呢？我们一直有党管干部的传统。只要这个传统存在，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通过市场机制产生的经理人员，也不可能出现真正能对股东负责的董事长。我们的金融机构要完善法人治理机构，一要有赖与产权制度的改革，也有赖与人事制度和传统的“党管干部”方法的变革。

③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化解。影响我们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的除了中国人口太多以外，还因为银行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历史包袱概括起来有三个：第一，国家要办企业不拿资本金。银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是从80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只能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但80年又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国来了一个“拨改办”。所有的大型建设的企业没有资本金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90％。第二，企业办社会，养老在单位。越老的企业的退休职工就越多。有的企业的一个在职职工要养活两个退休职工。这些提供给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在银行的帐上都反映为不良贷款。第三，银行作为国家的一个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的盘亏盘营是一个企业正常运营的方法。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就从来没有让国有企业合点过它们的亏损。这些亏损就那样挂在那里，一直到这个企业无法继续生存。而且凡是企业亏损的东西都得靠银行贷款去填，结果形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99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1393亿，除此之外还有1800亿。这么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对于它们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东欧国家由于政权的更迭，它们的方法是，做一个“最后的晚餐”，把企业都拍卖掉。而我国是在美国政权更迭的情况下要把历史的包袱摔掉，这就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充销和重组是我们还计划经济下欠债的一种不得已方法，而且有极大的社会道德风险。因为很多企业都在以此为借口和手段逃避银行债务。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秩序。而我国现在就缺乏信用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银行来说，一方面，应该实事求是地处置这些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也应该不断地严肃市场纪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只要还有企业在国家的“怀抱”之中，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资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④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还需要有社会的约束。银行应该逐渐地加强透明度。入世之后，要求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金融机构自己的运作都要充分地披露自己的信息。过去我们最主要还是对不良资产数额的保密。现在把它公布出来，对银行自身是一个约束，对社会是一个约束，对政府也是一种约束。

⑤要加强信息化的管理和人才的培养。在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