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确把握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对于中国发展格局的影响，就不仅需要把参考指针调回到2001年的9月11日，而是要调到比“9/11”更早的半年前。发生在2001年4月1日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既是一次偶然事故，又是一次必然冲撞。它发端于美国新任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定位上对中国这个对手的“重估”，而收官于双方几近撕破脸面的剑拔弩张。从这个角度看，发生于160天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与其说是19个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用于自杀攻击，不如说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劫持”并扭转了本来极可能发生正面碰撞的中美关系。

接下来的发展，出乎很多战略观察家(特别是那些悲观论者)的预料。中美关系随着双方在反恐行动上的合作而峰回路转，连上台阶；不仅经济贸易血肉相连，而且中国更以伙伴面目出现，主动参与拆除套在美国头上“朝核危机”的紧箍咒；难怪包括美国布什总统，现任国务卿莱斯博士，前任国务卿鲍威尔将军在内的众多决策领袖们，纷纷公开表示“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由此就以为美国在长期战略上更改了对中国以及中国崛起的判断和认知，那就把美国战略构想者们想得太简单了。

要说明这点，不妨把参考时针再从“9/11”向前拨4年。1997年6月3日，以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理论领袖克里斯托为发起人，“新美国世纪计划”这一野心勃勃而又重量级人物云集的非政府政策智囊机构在华盛顿成立。在其宣言中，它毫不含糊地指出：其宗旨就是要确保21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并将以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依托，消灭那些潜在威胁和挑战者于萌芽状态，最终推进符合美国利益和理想的价值观。如果任何人觉得这些说辞只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的话，不妨看看这个宣言的共同签署者；虽然绝大多数人签名时都还在非政府机构任职，但这简直就是一份未来布什政府的阁员名单：切尼(副总统)，拉姆斯费尔德(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国防部副部长、世界银行行长)，利比(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弗莱德伯格(副总统安全政策助理)，克恩(国务院高级顾问)，伯耐特(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另外还包括福布斯杂志的发行人福布斯，著名学者福山，佛罗里达州长、现任总统的弟弟杰卜•布什等一些横跨政、经、学界的精英。无疑，这份宣言为随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先发制人”、“非友即敌”的布什信条提供了理论依托；但它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于此。可以说，这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战略精英层第一次明确、系统和赤裸裸地展示一种“帝国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世纪”构架者的眼中，无论是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唯我独尊，还是美国在道德领域中的唯我独善，都是不容置疑、不需讨论、21世纪造福万邦的前提条件和不二法门。

虽然这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帝国雄心在巴格达路边炸弹此起彼伏的轰响中，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那些身体力行、摇旗呐喊的新保守主义中坚分子也都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暗淡前景而或失势、或失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内在氛围和外部条件却在“9/11”后逐步趋于成熟(如果它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的话)。一方面，反恐战争的残酷性、不确定性和遥遥无期的终战前景，使得美国国内民意对于政府大规模军事投入和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超乎寻常地容忍。比如说，为防范恐怖袭击而特别通过的<爱国法案>，允许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话和电子邮件进行监听审查；为收集恐怖主义情报，司法部长公开赞同对嫌疑犯采用世界公认的酷刑:“水板溺毙”的方式来刑讯逼供。真正值得警示的倒不是美国政府变得如何阴暗和残忍，而是主流民意和媒体对这种与美国宪法民权直接违背行为的相对漠视和容忍。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触角和势力控制范围在“9/11”后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挟反恐之名扩张到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中、俄两强的“后院”腹地:中亚地区。当然，与“帝国版图”扩张接踵而来的是蔓延世界各国的反美、厌美和恐美情绪。在著名的皮尤(PEW)调查机构去年进行的一项遍及33个国家的大型民意调查中，与2002年时的结果相比，多达26个国家的民众减低了对美国的好感；在那些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和亚洲国家中，对美国的整体印象更是惨不忍睹：对美国有好感的比例分别占被调查者的9%(土耳其)，13%(巴勒斯坦)，15%(巴基斯坦)，20%(约旦)，29%(印尼)；甚至连美国在欧洲的长期盟友德国，也才仅有30%的支持者。去年10月31日，美国首位专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国务次卿凯仁•休丝女士黯然递交了辞呈。这位从布什任德克萨斯州长时就追随他的铁杆拥趸，在卸任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后，被布什在2005年重请出山，并被寄予厚望来“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国价值观，和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作斗争”。休丝的去职，标示着现代公关策略手段，不管如何无孔不入，如何量体裁衣，也仍旧变不出一件“皇帝的新装”。帝国的特征，在政策上，表现在其对内的高压管治和对外的肆意扩张；在心理上，表现在其上上下下过度蔓延的恐惧、不安、和近乎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反应。如果在政策层面，现在的美国还与帝国有一定距离的话；在情绪层面，至少从主流、非主流媒体所流露出的民族意识来看，美国正在“恐惧化”。

以此为大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现在提出的“和谐世界”口号，在世界舆论场上广得人心，而在美国决策者听来却显得刺耳和“不和拍”了。当然，大国之间的较量，不仅仅局限于议题与口号的争夺。可是，如果低估或是忽略国际政治中“议题设置”功用所体现出的目标定位和实力折冲，那也太幼稚狭隘了。“9/11”事件以后，包括美国的很多意见领袖，都或公开或私下地认同“新美国世纪”发起者们的战略构想，认为其慧眼独具，见人所未见，准确预言了恐怖袭击的发生。这种看法其实是张冠李戴。如前所述，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政策宗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价值观和世界秩序，并不惜力量铲除一切阻碍。如果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会搜寻出其他名目(“中国威胁”就曾是“9/11”前一个排位靠前的候选者)来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扩张正名。如今，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大有挟“反恐”以令诸侯的意味；他们当然希望“反恐宗旨100年不动摇”，不管是宗教恐怖主义，还是经济恐怖主义，甚至是网络恐怖主义，凡是与“新美国世纪”蓝图相抵触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观存在，都可能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真是打击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美国就不会只在“9/11”元凶本•拉登所藏匿的阿富汗虚晃一枪，而遣重兵推翻了与恐怖袭击毫无关联的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同理，目前美国紧锣密鼓潜心编织的反伊朗口实，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新美国世纪”布局中按部就班的另一步棋。“布什信条”中所谓的“凡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与恐怖分子同罪”的政策，其实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归根结底还是为其长远战略利益和实力布局服务的。

由此看来，美国的“反恐战争”与中国的长期战略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和价值观上，都是与“新美国世纪”的基本构想相抵触的。更何况，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提法，又直指美国反恐“无限扩大化”的理论要害；不仅反衬出美国“反恐世纪”的实质，而且更为自己争取了战略时间和潜在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紧密注意美国国内政治、政权、和政策走势的变化。毕竟，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除了首都华盛顿在1814年被英国远征军焚毁过一次以外，美国的本土还没有遭受过任何敌对势力直接的大规模攻击。“9/11”恐怖事件中撞毁的不仅仅是世贸大厦的两座摩天大楼，而是美国国民视为上天赐福、融入基因骨髓、从未怀疑过的安全感和自由感。这一波撞击在国家心理上造成的刺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其中一个必然的后果，便是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在新型威胁面前如何膻变。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罗斯福总统警告刚刚经历大衰退的美国国民，“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恰恰是恐惧本身。”这段话，用在目前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国内政权情势上再恰当不过。在2008年这次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二战后最重要的总统大选上，值得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传统的两党轮变的问题，更包括美国政治架构内核的蜕变。美国将有可能出现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国民和新政府都将重新审核它内在的恐惧阴影和外射的“反恐世纪”模式。

不管现在刚刚开始展开的21世纪是“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现实地讲，中美两国注定谁也不会成为这场文明角逐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