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讨论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我想先讲一些最近我的研究。我是做学问的，对中国金融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宏观经济都非常留意。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要开车好几个小时去找。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货币化进程”的概念，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中有一个流通恒等式，而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货币增长率为23%，GDP增长率为9.4%，通货膨胀率为6%，这样前者远远超出后两者之和7个百分点之多但并未造成经济的混乱，于是有三种学说来解释：第一是货币悬空理论，认为是政府控制着价格，通货膨胀是被压抑的；第二是强迫储蓄理论，货币主要是来自老百姓的储蓄；第三就是计划经济下的物价控制理论。但这三种学说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我提出了货币化进程的理论。我认为是制度发生了变迁，使货币供求中的函数变量发生变化。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货币需求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如果熟悉生产队的机制就会知道，生产队向国家卖粮，国家供应生产资料，这是国家与生产队的交换，每年大概也就一两次，并且是通过转帐方式。而真正国家向农民支付现金是记工分的。所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是很节约现金的。而当我们采纳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帐等方式都不适用了，农民卖了粮食就会跟国家要钱，而其买化肥也是当场支付现金，所以在这种机制下就需要大量现今来维持生产周期。所以是制度上的变化导致了货币超常增长的现象。我研究这个问题时资料很少，要跑很多地方去找，而且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主流观点（主流观点便是以上三种，而我实际上是将这种经济现象变为正常的），因而当时研究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到金融资产小到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发展都与十年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环境也与之有所不同。金融资产包括现实中的货币、有价证券和保险。十年前刚有股票市场，基本上还没有保险市场，十年来金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从金融资产这一项来看，老百姓手中有近7万亿的存款，银行手中有13万亿的存款，有11万亿的贷款；老百姓有市值近5万亿的股票，其中三分之一是流通的。总体而言，金融结构是这样的：7万亿的存款，1万多亿的现金，老百姓和机构共同持有1—2万亿的股票，此外老百姓还有一些国债，大约有1万3千多亿，中国还有3000多亿的保险，这基本构成了大的金融资产结构。而十年前的金融资产基本上是货币形态，现在却有了保险、股票。由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都与以前不同了。
中国的融资主要靠银行，风险太大。现在我们就按照三块金融资产来分析一下它们各自的风险。在银行的金融资产，老百姓有7万亿，企业有6万亿，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掌握着存款的70%。由于这四家银行历史悠久，其不良资产也较高，剥离之后还有25%是不良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工农中建的贷款中大约有25%是不良资产，去年和前年已被剥离出1万多亿不良资产，这之后还有25%。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作为银行债权人的老百姓和企业有很多存款在银行，而银行贷出去的款又有很多收不回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外国人奇怪中国的金融怎么还能这么稳定，这是因为国家的信用。虽然也曾发生局部挤兑现象，但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且这个问题随着加入WTO将会越来越迫切。中国的承诺是加入WTO时将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办理外币业务，在两年之内允许其办理对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在五年之内办理对老百姓的人民币业务。而从现状看来，我们银行是不能适应的，服务不如别人，风险又高，竞争力不强。但中国银行又走不出这个怪圈。有人提出能否用私人银行来解决，但过去中国金融犯罪（主要是私人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破坏力却是极强的。比如，一些城市的信用社，大多数风险都很高。
现在讨论中国金融能否对外开放？中国过去开放了，办了几千家城市信用社，但大多数造成很大风险，很多都是私人卷款而走。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就象农民包山砍树的例子一样，我们将山承包给农民，结果很多都是一承包就砍树，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将山收回，则那些砍树的人实际上占了便宜，将来我们再将山包出去，由于人们不相信政府会让其长期开发，因而砍树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银行的怪圈也是这样，中国的私人金融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真的让其办金融，所以多是捞一把就走，也就形成了这个怪圈。
我有一种世界经济正在向“经典经济”回归的观点，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所谓经典经济就是本世纪初的经济，最有名的就是凯恩斯的理论：生产过剩，失业率上升，有效需求不足都是这种经济的特征。1929——1933年即是典型，全世界遇到大萧条，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矛盾激化，产品卖不出去，这时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下，这同时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而市场经济是供过于求。社会主义阵营从供求上大大帮助了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封闭的，如何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呢？应该说，那个时候虽然有冷战，有禁运，但事实上通过一些灰色途径，短缺经济将过剩的经济供给吸纳过来，从而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高速的发展。为什么我说是回归呢？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正在消亡，只有极少数国家如古巴和北朝鲜还是什么都配给，还是供不应求，但其规模毕竟太小了，而大多数国家都脱离了计划经济，而不能再吸纳过剩的产品。且中国过去一直是净出口国，所以计划经济的消亡将使短缺经济不复存在。科技进步，生产能力提高使供给增加，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消亡又使需求相对下降，这其实导致了供给格局的变化。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又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是经典经济的特征。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判断。中国经济也将面临着经典经济的环境，这对于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别的金融问题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以下的内容由于易教授是用图表来展现的，所以我们这里只能将易教授的讲解记录下来。）
从1970年到2000年，世界平均GDP的增长率为3%——4%，而物价在90年代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实际上反映了供给格局的变化。这是经典经济在物价方面的支持。中国1992年以来GDP有所下降，但去年又有反弹。中国的物价走势也反映了我刚才所说的情况。1998年到2000年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2000年下半年，生产资料指数在上升，压力有所缓解。过去几年我们七次降息。我们的贷款增长率由百分之二十几降到了百分之十几。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对外贸易速度趋缓。今年外贸有些压力，去年贸易增长率为40%左右，这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最高的。内需主要指消费和投资，外需则是指进出口。GDP等于消费、投资与进出口的和。去年我们的GDP增长率为8%，其中消费占了约62%，投资占了约36%，而进出口大约是2%。这是2000年的数据，但过去5——1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的税收增长率过去是小于GDP的增长率的，但在1995年以后就不同了。1999年GDP的增长率为7.1%，但由于通货紧缩严重，税收增长率为10%，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
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78年是33%，80年代是百分之二十多，1995年则为百分之十一左右。1996年我们进行了税制改革。去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9%，而根据欧盟的标准，3%是警戒线。在这样政府负担中，内债有一万三千多亿，外债有4000亿，加起来占GDP的20%，这都是对外公布的，即所谓的显性负债。而隐性负债中包括不良资产2万亿，社会保障制度对职工的欠帐有2.5万亿，共占GDP的50%。而显性与隐性两项加起来就占据了GDP的70%。但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今天我想讲货币政策，这个体系比较复杂，其中要弄懂基础货币的问题。用B来表示基础货币，则B=C+R，其中C是指流通中的货币，R是指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储备金。过去中央对基础货币的调控主要通过再贷款、外汇贷款和政府借款来实现，但现在则主要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和再贴现来实现。2000年时，再贴现在基础货币调控中占据了35%。从这样的情况中可以反映出一定的信息：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手段正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关于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这是蒙代尔在70年代做的一个模型。假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他们讨论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规律。如果货币独立，则汇率必须不是固定的，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二者只能取其一。这是一个二元模型。几年以前，克鲁格曼将这种说法变了一下，不假定资本的完全流动，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表示了三件中央银行最渴望得到的三件好东西。第一是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即独立的利率政策。第二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是OECD成员国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为了加入OECD而急忙将其资本项目放开。第三是汇率稳定，因为汇率波动会造成很多金融风险。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表示三种制度安排，分别为汇率自由浮动，资本完全控制及货币联盟。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其将原来的假设也变成了一个变量，将其内元化了，使二元模型向三元模型转化。在这三者之间只能取其二，而不能都得到。比如，大多数OECD国家汇率是浮动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中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固定，但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我们有外汇管制局。香港则是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但却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我们又做了新的研究，将蒙代尔和克鲁格曼三角形搬到了坐标上。我们的假说是这三个变量的和等于2，是对前人分析的扩张。前人主要是分析角点，而我们的假说则可将中间地带也纳入。比如，中国不会放弃货币独立性，在另两个变量之间可以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则可以考虑中间的制度安排。我们还证明角点稳定，中间点不稳定，其重要性在于加入WTO后将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三者之间只能取二，这对三者都有重要的政策的含义。
我说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有望下降，有几个理由：第一是储蓄分流，金融资产多元化。过去老百姓的钱必须存在银行，而现在金融种类增加，则不必如此。第二是银行资金运用多元化，过去主要是给企业贷款，但现在除此以外，还可以做消费信贷，买国债，其运用中就会考虑防范。第三是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第四再贷款不象过去那么容易，使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加强。如果执行的好，则不良资产有望下降。
我国的消费信贷1997年是零，1998年则为650亿，1999年是1500亿，2000年则为4000亿。消费信贷是指贷给自然人的贷款，通常都有抵押。我预测到2005年，我们将会有2万亿的消费信贷，占贷款总数的12%。美国目前消费信贷占贷款总数的40%，香港占50—55%。所以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不仅有利于改善银行资产质量，也有利于社会扩大内需。
主讲人简介:
易纲, 男, 1958年3月5日生，北京市人，汉族。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学习，1982年获美国哈姆林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2－198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易纲1986年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1986－1991年任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助教授，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4-199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易纲1985－1986年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92－1993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年夏天组织并率领中国留美经济 学会考察团赴台湾省做为期两周的经济考察。1993年发起并组织 （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留英经济学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00多名中外著名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1993年7月在海口召开的研讨会。 1993－1994年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至今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资深研究员。1993年至今任美国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亚洲经济期刊》编委。1995年负责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博士计划的设计，该计划于1996年秋季开始实施。1996主持创建北京大学经济中心经济学双学位计划，该计划于1996年秋开始实施。
易纲精通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操作，并有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经验。 在北京大学期间开出五门课程。国际经济学（1992年，研究生〕，计量经济学（1994， 研究生〕，货币与银行（1995， 研究生〕，国际金融（1996，研究生〕，经济学原理（1996，本科生〕。
易纲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1991年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2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1993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1994年至今参加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1994年论述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1995年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1996年提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1996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 索引 《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其中英文专著有： 《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94，Westview Press，美国），已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反思》（1991，JAI Press，美国）也被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主要学术论文有：“改革期间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国经济评论，美国，1991春季号），“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亚洲经济期刊，美国，1992秋季号），“中国的货币需求”（见计划经济，北荷兰，1993年第一期）等被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多次反复引用。
易纲1993年与田国强一起主编了市场经济学普及系列丛书（共十四本），该丛书获 1994 年全国图书奖等四项全国性图书大奖。
《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与贝多广合著）。
《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与许小年合编）。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编，易纲为编委会负责人。
《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中国：发展与改革》，1988年第十二期。
中国的货币供给与需求，《经济研究》，1995年第五期。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6年第十二期。
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十期。
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财贸经济》，1998年第一期。
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四期。
主要英文著作和论文：
1. Articles:
1.1 Judge, G., G. Yi, T. Yancey, and T. Terasvirta (1987), "The Extended Stein Procedure (ESP) for Simultaneous Model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5, pp. 375-391.
1.2 Terasvirta, T., G. Yi, G. Judge (1988), "Model Selection, Smoothing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in Linear Models Under Squared Error Los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Quarterly, 3, pp. 191-205.
1.3 Yi, G. and G. Judge (1988), "Statistical Model Selection Criteria," Economics Letters, 28, pp. 47-51.
1.4 Yi, G. (1990a), "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P. R.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Fall, pp. 155-165.
1.5 Yi, G. (1990b), "The Price Reform and Inflation in China, 1979-88,"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Winter, pp. 28-61.
1.6 Yi, G. (1991a), "The Monet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Spring, pp. 75-95.
1.7 Yi, G. (1991b) "Estimating the Variability of the Stein Estimator by Bootstrap," Economics Letters, vol. 37, pp. 293-298.
1.8 Yi, G. "A Study of Money Flow in China," (1992a) in China in Transitio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edited by George Yu,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 Yi, G. (1992b) "The Money Supply Mechanism in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Bank,"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Fall, 1992, pp. 217-238.
1.10 Yi, G. (1992c) "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in China: Repl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3, No. 2, pp. 219-223.
1.11 Yi, G. (1993) "Toward Estimating the Money Demand in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26, pp. 243-270.
2. Books:
2.1 Yi, G. (Eds), (1991), special issue of China Economic Review: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Retrospect and Contemplation, JAI Press, Greenwich, Connecticut.
2.2 Yi, G. (1994)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 (a research monograph),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nd Oxford.
2.3 Yi, G., Weiying Zhang and Fulin Chi (Eds) (1994), A Survey o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forthcom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联系地址：
邮编：100871 ；
地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电话：010－6275－2098；
传真：010－6275－1474；
E-mail: gangyi@ccer.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