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者：更为浩瀚的精神关怀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是觉得很惭愧。朋友往往误以为我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每天伏案疾书，稍有灵感便奋笔作文。实际情形完全相反。我的写作是相当随意的，完全没有计划，我也相当慵懒，完全没有什么野心要成为名垂青史的作家。我从来没有自称为作家，也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这倒不是什么谦虚，因为这种美德我历来缺乏。我觉得，一个学者，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如果在他的生命历程里，竟然从未对生命有一种严肃的、深入的、形而上的感悟，那他就辜负了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
学者并不是一种沉浸并陷溺于自己的学术领域而自闭的专业动物。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很多学者成为专业的俘虏，沦落为一种“单向度的人”。他们陷于狭窄的专业不能自拔，除了自己的专业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关切什么。并且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会怀着一种奇怪的心理嘲笑那些超越专业从而有着更广阔的关怀的学者。在他们看来，一个学者，就应该终生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而不应该不务正业去思考其他领域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业精神，倒是一种自我封闭画地为牢的“工匠意识”。一个工匠是不会有什么广阔的关怀的。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的学术制度和时代潮流鼓励更多的“工匠意识”，而不鼓励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浩瀚的人文关怀的真正的“学者精神”。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那种有着广阔人文关切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着深刻而精湛的研究，取得令本领域同行尊重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的目光还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瞻望那些更为深沉、更为宽广、更为本真的生命课题。
我的朋友、作家王开岭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大师级的劳动者那里，无论哲学家、作家还是艺术家、科学家，你都会发现一个共征：他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能量大得惊人！……他们的精神世界之浩瀚、视野之辽阔、生命行为之丰富、人格之璀璨……与其艺术业绩和专业成就是成正比的。”与此相反，那些“单向度的专家”，他们的生命那么干枯、他们的灵魂是那么单调，他们满足于工匠般的专业成就，却放弃了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精神追索。
我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自溺自闭的“工匠式”的专家。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固然重要，但是那些仅仅萎缩于专业的学者必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知道分子”，但他的灵魂依然是干瘪的，他的灵魂向度依然是单极的。他并没有充分地拓展他的生命力，这也必定影响到他的专业成就的高度。
二 写作者：“修辞立其诚”
我的写作也是基于以上的理念。在写作上，我从来不逼迫自己，也不刻意追求数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完全是以一种业余的、从容的、悠然自得的情绪来写作的。因为我没有什么抱负和野心，所以我的写作心态平和而纯净。我完全没有从写作中获取名声与衣食的欲望，在很多时候，我甚至避免使熟悉的同事、学生和朋友知道我在进行专业领域之外的创作。因此，我写的每一个字，必定是我经过内心严肃的反省而发出的肺腑之言，我憎恶文字上的欺骗、造作和无病呻吟。从写作的姿态而言，我又是极端专业的：我对我写的每一个字负有庄严的责任。“修辞立其诚”，这是我的一贯的写作信念。
自从2001年出版《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2006年第二版）之后，除了2003年出了一册《明尼苏达书简》以纪念我在美国明城的短暂游学生涯外，整整五年，我没有出版新的随笔集。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五年下来，检点箱箧，尽管并不多产，可也积攒了三四十篇长短不等的所谓文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选择了其中的二十几篇。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就像我这样一个天性慵懒、做事随性的人，在繁重的授课与专业研究之余，竟然还是写了这么多“业余”文字。可见我是如何不可救药地“不务正业”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经济学研究的间隙里，我经常阅读一些与专业似乎很遥远的文字，对于艺术、哲学和历史的东西涉猎尤多。我的写作，很多时候得益于我的这些业余的阅读体验。整日流连于罗丹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和梵高的画册之间，涵泳于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红绿花鸟、石涛和傅抱石的酣畅泼墨山水和那些庄严优美的秦篆汉隶唐楷，常常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有所感悟。这些感悟，既是艺术和审美上的，也是关乎生命与信仰的。在我看来，艺术与信仰其实是一体的，它们相互印证，相互照耀，相互呈现。一切艺术来源于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领受，而一切虔诚而谦卑的信仰无不带来生命的从容与焕发，无不有着如同艺术审美一样的欣悦与安慰。
所以在这本小册子的上篇，我选取了一些有关艺术、信仰与生命感悟的十二篇文章。无疑地，这些文字所牵涉的命题都是极为广阔、凝重而严肃的。无论是谈论爱情的《论爱六札》，还是谈论生死的《生死之歌》，无论是讨论西方艺术家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评价中国艺术家的《仰望的眼睛与心灵》，几乎都是用庄严肃穆的笔调，阐发我对于艺术与生命的严肃思考与微薄心得。我一直信从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不经过反省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些关于生命、艺术与信仰的文字，可以算是我对于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沉痛反省的产物。
三 学术：人文主义与人类幸福
粗略算起来，我在北大燕园已经生活了十六个春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燕园已经不仅成为我精神上的故乡，而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无疑，我对这块地方有着深沉的感情。在许多年的读书生涯和许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通过北大观察着人生，通过北大审视着周围的世界。十几年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有几个问题总是萦绕我的心怀：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大学有什么样的特殊使命和特征？什么样的学者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学者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和社会责任？而且，作为一个学习者，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面学习些什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几年以来，我对于大学精神与大学教育、学术的意义、学者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些思考都是从我做为一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作为北大的教员的角度而产生的。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对大学教育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念。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人本主义的，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任何教育目标都应该最终定位于被教育者的全面成长和均衡发展。从学习者的角度而言，一个大学生应该在大学中全面学习人格知识、人际知识和人文知识，应该成为一个心灵世界高尚纯正、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人文知识广博通汇的人才。大学的学生不应成为心灵干瘪的工匠般的人才，而应该成为具有广阔人文关怀的高层次的人才。而学者，作为大学中的教育者，当然应该也必须成为一个既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又有着深远人文关切的知识者。在《人格·人际·人文》、《教然后知困》、《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论大学教育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等文章中，我系统地阐述了对于大学教育的一些想法。
而学术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幸福。学术绝不是学者在书斋中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学者单纯的对知识的发现和求索，而是学者与更广大的人类幸福相联系的桥梁。学术在学者手中，不是博名利的工具，也不是进官阶的阶梯，而是通过学术，关切人类的命运，提升人类的幸福。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更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是一个能够在书斋里制造经济学模型和专著的专业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以自己的强有力的思想和行动改善人类命运的公众知识分子；他关注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幸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我赞赏这样的经济学家的道义担当的勇气和蕴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忧患情怀。在《只有真理是我们的北斗星》、《经济学家、社会责任与草根阶层》、《经济学的柒柒捌捌》、《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等文章中，我试图藉着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思考来表达我对于一般学术的意义的思考。
四 生命：仰望便是幸福
幸福来自于仰望。一个没有仰望的人，一个被尘世的欲望缠绕羁绊的人，难以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仰望使我们忘记了尘世的喧嚣与那些无谓的诱惑。仰望使我们有了生存的勇气，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生命力量面对苦难与不幸。仰望甚至使我们忘记了自己，而关注和瞻望更辽阔的星空。
一个学会仰望的人有福了。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有那样高远而灿烂的一点，可以使他得到最大的休憩与安慰；有那样恒久而温暖的一点，可以使他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可以藉着这一点，明了放弃与坚守，学会赞美与鄙弃。有了仰望，他才会清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值得向往的。他才会不顾这个世界的诱惑，坚定地站在磐石上，注视应该注视的东西。
学会仰望，才能知道感恩；学会仰望，才会品味苦难；学会仰望，才会得到幸福，获得内心的安详与澄静。学会仰望，才能直立着生活。
这是我在这本小册子前想说的话。
王曙光
2006年10月30日写于西二旗蜗庐
（王曙光《燕园夜札：仰望便是幸福》，东方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