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我们处在社会学创始以来又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现时现代性穿越了以往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轻快和流畅的节奏，我们的生活也持续巨变。短暂的需要取代了对永恒的向往，流动变化比稳定持久更具有常态性，社会和集体的事业离开了传统航道，个人境遇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见。这些再次提示我们：传统理论的基础并非想象中那样牢不可破，反观传统、审查经典、重建理论视野和思维轨道永远是必要的。这种“反向而行”的过程能够显露传统理论对人本身价值目标的忽略和背离。在当代，人的主体性发展穿越了“个体化”、“个性化”阶段，迈进了“个人化”里程，这是当代个人的对这个变迁时代的实践回应，也是现时代个人与以往时代个人的标识性区别。这种分析显示了，人是新型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主体，他通过这一过程施展才能、发挥创造性、型塑历史，实现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是蕴含于我们时代自身的以人为本的源泉，也是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社会化理论的现实支撑。于是，如何型塑具有时代精神的精英和社会财富的继承者，托起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希望，也就再次成为理论社会学与时代和实践的一个交汇点。
[ 关键词 ] 旧式现代性；传统社会化理论；新型现代性；人的主体性；个人化；新型社会化理论
经典的价值是永久的。因为，经典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和应对变化时代的挑战，通过对自我的更新而成为永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所具有的一种品质。在 19 世纪，社会生活步入现代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记述了这一空前变迁，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制度对人的丰富内涵的剥蚀，使得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褪变成了获得经济剩余、实现资本积累的工具，揭示了这种社会制度再生产的特殊基础——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发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人 通过 自我的能动实践，构建起“生产者的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形成相依和互促； 这样的社会足以真正容纳 每一个人的本质，包括他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这些思想一再展示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当代， 全球化过程对现代以来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社会利益关系及人们的交往关系体系不断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财富的创造、积累和分享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现代性早期的状态和方式，社会生产、分工和分化以及结构转型对于劳动体系的深度影响，高科技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化过程等，都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在人们深感彼此更难以复制出相同的经历和体验的同时，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意义重大。正是社会生活的这些最新变化牵动着社会学理论的现时关怀。对当代社会与个人的再度观察和分析，对传统理论的根基和构架的再行审视，对人的主体性当代进程的探查，能够使我们以新的理论眼光去领略和开发以人为本的时代意涵。
一、社会学理论的基石及其世纪挑战
对于经典的挑战往往是基础性的，涉及到理论的深层和基石部分；对于经典的更新有赖于我们思维方式的更新，我们对待基础理论的态度首先应当给予反思和批评。这是使我们的视野和理路发生调整和转变的前提。
（一）传统社会化理论：奠基性、时代个性及其问题
社会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布赖恩·特纳这样认为：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私人世界和国家的领域，它的兴起促成了三块不同的核心问题域，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他又指出，个体的社会化（或者说社会主体性），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三个问题将被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 [ [1] ](P32 、 33) 。在特纳看来，在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解释的三块“核心问题域”，社会化理论是处于第一位的。同样，在“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中，社会化理论被视为首要的特征。应当说，特纳对社会化理论的这种评论并不为过，因为，在一些最富声名的社会学家的思想中，这一理论确是西方社会学的一块基石。
譬如，迪尔凯姆曾指出：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它们亦步亦趋地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 [ [2] ](P11) 。显然，所谓“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正是人的社会化问题，而个人的自主性与他对社会依赖的同步发展，正表明了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有关社会化的思考不仅是迪尔凯姆 的“研究起点”，而且一直贯穿在他 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之中。
对于帕森斯来说，人的社会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他毕生致力于解答的 “社会系统如何实现自身整合”这一问题中，思考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个人。通过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系统的一体性、人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均衡与稳定，个人的心智活动与社会的宏观结构等等分析，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将个人行动与社会系统、行动意义与秩序规范、角色行为与制度化模式、人格结构与文化系统、社会化与社会控制、角色互动模式与社会变迁等，融入到一个巨型理论之中，“囊括”了此前社会学的各种不同传统。按照亚历山大的评论，帕森斯“创立了当代社会学论战的框架” [ [3] ](P15) 。
其他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着重探讨了社会交往如何使个人属性转变为了社会现象，发展出共同的生活；韦伯阐述了现代性的总体文化趋势以及社会与个人不断增长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如何将现代人变为了理性化铁笼的囚徒；库利对个人的早期社会化以及初级群体的特殊作用做出了奠基性的研究；米德分析了自我观念在社会互动中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强调了符号互动能力在人的自我发展和角色社会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等等。正是在这些努力所建构的基础之上，逐渐汇聚成了社会化理论，构筑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理论的时代标记及其问题的隐伏 时代的实践 是一切伟大思想的来源， 也是冶炼知识精华、锻铸理论经典的熔炉。正是在早期现代性的熔炉中、运用当时社会变迁的实践素材，经典社会学家建构了传统社会化理论。同时，这一过程也留下了时代的标记，必然在理论的价值取向、主导理念、基本内容及未来问题等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旧式现代性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价值取向。随着前现代社会秩序的迅速崩解，各个初始群体、传统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区隔也逐渐消融，以往狭小、松散、孤立的自然社会被熔聚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约从 19 世纪始到 20 世纪中后期，现代性以全速扩展和推进，现代社会也经历了最为关键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 “人的独立性” 不得不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马克思），以对自然事物的掠夺、控制和转化为前提条件。这种趋向严重地腐蚀了现代性变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意义，导致了这一过程的陈旧和倒逆的实质——现代性的人为工程变为了目的本身，人却成了实现这一工程的手段和工具，他已经丧失了实践主体的身份，在社会工程的狂飙突进之中完全销声匿迹了。
这种时代特征融入了经典时期的学术主潮，确定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价值取向——人的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体现人的本身的目的、追求人的主体性价值，而是在于如何使人更加适合人为工程的需要、更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手段性和工具性作用。
其次，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化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主导理念。现代人为工程的实施也是强化个人间及群体间的功能依联，形成各种大型社会组织和集体的过程。回视 19 世纪到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不难看出，社会生活的集合性主要是通过集体和组织的方式来展现的，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从资源、技术和运作方面为社会的结构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实际支撑。在这个以集体行动构建社会的时代，现代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 [ [4] ] 。
这种社会特征构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主导理念。对于当时的社会学家来说，如何使个人的自我个性、利益要求和选择汇入到社会的集体行动过程，实现组织和集体的目标期待，是社会化理论必须予以回答和阐述的重要内容。
其三，组织和集体的行动意志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本目的。这是个人与集体的联盟最为牢固的时期。一方面，组织和集体按照自己的目标，以某种价值观、文化方式、人为设计和安排、技术性设置等来教化和调节个人，这种意志过程所建构的集体性事实，形成了对个人的生活、劳动、参与和分享的吸纳机制。另一方面，个人也在共同生活中获得了生存的保障，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起了自我的信念和理想，集体几乎是能够承载个人的全部生活的唯一载体。这种“归化”和“被归化”过程使集体与个人结下了神圣的盟约，将两者的命运紧紧地捆缚在了一起。
于是，如何建构和维系个人与组织和集体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折射在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中。譬如，关于人的个性形成、文化传递、技能学习和发展以及“生命历程”分析范式，关于个人的角色化、功能化、模式化和标准化论述，都贯穿了对于个人必须具备的组织和集体性能的阐述。
显然，旧式现代性、社会工程的目的和价值需要、社会组织和集体的支配性地位等等，构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实践基础，也提供了这一理论得以展开的具体空间，与此同时也隐伏了理论在未来将遭遇的问题。
（二）“社会的集体化”与人的社会化理论
从现代性早期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大型社会组织和集体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和谐性的支柱，也曾经是个人生活的归依和安身立命的基础。“社会的集体化”与“集体化的个人”的这种内在联系，形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聚焦内容。
譬如，迪尔凯姆极为强调社会次级群体对于人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团结的关键性作用，他深信，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 [ [5] ](P40) 。为此， 迪尔凯姆思考了促成社会整合的三大重要机制：集体良知、国家、社会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作用，其中，“集体性”是这三大机制共有的关键词。不仅如此，“集体性”实际上也是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和经验实证研究中的一个贯通性思想。
帕森斯关注于社会系统如何解决自身的整合问题。为此，他阐述了社会系统自身必须具备的两大均衡机制——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着力说明了这两大机制的作用，个人成为了专门化的功能个体和单位行动者，作为公民、国民或法人被“化”入社会系统的过程，同时，社会本身也通过精巧的设计和技术运作，成为了能够实现自我控制和均衡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系统。尽管帕森斯像许多西方社会学家那样，崇尚人的个性解放、肯定个人的自我价值，然而他的基本阐述仍然是，个人的追求、行动意志、行动目标、能动性努力、情境解释的所有指向，都将服从于社会行动系统的功能需要，成为社会模式化体系中的构成部分。
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另一位奠基人——米德，在关于人的自我和角色的论述中，极为强调社会共同体、共享价值观对行动过程的普遍支配作用，认为社会有组织的协调能力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促使个体使自己适应于社会环境和组织模式。他认为，个人由感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形成自我，并进行选择的权衡，这些人际实践使社会组织得以建立和维持，并使社会结构得到复制。
舒茨是以普通人及其生活世界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家。他阐述了，生活世界是不同的行动者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结构，普通人运用自己的库存知识对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进行处理，使情境标准化、具体事件例行化。对此，乔纳森·特纳尖锐地批评道：舒茨的观点还是强调了限制，规范、价值观、信仰、角色是一个人从内心、或有必要时则公开对情境作解释的重要部分，它们整理了经验和行动方式 [ [6] ](P515) 。
总起来说，传统社会化理论作为一块理论基石， 其深刻影响和渗透力度是其他基础理论很难相比的。迄今为止，这一 理论仍然是极有影响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之一。今天，我们很难说这一理论体现了“人本”原则——这一原则本应是社会学理论的根基。因为，这一理论着意论述的是社会整体及其各种集体单元的需要，它们吸纳、整合、支配甚至控制个人的社会化机制，以及个人的组织化、集体化、功能化、角色化过程。其间，个人的活力则被禁锢了，他成了各种集合体的囚徒，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承载外部施加给自己的某种命运，而不是能动地展现自我、创造性地型塑历史。应当说，传统社会化理论表现了人本原则的极度低迷和失落。正因如此，它给后现代主义者预留了理论发挥的空间，他们断言结构的解构、社会的碎片化、意义的丧失，宣告个人的死亡、宏大历史的终结，以对传统理论进行“反动”的方式再一次埋葬了以人为本。
（三）在当代变迁中颤栗的理论基石
当历史的脚步越来越接近 20 世纪末期，个人活力再现，社会生机回复，我们也越能感受到传统理论的飘摇和颤栗。
哈贝马斯对“社会边界的动摇”带来的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和生活世界的时空坐标的影响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对“社会进化”与“社会化的个人”的关系给予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 [ [7] ](P31)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哈贝马斯着重阐述了“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思想 [ [8] ](P8) ，他特别强调个人能力的提高对于社会进化的重大意义，将“个人的学习”喻为“起搏器”，认为它“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构成” [ [9] ](P12) 。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与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进化能力的系统；只有吸取了社会化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社会通过新的结构使自己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新的水平；只有把人们世界观中的认识潜力用于人行为系统的重新组织，社会才能得以进步和发展 [ [10] ](P13) 。哈贝马斯的讨论再次凸显了社会化理论的基础性意义，并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当代生活的最新变化使得社会学家必须对经典理论作出某种修正。
在吉登斯看来，当代社会的“去传统化”使社会化的问题性更加突出。他主张，我们处在“后传统社会”之中，这是一个真正新型的社会世界，因为社会纽带不是由过去继承而来，而是被有效建立起来的。无论在个人层次还是在集体层次上，重建社会纽带都“是一项艰苦的事业” [ [11] ](P62) 。正因如此，吉登斯的许多研究都涉及了人的社会化。他批评传统社会化理论将人的发展描述为固定的顺序、不可逆转的模式，这一历程被当作“线性的生命计划”，从儿童走向老年的道路只有一个方向，“不能犹豫、迂回、实验，没有第二次机会”。他指出，在传统社会化理论中，家庭、教育、职业、婚姻以及退休都严格地遵循这种“线型”模式，个人的积极而能动的人生体验以及尝试和选择的机会均被排斥了，人的社会化是强制实行的、单调的、盲目的和被动的，并为不同的人以相似的方式复制。这种陈旧而“传统”的社会化程式使个人丧失了应有的生机和创造性，对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为此，他对社会化进行了一定的重新思考，使这一过程产生出积极的效果，成为重构社会生活、重建社会团结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传统社会化理论采取了强烈的批判姿态。如鲍曼赞成这样的观点：当代文化表现出“夜总会”特征，需要最大的影响、最有力的震撼，而这一切都在快速过时，因而要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名流、流行、弱点或问题以便吸引大众的注意 [ [12] ](P310) 。他因而认为，个人经过社会化融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人以往被塑造成生产者或士兵，现在则被组织成消费者或游戏者，从具有活动力量的劳动力载体转变为了能够对新的刺激和经验作出反应和体验的有机体，从服从规章制度“有纪律的”演员转变为了“有创造能力的”演员，从与他人组合形成有意义的整体转变为了自我克制、自我推进、自我平衡的单元，等等 [ [13] ](P173-174) 。鲍曼指出，“即刻被淘汰而设计的可废弃的物体组成的世界”已经取代了“持久稳定的事物组成的世界”，身份就像换戏装一样被任意采用和丢弃，终身职业已经消失，职业技能的持续时间甚至比不上获得这些技能所花费的时间，人际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与可信赖性也好不到哪儿去 [ [14] ](P96) 。因此，个人对社会生活变化的“适应”更为突出，必须在身心两方面都具有对不断增长的新经验进行吸收和创造性反应的能力，以及承受快速变化的能力、通过自我督促、自我改进而“坚持下去”的能力 [ [15] ](P174) 。
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化的内涵、动机、目的、模式、典范行为等的观点和解释，都与传统社会化理论形成了重大的分歧。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一些社会学概论中，社会化内容却出现了明显的“压缩”迹象，吉登斯的《社会学》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 [16] ](P36-39)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化理论向社会学的其他部分发生了渗透和扩散。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传统社会化理论面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挑战之时，社会学家们的积极回应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并未因此形成新的系统讨论。
也许可以说，我们面对着社会学创始以来最为复杂的格局。短暂的需要挤走了永恒的追求，流变比持久更具有常态性和吸引力；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职业、人际网络的终身不变的情形已经十分罕见，个人的情感、家庭、婚姻和自我的其他特征也更具开放性和可选择性。与此同时，经典似乎进入了绝境，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而理论本身却回应乏力，这些都将社会学推进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是仍囿于对传统知识资源的依赖，还是重建理论的起点、创立本土的学术基业，显然是一个问题。然而，生活不会等待，在持续的巨变之中，它的规则彻底地变化了。
按照哈贝马斯的见解，真知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 [ [17] ](P13) 。然而，个人与社会的熟悉镜像的消失动摇了真界与幻界的划分，我们碰触到了真知的底线，这种感受是，真知像是建立在流沙一样变幻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个人与社会的现实镜像是一种真实，那么对这种真实的把握也应当是真知。这意味着，我们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理论视野发生了剧烈变化。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寻求对“现实的人”（马克思）进行观察、描述和刻画的方法。
二、个人主体性的当代发展与社会化理论的再次奠基
U . 贝克深谙背离经典的困难所在：社会学“教皇们”的圣经始终还在起作用；他们是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家，懂得锤炼必不可少的思想内容。这些范畴的创造者掌握着各种思想轨迹的体系，这些体系创造出了思维之路。社会学迄今都是在这些道路上运行的 [ [18] ](P8-9) 。因此，如果我们决意走出传统社会化理论的束缚，就必须整理我们的思想轨道，并通过这一过程确定理论的基点。
（一）重建思想轨道和再次奠基
在这里，新的思考应当与传统理路“反向而行”。也就是说，应当跃出与旧式现代性以及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价值、理念和内容的框架，以新型现代性的视野和思路来重建思想轨道和再次奠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是一个社会开放和人的解放过程，它以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为手段和工具，以人的价值需要为真正目的。而且，人始终是现代工程的实践主体，人的主体性价值的不断实现也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唯一理由和目的。如果人为工程背离了人的价值需要这一目标，就将丧失自我存在的任何依据。
显然，在现代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焦点。这样，追寻现代性变迁和人的主体性发展及其基本的认识轨迹，特别是跟踪当代个人、组织、集体和社会生活的最新变化，有可能展开一个新的理论空间。
关于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学科可能会有不同的界定。在社会学中，所谓人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人作为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其行动过程体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概括地说，人的主体性突出体现在自觉能动性 ，能够使自我内在的主观意识活动与外在的客观实践过程能动地形成联结、过渡和转化，以及 预设性的意义赋予 ， 即对自我和他人的行动动机、意图和意义给予解释，并对行动的目标、方式、环节等预先进行制定和设计。在社会学中，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是对自己的实践过程具有主导能力的行动者。
以人的主体性发展作为理论思考的一个基点，我们可以找到 前现代性 与现代性、旧式现代性 与 新型现代性 的一个界标。对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来说，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前现代社会只有极少部分人享有主体身份的特权，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很难具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和自主行动权利；现代社会的变迁推进了人的解放，形成了主体身份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因而现代个人能够更为普遍地展示自我的主体性。从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来看，人的主体性发展面对着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是以人为工程作为价值和目的、以人作为满足工程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后者则以实现人本身的主体性价值作为目的，可以说，以人为本是新型现代性的根本理念和实践依据。
（二）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奠基与现时把握
“人”及其主体性就像是一种生命过程，经历了获得、成长，并不断丰满和完善，我们可以作这样概括和描述：从自然个体发展为社会个体，使人的主体性未来发展获得了最初的基础，是这一总体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早期工业化和现代性造就的社会生活集体化阶段，凸显了个人的个性化发展问题，是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当代社会生活变迁使个人的完整性、独立性和独特性充分显示出来，个人化成为了当今个人的一种时代性特征，这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个体化——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前提 人成为与自然事物以及其他自然生命相区别的个体，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
人类初始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完全从属于自然，人类也曾把自己视为与其他自然事物相同的自然存在，这种意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很长的时期里，原始自然 与自然人群社会的关系都 呈现出 “ 浑然一体 ” 状态 。 在此情形下， 人和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 人类幼年与自然的关系非常质朴和简单； 人与 自然人群是高度同质的，因为群体内部尚未形成明显的分化，群体成员也具有基本同质特征。正 像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所指出的， “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并指出， “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 ”。 [ [19] ](P35)
正因如此，把人看成是一种“个体”，在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把人视为“个体”首先意味着，将“人类个体”从“自然个体”中区分并剥离了出来；其次意味着，“人”不是一个质地相同的整体，而是有差异的不同个体单位。显然， 人是“个体”，一方面反映了， 人 与其他自然生物或非生物“个体”永远划分开来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作为个体成员的 差异性在自然人群众中呈现了出来。
迪尔凯姆很看重一种观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以及斯宾塞等“几乎所有思想家”有一个假设，即“自然的终点是个体”。 [ [20] ](P61) 在我们看来，人作为“个体”的观念是这样一个重大标志：自 然界与人以及自然群体与人的“浑然一体”，就此走上了终点 ； 人把自己从对自然界的依属状态中剥离了出来， 迈开了走向“社会”的漫漫途程。不仅如此，“个体的人”这一观念也可以说是认识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概念的发展来看，“个体”最初是在自然史和生物史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术语，它可以指称一切自然个体，包括生命的和非生命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所以，“个体的人”这一思想标志着，人对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开始迈进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里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对人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揭示了作为“自然个体”的人的终结，即是“社会人”的开端，论述了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如何使人突破了自然界的限制，从而开始了人和社会的真正历史，阐释了劳动实践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锤炼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个性化——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奠基阶段 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变迁带来了人的地位的普遍改变和提升，正式翻开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史章。一般认为，约 17 世纪，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前现代的各种人类生存群体、传统社区、城乡区隔等自然社会逐渐被融为一体，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崛起和屹立，民族的和国家的意识取代了传统上松散的集体记忆和认同。至 19 和 20 世纪，现代性在西方一些国家全速推进，并加速了向世界范围的扩散，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现代性变迁。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展现、扩展到高速推进，人的个性化发展构成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具体内容，也是其实现的基本方式。这段时期，人的个性化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进程：在现代性的起始阶段，打破前现代的传统关系束缚、特别是封建枷锁的禁锢，是一项历史性任务，这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内涵，首先是个人的身份独立、人格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一点构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思考和探索，他们以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起草了对未来生活有深远影响的基本纲领。在现代性的急剧扩张阶段，摆脱了传统束缚的人展现了自己的实践主体地位，这也凸显出了一组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如何才能使这些有自由个性和自我意志的个人整合于社会整体，成为现代组织和集体中的行动单位，以适合于社会的共同生活。因此，“组织和集体的需要与人的个性化发展”所形成的论题，汇聚了许多学科——医学、精神病学、统计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共同关注。
实际上，“组织和集体的需要与人的个性化发展”也是传统社会化理论的研究集合点，这一理论的不同视角实际上都涉及到对这组问题的思考。例如，从文化的角度，个人如何传递和延续文化，以及如何内化文化及价值观；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个人如何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获得社会角色和地位、满足集体的某种功能需要；从个人心理的角度，个人如何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自我和个性。其中，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对于个人心理和人格的研究，如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哈里森的人格发展的六阶段论、埃里克森的八阶段论，以及库利的“镜中我”理论、 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等等，对人的自我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及常态特征，以及形式化、标准化、模式化趋势的分析和描述，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迄今仍是社会化理论的重要知识支撑。
总之，自现代性正式开启人的主体性的发展里程，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一直在继续展示着人的主体性的价值意义，百多年来不同学科对于人的自我和个性的研究记述了这一发展过程，也记述了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为人的主体性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个人化阶段——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现时把握 所谓个人化，概括地说，是指当代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和劳动、就业方式及社会生活进一步开放和快速流变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他的完整性、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表达和展现，他的自主行动、能动抉择、直接责任的日益凸显过程。我们以“个人化”来描述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个人正在经历的一种过程。
二战以后，早期现代性工业化过程建立起来的社会大生产体系不断受到动摇，社会生活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至 20 世纪末期，当代世界及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相互联系和制约的重要趋势。从实质上说，人的主体性的“个人化”发展是当代个人对这些最新生活动向的实践回应。
1 、经济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服务性产业的发展迅速超越了工业制造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消费信息的市场和社会需求的规模化，信息、符码、数字技术对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如交通、广告、金融、法律、教育、就业、医疗、娱乐，以及家政、心理和情感等）形成了覆盖性影响。
2 、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 的广泛应用，促成了 抽象化的符码数字象征系统，并对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成深度渗透，大大削弱了时空场景对事件过程的约束， 提供了资本在 全球范围的瞬时、远程运作的技术条件，促使经济活动 从以生产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向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经济的转移，虚拟经济迅速成长，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当代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高波动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
3 、 生产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 。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重型化的工业制造业向轻型化的信息服务业的转型，以及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社会生产体系也相应形成了 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的发展 趋势。
4 、 社会劳动部门进一步白领化 、年轻化、女性化。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新的劳动和分工趋势，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识别出职业群体、年龄和性别这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项。这组趋势意味着，个人的知识、活力和信息能力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仍在日益增加。
5 、劳动方式的自主化和个人化。借助计算机、网络、传媒等新技术，劳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性、变化性大大加强，同时弹性化也达到了空前水平，因此，劳动正在面对自主化和个人化的崭新阶段。个人真正处于劳动的核心地位，其智力、体能的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充分发挥，能够独立而能动地支配和掌控劳动过程。同时，各种小规模的、个人的、家内的作业方式应运而生，劳动场所不断多样、多元和分散。总之，劳动方式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灵活、流动和权变的特性。
6 、就业方式更富于开放和变化。各种现象表明，充分就业、长期就业、稳定就业的观念日益变得不合时宜，职业岗位以往固定不变的模式不断被打破，各种形式的短期就业、临时就业或自雇用越来越成为常态，个人对职业的选择也愈益自由化，与此同时，抱定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终其一生的愿望的人们日趋减少，打破了以往 个人与群体之间 “终生拥有”的盟约 。
7 、个人选择的直接责任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通讯交往越来越普及，个人间（以及群体间、个人与群体间）的即时性沟通也越来越成为常态，时空场景对事件和行动的传统制约进一步被突破，这就形成了一种“去中介化”过程，即个人必须越来越多地直接作出选择。不仅如此，这种即时性的交往沟通方式，使不同地域、文化、性别、种族、阶级阶层、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以往经验和当下选择在瞬间涌来，同时在一点上形成聚集和交错，在此情形下，传统上运用时间和空间寻找调节和磨合的机会，往往失去了可能，这更加凸显了个人的即时选择及直接责任。
总之，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在脱出以往的固定形态，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轻盈、液化、流转变移，日益趋向一种更加流畅的形态。随着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的转型变迁，以往社会生活所形成的集体景观正在逐渐被改造，个人变得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将自己推向新的边际发展状态。作为多样化的个人，我们也更加难以复制出彼此的经历和体验。正是在这种轻快的时代节奏下，人的主体性发展进入了我们所说的个人化阶段。这种发展集中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个人的种种新特征，以至于可以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个人与以往时代的个人的一种标识性区别。
如果说，人的主体性发展的“ 个体化 ”和“ 个性化 ” 主要 得益于自然史、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描述，那么，人的主体性发展的“ 个人化 ” 则是 社会学对当代个人的刻画。而且，这一认识能够又一次体现社会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相互交汇。从理论上说，关于人的主体性当代发展的社会学解释，将促成以往社会化理论的视野和价值取向的转变、主导理念的更新、基本内容的调整，并推进理论的整体性构想，形成具有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特征的新型社会化理论。从实践来看，社会学对于当代个人的认识，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我们时代自身所蕴含的以人为本的源泉。人是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工程的主体，他在这一过程中施展才能、发挥创造性、型塑历史，并实现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总之，社会学对个人的当代特征的研究和把握，将对现时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选择形成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三、个人的当代发展与社会化理论的扩展和修正
以新型现代性作为总体视野，以人的主体性当代发展作为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对传统社会化理论进行扩展和修正，对人的社会化的视角、类型、机构等形进行新的思考和构想。这些内容可以构成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的社会化理论的必要支撑。
（一）关于个人化的机制
“个人化机制”是促使个人成为独立和独特的行动单元、自主和能动的行动者及直接责任人的重要机制。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个人化机制的具体发挥将使不同的个人经历和展开着自己独有的个人化过程。
在最一般意义上说，个人化机制最重要的方面应当包括： 自主机制 、 能动机制 、 选择机制 、 创新机制 。这类机制对于个人作为创造性实践能力的主体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能够促成和推动个人的 “ 积极行动状态 ”，形成预见性和预防性、超前性和应变性思维模式，使个人 脱离以往的 消极被动的行动模式，不再是等待管理和治理、依赖保障和救助，而是 处于即时可激活、可启动的状态。这就超越了将个人仅仅视为某种工具或手段的传统理念，从而真正展现出以人为本原则应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意义。
此外，每一个将自己投入社会和集体事业的个人，也是一个谋求生存和生活的个人，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完善自我本质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个人本质与社会本 质的生产和创造是同一个过程，而 “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 [21] ](P24) 。这表明，从生动的、生活的个人着眼，个人化过程还具有一些与 社会实践 直接关联的机制，譬如：
公共性自我与私有性自我的转换机制 当代个人同时面对着两种生活空间：一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二是为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日常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是在这两个领域中实现的。在公共生活空间中，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对公共物品的供应、分配、消费的制定或协商，同时也参与制定并遵循有关的制度、准则、规范、惯例等。在日常生活空间中，个人通过家庭、人际交往和结群，营建属于自己的生活风格和生活方式，塑造独特的自我品位和情趣，使自己成为自主、自治、自律的个人。这就形成了当代个人的两个面相，公共生活中成熟的公民与私人空间中独立的自我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对公共性自我与私有性自我的转换和协调是个人化的一种重要机制。
自我身份的修正机制 当今的社会生活处于一个富于变化的时期，我们比喻为“液化趋势”，生活状况、劳动就业、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更为个人化，传统的集体记忆和命运以及行动方式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转变，人们在以往“社会化”过程建立起来的生活经验正在被瓦解，个人的受教育模式、家庭、成才和成功也日益创造出新的模式和途径。所有这类变化都会通过个人身份的变化反映出来，同样，个人的身份也常常处在重新获得的状态，而身份选择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也日益增加。所以，个人的发展中，对自我身份的修正具有重要作用。
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机制 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意义共同体。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生产意义、提供意义、制定意义、相互意义赋予。在此过程中，个人、群体、组织、阶级阶层等也寻求和表达自己的价值，通过相互间的价值认可形成一种共同生活。意义和价值既是人的主体性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因此，意义和价值的创造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人会以独有的方式来进行这项活动。因此，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是一种重要的个人化机制。
寻求和构建认同的机制 我们处在社会的各种差异日益凸显和明晰的时代，个人间、群体间、阶级阶层间、国家和地区间以及文化间的区别和分化仍在不断发展。然而，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差异提供了认同产生的前提；正是在这类差异、区别和分化之中，蕴含着认同的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多元异质的人们之间仍有着共同的关注，譬如，人们对于阶级阶层、地位、民族、性别、年龄等社会差别的关注，对于环境和生态、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关注，对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关注，这些都表明了某种共同生活、共享价值的存在。这也是人们之间产生认同的基点。所以，在个人的差异凸显、多元异质的当今时代，寻求和构建认同是个人化的重要机制。
（二）关于社会化的理论视角和类型：进一步扩展和修正
关于社会化的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化理论主要采取了三个基本视角：人的个性和自我的形成，文化价值观的内化，社会角色及其技能的获得与发展。由此形成了关于社会化的界定：社会化是指一个人如何从最初的自然生物个体转变为社会的个人的过程，以及一个作为社会的个人如何形成个性和自我、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每一个人的生命始终。 [ [22] ](P81-82) 如果上述界定仍被认为是“当然”的、无需质询的，那么对社会化的理解就很难超越以往社会学、特别是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所划定的框架。
事实上，当代个人就像一面有生命的棱镜，能够反射出当今社会实践的复杂面相。正因如此，当代个人的社会化也表现出不同的面相：既延袭传统也开拓进取，既满足社会整合的需要也表达个人的差异，既体现社会系体的稳定也要求个人的自我更新。同时，当代个人的社会化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双向过程：社会分工的发展与个人间合作的加强，社会分化和差别化的扩大与个人间协调能力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个人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等。当代个人的上述每一种面相再一次给予了我们新的启迪：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不是实现外在于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人本身就是人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也是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人的价值、达成人的目的的唯一主体。重要的是，这些也启迪了我们去把握和分析与社会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新的社会化视角。
例如，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趋势，正在扩大个人间的差异和差别，并造成人际间的隔膜和冲突以及解释和理解的障碍。如何通过交往、沟通和表达建立相互理解，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因此，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能够提升人们对 一致利益的感受力，从而为达成 认同和共识、创造和分享共同的生活奠定基础。
又如，个人的社会 合作与协调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体系的 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 趋势，以及高科技对当代经济、政治、文化、消费等社会领域的渗透，正在强化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高波动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风险是每一单个的阶级阶层、群体、组织和个人都难以独自承受和应对的，它促成了我们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集体命运。因此，社会合作与协调能力是现时代的个人必不可 少的一种基本素质，这种能力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亲密、友爱和团结互助关系，使我们以新的社会责任感来护卫共同的生活。
再如，个人的创新能力的培育。劳动方式的自主化和个人化、就业方式的更加开放和变化、 知识和技术创新速率的提高，使得 社会生活的竞争更为激烈。因此，个人必须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以便不断形成新的优势 赢得未来的竞争，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个人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 可以预见，个人创新能力的培育，将成为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社会化的一个核心。
关于社会化的类型 传统社会化理论一般以过程特征为依据，将社会化区分为五种类型——初始社会化、预期社会化，发展社会化，逆向社会化，再社会化 [ [23] ](P83-84) 。如果着眼于当代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迁，我们还可以发现社会化的更多内涵和新的类型。譬如：
根据社会化过程是人为安排的还是自然展开的，可分为 工程型社会化 与 自然型社会化 。
根据社会化过程主要是使个人获得某种专门化的职能，还是注意培育和发展个人的潜在素质，可以划分为 功能型社会化 与 素质型社会化。
根据社会化过程的发生是来源于个人的外部力量，还是来源于个人的内在动力，可以分为 强制性社会化 与 自主性社会化 。
根据社会化过程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及持续动力，可分为 焦虑型社会化 和 能动性社会化 。
根据社会化过程的基本取向，是局限于发挥个人的现实性、功利性、手段性的作用，还是注重启迪和培养个人的价值追求、精神情操、理想信念，可区分为工具型社会化 与 价值型社会化 。
如果从社会化的性质及其对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为标准，则可分为 复制型社会化 与 创新型社会化 （或 未来性社会化） 。
从社会化追求的目标来划分，则可以区分出 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化 与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 。
上述划分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分，旨在对社会化过程的某些典型特征给予类型的把握，这将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理解和研究，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互无联系的或截然对立的。在实际上，它们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某些类型也会在一定的前提下发生包容或重叠关系。
从更深入的意义上说，对社会化进行新的类型划分，能够使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在人的社会化问题上的实质性区分呈显出来，并从某些侧面表现一种新的社会化理路对于新型现代性实践的重要意义。显然，人的社会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工程的安排、满足某种功能的需要、依赖于外部强制性的力量，仅仅培养工具型的人才、复制型的社会成员，导致人的片面发展——这是旧式现代性对人的社会化要求。与之相反，我们时代的社会化应当以个人的能动性为基点、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培育人的良好素质，激励人对于崇高价值的追求、使人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从而营造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是与新型现代性实践相应的人的社会化。
在此还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去集体化”趋势的发展，现代性早期以来的社会集体化特征正在从现时生活舞台上加速淡出，社会组织和集体不再是装载个人的简单“容器”，组织和集体在结构的弹性、形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制度的灵活性和可调节性等方面，仍在不断提升。这些变化为个人的进取热情、成就期待、创造能力的激活、释放和发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因此，与社会化功能有关的社会机构，如家庭、学校、工作单位、职业群体、社团以及国家系统等，也面临着新的变化和挑战。在当代中国，怎样面对新型现代性的发展情势，怎样塑造出一大批创新型个人的社会要求，是自身处于变化中的社会化机构必须回应的一个时代问题。
四、结语
福柯认为，理论并没有表达、反应、应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 [24] ](P206) 。需要指出的是，具有经典意义的理论作为精心构建的一种知识体系或认识形式，并不是实践的局部或碎片，而是涉及到实践的根基、构架和整体系统。同样道理，具有传世影响的理论本身往往意味着一种深入持久的实践。因此，理论的视野和路向的改变将使我们的实践眼光发生根本转变，这又会导致实践的取向、目标、手段和规则的重新选择，并促成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一体性关系，就蕴含在我们关于社会化和个人化理论与现代性及其当代转折的讨论之中。
由于旧式现代性造成的一种颠倒，使得现代社会工程变为了目的本身，人成为满足工程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他自身作为人的目的和价值却丧失了；于是，人也失落了实践的主体身份，他被湮没在社会工程的巨影之中——传统社会化理论正是社会与个人这种基本形象的学术表达。在当代，人的主体性发展日益展现了“个人化”的特征，显示了个人作为独立和独特的行动单元、自主和能动的行动者及直接责任人的重要意义，重新揭示了人本身才是社会工程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人也是实施这项工程、达成自我目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主体。这从一个方面表现了新型现代性实践的基本要求，即人始终是现代性变迁过程的实践主体，社会工程仅仅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必须服务于人的目的和价值需要。显然，新型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新发展所彰显的以人为本原则，对社会化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使得传统社会化理论势必发生一系列调整和改造，并促使社会化机构（家庭、群体、教育、劳动和职业体系，国家政府机构、传媒、网络等）以及相应的制度和对策的转变。这些都将使社会化的研究和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现代性急剧变迁、全球社会日益开放、中国走进新型现代性的历史时期，如何将众多个人培养和造就成为能动的实践主体，以此构建起创新型国家的微观基础；如何使一代又一代青年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精英和社会财富的继承者，由他们来托起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在这种时代、实践和战略的视野下，有关社会化和个人化的基本理论探讨所蕴含的现时及未来意义，已经十分明确了。
The Image of Individual in Contemporary Era: Challeng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Source of Human-basis Thought
Zheng Hangsheng, Yang Mi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Beijing 100872;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 We are in the complex period from the formation of sociology. Nowadays, modernity thrills through restriction of the past, and we pursue free, easy and fluent steps, with continuing changes in our life. Wants in brevity replace forever ideal, changes have more normality than permanence, affairs in society and collectivity deviate from traditional way, and personal condition is uncertain and difficult to be foreseen. All of those tell us th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is not so firm.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back tradition, to check classics and to reconstruct theoretical and thinking way. The process of rethinking will show neglects and deviation against human-basis of tradition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passes through phases of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tion, and now entering into the phase of Individualization, which is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in the changing era, also the mar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 nowadays and individual past.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human is the subject of new modernity and social project, who display their capability, exert their creativity, make history, realize their hopes and enjoy their life. This is the source of human-basis thought, also the reality support on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human-basis type, creating type and future type. Therefore, how to mold elites with era spirit and inheritors of social wealth, and supporting our national survival and hopes are the intercrossing points of theoretical sociology with era and practice.
Key Words : Old Type Modernity, Traditional Socialization Theory, New Type Modernity, Subjectivity, Individualization, New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Introduction of Writers :
Zheng Hangsheng(1936-). Male, from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Ph. D. Tutor, engaged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ociology research.
Yang Min(1955-). Female, from Beijing, Professor of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 engaged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ociolo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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