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和互动。作为实际展开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早自16世纪就出现了大规模移民、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及庞大市场，或可被视为全球史日常生活结构层面上最持久的推动。再通过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本文讨论了“欧洲省级化”“大时间”及“小时间”的概念，期望经由“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尽可能达到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中国对早期全球化的正向推动
研究通常需要设置恰如其分的切入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角，那么对“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讨论，似乎应基于自16世纪以来，中国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那个年代全球化发展所作出的三项重要推动：
首先，是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随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早期殖民开发，抵达该地的华商将胡椒、肉桂、丁香、橡胶，以及从中国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售给欧洲商队，并将欧洲商人支付的墨西哥银元运回中国。再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经济快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劳工充当了种植园、锡矿开采最廉价和最高效的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华人前往美洲、澳洲、欧洲，以及非洲。除了少许人经商之外，他们之中更多人从事淘金、修筑铁路、耕作，是每一个当地社会最不能被轻视的劳动大军。总体说来，作为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最多的族裔之一，直到1949年前后已有三千万华人在海外定居，其中八成是在东南亚。
其次，是中国制造品和日用消费品的输出，改善了当地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15世纪以降，随着帆船、快船及蒸汽轮船通行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瓷器和茶叶逐渐成为欧美社会的日用消费品。尤其在工业革命最早发轫的英国，很多研究已表明最初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很快取代麦酒、啤酒而成为日常饮品。对于那些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的贫苦劳工，用热茶配以冷冰冰的干奶酪、干面包，可以不至于过度疲惫；再加上工人们多蜗居在卫生环境肮脏的贫民窟，泡茶需将水煮沸，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烈性肠道流行病的蔓延。由此一位英国学者认为饮茶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助推器，彻底重塑了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说：“茶改变了一切。”
最后，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促进了更大规模的贸易交往和资本流动。正如当年哥伦布之所以不顾一切，扬帆驶向波涛汹涌的无际大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关于东方、关于中国财富的神奇想象之强烈刺激。仅就市场规模来看，1800年全球十大城市，北京、广州、杭州、苏州榜上有名，最繁忙的口岸城市则是广州。再至19世纪末，中国在列强武力胁迫之下，不得不开放幅员更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就此，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这里有四亿消费者，“如果他们把大衣增加一英寸，那么新英格兰纺织厂在未来几年里就会忙得不可开交”。
追寻历史“主体性”及
对以往研究范式的反思
如果说全球史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全球及在地关系，那么在地历史的主体性就必须认真考虑。早在1959年黎澍刊发《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一文，谈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所以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开端，是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概念出发，认为其时中国在遭受侵略后随即出现了“觉悟的反抗人们和觉悟的反抗运动”，将之视为当时在地中国社会主体性的体现。刘大年于1965年刊发的《亚洲历史怎样评价》一文，一方面批评西方殖民主义把亚洲看成为一片“没有历史的荒漠”；另一方面高度赞扬近代亚洲成了世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最大战场。他说：“对亚洲历史的这一个方面，我们是必须大书而特书的。”
以上或可看作“革命”史观探寻、确立的中国近代历史本土“主体性”。该研究范式的转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随后在90年代初又兴起“现代化”研究。其时倡导最力的罗荣渠先生，大力呼吁将研究转移到注重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就是转移到探寻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方面来。在谈及如何消除“欧洲/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如何确立近代中国历史本土“主体性”的问题时，罗先生认为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取代以往人们所说的“西化”概念。在他看来：“东方的西方化，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东方的现代化，则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三世界发展中的新概念。”
尽管“现代化”研究，在探寻中国近代历史本土“主体性”方面，相对于以往“革命”史观，已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但其“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似乎仍未彻底摒弃带有浓郁“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的线性进步史观。接下来直接挑战“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并努力探寻中国历史本土“主体性”的著述，是美国经济史家彭慕兰于2001年出版的《大分流：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作者通过比较在国土、人口和内部多样性与英格兰颇多相似的中国江南地区，发现18世纪之前两地民众的平均寿命、资本积累、人口成长速度、营养与生活水平相差不远。作者的结论是其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后来之所以出现了“大分流”，且差距不断被拉大，重要原因在于欧洲得益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以及英国煤矿的优越地理位置。这样一来，以往支撑“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功转型以及欧洲工业革命的迅速腾飞等，都可以被视为偶然现象及历史意外事件。
该书于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某些研究夸大其词地将帝王统治、男尊女卑、科举制，乃至宗族血缘人际关系，标签为所谓“现代性”。2006年，夏明方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采用了一种越来越宽松的“现代性”定义，我们史学界进入一个“泛近代化论”的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坚信：“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受到“西方”冲击意义上的外发次生型，而是在“早期近代”时期就自主发展起来了。如果由此引申开来，难免不会回到当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那个尴尬问题：为何这些萌芽均无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与此类似，如此众多的早期现代性又为何没有催生出中国现代化？
除此之外，巴勒斯坦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1979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于90年代中期被引介到国内。这不仅在学术层面上有力清算了“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还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东方知识与西方帝国霸权及殖民主义的紧密联系。然而，这里的窘迫就在于，如果片面或过分强调“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的二元对立，忽视各方间还有一些正面互动、共通及联结，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行其道。
关于历史“主体性”的新探索
反观上述那些研究范式的缺憾之处：在“革命—现代化”研究范式中，由于对先进生产力的尊崇，我们不乏对“欧洲”的仰视；在“大分流”研究范式中，由于认为中国古代有不少领先当时世界的亮点，我们对“欧洲”多少有些俯视；在“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中，由于“自我/他者”的势不两立，有时难免对“欧洲”持无视态度，甚至不乏鄙视或敌视。然而，在这个充满差异、冲突和歧见的年代，我们需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恰如其分、通情达理的本土历史的“主体性”。
这里有一个可供讨论的选项，是梁其姿于2008年提醒我们注意的“欧洲省级化”的概念。这也是南亚学者查克拉巴蒂于2000年出版的《将欧洲省级化：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一书的主旨。倘若将之援引到我们的相关研究中，梁先生认为会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让研究者们重新检讨近代中国面对“西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她相信，与之相应的研究成果“或许更能显示出历史的多元与复杂性，成为‘近代性’更有效的参考指标”。
身为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先行者的梁其姿，谈及此概念时专指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史研究；如果将之放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研究框架中，我们还须对之做一些适用性阐释。因为查克拉巴蒂在1992年提出此概念时，认为如果拥有普遍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势必抹杀了所有历史的具体时空；然而，现代性的发展却更多是一部地方史，因为欧洲到了非西方社会，进入一个陌生甚至敌对的环境，只能随机应变地成为各种各样的碎片化、地方性的历史演化，“就像可以被方便地派遣到帝国的各个省份那样”。由此说来，我们将外来“欧洲”历史化、在地化，就是要寻找所到之处和所在之处的具体“地址”。这也意味着，从近代中国在地“传统”社会的自主性出发，或能有效地避免将外来“欧洲”抽象化、普适化和绝对化，并进而探讨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和多元的互动关系。
往前追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一书，可能更早推出了将那个抽象化了的外来“欧洲”在地历史化的构想。在他看来，各国学者在研究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地之近代问题时，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出发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而不应将各种外来影响或外来模式抽象化、总体化。以中国近代海关的变迁为例，他指出近代中国所导入的这项外部制度，基本上被包含在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之内，实际得到采用的只是其中的机能性部分。当然，相对于滨下武志的具体研究，查克拉巴蒂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更多将那个外来“欧洲”在地化、历史化的研究思路，其中特别是关于开掘“少数人的历史”的提法。他认为这可以推动史家更多聚焦于在地历史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多元性，自然也能够推动关于东方/西方“平等地位历史”的研究。
查克拉巴蒂虽矢志建构“将人类团结一致”的历史叙述，接下来却没有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史学家张广达于1998年在《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中，为我们“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寻找新的概念工具，提供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考线索。张先生借用苏联重要思想家巴赫金关于“大时间”和“小时间”的概念，指出各种东方、西方的历史，都曾处在各自经历的“小时间”之内，一个最重要的走向是不断汇入到全球史意义上的人类“大时间”之中。
具体说来，巴赫金关于“大时间”和“小时间”的概念，是基于对“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为“对话”的认知。不同于自我隔绝、自我封闭意义的“自言自语”，或“自说自话”；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就像我们通过他人才能看清自己的外表，并由此显现自己的深层底蕴。也即巴赫金所说：“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此后，俄国出生、后移民至墨西哥的塔蒂安娜于2005年也曾写道：如果要问何谓巴赫金的“大时间”，可能会令你失望；不过，从其在拉美近40年讲授及传播其思想的感悟出发，她声称：“这是一种来自差异及为了差异的体验。它当然是对话式的。”
毋庸赘述，几乎所有研究对“差异”都十分关注。如果稍作比较，一般史家眼里的“差异”大概就是“差异”，而全球史家需要将之整合起来，或者说进行一种拥有更多面相、意涵的“对话”和“理解”。像糖、银、钻石、棉花、烟草、茶叶、瓷器等商品的近代流动，我们需要在更大的时空场景内考察它们是怎样以及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毕竟，那些栖身在偏远角落之人，即使很少有购买和获得的行为，与那些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全球主义之人”可能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某种相关性或共通性。故“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讲述重点，是我们与其他文化、文明的连带发展和共同命运。
同时，对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来说，对话和理解意味着将获得更多探究普遍真理的可能性。正如阿明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他说：如果只承认“差异的权利”（文化和地区的差异）意义上的“人们”，否认普世意义上的“人类”，那么，其势必声称只有欧洲人才能懂得欧洲、中国人才能懂得中国、基督徒才能懂得基督教、穆斯林才能懂得伊斯兰教，从而导致清除“一部分人的欧洲中心论只能由另一部分人的颠倒的欧洲中心论来完成”。
倘若“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真能在上述“对话”“差异”“理解”等环节上，讲述各种能够打动人心的相关历史故事，那么，就可恰如其分地建构起诸多“小时间”与“大时间”的分享、互惠和共有。与之相应，我们自然还可继续使用以往“革命—现代化”“大分流”及“东方主义”等研究范式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概念：如“革命”“改良”“转型”“在地”“交互”“分流”“文本”“话语”“权力”“认同”等。因为在巴赫金看来：“在大时间里没有什么会失去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