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再看一下网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张教授曾经说过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以后，就是类似这种工商审批的管制，张教授已经说了改审批制为注册制，他说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以后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提高30％，腐败减少50％，请问你这个数字比例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张维迎：我想有些记录是需要统计的，有些记录是common sense，我觉得我这个估计可能还偏低了一点，如果把我们中国的审批制度废除可能不止30％。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美国十几分钟可以办成的事，中国要两个月，那你想一想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改成这个总值我们可以提高多少。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请问张教授，最近中国的工商管理局有一个规定，就是企业的广告额不能超过经营额的2％，超过以后就是要犯规，这个是不是政府干涉市场的行为？

张维迎：我想我们政府这样想，坦率一点讲比较无聊的行为。一个企业的广告费是企业自己的决策，不都是产品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产品，尤其在初期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广告费是终生的广告费还是一次性的广告费？如果今天是一个新的产品，我花的广告费比我卖的东西还多，但是对我来讲是最优的，因为我明年、后年就可以卖好多东西，你究竟按什么依据作出这决策，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无聊的政策。我想如果按这种思路下去，可能妇联还得规定一些女同志化妆花的钱不能超过生活费的多少，是吧！

主持人：但是作为一个丈夫，我觉得这个规定还是应该的。

观众：接着这个问题再说一下，像最近东北的哈三、哈六药厂“盖中盖”广告费花好多个亿，但是它自己投资这个产品的开发只是几千万，这样一个倒挂，就是广告费和企业投资这个倒挂会不会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

张维迎：我想，消费者的利益是不是受到损害，主要有一个良好的竞争制度来保证，花广告费……好比你是卖土豆，我为了这个土豆花了一万块钱广告费，你买我吧，消费者会受到损害吗？不会的。因为人家可以买几块钱的土豆，干嘛买你一万块钱的土豆，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市场竞争，你自己花多少是你自己的事。如果这个企业是独家垄断，他可以把成本都转价给消费者，如果是一个竞争者，你花再多那是你自己的，平时花的多那就倒闭了。我为什么要喝你的酒，你说我花这么多广告费我的价格要提高一倍，那就提啊，对吧！

观众：信誉、预期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不是可以联系起来，我想问这个问题。

张维迎：如果所有的事都会有因果报应的话，我想就不会有坏人了。

主持人：就是啊。

观众：您刚才讲到“山西银号”的问题，我想问您，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银行，没有等级、没有国家审批，你是把你的钱存在四大银行里，还是存在这样没有注册的银行？

张维迎：我仍然会存在国有银行，为啥呢？国有银行有国家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就是银行倒闭了都会给我，我和乐而不为了！但是你刚才讲的问题，回到我前面讲的种树的那个例子，西方那些银行，从一个地方借的一个信誉，然后大家资产越来越多那么搞起来的。在我们国家，长期计划经济使得消灭了这种个人间的信誉制度这样的基础，所以突然之间如果事实放开，大家都会去办银行，当然会有一些问题，我想问题也不会那么大。现在你开银行我就不会存在你那，你第二天就关门了，对吧。但是如果阿义开一个我就可能会存在他那，因为我对他更了解一点，如果认识他的人越多、相信他的人越多他的银行很快就变大了。

观众：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信誉问题，还是一个制度或者说是法律问题呢？

张维迎：我刚才讲的信誉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我刚才讲这么多信誉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信誉表现为一个道德，但信誉的基础他的本质是一个制度问题，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这个人好或是坏的问题。

观众：经济学家、还有法律家是不是能把这个信誉问题彻底解决了，比如说像在您刚才讲的五个问题的话，美国他这方面的问题就要少得多，但他的犯罪率也特别高，并且也有好多经济上的坑蒙拐骗问题，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经济学家、法学家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说清楚这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如果我刚才讲这些问题，你可以归结，好比说信息问题，那么犯罪这些问题的话都与信息有关系的。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是不是说惩罚越严犯罪就越少，不一定。你犯了一个小错误要判你死刑，反正你已经判死刑了，干吗不去抢人去 ，可能犯罪更多了。什么事情的适度的法律，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一个健康的社会的产权制度下，有一些人他们在去追求长远利益值得我们信赖的话，那么追求短期利益骗人的人他就没有市场了。所以，就是说那些骗人的人是被谁打垮的，是被那些讲信誉的人打垮的，而不是被政府打垮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观众：张老师我问一下，资本论里面马克思说劳动力一定要依附于资本，而现在在关于产制度或产权契约方面就没有劳动力一定要依附资本，还是资本一定要依附于劳动力？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说马克思理论是不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一个特殊的案例，他能不能融合于现代的企业理论。

张维迎：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制度一定是劳动力依赖资本还是资本依赖劳动力。我想最重要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产权，他们有自己签订和约的权力的话，谁依赖谁是他们谈判的问题。 我们看到典型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我们看到资本雇佣劳动，我们也看到好多合伙制的企业、合作社的企业，所以在一个社会来讲重要的是自由签约权，这个很重要。任何地方都有限制，不可能没有限制，那么一个限制，你办一个公司无形资产占的比率不能超过20％，这有什么道理，没有任何道理，就是说太低了规定为90％，又有什么道理，没有道理，都不能规定，要规定只能说无形资产的比例不过低于0不能超过100％，对吧！那么这才是公众自由契约的见解。

观众：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说契约是自愿、自由的，但是如果我现在毕业了那我去外面找工作，我必须要依附一个企业才能把我的无形资产发挥出来，但那企业并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所以他就设置非常多的限制来限制我，所以我就处于闹事地位，我怎么能诋毁这种自由呢？在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你说就是一个无形资产个人的无形资产限制30％或40％之立的，那企业根本是在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在选择企业。

张维迎：这个是很惨的。一个好人大家不知道你是好人那是很惨的。这个是慢慢自己通过各种表现使别人认识你的价值，为什么有些人工资突然之间涨了一倍，原来大家不知道他，他没有办法卖出自己，现在突然知道了，或者有人再挖他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

主持人：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请您满足我。您是研究经济的，对这个事业信誉问题又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在现代化社会里商业信誉是什么？只能说一句话。

张维迎：使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

主持人：商业信誉是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

张维迎：对。

主持人：好，谢谢您。 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你告别，感谢张教授，感谢参与的观众，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附：

张 维 迎 教 授 简 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