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市场上面临着众多的生产者、消费者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产权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你要赢得这些客户你就得讲信誉，要赢得每一个客户，你要搞定每一个人。但是，如果要政府来负责谁是好谁是坏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搞定消费者，你只要搞定政府官员就行了。搞定政府官员的成本比搞定消费者要低得多。任何搞房地产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在市场上卖给私人房子，要卖出去一百套房子你就得搞定一百家，一百个家庭，至少要二百个人，因为夫妻两个人还不能意见一致。但如果你给卖给政府一百套房子的话，有三套房子搞定一个房产处的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假冒伪劣甚至合格的商标那来的，都是由政府流出来的。
我也要特别强调，我们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同时也不要政府负担太多的责任。
市场上，当企业出现违法行为是企业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追究政府的责任，政府自然就要管去。这个饭店失火了，他要有保险，没有保险是饭店老板的责任，他的保险没到位那可能他要坐牢，他要赔偿。但是，如果说这个饭店失火了是工商部门的责任，那工商部门最好不办这个饭店。
所以我想，我们不要给政府太多的责任，太多的责任一定会导致他对企业作出太多的限制，那么这样使得市场的环境就更为不确定。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很好的信息传输体制。
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例子，这个杂货店的老板，你交钱了他不敢说你没交钱，是因为如果他说你没交钱你会把这个信息很快传给好多人。假如你自己回去一声不吭，所有的邻居都不知道，那么你交钱了他就敢说说你没交钱。所以信息的传输是非常的重要。
简单的说，我们一定要让那些欺骗行为、骗人行为的信息尽快在市场中传输，传输得越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和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叫大社会，在大社会里，我们的交易对象经常只见一次面，我们不会每天都在一个商店买东西，或者不会只向一个人买东西，我们要跟好多人进行交易。这样的话，你骗了的人，你骗过的行为被下一个可能交易的人知道就非常重要。 在农村，你借钱了，然后你不还钱，全村人都知道了，以后有没有人借给你钱。城里就难了，你说你借给人钱，别人没还钱你怎么办，你成天开车在大街上宣传是谁借我钱没还钱。人家说这人是神经病，是谁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的多？学过英文都知道有一个叫“gossip”（闲言），“gossip”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对吧。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复制出来“gossip”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现在我想这是有希望的，一个市场中，如果我们前面解决两个问题，产权问题和和政府行为规范了，就会出现大量的专门传输信息的机构。我们知道，像美国的标准普尔、穆地就是干这些事，其实好多投资银行也是干这些事。媒体报纸也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如果一个报纸一个社会的媒体都在说假话，这个社会一定大部分人都在说假话。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建立信誉。
第四个，我也要强调法律的作用。
我强调信誉是一个基础并不是法律不重要，好多情况他们是互补的。
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我们就知道我们违法、不讲信誉、不按照同我们会受到惩罚，我们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守法的行动，法律也可以促进信誉制度的建立。但是，我仍然要强调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来讲，我想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要使法律的执行变得更有效一些。如果我们仅仅有法律是没有用的。我们中国可能是法律的供给与法律的执行方面是太不成比例，我们有的法律远远多于我们能够执行的法律，当然执行的法律这就要求了…… 政府本身不能干预法律执行，法律本身有好的积极性来执行。
这要归结到一个法官的信誉问题了。如果一个法官不管信誉的话，这法律是没有用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的法官为什么要讲信誉呢？如果他是由政府部门这么不断的、随意的任命、更换，他不会有信誉的。我们知道，在美国一个大法官是很牛气的，他为什么牛气？他是公正的化身。但是我们的法官谁有这么牛气？没有。当然法院、法官本身的素质也非常的重要，这个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
第五个问题，建立信誉也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
第一个例子我们讲的这个杂货店老板之所以不骗你，是因为骗了之后你心疼，你心疼以后你就不再买东西。如果你没有感觉，他要你十块你给他十块，他要你一百你给他一百，这个老板会不会讲信誉，他不会讲信誉。 政府买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政府买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买东西的人对欺骗之后他本身并不受损害，因为他是给别人买东西，他不是给自己买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现在有那么多回扣为什么呢？就是与这个有关系。如果你自己买东西，这东西本来是一百块，你说五块卖给我吧我给你五块的回扣，这有什么意思了，这没意思。政府就有意思，如果我给你买这个东西，这东西本来值一百我说我给你二百，然后你给我五十的回扣就行，我回政府单位一报销拿到二百块，你给我五十，皆大欢喜。 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
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一个信誉制度需要解决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充满信心，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守信誉的民族。我们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一个桌子，一劈两半每人拿一半对起来就是一份契约。我刚才提到的“山西票号”在一百几十年前还是借贷，已经发行我们现在的履行支票，他的分支店开到圣比得堡、神户，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审批单，谁爱开银行谁就开，但没有欺骗。为什么我们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要使得信誉本身，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英国的哪一个商店橱窗上贴着信誉第一、客户第一；但是我们在中国到处贴得都是信誉第一、客户第一。我们知道，所有最标榜信誉的企业同常也是最不讲信誉的企业，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的机会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网上的提问，先来看看网上的提问。
这是凤凰网站我们提前预报说张教授要讲座，针对他要讲座的内容网友们提的问题。 请看第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说：张教授您曾说，摩托罗拉可派总部的人到中国担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并被授予人事权、投资权、销售权，这个经理可能干得很好，企业会做的很大；但中国公司的部门经理被派到美国的分公司当总经理，三年后这个分公司会成什么样子呢？下面也是张教授说的话，理想的可能是他做的很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性是公司办得很差或者死了，但他自己把公司的客户拉走了，另外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这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我想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的道德问题。在中国，我们没有经理市场，或者说我们是这个经理，职业经理的职业操守比较差。归结到仍然是我前面讲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产权。我刚才讲的一个核心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好比说我作为一个企业经理我干得好，我把这个企业干得非常好，有资本家欣赏我，他给我的价码就提高了，所以我就有了价值。但如果我把这个企业干得很好，派我到美国去，我把这个中国分公司干的有声有色，政府突然把我调回来那么让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的预期价值是多少我都不知道，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建在外国你也管不住，我就利用公司的资产给自己赚钱。
主持人：是不是所有的汉奸都是这种心理。
张维迎：那到不会。
主持人：而且汉奸说得都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基础不好。
张维迎：汉奸我想就比较更复杂的问题。汉奸实际上他也是预期，好比说日本，他预期日本人永远统治下去，如果所有人都预期都统治下去，所有人都变成汉奸了是吧！
主持人：不会吧。
观众：我注意到您讲话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人心本恶，咱们国家的法律现在好象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无罪推定，然后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差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吴院长讲话中说法律是第一位的，法律是最重要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市场就规避法律的行为。您说信誉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好象法律更加稳定可信，比信誉更加稳定可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第一，我并不讲究人性的恶的还是善的，人就是人，他一定是追求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不论这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在追求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得到，这个与制度环节有关系，这是我讲的核心问题。那么，作为无罪推定，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为什么？这可以从经济史上讲，它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法律。 好比说你去英国，你去投保，是汽车投保，人家问你多少岁了，你说假话，说我五十岁了，你说人家就哗哗都写，不需要查你的证件。但是，一旦你的车出事以后，你说的不真实，那你得不到任何赔偿，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所以我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好人，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制度可以保证你一般情况下不会干坏事。
而我们国家的法律，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实际上我们好多的管理都是这样，首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你要证明一个好人那要一步一步来证明。在西方，你要办一个企业，也就是一个注册制，注册制也就是一个产权制度，就是我起了这个名字，别人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另一方面别人也可以能发现你的信息。我们国家办企业实行审批制，审批制就是说要经过政府的各个关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人都假定为坏人，那么既然你是坏人我们就一道一道来审你，由此浪费的效率有多少！西方这种无罪推定首先把你当做好人，从社会来讲由于他有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所以这是成本最低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