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学术论著，作者是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吴法宪将军的女儿金秋。由于该书的敏感题材、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哈佛大学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大力推介，The culture of power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八年过去了，期间有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金秋编辑的《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和舒云撰写的《林彪事件完全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等大部头著述相继问世，该书早先独特的史料价值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但是金秋博士的学术贡献依然不容抹杀。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在论述「文革」问题时，中外学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国外学者往往从理论框架的构建出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学者往往从直接经验出发，比较注重历史事实的铺陈。金秋博士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前中共高干的家庭成员，在相关史料的采集和解读方面使众多国外学者难以匹敌；另一方面，她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著名中国研究学术重镇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得到过Fredric E. Wakeman、Hong Yung Lee、Roderick MacFarquhar、Elizabeth Perry等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其社会科学的综合理论素养又大大高于许多国内学者。这两大优势的结合，使得The culture of power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作者在阐释自己的研究径路时强调，这本书侧重考察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主要包括历史人物的性格品行、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径路，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人治」特性，使得一些西方通行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和概念范畴——例如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正规化的决策机构等等——往往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相关问题（详见该书页3，以下引文或观点出自该书均只注明页码）。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得到Perry教授的认同。Perry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对于那些习惯地认为精英决策是高度理性产物的人而言，金秋博士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这里我们很少发现『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清晰关联。作为替代，我们看到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病变、无来由的恐惧和嫉妒、家庭不和、瞬间爆发的人际冲突和药物反应所导致的精神迷茫在『文革』期间如何左右着精英们的行为。」

为了探究「林彪事件」的真相，金秋博士在书中系统回顾了革命时期的毛、林关系及其在「文革」期间的发展。她用大量的旁证材料说明：第一，作为毛泽东的长期追随者，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忠诚和杰出的军事政治才干是林彪在党内军内得到迅速升迁的前提条件（页63-72）。第二，林彪对个人权力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这部分源于淡泊的天性，部分源于健康的原因，部分源于对中国宫廷政治的透彻了解。对于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林彪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惧。「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使得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始终恪守「被动、被动、再被动」的信条（页78-80）。他虽然贵为「副统帅」，却很少过问政府和军队的工作。这不但与异常活跃、到处插手的「中央文革」成员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形成鲜明的对照。「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些表面看来造成林彪个人权力扩张的事件，如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高层人事变动、1967年初的「三支两军」和反击「二月逆流」、1967年夏的「武汉事件」和1968年春的「杨余傅事件」等等，其实都出于毛泽东的乾纲独断。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与其说是「趁火打劫」，毋宁说是「明哲保身」。第三，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并不意味着他对一些具体问题没有个人判断。正是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林彪积极支持「军委八条」的出台（页97）。正是出于对「中央文革」支持军内造反派挑起派性武斗的不满，林彪曾经与江青发生过正面冲突（页95）。正是出于对周恩来艰难处境的同情，林彪曾告诫其部下支持周的工作，而不要听信江青、康生等人的挑唆（页119）。

第四，「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官方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三）》，曾经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天才论」和「国家主席」之争大加渲染，以此作为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论据。而金秋博士则含蓄地指出，毛泽东与林彪的政见分歧早在1969年春中共「九大」前夕已经初现端倪。如果说当时确实存在着一条所谓「林彪路线」的话，那么陈伯达根据林彪意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应该是这条「路线」的具体表现。这个政治报告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决，是因为它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倾向，主张尽快结束「文革」动乱，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页117-118）。

第五，以所谓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来指控林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政治伎俩。首先，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是由修宪讨论引发的，就这个问题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原本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毛泽东几次通过汪东兴传达指示，并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而是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其中玄机实在让人难以捉摸。第三，从庐山会议的讨论纪录看，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呼声。所以试图以此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页120-125）。毛泽东后来恼羞成怒，不但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而且责令一大批支持这个提案的高级干部作「检查」。这除了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之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至于毛泽东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目前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公开。但在笔者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出于「伟大的谦虚」，那么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应该对林彪的歌功颂德讲话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就不会有以后「红宝书」、「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恣肆，也不会有「令人讨厌」的「四个伟大」的疯狂炒作了。）

第六，我们不能否认「天才论」之争折射出当时党内高层内部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不过这场冲突和斗争的双方原本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激进文人集团。而且这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必然地影响到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偏好，一屁股坐到激进文人集团一边，才使得这场争论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使得林彪等人的言行带上了「犯上作乱」的意味。由此可见，庐山会议上的冲突是「九大」前夕毛、林政治分歧的一个意外结果。导致双方矛盾升级的关键原因不是林彪等人的政治野心，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等人的个人成见。正是出于对毛泽东无限上纲做法的严重不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不但自己拒绝检讨，而且指示其部下不要轻易做检讨（页126-130）。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林之间的裂痕。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向全党发出「三要三不要」的号召，另一方面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倒林」三步曲——「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最终导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金秋博士的上述几点看法都得到国内知名「文革」研究专家的认同。王年一、何蜀和舒云等人近年来发表的不少论著，都是围绕上述几个主题展开的。我个人之所以特别欣赏金秋博士的观点，是因为她在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四步曲模式，即第一，每次斗争总是始于毛泽东对某人的不喜欢、不信任。第二，初步的龃龉发生之后，毛泽东便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向各级干部游说，努力营造一种反对某人的「共同意见」。第三，当毛泽东感到胜券在握之后，便召集会议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质言之就是调动各种党内力量对某人展开批判围攻，迫使某人承认错误。第四，一旦某人承认错误，毛泽东就会以全党的名义对他做出有罪判决，并以「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名将其清除出党（页5）。如果我们不纠缠于细节，而是从大处着眼，便不难发现金秋所描述的「林彪事件」与此前发生的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和反对刘少奇的斗争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而「林彪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毛泽东动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林彪至死都没有作出像样的「自我批评」。这未免使得毛泽东清洗林彪的四步曲进行得不是那么地「完美」。

金秋博士不但在书中运用大量旁证材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官方说法截然不同的「林彪事件」，而且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她并没有出于受害者的偏见对毛泽东加以妖魔化。她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解释了毛泽东何以成为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页19-22）。不过她也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超凡魅力的表象不仅误导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也误导了毛泽东自己。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自觉地完成由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向「法理型领袖」的转变。与此相关，他也没有领导全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页22-23）。他的思想状态依然停留在革命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得已的美德」（Necessary Virtue，美国学者Guy Alitto发明的一个概念，详见Alitto教授2007年10月26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Necessary Virtue: The Pragmatic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被他主观地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道德标准。确保中共军队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经验被他一成不变地移植到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的成就使得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结果，由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页28-30）。此后毛泽东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乌托邦信仰，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超凡魅力神话，不知疲倦地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党内斗争，直到他于1976年死去为止。

除了依据史实作出以上经验层面的叙述之外，金秋博士的独特贡献在于综合运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毛泽东时代的「老人政治」现象进行了分析论述。她首先援引著名心理学家Angus McIntyre和Yaacov Vertzberger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一般人在由青壮年期步入老年期后可能遭遇到的生理和心理病变，以及这些病变对人们判断能力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然后她将这一科学发现用于解释「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乖僻思想和行为（页42-60）。我认为金秋博士的这种解释方法并非无稽之谈。既然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超人」，那么他就无法逃脱客观规律的制约。他晚年表现出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多疑、自我中心、喜怒无常的确是老年偏执狂的典型症候。如果说「体制外因素」是通过体制性因素而发生影响的，那么当时中国政治的体制性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病态的「老人政治」。所以从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开始，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逐渐失范。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谁要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以「反党」的罪名打倒。然而令毛泽东尴尬和恼怒的是，客观事实似乎并不因毛泽东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而且随着现实危机的不断加剧，党内总会不断有人出于全党利益的考虑流露出一些不同看法。由此刚愎自用的毛泽东便走入了一个愈挫愈勇的怪圈。越来越多的党内精英相继沦为「老年政治」的牺牲品。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金秋博士还依据间接证据和心理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为什么党内高层中许多人（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早已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勇气公开地对毛泽东的错误加以抵制（更不要说试图取而代之了）？她认为这种现象根源于第一代革命者对毛泽东的个人忠诚，并进而指出这种「个人忠诚」是由以下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是对毛泽东的尊重；第二是对毛泽东的畏惧；第三是自我认同的需要；第四是对共同事业的信仰；第五是既得利益的考量（页203）。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不得不服膺金秋博士的洞见：「对毛泽东的尊重」基于毛泽东在革命期间的伟大功勋；「对毛泽东的畏惧」源于对延安整风以后历次党内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深入了解；所谓「自我认同的需要」和「对共同事业的信仰」，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客观存在转化为一个符号象征，否定「毛泽东」便意味着否定「革命」，否定「革命」便意味着否定了那一代人终身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及其个人的存在价值。至于第五点，就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了。

综上所述，The culture of power一书以「林彪事件」为中心，但是其内容涵盖远远超出具体事件本身。金秋博士致力的重点与其说是为林彪鸣冤叫屈，不如说是为了探究「林彪事件」为什么得以发生。该书对「林彪事件」具体过程的细致再现，客观上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本质和肌理。尽管金秋博士一再强调，该书着重探讨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但是在我看来，遭到扭曲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依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