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主的新一轮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有人支持民主，有人反对民主；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认为“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毫无疑问，“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一种通俗表达，它所针对的是那些迄今为止还对民主价值持有怀疑态度、坚持认为民主不适宜中国国情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一表述背后隐含了丰富的思想主张，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对待民主的不同态度可能出自不同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源于思想方法的差异。

一种理念，三种歧见

按照惯常的理解，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理念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歧义。怎么才算是“人民的统治”？“人民”是谁？“人民”如何统治？在已往的政治实践中，我们通常所到见的是国家领导人（一个人或一帮人）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即便是被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概莫能外，那么，何来“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说“人民当家作主”就意味着所有人（或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民主也许只有“小国寡民”才有可能，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这“人民”又该怎么当家作主？现代社会事务纷繁复杂，许多事情的处理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对这些事务，非专业的“人民”又如何当家作主？再说，“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了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宗教的人口，他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那怎么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在人民出现利益分歧和冲突的情况下，又如何防止强势的“人民”不会“得势便猖狂”，把弱势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仆？

面对这一系列难题，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种意见认为，人民的直接参与是民主的核心理念，现实条件的种种约束，并不能成为改变或放弃“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追求的理由。相反，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直接民主的机会、参与的人数、民主管理的事务越多越好。如果不能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国事，那就让我们把“公选”和“公投”当作民主的主要方式吧。如果召开全国范围的（national）公民大会不太现实，那就让我们从local（地方或至少是社区）开始吧。如果在以往的条件下，直接民主没有尝试的可能，那在网络和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就让直接民主梦想成真吧。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口号，历史上除了古希腊雅典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外，再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实践过。除非再回到小国寡民的雅典时代，否则，“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可能。何况，那样的民主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和质疑。而且，“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不同个体所组成；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公共利益，个人偏好或利益加总并不等于集体偏好或“民意”；即使现实中存在着利益需求比较一致的情况，现有的决策体制（如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或决策方式（投票规则）因其各自缺陷而难以制定出理想的政策。考虑到“人民”集体在智慧、理性判断、心理趋向等方面的特性，考虑到决策效率和质量、管理的专业化、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以及长远的公共利益追求等因素，精英统治（君主统治或寡头统治）可能更能体现和反映人民的真正利益。

如果我们把第一种意见称为民主主义，把第二种意见称为精英主义，那么，介于两种意见之间的第三种意见可以被称为宪政主义。这种意见认为，民主所追求的其实是公民自治的精神，虽然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让“人民”完全当家作主不太可能，但是，公民自治的理念不应放弃。显然，让所有的“人民”都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和管理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尽可能实现地方乃至村落自治，让“人民”在他所生活的区域行使民主权利。事事都要“公投”、事事都要人民亲自管理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选择一批“管家”，替我们照管“家务”，如果满意就继续留用，如果不满意就按照合同把他们辞退解雇。把人民民主无限放大会威胁个人自由的空间，那我们就把能够用来“民主”的事务限定在恰当的范围，使任何人不能以“民主”的名义和“民主”的方式侵犯“私人领域”（公民自由权利）。“人民统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那我们就把“主权”与“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给具有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政治精英，并让民众对他们实行绩效考核，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从而保证管理的权威性；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现实的政治实践显然更多地倾向于第三种意见，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或宪政民主。这种民主以宪法为基本框架，以限制政府权力、规制民众行为、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到目前为止，宪法至上原则，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有限政府原则等，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人民代表制度（代议制度），普选制度，政党制度，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以及广泛的社会监督制度等，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为民主辩护的两种不同理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好，“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也罢，这两种表述都肯定了民主的核心理念和普世价值，具有为民主辩护的共同倾向。不过，二者的理论逻辑和思想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辩护理由也略有差异，给受众带来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

首先，观察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坚持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关注的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能够创造或带来多少正效应；主张“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的人，关注的是民主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安排，它能够避免或降低哪些负效应。这两种表述可能对政府的态度和期望也存在差别。前者提出了高标准，为人民谋福利才算是好政府，民主可以促进政府为人民服务；后者依据的是低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民主可以防止政府干出太多或太大“有过”的事情。

不过，真正的差异可能还不止这些。“权利学派”和“功利学派”为民主提供了不同的辩护方法，这种差异可能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权利学派”和“功利学派”是现代思想的两大哲学派别。前者从规范层面和应然角度考虑问题，注重正当性和合理性；后者从操作层面和实然角度考虑问题，注重实用性和实效性；前者出于天赋权利观念，后者坚持功利计算。它们都为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为民主提供的辩护理由却不相同。换句话说，“权利学派”之所以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具有价值理性的特征，体现了公民生活的价值目标——参与和自治，实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而这种公民权利来自于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体现；“功利学派”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过，在它看来，民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它作为保护公民自由的手段，具有比较优势。

具体而言，“权利学派”和“功利学派”对于民主改革的政策主张也会给出不同的理由。“权利学派”的忠告是：民主是实现人权的要求，实行民主改革，那是政府及其领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功利学派”给出的建议是：民主是一种可以预防个人专权、政治腐败、政府“俘获”和寡头垄断（拉美化）、两极分化的制度，虽然不能保证最好，但却能防止最坏，因此，实行民主改革，是实现国家善治、社会和谐的明智选择。

现实生活中支持民主的人们不一定能够自觉意识“权利学派”和“功利学派”的差别，也未必能够清楚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不过，无论哪一派，都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重要的可能还不在于对上述两种不同理路做出区分，而在于认真反思民主问题上的种种思维定式。阶级分析的观点让我们习惯于为民主贴上阶级的标签；把民主简单等同于“西化”，进而等同于“富人游戏”、“三权扯皮”和“两党攻讦”的看法，使我们很容易得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和说法，把民主理解为控制国家与规制民意、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权力制约与社会监督、责任政治与服务型政府，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它的价值，不认为它是一个好东西呢？当然，问题的关键可能还不在于争论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而在于如何把这些原则上的好处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