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读者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作者写错了。中国人从来说的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怎么会把国家和匹夫弄颠倒了呢？
是啊，中国人说这句话已经说了几百年了，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结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甚至在这句话还没有从顾炎武口中说出的时候，许多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已经在身体力行着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到了林则徐写下那两句诗：“茍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是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置个人幸福、荣辱甚至生死于不顾的牺牲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崇高道德的榜样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把自己的才华、家产甚至生命投入到为了国家趋利避害的努力之中。但是当我感动之余，冷静思考的时候，忽然想到，为什么从古到今这么多仁人志士展抱负、散财产、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行为和无私奉献，并没有使他们所热爱的中华大地成为公正和公平的人间天堂、世上乐土，而始终是在血雨腥风的周期率中打滚。从秦至清，只不过是一代王朝替换了另一代王朝。从民国建立到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台湾的开放党禁，除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口号基本上言行一致外，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统治者的区别只不过是戴冠冕的皇帝和不戴冠冕的皇帝而已。那么多爱国者的舍己为国，为什么很难促成国家切实地爱惜、保护和关切它的人民，特别是信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信条的知识分子呢？
我想，这正是因为一副对联只有上联而没有下联，而下联恰恰就应该是：
匹夫兴亡，国家有责！
就像美好的爱情不能是一方忠贞，一方背叛一样；就像美满的家庭不能是一方仁慈，一方忤逆一样；一个和谐的社会也不能只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匹夫单向度地对国家负有责任，而国家并不认真对每一个具体的匹夫负责；甚至还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不惜将那些有着为国为民高尚情怀的匹夫们一个个、一群群地踩在脚下。
于是在帝王时代，我们看到了于谦的命运、看到了岳飞的命运、看到了袁崇焕的命运、看到了林则徐和谭嗣同的命运……在革命时代，我们看到了林昭的命运、看到了彭德怀的命运、看到了遇罗克和张志新的命运，看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仁人志士的命运……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行者呢？但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得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的善待呢？且不说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政权的，可是当国家需要迅速工业化的时候，却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一个人民公社化就可以剥夺掉他们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一个户口制度至今仍使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一个人为的大饥荒就饿死了他们以千万计数的人口，这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吗？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宣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想过“匹夫兴亡，国家有责”这样一个问题呢？
八十年代初，白桦的电影《苦恋》受到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我爱祖国，祖国爱不爱我？”的问题。
八十年代末，许多青年人也遇到了一个我爱祖国，但国家却不能接受他们以那样的方式爱国的问题。
在中国皇帝制度下人们的信条是：对于人的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英国国王治下的人们信条却是：面对私人的住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两种信条，决定了两种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进。
而这两种政治制度，也决定了两种社会文化和国家观念。
《拯救大兵雷恩》和《集合号》这两部影片，其实是两种国家观念的产物。在美国人价值观里，国家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所以为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为了拯救一个大兵，他们宁愿付出远多于一个大兵的牺牲。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家是治民、有民、享民的。所以为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权的建立，每一个具体的人只被视为付出代价中的一个数字，甚至一个连队都可以成为一个被忽略了的数字。
又何止是一个连队呢？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农民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国家至今没有正式向他们表达过歉意。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国民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国家也只是把这一责任大部分归罪于“四人帮”的罪恶，部分地归罪于毛泽东的错误。从此便回过头去向前看，不愿正视也不愿人民再去回顾这段当代痛史。其实，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国家是应该对此负起责任。当年西德总理勃兰特为了法西斯的罪行向犹太人死难纪念碑下跪谢罪，他代表的不是曾经抵抗过纳粹政权的他自己，而是曾经犯下罪行的德国。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公民的权利比起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里那里以国家的名义和公权力损害公民个人权利的事情仍时有所闻。这说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以赶上整个世界潮流的步伐。
所以，不但要有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要有爱民主义教育！
国民爱国，和国爱国民，哪一个更重要？
如果按照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观点，国爱国民才是更重要的。因为正是国是否爱其民，才决定了民是否有爱其国的充分理由。况且，也不能把爱国主义所含有的丰富内涵仅仅浅层次地表达为爱当前的这个国家、政府甚至仅仅是执政党。
过去的历史是：统治者个人或统治集团夺取了国家权力，以国家之名要求匹夫对其负责；一些匹夫们出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考虑也愿意尽自己的一分责任；但是由于国家并不对匹夫负责，所以产生出许许多多爱国匹夫的悲剧。
今后的历史趋向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从每一个匹夫那里获得授权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要义务便是对每一个匹夫权利的捍卫和保护，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