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又一次多余的提醒，四川巨震之后，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反省我们曾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否则我们的特别容易发胀的头脑就可能再次把我们引到一条并不陌生的歧路上去，我们就难有实质上的进步。而有些问题，我们不去思考，或回避思考，别人也会代替我们思考。这不是电视镜头前一次次的感谢和在广场上展示短暂和被默许的激情所能做到的。
反省对一个民族的素质来说是很高的要求，而我们却很难说是一个善于反省的民族。这从我们对“反右”、“三年困难”、“文革”、“八九”等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不难看出来，也包括人们对眼前的四川强震，有些问题也是不能说的，说了也白说，媒体不敢给你发，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我们不是个敢于面对自己、面对历史的民族。每当遇到“敏感问题”时，人们就自觉自愿地住口，或转换成另一种某些方面允许的话语套路上去，那样会感觉安全得多。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缺乏反省的“基因”，恰恰相反，在这方面，中国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有肇始于古老的天神崇拜的“天学”理论，先秦儒家是其开拓者，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郭沫若在他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说：“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墨子说：“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必得罚”。
天学在汉代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灾异能给人以启发、引导或警示作用，从而使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的顺承“天意”，趋善避恶。而“天意”并不是天地随意产生的，而是源自人事之得失。天现祥瑞以示人的施善好德、治政美俗；天降灾异则以示说明人的道德缺失，施政有误。天降灾祸，原因首先在于人本身，所以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凡露》）
在古人看来，“天”是有意志的万物主宰，无时无刻不在审视着人间君主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惩恶扬善，公正无私，绝不姑息。当发现君主有过、国事有失的时候，天会降下灾害，示警以遣告之。但天亦有情，“有欲也，有不欲也”，不会轻易惩罚人类，除非一再示警而人不自知，更大的“天谴”便会降临。如《春秋凡露》上说的：“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上面谈到的“灾”和“异”有所不同，灾小而异大，异之前现灾。“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及畏之以威”。可见，天对人并不是立即实施惩罚，而是先示出较小规模的灾以谴告、警策之，给人君以一次或数次机会，促使其自省、悔改、弥补过失。若天灾以临而仍不知反省，则异至。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不听劝告，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么，天必痛施狠手，严厉惩罚人类，所谓逃不脱。躲不过。到那时候，人们悔之晚矣，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天人感应”之说为历代统治者所信服，“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对天灾的降临怀有巨大的恐惧感，认为一定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而惹天庭震怒，才给人间降下如此大祸。所以，一遇到自然灾害、日月之食，皇帝们就忙不迭地下诏罪己，就地反省，遇灾而立即停下所做之事，或下“罪己诏”，或在神灵面前长跪，痛然反省，自我谴责，以弥补自己的过失，如此才能得到上天的原谅。在施政行为方面，也会采取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如整饬吏治、省免赋税、宽减刑罚等，让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样的记载很多。清后期由于北方地区持续出现大灾荒，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九月到十二月，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竟10次去大高殿拈香祈雨。《清稗类钞》中记载，为了祈雨，慈溪曾带着小皇帝光绪在晚间露祷，长跪三四个小时不起，仰望星河皎然，只能无奈地恸哭。如果多次祈雨依然无效，就要到天坛举行“大雩”。1759年6月5日，乾隆皇帝在举行大雩时的祝文中有这样的话：“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实臣罪日深。然上天岂以臣一身之故而令万民受灾害之侵？其惠雨乎！”可以看做是皇帝对上天的一份老老实实的检讨书。
灾祸过后的反省更是必然的，再专制的皇帝此事也得暂时放下架子，倾听臣下以至民间的批评，这是的最基本的道理。如清后期“丁戊奇荒”中，李鸿章因奏请严禁酿酒以节约粮食揭穿户部陋规的事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见，所谓天灾人祸，根子还在“人祸”，天只是人的监察者、检查官，根据人的行为公正地作出评判。人行善，天为之喜乐奖赏；人作恶，则天怒，必生惩戒之心。如《太平经》曰：“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清代学者皮锡瑞也说：“儒者以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只有借观察自然现象而了解天意，进而顺承天意，才可能做到天人合一，顺畅和谐。
在今天的科学家或政治家们看来，天神是不存在的，灾害和怪异天象不过是普通的自然现象，所谓天谴，牵强附会，荒谬绝伦。但是，把中国传统的天学文化视为荒诞不经和文化糟粕则是愚蠢和短视的。古代思想家以灾异谴告为天学之要津，真正用意在于借“天”的权威，让君主们有所惊惧，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有所不为。在历史上，天学对于限制君主的权力，廓清政治、稳定社会秩序是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上尊大道，下恤民情，举措得当，自然而然，才能取得良好的施政效果，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遵循的法则，怎么是糟粕呢？所谓上尊大道，就是理解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如此才能顺风顺水行舟；不理解自然、顺应自然的要求，就会妄想孤行，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做出违反规律的蠢事来，到头来不受惩罚、不被淘汰出局才怪哩！天就是客观规律，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人心向背，岂是你一句话就全然否定的？
这阳看来，去年夏日的奇异降雪、今年初的十省区冰冻雪灾以及儿童手足口病流行等灾事的发生，都可以视为“天”给我们的示警，都是上天加于我们的惩罚！我们一定是办了什么违反“天意”的事了，才受此“天谴”。而这一切非但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认真反思我们在施政方针上有什么过失，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我们的胆子可是真够大的。我们不知反省，不知检讨，不知畏惧，不知纠错，反而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变本加厉，灾难刚刚过去就忙不迭地开始唱赞歌，这边人成批死亡哭声震天那边大呼小叫搞庆典，如此一意孤行，天怎会饶恕我们？
我们都在关注这次川西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但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孩子。据教育部官员前几天的介绍，有6898间校舍（显然是不完全统计）垮塌，三万多名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死亡。其中尤以灌县聚源中学损失最为惨重，共有278名师生遇难，有的班级整体“消失”，变成了“死亡名册”。生离死别，人间悲剧，我活了几十年，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过，眼泪在心里流！可眼泪只能宣泄心中的哀痛，内心的愤怒却无从表达。难怪有网友疾呼：学生都没了，留那个鬼教育局有什么用？还孩子命来！为什么这么多教室倒塌？为什么死了那么多孩子？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吗？如果不查处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不严惩那些要钱不顾人命的硕鼠，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这样的人间惨剧，我们不反省、不问责、不追究，不清算，老天爷那里通得过吗？我们不为死去的孩子们讨个公道，还有谁会为他们做这件事？
如果有人对我这话听不顺耳，那就请您读一读这段报道：聚源中学学生“赵雅琦被挖出来，但颈部彻底骨折，人已经遇难。‘我就在帐篷里抱着她，她的头总是往下掉，我扶也扶不住，我就这样抱了她一整夜。’”（2008年05月22日《广州日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8-05/22/content_8224047.htm
大灾之后，若不能及时反省，至少也要保持低调。灾难就是灾难，坏事就是坏事，失败就是失败，不可能变成什么好事。惟有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努力寻找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倡导保护生态环境，才是天道、正道、大道。这一点，古人看得比今天的我们更清楚。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管我们自认为有多么伟大，也得懂得畏惧，懂得修省，否则我们还会再遭天谴，更大的灾祸还会降临灾到我们头上。毫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