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其中包括自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左的原教旨的守成派势力，这些正统主义左派① 以传统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他们力求恢复五十年代的官僚计划体制，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的较为严格的控制，并以此来保持党的权力地位。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
这种两极政治势力的对峙与冲突，是传统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深具道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对旧秩序的解构（Deconstruct）的力量，他们势必激起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守成派与之对峙，正统的左派官僚则构成政治收缩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权威中心，来取得对中国政治的主导权。上述这种两极力量的冲突的消长过程，实际上就构成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可以看作是自由派与守成派这两极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从政治逻辑来推断，全能体制（Socialist Tolalitarian Regime）国家进入变革时期，上述两极冲突有四种可能的前景与结果。
第一种前景是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进入政治中心领域，并主导了政治进程，守成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直至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分化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传统全能体制与现存秩序则完全土崩瓦解，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秩序与生活也会同时陷入不同程度的脱序状态。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改革经历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前景是全能主义国家的守成派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在政治舞台上清除了自由派，最后是基本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改革开放将从此陷于中止停滞，虽然在世界现实政治中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在逻辑上这种反动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种前景，是守成派与自由派这左右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冲突双方逐渐建立起妥协性政治游戏规则，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理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人们都知道，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守成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这种多元共存的政治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
第四种可能的前景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左的守成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化经历的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在政治上已经被清洗出局，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自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到九十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官僚守成派则同样逐渐边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具有中派权威主义特征的技术官僚政治，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主导政治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后两极化”历史时期。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后两极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并不是指两极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两极势力仍然会在边缘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对政治中心已经不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与压力。
为什么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经历了这样一个从两极张力矛盾激化到走向”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的两极张力各有什么特点？这种“去两极冲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史，对于理解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与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简略的分析。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守成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 概念先作一些说明。本文使用的“八十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那些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与专权政治，力主摆脱全能体制对人的约束，强调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们，均属于本文所说的自由派的范畴。中国八十年代政治中的自由派并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群的共同特点是力争摆脱全能体制的束缚，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自由派中，包括有最激进的激进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守成派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鼓动，起到了支持邓小平在现行共产党官僚体制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从而在文革后的中国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合法政治空间，以及一定程度的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国的自由派的政治资源在于，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社会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这是因为，深受文革灾难的体验的中国广大民众更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极左的旧体制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对民间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与号召力。自由派在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中有相当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外，自由派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民主思潮的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每当自由派受到守成派的打压时，例如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以及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受守成派打击的自由派在中国民间的声望不降反升，最能具体地说明自由派在民间的资源优势。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长期受旧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亢奋性，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一般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例如他们强调中国如进行大幅度改革，将会被沦落为“第四世界”，被“开除球籍”等等），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受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又往往具有 “正邪两叉分类”的政治思维。以上这些心理层面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相结合，在冲突过程中，会很容易诱发危机压力下的、具有民间政治动员力的“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的政治抗议运动，这是邓小平的权威中心所不愿看到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自由派”是一个包括从温和到激进的各种类型在内的比较宽泛的概念，在相对平和的时期，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起到较为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的政治危机情况下，其中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由于取得了最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的至高点，并与守成派形成最鲜明对立，他们往往会在民间社会占据道义的优势，取得比更温和的自由派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乃至对社会抗争运动的主导权。
下面来看一下作为自由派对立面的左翼守成派，他们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形成这一政治派群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作为正统派的革命意识形态官僚，他们对文革以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秩序具有怀旧心态，虽然他们中一般人对文革的极左思潮也持不满、乃至批判反思的态度，但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与习惯性的效忠，使他们从列宁主义的传统教义出发来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于是就会很自然地把“改革开放”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与原则的偏离。当他们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油然而生对改革开放本身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现存革命官僚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正统的立场。
中国体制内的左翼守成派的政治资源，首先在于，他们掌握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与裁判权。由于共产党全能体制是以革命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政权生命的最关键要素的，这就使正统左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论证邓小平主导的共产党的权威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能。由于守成派从意识形态立场对这种执政权威合法性进行维护，这对于邓小平保持权力地位又是必不可少的。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挑战时，他们就会获得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的信任。
其次，守成派的政治优势还在于，他们长期在政治上层活动，积累了的相当丰富的体制内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他们还与邓小平与革命元老派之间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守成派虽然是旧体制下的即得利益的代言人，但在在反对自由派时，他们却诉诸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安全的理由。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运动，都是原教旨守成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通过说服元老派，并进而通过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发起对自由派的挑战的。他们通过主导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来对自由派的行为作出负面的解释，他们以“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打动元老派，以“政治稳定受到自由派的威胁与挑战”这一理由来打动邓小平，并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党性形象。相对于知识分子自由派，原教旨主义守成派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在政治上一旦获得元老派或邓小平的支持，就会具有巨大政治能量。这使他们与自由派的较量中，往往总是获得政治上的进攻优势。虽然他们在广大党员中政治威望很低。例如，1987年中共十三大选举中，以及此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中，正统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邓力群均以获票不过半数而落选。
质而言之，只要存在着自由派，只要存在着自由派对旧体制构成的挑战，而这种挑战被认为可能影响到甚至威胁到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守成派对传统革命符号，如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制，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圣性的强调与维系，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就具有政治上不可取代的保护政权的积极功能。邓小平就会把他们看作是相对于自由派的平衡力量来予以肯定。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可以发现，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四以前的十年里，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守成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承认，在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看来，由于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对民间社会的自发动员能力，同时，在价值观念上又具有某种令他不安的“异己性”，政治中心确实有理由担心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会由于自由派的挑战而受到削弱，并从而引发政治不稳定，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的权力地位与以此为基础的改革大业。守成派与老一辈革命家元老对于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极为深刻，对于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对共产党政权的挑战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可以说，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接受守成派对自由派的“越轨行动”的负面的解释，这样，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与原教旨守成派之间，就会形成暂时的同盟关系。由左派发起、并经由邓小平支持的八十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运动。均是在这种暂时同盟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如前所说，邓小平未必在心里喜欢胡乔木、邓力群的正统政治倾向。他还在私下里认为胡乔木过于书生气，也过于固执。③ 他甚至否定了让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只是个笔杆子，无行政能力。④ 然而，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执政中心对左派正统势力在党内的政治地位的保留，对左派势力言论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受与妥协，被视为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的政治平衡所必需。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守成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的。这是因为，守成派是基于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这一前提，至少是在消极对待改革开放的政治态度上，来维护党的合法性的。他们的执着于延安式的革命理想，恰恰是与教条主义的固步自封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谓的党性原则又恰恰与他们所坚持的观念的陈旧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与主张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政治中心是矛盾的，守成派在政治上的得势，又会坚持其意识形态正统性，阻止改革开放。
正因为如此，守成派的复旧行动，反过来又帮助了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事实上，自由派与守成派往往都在不自觉地帮助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⑤
由于守成派时时要表现出得志后的复旧思想与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守成派在任何情况下，包括胡耀邦与赵紫阳均因“反自由化不力”而先后下台这样有利于“坚决反自由化”的守成派的情况下，虽然他们执掌了中央宣传部的权力，但却始终没有被邓小平委以关键核心权力的原因。作为“反自由化”运动的“有功之臣”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始终没有能在邓小平时代进入最高权力核心。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自由派仍然可以获得新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当守成派得势并力求把中国政治推向复旧的道路时，当守成派“反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导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的干扰时，相对温和的自由派，尤其是党内民主派，就会时来运转，他们提倡并大力呼吁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改革，这恰恰与邓小平要求突破旧体制的目标相一致。这时，自由派作为制衡守成派的政治力量的作用，又会再次受到重视与肯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将会再次宽松化。由于政治空气宽松化，这时，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一些人，则会由于邓小平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的暂时结盟而减轻了政治压力，从而间接受益。八七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然而，这种政治互动过程发展到某一阶段，又会使守成派时来运转。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八十年代的中国自由派群体中存在着不同的类型，自由派中的激进派，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派，会不断地把他们要求加快民主的主张推进到政治中心允许的边界以外，超越了邓小平与元老派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何况自由派本身所坚持的理念，也存在着内在的激进化的逻辑，加之，自由派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支持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自由派对民间社会的潜在的政治动员力，均会引起邓小平对政治失控的疑虑与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中心会再次启用守成派作为平衡力量。新的反自由派运动又会周而复始展开。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权威中心以外，存在着的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但具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存在权利，而且具有可以独立运用的政治资源，并可以在不受当政中心控制的条件下，运用各自的政治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前者主要通过动员社会舆论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施加压力，后者则相反，主要通过执掌的宣传部门向下发送指令文件，通过在体制内与高层元老派的私下接触，并进而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影响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间动员力与激进化倾向，是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的隐忧，而中国的守成派的致命弱点是，由于教义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他们把现代化发展过程出现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上的邪恶力量对党的权威的挑战，这就会强化自由派与民间的反感。作为一种政治反弹，后者会更加激进地反对守成派。两者之间在社会上的冲突将会如同拉锯般地持续。
于是，人们可以发现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存在着这样的互动模式：在一定的时期，政治中心或者与守成派结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在另一个时期，则会与自由派结合，或允许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以平衡守成派的力量。由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时期，这两极势力各自主张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目标，均与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间存在着某些结合点，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的政治中心既无法排除自由派势力，因为他需要自由派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也无法排除左派正统势力，因为他需要权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捍卫者。更何况左派守成派有元老派的支持。这样，转型时代的中国就存在着三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中，激进自由派与守成派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彼此视如寇仇，双方在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与空间，前者认为后者是“专制主义的顽固阻力”，后者视前者是“反社会主义份子”。双方的冲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他们又恰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生兄弟。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价值的理由与前提。更具体地说，正因为存在着自由派对一党政治的解构性力量，所以守成派才可能对邓小平称自己具有保护党的生命的功能，另一方面，正因为守成派对改革趋势的逆反势力，才使自由派可以向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证明，自己对改革开放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贡献。
中国当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稳定结构
从政治互动模式来分析，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的互动过程，中国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是，这是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向正统与激进两个端点渐次延伸的多种“派群”共存的递层结构。大体上，可以根据对旧体制的亲和与疏离的程度作为排序依据，把对中国政治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精英，纳入到以下线型多元模式中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可以看到如下从激进自由派到守成派的政治光谱。
激进自由派 立宪温和派 党内民主派 次中心 邓小平中心 元老派 意识形态守成派
←————（激进程度）———————————— （权威中心）———（正统程度）——→
如上图所示，最右端是代表正统度最高、与传统体制与意识形态最具亲和性的左翼意识形态官僚，如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其次，是相对务实的但仍然强烈维护党的一元控制系统的元老派革命家 ⑥，如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再其次，是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中心。
在邓小平中心的左侧，最接近邓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政治次中心”。作为党内开明派的“次中心”被邓小平委以实际操作的重任，但并不具备最终决定权。“次中心”的左侧，依次是党内民主派，（如朱厚泽、胡启立、万里等人），再就是主张体制内加快民主化制度的知识分子立宪派（如戴睛、李洪林、温元凯等人），在这一光谱的最激进的一端，就是知识分子与学生中的西化自由主义激进派（如方励之、作家郑义、柴琳、王丹等人）。
以上这一政治光谱最左端与最右端是激进自由派与守成派两极政治势力，如前节所述，这两种政治势力各自拥有其政治资源，左派正统势力极度扩张，会影响到改革开放，激进自由派势力的极度扩张，则会构成对现行共产党执政体制与秩序的根本挑战。而在这两个极端与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间，则有着若干缓冲政治势力层。必须指出的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缓冲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比两个端点的势力要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左右两侧的两极势力并不强大，远没有后来发生八九事件时那样具有影响力。
如图所示，在自由激进派与邓小平中心之间，存在着“体制内宪政民主派”、“党内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次中心”，他们充当着联结并缓冲、协调邓小平中心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作用。只要不存在两极化的前景，他们则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中的实际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官僚守成派之间，则存在着元老派作为中间缓冲层。这一元老派中主流倾向接近于守成派，另一部分人则较为同情自由派，他们在不同时期起到了联结、缓冲并协调不同政治势力的作用。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被称为政治派别的群体彼此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全能体制下不存在有组织的派别活动的条件。人们可以把这些并不具有正式组织的、由利益与观念相近似而结合到一起的人们，称之为中国政治中的“派群”。 他们会在利益与观念驱动下，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结合到一起，以维护利益与观念，派群是中国当代政治中特殊现象。⑦
这里使用的“派群”这个词，指是的那些在社会全能体制下，在利益、观念、价值与政治态度上相对较为一致或较为接近的一类人群。他们未必就具有明确组织系统，也不一定有相互交往的密切私下关系，作者之所以称之为“派群”，乃是因为，它们与具有明显组织与制度化的政治党派或派系、派别有不同，在中国全能体制下，派系组织是不合法的。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在客观上存在着处境与经历相类似、利益、观念与价值相近的一些群体与个人，当面对影响到他们利益的事态，或对他们的观念与价值构成挑战的事态时，他们会基于利益或观念立场而作出雷同的反应。有时也会以某种松散的方式互通声气，或自发地以独立的态度来对某些挑战作出类似的的反应，从而客观上形成一种气氛或政治“磁场”。这样就在政治上构成一种对事态产生影响的政治势力。
根据这一政治光谱的递层性特点，可以大体上推断，中国政治互动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前景。
一种前景是，从权威中心的战略利益在来分析，如果政治中心能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缓冲层的政治影响力，使处于左右两侧的缓冲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以自己为中间的“橄榄”形结构，压抑左右两极，迫使两极之间形成平衡。政治中心就可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主导性，中国就有可能在中间权威政治独大情况下，顺利地保持相对的政治稳定。而不致出现戏剧性的冲突加剧。
另一种前景是，激进派与守成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锯状态，并各自主导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守成派高扬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自由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旗帜并吸引了体制内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而激进派则高扬“反专制政治”的旗帜，并吸引了对中心不满的社会大众，处于这两端之间的各政治派群就会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观念而各自向两极靠拢。一旦出现这种“两极化”态势，任何力求在两端之间维持平衡的中间派将两面受敌，如同在火上焦烤，失去影响力，并被迫边缘化，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两个极端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局面。两极互动一旦进入两极化状态，政治危机就只有通过“革命造反”或“铁腕镇压”的流血较量的方式来获得最终解决。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治的实际走向是，逐渐在正统与激进的两极张力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各层趋向两极的“哑铃型”结构危机。于是，激进者越来越激进，正统者越来越正统，双方都有其不得不然的充分理由。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两极互动过程激化的体现。
六四危机：两极势力为什么会进入拉锯战的白热化阶段
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两极政治势力为什么会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走向冲突激化，并最终导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剧？从结构模式互动的角度看，要比着力于观察政治人物的个人活动，更能有效地对此作出解释。
当然，激进派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理念与亢奋，守成派的封闭专权心态，均是导致两极化冲突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然而，从政治操作角度而言，“次中心”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如在前一节所分析的，中国中央政治的层级结构中，处于“次中心”地位的总书记，是邓小平政治中心的关键助手。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必须是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的开明派，否则他们不会被邓小平选择为总书记。他们在前台操作，邓小平则作为实质性的政治中心，在后面起到支持与平衡作用。其次，他们在政治上一般而言是由于改革实绩而受到信任的，在任现职以前未必有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他们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有厚实背景的群体被邓小平选中来担任政治操作的要职的。他们并不具有摆脱政治中心控制的自主性，他们一般并不具有对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
处于次中心的胡赵，作为改革开放前台实际操作者，要推进改革，就自然会起用党内有民主倾向的人任关键职务，这就是“党内民主派”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党内民主派，在价值观念上又与知识分子温和立宪派、自由派之间具有更多的亲和性，他们与后者内外呼应，以形成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上的相互结合。然而，胡赵的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又客观上使西化自由派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自主活动的条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激进自由派是可以不受控制的自主活动，尤其是上街示威游行，会超越当政者的过于敏感的容忍度。
到了一九八八年中期以后，知识分子自由派与学生青年中，对改革进展太慢产生越来越强的不满情绪。他们中不少人充满因中外经济反差强烈而产生的焦虑感与激进的浪漫的民主诉求。尤其在经济改革面临重大困境，社会人心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要求进一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引发了学生走向街头。争取到社会上更大的支持。
一旦出现这种自由派自发的行动，尤其是具有动员社会大众参与的街头政治活动，而这些行动又被视为一种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政治异常现象，就会引起意识形态原教旨官僚运用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解释权，把这些现象进行意识形态式的两叉分类解释，即邪恶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即自由化势力，已经对党的权力地位的安全构成严重的挑战，例如，“民主墙”，“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的讨论，《苦恋》事件，一九八七年学生上街游行等引起的邓小平与元老派的不满，均是经由正统左派运用其意识形态解释影响的结果。例如，早在八十年代初，胡乔木就多次以波兰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团结工会相结合构成对共产党权力的威胁，来打动元老派与邓小平中心。这一解释又使元老派与邓小平联想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起来的可能性。⑧
一旦激进自由派的“越界活动”引起的守成派反弹，并引起邓小平的政治中心的不满时，处于最不利的困境地位的恰恰是夹在中间的“次中心层”。一方面，他们作为开明的改革派，不愿意对自由派表现得过于强硬。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民间的形象与威信。也不利于他们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结盟。然而，如果他们不能表现得足够强硬，他们就会面临“在自由化的敌对势力面前丧失立场”的指控。他们就会失去邓小平与元老派的信任。
邓小平一旦认为这种挑战会引起对政治权威合法法性的质疑，就会要求“次中心”的总书记表现出政治上足够的“强硬”，以压抑自由派的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次中心如果不能满足邓小平的要求，邓小平就会疏离次中心。这样，次中心就会被孤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他们无力控制的自由派的自主活动。另一方面是邓小平、元老派与意识形态左派已经结合起来的、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而他们自己又缺乏独立的政治资源。
从政治战略上考虑，如果次中心层为了变革的长远利益，在两极冲突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扮演那怕暂时更为“强硬”的角色，那么，就可以挡住守成派与元老派对他们的攻击势头。一旦承受较大的压力时，邓小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予以及时支持。这样，来自两极的政治冲击波就可以被次中心层吸纳。而不致于引起巨大的政治振荡。这样就可能较好地在两极之间形成平衡。一旦危机过去，在政治上保留了实力的“次中心”就仍然可以继续表现其开明的角色。
然而，处于这种结构的“次中心”系统，如果缺乏足够的强硬，不能因时制宜地灵活应变，其结果往往是很具有悲剧性的。一旦邓小平与次中心出现裂痕，次中心既得不到权威中心的支持，又无法控制激进化了的自由派的自由活动，同时又面对来自守成派与元老派结合的强大压力，次中心系统就会四面楚歌，多面受敌，成为众矢之的，更有甚者，所有自由派的“越轨行动”反而要由他来承担责任。这时他就在政治上被迫边缘化。在两极化危机时期，任何中间派将是这种张力冲突的牺牲者。正统的强硬派认定他“丧失立场“，权威中心会认定他软弱无能，激进自由派则完全无视他的存在。陷入政治困境之后而不得不承担责任而下台。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这作为总书记是在这种两面受敌的困境中先后下台的。⑨
次中心的边缘化，反过来，又会对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产生进一步的冲击波：由于邓小平在次中心边缘化以后，缺乏自己与日益强势的激进派之间的缓冲屏障，其直接后果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邓小平不得不直接面对激进派的挑战与压力。这就迫使邓小平作出两难性的选择，后退或强硬。在六四事件进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阶段时，邓小平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无论是从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政治经历，还是从维护他的权威形象以及维护改革权威中心的地位而言，他都会选择走向强硬。并与元老派，正统左派进一步结合。
事实上，到了六四前夕，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政治分化趋势。人们所看到的是，一方面，是激进自由派、温和自由派、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与态度上的接近，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元老派、守成派的接近。任何中间派将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
在对抗情况下，处于两极的双方的强硬派，反而较之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在本派群内部取得“英勇斗士”的“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在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情况下，各派中的强硬派会诉之于本派安全这一“务实”的理由，来表明不可退却的“强硬”对于生存安全的不可避免性。因而双方的强硬派在冲突白热化阶段总会占上风，“罗伯斯庇尔”总是比“吉伦特”处于优势，而温和派则势必边缘化。每一派的极端强硬动作，反过来则引起另一方中的强硬派最激烈的反弹。形成“鹰派与鹰派互动”的恶性循环。
可以发现，天安门事件正是这样不幸地进入了“两极化”危机。⑩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势不两立的两极之间摊牌。虽然事态的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因具体与偶然因素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已经不可避免。
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格局与自由派的边缘化
六四事件正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极互动过程发展到顶点的产物。以后，中国政治的格局出现以下三方面变化。
首先是自由派作为整肃对象在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出局。虽然自由派思潮仍作为一股政治潜流，在六四以后一个时期内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际上与海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在合法政治舞台上已经失去了活动条件，自由派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已经是无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其次，原教旨的正统左派成为六四以后政治上最活跃的势力，他们趁势取得了意识形态主导权，他们虽然在最高执政层并没有取得关键位置。然而，由于他们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优势地位，由于他们与元老派相结合而形成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从而具有了“准中心化”的政治地位，中国存在着向旧体制复旧的现实可能性。
第三，取代原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次中心”层与政治操作的决策圈的，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新技术官僚政治家。邓小平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类型的政治精英进入决策层，并得到务实的元老派的首肯，是因为这一政治类型有以下这两个特殊的优势。首先，在两极意识形态政治势力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情况下，他们相对平和中庸的政治色彩，使左右双方都无法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攻击他们，因而也使他们较少受到自由派与守成派的两面压力。⑾ 相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平和性，又使他们在两极冲突时期及以后一个时期内，足以充当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力量，这样，技术官僚政治家在客观上成为是两极冲突过程中的实际受益者。其次，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已经不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方向问题，也不是选择何种抽象而笼统的主义或信仰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引进外资、财政金融、城市建设这样一些相当具体的、需要高度技术专业知识的现实问题，这些方面的能力恰恰是左右政治势力无法提供的。而在这些具体技术管理方面，则又是新型技术官僚政治家的特长所在。可以认为，在六四以后两极张力形成的政治生态条件下，他们是最具有生存能力的政治阶层。
九十年代初，当自由派与党内民主派被边缘化以后，趁势而起的原教旨主义守成派。实际上构成对新技术官僚层的政治竞争。这些正统左派一方面受部分元老派支持，又借助于“反自由化”而获得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政治上极为活跃。他们力求超越技术官僚，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力量。为此，他们以“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来作为政治复旧的意识形态战略。
“反和平演变论”的要害在于，这一论式（argument）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孤立合理论”的倾向。根据这一论式，外部世界的邪恶一方面要“演变”你，使你处于受害者的处境，作为受害者的自卫反应，就是把自己与邪恶势力主导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于是，对外封闭与自我孤立，便成了中国人自卫与生存所必需。其次，这一“反和平演变论”同时还激活了原来的“敌我两分法”的思维定势，并把这一价值判断延伸到经济领域。美国与西方这些具有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则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被定义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而需要改革自身的中国，则在这一理论逻辑中，被定义为必须通过“对外封闭”来保卫自身安全的正义者，这样就和邓小平竭力主张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相对立。
左派守成派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战略是“两种改革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内容是，把“改革”作泛道德主义的解释与定位，把改革划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两类性质根本对立的政治范畴，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部的“自我完善”， 根据这一逻辑，中国是无须向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从西方学来的新事物，从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出国留学，国际招标，股份制，乃至承包制，等等，都可以以这一论式下，被掌握了意识形态解释的主动权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方便地归入到“资本主义改革”的范畴之中来加以排斥。这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既定的改革路线的否定。
如果说，“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两相结合，实际上就构成了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全盘根本否定。而这一切又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堂皇理论外表下论证的。
在原教旨左派取得意识形态优势的情况下，新技术官僚政治家当时一方面还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与之相区别，另一方面江泽民本身的政治地位还并不巩固，在羽翼丰满以前，江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与具有意识形态优势，又有元老派作为后盾的原旨主义保持更密切的关系。⑿
邓小平“南方讲话”与原教旨左派的边缘化
九十年代初，在原教旨守成派崛起的情况下，邓小平再次起到关键的历史作用。邓小平以其政治敏感与经验，意识到在“六四”事件以后，这种原教旨主义正统势力极度膨胀的危险性。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正统左派在政治上失势的起点。南方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在政治上基本保持紧缩格局不变的同时，在经济上要继续对外大幅度开放，并通过经济发展的实效，来真正保障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南方讲话”在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邓小平运用其任何人无法挑战的至高权威，提出的“反左优先论”，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要警惕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这就剥夺了原教旨左派在六四以后已经获得的政治优势，使他们无法运用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地位，来伸张政治主导权。正统的左派政治家开始走向边缘化。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还特别提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不要争论的问题。这种“不争论”的实际政治作用，并不在于封锁自由派，因为自由派早已经被剥夺了争论的权利，“不争论”论的用意，实质上是要封锁已经取得意识形态优势的党内左派的声音。剥夺左派已经处于优势的话语霸权。
尽管如此，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只是左派边缘化的开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党内正统左派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潜力。他们还可以运用自己与元老派之间的关系，利用他们掌握的若干报刊，继续发表原教旨的守成派的观点，以试图继续影响高层政治。
左派的真正失势，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几年，九十年代中期，大批革命元老相继谢世，或由于年龄原因而自然退出政治舞台，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政治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所自以为的政治依托。正如前文所述，正统左派的政治资源本来就只存在于高层政治中，在民间社会他们本来就不得人心，从此就更为孤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引发的改革开放，形成强大的观念世俗化思想潮流，新的一代青年受这种世俗化潮流的影响，对主义信仰已经逐渐失去兴趣，这使以信仰为精神支柱的左派守成派因而也在新一代中失去支持者与继承者，可以认为，在九十年代以来，左派后继无人更甚于自由派。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守成派不再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左派势力的消退，还与自由派势力的消退有关。八十年代的存在着自由派尤其是激进自由派对现存体制的挑战，因此，对于政治中心来说，左派有其存在的政治理由与功能。然而，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激进自由派的全面边缘化，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温和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左派在政治平衡上的重要性。事实上，邓小平从来就并不喜欢听那种左派的空论。自由派边缘化之后，左派失去了对手，因而也失去了“用武之地”。飞鸟尽，良弓藏，正如人体器官一样，一旦丧失对机体的功能，也只能自然退化了。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后两极冲突时期。
市场经济过程中“新中间派”的形成
南方讲话以后十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市场经济中新中间阶层的崛起。这一新中间层主要是由各地的技术官僚、民营企业家、大学教授、律师、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以及体制内得益的传媒工作者等阶层人士构成。这些人士之所以被称之为政治上的“新中间派”，乃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作为现存经济改革的利益获得者，这一现实地位决定了他们反对激进的自由主义，他们担心叶利钦式的激进的政治休克疗法引起的秩序崩溃或不稳定。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不支持正统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原教旨主义要恢复的“社会主义”会剥夺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认同新技术官僚政治，正是这种“中派权威政治”，保障了使他们可以继续获得利益的政治稳定。他们相信，在现存权威政治秩序基本稳定的格局下，他们有望继续谋求自己的利益，也会经由经济发展引导社会的民主、法制与进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的个人魅力可能未必对他们有多少吸引力，然而，他们恰恰是江泽民为代表的新技术官僚政治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如果说，江泽民新任总书记之初，还没有出现一个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那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年以后，这个人数广泛的社会基础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下面，本文主要对这一新中间层中的新官僚与知识分子作一简要的分析。
人们可以注意到，南方讲话后，行动上最积极活跃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恰恰是地方上掌握实权的各级官员，他们从本地区的外资投入与经济开放中，看到了切身利益所在，他们是中共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直接受益者，因而也是最积极的推行者与支持者。如果说，在南方讲话以前，他们是左派官僚在政治争取的主要对象，那么，南方讲话以后，现实的利益驱动，反而使他们迅速地成为新技术官僚政治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南方讲话引起的改革开放热潮，促成知识分子群体身份的变化，并导致他们政治态度与观念的重大转变。如果说，六四事件只是用政治强制迫使自由派知识分子进入边缘，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知识分子的政治不满。那么，南方讲话后的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的知识，可以在市场上转变为获取利益的资本。在价值观念世俗化的影响下，经济开放从根本上促成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蜕变。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从经济发展中看到实现自己价值的另一类机会。下海经商。脱离单位控制，成为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新选择。随着一批知识分子下海获利，角色变化为企业家，他们的思想也逐渐走向务实化与温和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正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进步有利。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供养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也相应改善，而九十年代末期对知识分子中的有贡献者采取国家重奖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格局下，成为比其他阶层更先得利者。九十年代初期引发的出国留学大潮，最初被充满压抑感的知识分子视为摆脱政治压抑的一种解脱办法。而政府对留学出国的一律放行，积极鼓励，则起到对铁板一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分流化的作用，并有效地减轻了对政治中心的挑战的压力。留学生群体中的多数人在国外的中产阶级化，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渐进变革与民主化的认同。
苏东剧变与前苏联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的高昂代价，也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中国政府渐进市场经济政策的重新认同，以及对通过渐进经济发展而走向民主的期待，凡此种种因素相结合，使知识分子在心态与情绪上逐渐地温和化，这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心态。广大学生面对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这种世俗化潮流使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生群体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转化为世俗利益的关注。市场化引发的世俗理性，使人们从功效的价值来看待问题。这是各种意识形态信仰的溶解剂。它化解了一切左的与右的执着的信仰，有必要指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新中间层，正在成长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只是权威政治的同路人，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将逐渐强烈，他们将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新的阶级基础。他们会逐渐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更高的民主化的要求。
“去两极冲突化”对于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变革史不同于前苏联所经历的从两极互动到“革命—崩溃”的历程的另一种历史路径。
把中国与前苏联的变革作一对比是颇有意思的，从两极互动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基本上是以戈氏的政治中心与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的“中左联盟”（也即中间派与自由派联盟）为基础的，然而，激进自由派在这一联盟中，由于完全掌握了自由主义话语的霸权，于是喧宾夺主地占了上风，在瓦解了共产党的组织资源系统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中心也因失去党组织资源这一政治靠山而被边缘化，并进而导致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守成派也随之边缘化，“八一九”事件最终导致前苏联秩序的全面崩溃，自由派取得了政权，形成“旧者己亡，新者未立的”秩序困境。
与前苏联不同，邓小平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则走向政治中心与守成派的暂时性的“中右联盟”（也即中间派与守成派联盟）。以此来维持共产党组织资源，并利用这一组织资源，来抑制激进自由派。在六四事件自由派边缘化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新型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在他的南方讲话以后，进而使原先的中右联盟的前“盟友”守成派边缘化。然后，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形成支持这一技术官僚中间派的城市新中间层。在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稳定的中间派权威政治。
这一历史发展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综合结果。这是一种可以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历史辩证运动”来形容的事态变动趋势。应该指出的是，以中派权威政治为特点的邓小平本人的至高权威，及其所掌握丰富政治资源，在两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这无疑是导致这种“去两极冲突化”的极为重要人为因素。
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去两极冲突化”过程，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就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势力的消退，有利于避免全能体制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伴随的政治参与爆炸。这种超常的“政治参与爆炸”与全能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特点有关。
众所周知，以动员型意识形态为社会化手段的全能体制的国家，广大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心态的高度政治化，是导致政治参与具有易爆性的重要原因。人们对政治事务的高度关注与敏感，并经由意识形态煽动而迅速进入政治领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最大的特色。这种政治高敏感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下的民众冷漠型政治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与前苏联这样的超大型全能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
加之，全能国家的政治文化中，由于斗争型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教化的结果，导致斗争哲学，派群斗争的不妥协性、对政治事务作“正邪两叉分类”的泛道德主义的理解，对事物的“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均深深地渗透于冲突的政治各方的政治文化心态中，甚至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政治潜意识。只要社会成员接受了某种斗争型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卢梭式的自由主义，还是延安式的革命平均主义，均会不知妥协地进入政治领域。并引发两极冲突与震荡。
此外，长期生活在全能体制下的各个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与诉求长期被压抑，一旦急剧地大规模地卷入政治场所，就会具有“低频度高强度的”爆炸性。另一方面，一个转型伊始的政府，满足参与政治的人们的各种愿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并不具备，这样又会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与不满。与非极权主义的权威主义社会相比，这种全能体制社会下的过度的，超前的政治参与急剧扩大，各个阶级均因诉求未遂而心怀不满，并怀着这种挫折感与焦虑感来进行政治参与，会形成严重的两极冲突与社会不稳定。前苏联的改革与中国“六四”事件，就是这种政治参与爆炸的典型例子。由于意识形态冲突对立产生的两极化是政治参与爆炸或政治参与危机的主因。去两极冲突化过程，导致意识形态政治的消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成员的政治泠淡心态，取代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成员的超常的高度政治化，是中国从全能政治走向权威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
“去两极冲突化”的第二个积极意义在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新型技术官僚，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原教旨主义守成派把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时期，决策者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正确”，以维系自己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合法性与政治生存权，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对原教旨意识形态屈从，这又会干扰决策者的工具理性思维。例如，羽翼未丰的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以后一个时期不得不顺从“两种改革观”与“反和平演变论”就是一个例子。同样地，激进自由派的意识形态思维，也会抑制决策者去发挥其工具理性思维。例如，赵紫阳等党内开明派在八十年代的“价格闯关”，受到的正是这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快刀斩乱麻”的激进自由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去两极冲突化”以后的中国，原教旨意识形态守成派与激进自由派本身的边缘化，及其对决策圈的政治影响的消退，使政治决策中心可以相对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地、从容地根据工具理性来进行决策。事实上，江泽民在权力巩固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论，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顺理成章的表现。⒀
“去两极冲突化”对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还在于，由于新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再受到来自两面的政治挑战，这就使他们即使在以后出现中等程度的决策失误，也仍然会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更具体地说，两极冲突时期，当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或问题时，左右两极政治势力，均会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来对这种“失误”或“挫折”进行作意识形态的判读与解释。同样，可以以上述例子来说明，八十年代中期，当上任伊始的赵紫阳总书记的“价格闯关改革”出现失利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会立即动员舆论，将其解释为“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相配套”所致，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大力加快政治民主化”。而正统左派则对其解释为“搞资本主义改革没有好结果”，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致，激进自由派认为“价格闯关”不彻底，守成派则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叛背。由于这两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均具有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在两极张力对立时期，几乎每一件决策都会受到来自两极的政治压力，自由派动员民众，守成派动员元老派。处于中间的政治决策者事实上变成相当脆弱，在左右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处于极其被动的困境。
“去两极冲突化”还有助于民众的诉求方式与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存在自由派意识形态在民间的强势话语的情况下，民众的社会诉求，往往会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采取自由主义的“反专制”的口号，这就会直接激活政府的“反自由化”政治思维，他们出于政治生存本能，就自然地把来自民间的合理的切身利益的诉求，理解为“自由化”份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共产党政权提出挑战，他们甚至会向原教旨左派正统意识形态求助。其结果就会再次出现民间的“自由化”与政府“反自由化”之间的意识形态是非之争。相反，在脱意识形态化的后两极化时期，民众中的社会问题，不再会受政治意识形态包装的影响，从而可以在“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上，通过非政治的方式来申张自己的要求，例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破产工厂工人要求补助，民工要求发薪，农民要求减少地方官员的摊派，公众要求反腐败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由于不再以反专制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因而也会迫使当权者不再受政治思维影响，而是予以“就事论事”的务实的处理。
从长远角度来看，“后两极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提供了基础。市场经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彼此依存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彼此以契约关系作为讨价还价的游戏规则，只有在斗争型意识形态对政治人群的吸引力逐渐消解以后，契约型的游戏关系才有可能逐渐被不同利益集团接受，形成社会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基础。
与此同时，人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政治的“去两极冲突化”对未来政治的某种消极影响。
第一种消极影响是，体制外的挑战者消失，也会使政府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下的弥散性腐败加剧。体制外的两极张力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客观上也会迫使主政者时时处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警惧状态。然而，两极张力以及支持这种两极张的政治资源的消失，对政治中心的外部制约力也相应的削弱，有可能使当政者进而有恃无恐。尤其会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政者，由于缺乏社会上强大的自主性的政治压力的制衡，由于有恃无恐而进一步腐败化。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的对地方上的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两极压力时的那种敏感，这就可能出现“自己打自己板子不痛”的惰性状态。这样的结果是，以意识形态动员力为后盾的革命，在中国固然很难发生，但地方上的弥漫性的腐败化与分利集团化，以及部分地方政权的“苏丹化”在中国仍然是有可能的。⒁
第二种可能的消极影响与前景是，由于不存在两极压力，政府当政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随心所欲地收紧对社会的控制而不会受到强烈的反弹。中国政府一方面由于继承了后全能体制的强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可以极大地充实国家的物质资源来控制社会，政府很容易通过加强国家权威对社会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就越无顾忌，越得心应手。当然，人们也应看到开明的新中间阶层的崛起，新型技术官僚政治家的价值观念也会因时而变，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种专权化的可能受到限制。
第三种消极影响是，两极政治势力是各自以某种理想精神为支持的，而后两极化社会则是一个充满世俗物欲的、缺乏理想精神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两极之间展开，而是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之间，各利益团体之间利益之间展开。中国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强烈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这些提法正透露出邓小平强人退出历史后，由于理想缺乏而出现一盘散沙状态的可能性。
后两极化与新型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
在本文最后，有必要对去两极冲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
从政治类型上来考察，从由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运动到现在，中国政治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四事件。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结构，可以定义为全能主义新政时期，其特点在于，执掌了权力的政治中心，运用全能体制的组织资源与合法权力，来推行旨在于摆脱全能体制的新政策。意识形态仍然对社会生活起指导与支配作用，社会缺乏经济分化而形成的多元化，但知识分子却获得了“政策性自由”空间，⒂
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初以后，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这一结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从这一政权的性质是新权威主义的。它已经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教条来指导其政治理想与推进乌托邦政治目标，而是运用强制性的权威来实现现代化，就这一体制具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的强人政治而言，就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不同于全能主义的有限多元化而言，就这一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空洞化而言，它已经具有了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点。
第二，与拉丁美洲与东亚权威主义相比，中国当代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具有“后全能主义”的特点。它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国家机器的各种政治资源，因此，它比一般第三世界权威政治具有更强的对社会控制的力度。然而，与全能主义相比，却又具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所有这些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从党组织对社区、对传媒与国家机器的控制，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而是被用来作为稳定新权威主义的政治秩序的工具，用来实现向经济市场过渡的政治稳定的手段。因此，它是在手段意义、工具意义上来使用的前全能主义的国家机器的。而且，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有限多元化 ，“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原教旨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内涵。意识形态只是在仪式上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再具有对社会生活与政治目标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官僚所主政的新权威主义。
去两极冲突化的意义在于，它使这种新权威主义由于不再受到两极张力的强烈干扰与影响而具有了稳定性。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社会进入去两极冲突化时代以后，中国才可以称得上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由于最终摆脱了两极政治压力的干预，具有了充分主动权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开始真正成熟。
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赋予的自由，将替代新政时期的“政策性自由”，新的以社会经济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自由空间，将会在经济市场化成熟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真正意义上的火车头。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这是一种西方学者尚没有充分注意到的新型权威主义，美国学者林兹教授对权威主义政体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然而，在他的分析框架里，缺乏对共产主义国家向权威主义演变的研究，他把未经改革的非斯大林化以后的勃烈日涅夫式的政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而把共产党政权通过革命而崩溃后的政权称之“后共产主义”，然而，却没有研究中国这样一个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的渐进演化，具有了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并保持了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的性质。
本文认为，中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权威主义，即具有有限全能主义形式与外壳的新权威主义。或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型新权威主义”，在这一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已经渐渐消解，原先支配社会目标的意识形态内涵已经空洞化，失去信仰内容。它只有在回应政治挑战时，起若干形式上的威慑作用。它并不追求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这是权威主义与全能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本文曾摘要发表于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03,Volume14,Number1 作者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美国华盛顿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注释
① 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划分与西方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政治语汇中，右一般指具有正统现存秩序与价值的态度，或指代表即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左一般指拒绝现存体制的激进政治派别，而在当代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官方政治以左的路线特征，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后，继续坚持或比较倾向于这种传统的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政治势力，就成为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守成派，这就是本文使用的“正统左派势力”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凡是主张自由开放的激进势力，则在中国体制内的官僚民间语汇中则一般被视为“右”。
② 党内意识形态左派人物胡乔木、吴冷西、熊复、胡绳等人长期以来就是高层政治家的理论顾问。他们在文革后期时，就是邓小平任副总理期间在理论方面的帮手。胡乔木与邓力群在1975年就根据邓小平的三项批示为纲的精神，起草过全国各项工作总纲的文件。又如，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夜十二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需要再修改发言稿，以呼应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力群为此写到早上三点，以至叶剑英来不及送印，只好以那个稿子在大会上宣读。（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9页。），关于邓力群的政治能量，可参阅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第378页。
③邓小平1977年5月23日与王震与邓力群讲话时，曾对党内左派主要政治人物胡乔木作过如下的评价：“他是党内第一个笔杆子，许多文件他起草就放心。他这个人缺点也有，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还有些固执，不同于转风使舵。”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3页。
④李锐：“耀邦逝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总75期，普林斯顿。
⑤ 关于自由派与守成派彼此“帮倒忙”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了八十年代自由派与守成派互动过程中的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现象。自由派学生为了帮助党内开明派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他们往往会自发地在社会上发起各种运动，从发表各种声明与文章到上街游行示威。然而，他们的此类自主性活动有时往往走得太远，以致于正统左派把他们的言行判断为自由化份子向党进攻。并使守成派以此作为进一步打压党内开明派领导的口实与炮弹。守成派与党老元老派认为处于“次中心”地位的党内开明派“必须为自由化在社会上的泛滥承担责任”。1986年学潮以后，胡耀邦的幕僚就曾提到过这种“学生帮倒忙”现象。六四后，赵的失势的幕僚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这确实表明一个事实，即自由派在民间的活动是自发的，无法受控的，因而往往会使党内开明派受困。另一方面，守成派一旦得志，也会忘乎所以，他们在原教旨主义的路上也会越走越远，走到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例如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导致地方上极左思潮的回流，又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前，守成派提出“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起到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作用，于是这就为反对守成派的人们提供了打击守成派的机会。
⑥ 必须指出的是，元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例如，原毛泽东时代的中宣部长、退居二线的陆定一，就是政治观念最接近于自由派的一位元老人物，但元老派中的主流派是以陈云、彭真、王震这些退居二线但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革命老人。他们的观念与邓小平相比，在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凡是派、主张更快地发展生产与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有见解上的分歧。 元老派中多数人更倾向于认为，好的计划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平衡地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市场只能是计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他们对思想解放可能会构成对党的权力地位的挑战更有疑虑，对知识分子自由派在看法更为消极。而邓小平则更有开放的目光与改革的进取性，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八十年代前期不具有实质意义。由于他们之间的长期革命情谊缓冲了双方的分歧关系。由于元老派中最重要的人物陈云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对实际政治没有直接的领导与控制，因而邓小平则具有更大的政治能量与对实际政治的控制权力。
⑦在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时，原教旨守成派、元老派、党内民主派、立宪民主派、激进自由派均可以看作是这种并不具有正式组织的派群。把中国政治中的派群与派系、派别、党派区分开来，对于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延安整风以后的共产党政治，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中国政治，都是十分必要的。
⑧ 根据中央秘书处印发的胡乔木“关于波兰事件的信”原件，转引自阮铭《邓小平帝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出版，第118页。
⑨ 胡耀邦在突然面对1986年底的学生自由派街头游行的事态时，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态度，也没有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此外，他曾赞同邓小平退休也引起了邓小平的疑虑。事实上，从政治逻辑上来分析，邓小平一旦退休，将使改革派由于失去邓小平的保护屏障，不得不面对更正统势力的强大压力，从政治上也是不利于改革派自身利益的。为此，他付出了失去邓小平信任的政治代价。这对他是致命的。虽然，胡下台后，邓小平曾两次托人邀请胡耀邦上他家去，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表示某种善意。（参阅李锐：“耀邦逝世前的谈话”，《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赵紫阳则处于两极张力走向激化的1987年临危受命。他在六四事件上力求通过向自由派让步来缓和矛盾，充当一个开明中间人的角色，但却由于激进自由派力量太强，当自由派学生发起绝食运动后，他的温和中间色彩既不能使激进自由派满意，又不能使强硬的守成派满意。在天安门事件过程中，他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不懂得，在政治冲突矛盾已经白热化、两极化的情况下，在两种势力之间寻求妥协，只能徒然遭到守成派与激进自由派这势不两立的两派的攻击。这就注定赵紫阳是个悲剧性人物。
⑩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六四事件中的两极互动的的全过程进行系统阐述，但基本上可以看到，胡耀邦逝世以后，具有强烈政治浪漫主义心态的自由派的激进化趋势已经大体形成，这是一种激昂、悲愤，亢奋的政治心态。知识分子与学生自由派之间已经形成相互激荡。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程度在学生中已经降低到相当程度。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学生领袖已经成为社会的明星。温和的立宪派与党内民主派则力求通过说服决策层开放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抒解矛盾。守成派则处于守势。“四二六”社论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刺激并加速了自由派激进化的趋势。学生游行，绝食的悲情性与“烈士”型的道义形象，唤起了人们对浪漫民主理想的热情。激进派的话语权力在动员民众方面起到空前强大的作用。温和的立宪派，党内民主派，转向对自由派学生的同情。并经由这种同情产生对政府不肯妥协的愤怒，汇成巨大的社会潮流。激进派成为主流。在另一边，政治中心、元老派与守成派也进一步结合。无论从政治稳定，从政权的安全来评估，他们均认为不能后退。学生激进派的绝食行动开启了“激进者越来越激进，守成派越来越正统”的两极化过程。处于这种危机中，任何中间派的努力徒然以悲剧告终。在充满悲情与浪漫的广场效应下，谁最激进谁就取得话语权力的优势。在政府一边，实务派，意识形态守成派，元老派，形成的强硬派联盟。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激起抗议者一方的更强烈反应。政治两极化引发的悲剧已经成为定局。
⑪必须说明的是，新技术官僚总的特点是务实，但其内部也有政治倾向性上的差异性，有些人因务实而正统，有些人因开明而较为开放，但他们内部在政治价值态度上的反差度相对并不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技术官僚层内部差异度的存在恰恰使邓小平与元老派各自的政治要求得到部分的满足，这也是最高政治精英层内部平衡所必须。
⑿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引用了“反和平演变论”，这在海外被认为是江泽民向左转向的一个信号。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江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当时条件下作为一个谋求政治生存的政治家所作出的权宜性的政治选择。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业务的技术官僚政治家，他在意识形态理念上并没有原旨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性。从他在权力巩固以后提出“三个代表”也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一点。
⒀ 三个代表的最本质意义在于，它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消解了共产党政治中原先作为体现这一政治本质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平均分配”等规范与原则，而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这些世俗利益标准，来取代乌托邦标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个代表是新技术官僚政治家的意识形态，然而，它又恰恰是以工具理性的功效原则，来消解教条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理想原则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⒁ “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这一政治学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提出来的。它指的是权威主义政权在不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制约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退化了的极端类型。是权威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私人化权力类型。更具体地说，此类权力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俗与惯例的约束的情况下，极端任意地行使权力。把权力范围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产，此类权力者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通过任人唯亲（cronyism）来从事腐败活动。参见：Edited by H.E.Chehabi and Juan J.Linz: 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see,1998) p3-48.
⒂ 全能主义新政的性质是，从政治结构上看，它仍然是共产党政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意识形态政治对社会生活仍然起到支配作用，缺乏社会经济分化与多元化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它仍然具有全能主义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因为新政时期的开明执政者对民众与知识分子，有一种“左祸”后的政治内疚感，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又享有比九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时期更大的自由政治活动的空间。然而，自由空间的放宽，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政策性的产物，并不是民主发展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享有的自由，乃是一种“政策性自由”而不是法制保障下的自由。一旦政府意识到这种自由空间扩大，可能危及体制的安全时，就会用行政权力收回这种对自由的承诺。同样，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市民社会”，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临时性的“政策性”的“市民社会”。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制下的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发育成熟的过程中才可能相应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