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就收到来自山西陵川县发来的邀请信，邀我参加今年八月在该地举办的元代大学者郝经的学术研讨会。我虽然已经多年不搞元史了，但这个会却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陵川是晋中南的文化古城，一个县就有十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地方处于太行山南麓顶部，古老的三晋的风土人情，对于久处东海之滨的上海人，远比对内地人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时，曾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独自一人从风陵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在那里的芮城观摩过七百年前的元代永乐宫壁画，而晋中南地区则从来没有去过。今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机缘。于是考虑从多年前给学生上课时用过的元史讲义中，摘出有关的一段金末元初士大夫与蒙古统治者关系的内容，再加以若干发挥，权作这次讨论会发言的题目。
郑州印象 从晋城到陵川
昨天晚上乘火车离开上海，今天早上七点抵郑州。郑州比我原先想象的要繁荣，可以用“有大气象”来形容，近两年来市政建设力度甚大。高楼很多，街道很宽，新郊区之开阔，甚至比上海市郊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可说是这是郑州的后发优势。据火车上的郑州人告诉我，郑州作为河南省会，虽然不一定比得过陕西的西安（长安作为历朝古都的优势，在中国除北京外，无城可比。）但比起山西省会太原（比较僻远封闭）、河北省会石家庄（资源被距离不远的北京与天津吸干了）、山东省会济南（全省资源分散到省内四五个点上，而不是集中于省城）看上去更发达，我想这可能与郑州地处中原交通中枢地带有关。河南外出打工者比山西河北更多，这肯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消费能力。包括建材消费。很可能因为河南穷，历任书记都更重视形象工程，这也可以成为有力的发展杠杆。形象工程未必仅仅只有消极作用，首先是增加本地人与外地人对河南的信心，提升人们的期望值，也提升了进一步投资的热情。
河南给我的好印象很快被火车票预售处的那个女售票员的冷漠态度给打了折扣。我也不敢再问她第二句，我预感到她决不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还是后面那位河南当地人主动地告诉我一些相关情况。看来河南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准远不如硬件建设那么快地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转乘大巴，在郑州市区出发，大巴开了一个小时还不见郊区。而近郊高楼更有气派。经黄河大桥，不久进入山西境内，中午抵山西晋城，从郑州经高速公路到此只化了二个半小时。晋城是晋南的一个地级市，也是一派现代化景观。街道开阔得虽然有些奢侈，但也使人觉得身处于都市的感觉。我问接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晋城这里农民的平均收入，她是县办的，正好能回答我的问题。她说是2500元，我说比全国平均数1797元要高出许多。我问发展原因何在，她说主要是小煤矿。现在已经集中整合，不再向前些年那样只要付了一小笔钱就把矿购下来。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乱采、暴富、污染、矿难不断。这也许是一种试错式的发展吧。
乘陵川县派来的普桑上路，一小时后到陵川县，刚住下来，一位W老伯来访，他是一个离休的老技术员，离休后有志于写一部《郝经传》，几年前去北京图书馆偶然读了我发表在二十年前的《元代理学散论》，据他说十分喜欢，一定要找到我，这次我来陵川开郝经学术讨论会，也是他向会议组织者推荐的结果。他离休后化了八年之力，以小学文化这样的背景，走遍全国各地，寻找与元代学问大家郝经有关的资料，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郝经传》并出版。他精力充沛，执着而又为人单纯，很有当地人单纯质朴的气质，这种性格在其他发达地区已经很少见了。
晚餐后一个人独自到陵川县城周围走了一圈。陵川是晋南比较穷的县，但面积甚大，此地最大的人文景观，是到处可见的寿衣铺。我进了其中一家，与寿衣店的小老板聊天，得知此地地广人稀。也没有火葬条件，一律由农民自己在山地原野上寻个地方筑墓土葬。政府完全不加干预。故寿衣是很重要的。这类店在县里很多，此地生活水平也与全国各地一样，比前些年有所提高。家家都有摩托车，甚至连自行车都很难见到，据他说，新郎备摩托车，是娶老婆的不可少的条件。与河南民风不同，此地农民更保守，外出打工都较少，最多也只是在晋城专区内打工，农业收成有限，经济作物也没有发展，好在晋南小煤矿也比较多。
晚上逛县城回旅馆，与老Y谈感受，说我很为中国士绅文化的消失而感伤，土改以后这里只有农民文化，而士绅文化已经永远消失。市场经济与世俗商业一旦发展起来，只能与农民文化结合。故显得十分质朴而粗俗。我说，刚才我在县城边上见到一幢像城门一样孤零零耸立的大建筑，问好几个附近的中老年农民，那个是什么，居然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回来以后才打听到，那就是著名的明清建筑奎星楼。
根据我对清末以来历史的了解，山西在清末筹备立宪时，该省的士绅可以说是最具政治参与热情的，在开风气方面，可以说是全国各省的领头羊。在以后的辛亥革命时期，以及阎锡山时期，政治与社会治理上都颇有可观之处，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开始了士绅文化走向消亡的历史起点，土改运动则把士绅地主阶层及其文化彻底消灭殆尽。现在的一切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外地对山西的信息，不是矿难，就是刑警打交警的新闻，再就是暴发的小矿主团购北京楼盘。山西某些县里的权力精英，早在文革时期已经干部家族化，以至于八十年代某县常委开会，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有位常委在县委开会时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
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士绅文化的消失，传统文化的断裂，使中国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一种内在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平衡、中和、缓冲世俗化带来的问题与矛盾，这就使中国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经历的过程更为严重。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他们本土的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这使他们没有在世俗化过程中失落自我，中国现在的困境正是与我们民族上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化断裂有关。
当地人说，自1946年起，这里就是八路军的老解放区，土改很早，然而在土改时却出现了极左化，乌托邦革命折腾了那么久，总还拨乱反正了，只有深刻了解这一段历史，才能理解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才能理解执政党转型的意义重大，才能理解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之意义深远。但一切又那么艰难，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给予的条件之中，这一切使我对二十世纪中国史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山西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老区更强烈地体现了士绅文化到农民革命“痞子”文化的转变及其后果。前不久，我曾在一份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披露湖南邵阳1950年搞土改的一些惊人史实，当地土改队员与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尤其是游民无产者、地痞、兵痞在土改中极为活跃，他们出过远门，比一般老实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一个县七个区，仅中小学教师就被抓捕了一百多人，打死多人。这些情况是当年当地领导事后做报告时讲出来的。一场好端端的人民革命，在某些地区却大大地变了味，这那像是二十世纪一个堂堂的文明国家的所为？暴力可以使人异化为野兽。人道，良知，会在此中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它会毒化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品性。这种混乱的基因，后来则又以新的形式，复制于十多年后的农村文革中。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的对“五类份子”的逐家大屠杀，大清洗，正是这一基因发作的结果。到后来，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积极分子，也被六十年代末的文革造反派这些后起之秀整死，造反派以当年暴力土改派对地主的同样的方式，来请君入瓮。这也是绝妙的、然而却是极其可悲的历史讽刺。这样的情况，在山西也同样存在。真可以说是“人世几回伤往事，依旧山形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笛秋。” 真希望我们民族能从这段苦难历史中，获得深刻教益，让我们永远告别那个时代。
山西土改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在农村里有的一家六个儿子直到六十多岁都没有讨上老婆，其中有的现在已经老死了。据说他们个个长得都很帅。农民是很实际的，“暴力土改”给农民留下来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谁家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这家人去受苦。这可就成了现代的“贱民阶层”。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新左派”从来没有经历过文革，把文革的极左体制说成是普天下最平等的体制，真可谓是痴人说梦，就请他们看看这些极左时代默默无闻的贱民的悲剧命运吧。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晴 士绅文化的消亡 观盲人表演
陵川气候极为凉爽，真是度夏的好去处。上午正式召开“陵川郝经学术研讨会”。来的人没有人认识我。这是过去开会很少经历的。但这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
第一位发言人对山西现状作了大体介绍如下，全县25万人口，占地1000余平方公里，12个乡，377村，平均一乡31村。（每个行政村平均5百人左右。）森林复盖达全县总面积一半。处于太行南之顶，海拔1200米以上，故气候凉爽。此地自1938年以来就是共产党控制之下，八路军司令部就在此地。1945年就解放。但凡是共产党治理的老区，不但过去穷，现在也是最穷的，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发言人先后对文化概况作了如下介绍。山西魏晋南北朝时是后赵石勒控制区，此地有魏晋南北朝初期永嘉之乱崛起的石勒这个杀人魔王的墓地。县城内的崇安寺即为此而建。宋金时代，出过七个状元。（北宋状元只有一人，而金则有六人。）过去进士多达九十三名。原因是北宋时程颐在此做过三年县令，他建立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材，其中就有元代大文豪元好问。书院转变了此地的风气，郝经出生时已经有了六世的家学渊源。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
陵川有十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是几乎全国第一了。据二十多年前我师从韩儒林先生学习元史时，我依稀记得，蒙古军第一次入侵金国的1213年，就沿着太行山西麓，到达过这一带地区，史称贞佑二年，河溯大乱，白骨遍野，千百人不一余。根据当年我看到的史料，此路大军的由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右路军，大军在突破长城后，对此地的金代文化可能起到摧毁性打击。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近代情况如何，我没有资料参考，但老区土改中的左的做法，却对士绅文化起了根本性的摧毁作用，古代人文汇萃之地，恰恰是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的陵川，现在恰恰是最缺乏文化的地区，几乎看不到任何与过去辉煌的历史有关的影子，此地大街上见不到一个看上去有点斯文气的文化人，除了土著农民文化，就是革命后的干部文化。望着到处都是寿衣店的凌乱不堪的街市，又怎么能想像这些赤着胳膊开摩托的人们，就是出过九十三个进士与七个状元的陵川先人的后代？为什么会如此？只有历史能解释这一点。我曾问一位山西某离休编辑，山西士绅有什么特点，他的回答很爽快：勤劳，起早摸黑，不赌不嫖，爱财如命。黄世仁式的地主在山西并不多见。相反，他们对待自己所雇佣的长工短工，颇为厚道，吃饭时，甚至会把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肉夹给长工吃，我问这又是为什么，他说道理都是一样的，为的是让你好好干活，正如咱们家装修房子，总要给给小工吃得好些，让他干活干得更好些。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一种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对历史的解读。我想各种情况都会有。
有一位发言者概括了山西地区自古以来的五种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划分颇有新意。一是晋南的耕读文化，从黄河北岸的风陵渡、永济到晋中南一带。（过去我就知道，永济还是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这些地区是以先秦韩国与赵国的领域为基础的。二是汉唐以来山西作为重要边防区域的边塞文化，即山西北部的长城以南的大同为中心，三是晋中东部五台山一带的佛教文化，四是宋元以来，以山西中西部的吕梁山为中心的道教文化区。五是明清发展起来的晋商文化，以太原、祁县的平遥为中心。山西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在于，太行在东，吕梁在西，黄河与中条山在南，沙漠与长城在北。
从文化学上说，正是这种封闭性才使一个地区文化可以生长并得以保持下来。这里的环境较少受外部战争影响。这一环境条件，加上太行植物分布丰富，为早期人类活动与后来文化发展提供条件。早期文明需要封闭，动荡不利于文明发育与生长，一般人总以为，封闭似乎不利于发展，但在古代与近代兵荒马乱时期，却又大有好处，这也是阎锡山把山西搞成模范省的条件之一。
封闭性给山西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这个省是中国地面木建筑文物保留最为完整的省份。众所周知，我们老祖宗的建筑是木质的，因而最不易保存下来，我们在各省所见的古建筑，绝大多数不过是明清时期的重修品，宋元以前的木质建筑几乎见不到，然而，在山西我们却能看到唐宋建筑。三年以前，我在晋北旅游时参观过应县的辽代木塔，至今已经耸立了九百多年，还有五台山深处的唐中宗时期的南禅寺大殿，距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梁思成先生偶然发现。三年前我在晋北旅行时到过那里，当时那种感受，可以用“敬畏感”这三个字来形容。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同行者，我真想在它面前跪下来，以表达后世不孝子孙对先祖的感恩之情。它们之所以完整存留到今天，正得益于山西的封闭性。这也许是晋中南地理的最大的文化优势。
下午小组会上轮到我发言，我讲的内容是《金末士人对中国文明的历史贡献》。主要内容是，一，蒙古族的崛起是对儒家文化的最严峻挑战。原因与蒙古族与外部文明没有多少接触有关。二，从耶律楚材到许衡郝经这两代士大夫的作用比较，可以看出，儒家士大夫通过效忠蒙古贵族，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统治者推行汉法，以保持文明的延续性。三，郝经作为忽必烈的大使，在南宋软禁了十六年，他的政治贡献并不大，远不及同时代的许衡与姚枢，但他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从儒家的春秋公羊传的“用夏变夷”观念中，引伸出“行中国之法者，即为中国之主”，从而为大批汉族士人通过投降蒙古政权的方式来推行汉法，提供了儒家思想的根据。四，金国作为蒙古与南宋的缓冲国，起到了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柔化蒙古军事狂飙的防护林作用。这一的历史贡献是通过效忠于蒙古政权的金末士大夫来体现的。
会上提出质疑的问题不少。有人不同意我提出“战争文化”这一概念，说战争就是对文化的破坏，无文化可言，我的解释是，人类各民族适应战争环境的价值系统，就是战争文化。还有一位学者提出，西夏并没有因1227年西夏灭亡而消失，理由是北京居庸关长城大理石上还有西夏文字。这一现象，我过去也确实也想到过，好像是明清时代的碑文，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以后可以请教一下元史界的老同学。
晚上与一些与会者去附近一个盲人文艺团住处去听看他们为我们表演。据说有此地的山西梆子带民间古味。我听不太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盲童孩子表演“欢乐时光”歌舞。这些来自农材的盲人女娃引吭高歌，动作夸张，可能与此地偏远，几十年左的革命文化影响仍未消失有关。（这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北朝鲜新义州访问时，看到的那个“旅级”幼稚园里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同样的夸张表演风格。革命党文化总好像有同样的文化基因。）我觉得他们并不幸福，也没有幸福的体验，却按歌舞的要求表演得仿佛很欢乐的样子，以至于她们的脸看上去都有一点不自然的扭曲，看起来很有点残酷，其中第一排有个新来的盲男孩，大约只有十岁，他双脚踏步时有轻有重，失去了方向感，总是走偏，于是站在他身后的大女孩总是老练地用手把他扶过来，这些少男少女，未来的人生道路又那么漫长，想到这些，我很有点为他们伤感。不过话说回来，在如此落后的地区，农民自己都难以组织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共产党组织这些残疾人曲艺团，这些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的生存能力极低，很可能是天下最悲惨的一群，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晴热 白径古道的“荒古美” 中国农村政治的困境
上午去黄围风景区参观。那里有一个在南方可以说完全不稀奇的溶洞。用来照射钟乳石的灯光安排得很乡气，很俗。我建议他们去云南桂林参观一下，请专家设计灯光。
然后，又乘车去走“白径”。那是古代山西通往外省的八条古道之一，根据记载至少有二千六百年历史，最早的记载是春秋争霸战争时，齐晋相争，齐国就是从这一古道进入晋国，这条白径古道一直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四十年前，自古以来，被太行山隔绝的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条古道。他们从山西挑担子把煤运到河南辉县，又从河南把那里出产的板栗挑回山西。就这样来回挑担子挑了千百年。后来六十年代初，这里造了公路，此路就废弃不用，由于人烟稀少，风景壮美，而且正因为此路废弃了四十年，景观保持得相当完整。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蹄印子磨成的印孔。这一古道约十华里，其中有一处“七十二拐”下山路。风景奇特。这个白径最大的优点是，除了山腰处偶然可见的延绵的小红旗渠，连电线也没有，由于四周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可以使人置身于古代的环境之中。从这里出发，就是从太行山之西越到太行山之东，再过五十里就进入河南辉县。在白径的山壁上，我们还看到清嘉庆年间立的省界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古代界碑。我在白径上走了全程。
过了七十二拐，离河南就不远了。我在山下进了一户农民家院子里，主人赤着臂膀，邀请我进房间去，房间很大。有电视。夫妇以采约材为生，由于药材涨价，加上又有其他生意，日子比过去好了，他们的二个女儿都在外地打工。听他们说日子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山里人就是热情质朴，他们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当然我们婉拒了，我们要赶路回去乘车，临走前他们夫妇在屋子里留了张合影。
下午去几处金元古建筑参观。先是去北吉祥寺，中殿与前殿均为七八百年前的金代建筑，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建筑与南方古建筑相比，没有油漆修饰过，显得特别古朴自然。我可以用“荒古美”来表达这种感受。说起来，这些都是破庙而己，然而却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一进入这院子，这荒凉的一切就会使人油然而产生一种历史的联想，这是这种历史苍凉感在起作用。如果一旦把它油漆一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所普通的旧房子而己，要有相当的文化熏陶，才会在这种“荒古”场景中产生一种体悟。这种审美享受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幸获致。这种荒古美在南方你已经无法体会到了。例如你在林隐寺，就绝没有这种感悟。杭州太现代了，对于古迹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建设性破坏”，你只要去参观一下现在的岳坟，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早在1946年这里就把和尚赶走了办成乡村小学，把其中的佛像全部打掉了，以至于文革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破坏的，只把一些房顶的文饰砸了。国家文物局现在提出的古建筑修复原则是“不塌不漏，整旧如旧”。这八个字的提法真好。也算是中国当政者的文物政策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接着，我们再去是的崔府君庙。山门是金代建筑，其余是明清建筑。院内郁郁葱葱，最后去的是西溪二仙庙。保存得最为完整，格局甚大，但大多是明清建筑了。
晚上，去看一位当地朋友，他是本地一位干部，这可是让我了解民情的大好机会。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以下是他谈的一些要点。
一，中国现行的体制根本上是官民对立的体制，官是对上面负责的，要对下面实施上面的要求，并不对下面负责。老百姓对上面派来的官，看到的只是又来向自己索取什么东西了，从内心就是抵制的。
二，一个人到了乡里当官，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土匪”。因为你用温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下面当村官的那些干部根本不把你这个上级当一回事，你只有说，这是上面的任务，你不在两周内完成就罢了你，只有讲这样的硬话，下面才不会麻木。时间一长，就是你就是“土匪腔”了。
三，对于计划生育，对于拒交公粮的，为什么会出现乡镇干部像土匪一样把老百姓的电视机或其他值点钱的东西抢走的事？其实也是当干部的不得己，设想一下，你如果听任他们不交公粮，不予处理，结果会起到鼓励其他乡民明年也同样不交公粮的作用。当然，这些贫苦农民实在有困难交不起款，也会闹到县政府去，当县领导的最怕拦路告状，他们总是说，让他们过关算了，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们当乡官的不能示软，一示软，就等于给农民一个榜样，明年大家都会不交款，我们的工作就完不成。而完不成国家任务，我们当官的就要受到惩罚。仕途也会受影响，我们的体制就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体制。
四，搞民主选举为什么困难，他说，各村都是家族化了，许多村子的权力垄断在家族集团的一批人手中，如果他们看到新人中有希望成为被选举人的，会成为自己对立面的，就不发展此人入党，如果入不了党，就进不了权力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只能使地方家族势力合法化，还不如上面派更好些。而且，现在选举只限于选村主任，而不是选支部书记，书记是党章规定由党员选的。党员都是家族势力圈的人。选来选去都是自己人。没有用。现在的分工是，实权在村支部手里，村长可以掌财权，但支部却掌组织权。但穷地方，村支部会把财权也拿过去。第三个困难是，我们的体制就是不利于民主选举的，选乡长，乡就不对县里负责，选到专区级的市长，市长就不对省里负责，选到省长级，省里就不能中央负责，这一体制就是与民主制对立的。这是上面不愿意搞民主改革的根本原因。第四，只要与上面意见有分歧，想干自己的一套，就会立即被上面停职，或中断工作。除非规定五年里上面不能停你的职，让你放手干，也许还有可能干出点实事来。但这样做上面是不会答应的，因为怕会失去控制。其实谁都希望把自己的乡镇搞好，但制约太多，谈何容易。而且，要干事，总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反对者就会来告状。一告状，上面就烦。就会说，地方上有震荡，还是把他“动一动”吧。于是干部中上上下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问题就行。久而久之，当官的人就会失去上进心，大家都意识到，只有你去适应社会，不能让社会去适应你。
这位干部一直当了多年乡长。总的感觉是中国地方上的事难办，他切身体会到关键还是体制问题，而体制解决的关键又在于权力不可分散。一分散就会影响政党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我过去关注比较少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下些猛药。民主化是有困难，但渐进的改革还是必要的。中国的希望只有改变现行的一长制政治，允许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改变这些困境的出路所在，这些都是当地干部一般的想法。
他还说，在内地，只有当上富乡、富县、富市、富省的干部，才有升官的可能，这可说是一条规律。因为他们有钱，能有更多的好处送到上级手中，穷地方官员没有钱，也送不起上司好处。我问他当乡长时是不是收礼，他苦笑着说，这地方穷，也送不起礼。有的村不过就是送一篮子桃子，外加一瓶白干，算是村子里对乡长的表点心意而己。这里的局长只有一千二百元工资。过去，关于乡干部鱼肉百姓的新闻听多了，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一位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乡长就坐在我对面，他的喜怒哀乐，至少使我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晚上，一位在会上结识的朋友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们的原来的地区的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年光汽油费就用了180万，例如，这位院长大人要去广州一次，自己乘的是飞机，却叫他的司机开车从太原开到广州。供他在广州游山玩水用，在他看来，这样最方便。这位院长喜欢摄影，单这项开支就用了十八万。此人根本不懂学术，原先是个新闻局的副局长。他感兴趣是的如何捞钱，那个城市当官的通常搞钱的办法是，先把自己管区内的一块地皮卖给开发商，取得回扣，等房子造好了，再从开发商那里把房子买回来，再收第二次回扣，这两出两进，就是几十上百万的大收入。要知道社会科学院可是个穷单位。又后来调查组来了，据说也是不了了之。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采取民主监督能解决吗？
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 晴 长平古战场的随想 王府相城之游
据说我的发言被我们A组负责人认为很好，一定要安排我今天早上向大会发言，我不得己，只好在早上按他们的指定又在大会上把昨天上午的发言再在会上炒冷饭炒了一遍。然后立即赶车去六十五公里外的高平县。那里就是著名的秦国白起与赵国赵括之间的著名长平之战的古战场，这是几天来最吸引我的旅程。
长平之战葬坑遗址馆，外表看上去像一个由简易预制板搭起来的大车间，约四千平方米。我过去一直不相信坑杀四十万俘虏是可能的，今天我真正看到了真实的杀俘坑，它离地表很浅，只有一米不到，难怪史书记载，到了唐玄宗时，这里的葬坑骨头时有被水冲洗出来。尸骨被堆积埋葬。四十万人骨，就散布在你的脚下一公尺的的泥层里。这也许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事件。秦国的白起大将从此永远在世人中留下了自己冷酷的名字。馆中墙头上有一张放大的彩色相片显示，尸骨主人的齿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头颅上有被锐器打破的洞。骨骸堆积得很密集。还出土了战国的刀币。那些可是可怜的士兵们藏在身上的军饷钱，准备以后回家养家小的。此时则永远埋葬在远离家乡的长平泥层里了。此馆不对外开放，由于我们并非重要的客人，能让我们参观已属大幸了，为了保护骨骸不受电灯光线照射而氧化，故没有为我们开水银灯，我们只能远远地望着那坑中依稀可辩的密密麻麻的尸骨。
在参观葬坑时，我就特别注意了解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俘虏。得到的解答是，一是秦兵也死伤惨重，无法安排整编数量几乎与自己相当的几十万俘虏。其次，如果把赵国俘虏带回到秦国的咸阳去，路程又太远，而且一路上容易遭袭，很不安全。三是把几十万人放回去更不行，这又会增加赵国在未来与秦国打仗的有生力量。四是能为战俘提供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当时可能连秦兵自己的给养也成问题。简单地说，整编不起，押送不起，养不起，放不起。看来大将白起大概当时也陷入一种两难选择，也经历过几个不眠之夜，才最后作出这个残忍无比的决定。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就在脚下这个地方，在二千二百年前的那个深夜，四十万人发出的震动山野的绝望的哭喊声，而那一刻，他们的妻女与父母还在睡梦中，做着与征战归来的亲人返家相聚的甜美的梦。
这使我想到我历来的历史学主张，一定要以同情的态度来理解历史，要懂得去“抚摸历史”。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道德价值去硬套历史。正如我常对学生说的，历史中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人总是针对自己的特殊环境的压力，在历史规定的约束条件下，去作出自己的选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品质上的好坏之分，同样的情况下，有人会如此选择，有人会不那么干，良知约束力在不同人的身上起着不同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以同情态度，即设身处地的态度，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了解环境条件对人的选择的制约作用，只有如此，历史才能被理解，才不会具有那种神秘性。
出门后，意犹未尽，很想去看那古战场遗址，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必须在下午一点前赶回到陵川县城去。小车开车了村头，正好遇到一位约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原想向他打听古战场发生地的石碑在什么地方。然而，世界是居然有这样巧的事，他正是发现万人坑的老农民。此地叫永录村，老人名叫李珠海，74岁，1995年4月12日上午十点多，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锄地时，发现了人头骨与刀币，越挖越多，于是报告给文化馆。后来专家考证出来，这里就是埋藏当年赵军俘虏的万人坑。我们问老人上面给了你什么报酬没有，他说，没有，原先说好的奖励一千元，只给了三百元。啥也没有了。他的五亩地也收走了。上面种了400颗粟树，也被干部砍了，自己没有任何补偿。我说，你可是文化大功臣，上面这样对待你是不对的，我们会给你写信反映的。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忘记不了这位老农神色惨淡的身影。人家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发现报告给政府，把自己发现的珍贵的战国刀币如数上交，却丝毫得不到好处，反而失去自己的土地与果树，而那些盗墓人却可以逍遥自在，一夜暴富。在这块充满地下诱惑物的土地上，让好人吃亏，就是鼓励坏人作案。真不知道当地政府想到这一层没有。我考虑回去以后给当地政府写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
从高平县返回陵川县的路上，我问一位当地干部，做基层干部有什么苦衷。他说了几点，一是做乡干部的，很少有人不希望把自己的乡搞好，但体制局限性太大。人际关系复杂。个人在体制里是无能为力的，二是县与乡的干部待遇太低，心里就有不平衡。县长在1998年时也就是800元左右，与一个县电业局的普通电工差不多，现在也不过2000元左右，他们也有子女入学问题，医疗问题，供养老人问题，以及常人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乡干部又是直接面对农民的，他们处理问题的难度很大。
下午乘大巴去阳城县，在那里参观王府相城，这是一个数百间房间组成的家族大城堡。是清中期吏部尚书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宅。由于土改分给的人都是陈家后代，故保留得相当完好，陈之所有如此富有，是其前后都是经商开矿，有雄厚的产业支撑。这地方比起几年前去过的乔家大院要雄厚得多，如此完好的保存下来，真是奇事，据说土改时分房子，也是在陈家族内部贫穷些的农民中分配的，这也许使陈家大院得以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得益于山西的封闭性。文革对这里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可能比沿海地区更少些。
我最感觉兴趣的是，为什么陈廷敬这位康熙辞典总裁会如此适应环境，在朝当官达五十年，两次由康熙亲临家中，这是何等风光荣耀的事。他被康熙称之为完人。从心理学上说，他一定与康熙达到了心理高度相容的地步，（正如当年河南省委书记纪登奎与毛泽东肯定属于心理相容。）从文化学上说，原因是什么？他的个性与人生态度肯定最完美不过地适应了专制王朝的文化生态。我化十四元购了一本《陈廷敬传》，回家后想研究一下。
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晴 古书院之破落 我的人生哲学
早上八点离开陵川宾馆。一路上与孝感的一位研究状元历史的学者谈了一个小时。他写了六本书，每个朝代一本，《宋代状元奇谈》，只有这样的书名，才有卖点，才有可能被出版社免费出版。他研究了十八年，合起来有一百二十万字，这些书已经被台湾与香港指定为研究生指定参考书，他的环境十分艰苦，妻子生病在床，无法自理，没有科研经费，没有文凭，在湖北一个小学校，在学术界不受重视，支撑他的就是治学的欢悦，民间有不少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的下一计划是研究状元文化现象。
到了晋城市，乘出租车到晋城古书院，那是北宋程颐在晋城做三年县令时设立的书院，程颐在这里开风气之先，培养了一大批当地人才并转移了风气，书院一直延续到清代。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早已经改为村民家居，但仍然能大体上看出当年书院的格局，与南方四合院式的格局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据陪同我看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一部分纳入到旧城改造的计划，另一部分要保留并整修，我说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真是不伦不类，如同瓜皮帽搭配西装。他表示也无能为力。
中午在晋城上车赴郑州。一路上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周口的从事婚纱业的女青年，她有点晕车，把服务员叫成“美女”，我很好奇，问为什么，她说这是口误，是职业习惯，他们已经习惯地把未婚女青年称之为“美女”，未婚男青年称之为“帅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看来电视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这样偏远的地区都产生了与上海同样大的影响。我当时正问服务员要水，她以为我是为她晕车而要水来帮助她。她向我表示谢谢，很惭愧，我其实原先并没有想到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水递给了她。
下午，住进一个大学的招待所里。这个大学现在已经空下了好些大楼没法利用。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一位首长在任时，说了一句话，研究生大学生统统住到新建的郊外的大学城新校区去，那里被批了四千亩土地，向国家银行贷款多少亿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住的是，利息就每年达一个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学生所交的全部学费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还这一亿元利息。首长一句话，就可以如此决定政策，科学决策不知如何说起，也许这位首长已经把这些说的都忘记了。我们的官员们总是有一种“大跃进情结”，毛泽东时代有大跃进，华国锋时代有洋跃进，这位书记则是在搞“政绩大跃进”。政绩意识、面子工程，加上长官集权，一言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一定会不断派生出此类现象。我们强而有力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功不可没，但新权威主义也是两面刃，我们这种缺乏制衡与约束机制的体制，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
晚上，与几位研究生见面，一位是文学研究生，一位是上海哲学博士生，还有一位也是学社会科学的，大家一起去一家羊肉店用餐。并在那里谈了几个小时。
我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虽然不是宗教徒，我们家族中似乎没有一个信教的。但我的人生哲学却具有了宗教同样的作用。首先，我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体制内”领域，采取退隐的与世无争的态度，从而避免了种种世俗的挫折与焦虑，在体制内，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竞争对手，当然，如果不公正地对待我，我也会抗争，决不会逆来顺受，无动于衷，但我的精力并不在此。而在精神领域，在知识审美领域，我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与新鲜感，并力求以自己的知识与创造性的思考来解释它，从中获得一种自我实现，这种创造性的欢乐是人生最高层次的欢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我在这一点上，自信还是有了一点特立独行的精神的。我对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允许我把电脑带进监狱，我在那里度过二十年也许生活得与在自由世界差不太多，当然这是极而言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除非契柯夫小说“打赌”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与一个银行家打赌，志愿在封闭屋里度过十五年，只要每天给他送书。后来他承认自己失败了。
我谈到在1974年前后，我有一点精神危机的感觉，觉得这样下去是不是有意义，但很快克服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一本文革时内部翻译出版的美国的畅销小说《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这本小说说的是，当一个鸟在追求飞得越来越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进入了天堂，世界上没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飞越高，因为在这一追求越飞越高的过程中，你是自由的，谁也夺不了你，谁也不会与你争斗。知识的追求也是一个追求“越飞越高”的过程，当你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求知世界时，就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至上快乐。我告诉她们，我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是我对任何电视，甚至像“苹果裁培法”这样的电视，都会产生兴趣，因为我会运用我的知识资源去创造性地思考与解读它，并在联想中，在自己的经验与知识的化合过程中，让自己思想更丰富。
我每次出门开会，都成了在行万里路中丰富自己知识的过程。我总是在旅途中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生气勃勃。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正如这次在山西阳城，那位W老伯说，他观察到我，总看到我不停地拍相，永远不知疲倦的样子。精神总是那么好。我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每个陌生人请教。我会在长途车上向坐在旁边的学者了解他的研究领域，例如什么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唐代状元是从六品还是从七品，状元与一般进士在升迁速度上有什么区别。我会在参观阳城的皇城相府时，注意到相府主人清吏部尚书陈廷敬为什么在专制社会中如此成功，这一成功说明他的个人肯定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一种与他所面对的专制环境十分适应的文化，我从陈氏传记中，从中注意到主人说的“慎默”这两个字，很可能是使官僚获得成功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这些知识与思考，丰富了我的人生知识库存。每天对于我都是那么新鲜，每天都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度过。这是不是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
我还谈到长平白起杀俘事件，白起是不是坏人？如果从战争理性角度来看，他是从本国即秦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与处理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恶人。虽然二千多年来，高平地区民间一直吃说传统的“白起豆腐”。据说这个民俗象征着吃白起的脑子。以表达赵国人的后代对白起残害自己先祖的仇恨。当然并没是说世界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在同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做，有些人不会去做某种事，这里面就有着每个人的内在的良知的约束力在起作用。
这种在生活中观察，在观察中思考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好处？人总是处于自我实现的进展中，人总是有无限的展示自己的力量与智慧的空间，这一方面，你是自由的，没有人能眼红你，也没有人来与你竞争，你是真正的海阔天空。自由自在，而自由又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方面。你可能生活环境很艰苦，但却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
这与佛家实现人生平衡的方式又有不同，佛家是通过抑制内心的欲望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平衡的，而我的态度并不如此，我是通过在另一个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达到自我实现。以此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我告诉她们，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空虚过，不知道空虚是什么感觉，就像从来没有胃痛的人不知道胃痛是怎么回事一样，也许在我的这一精神结构里，可以寻找到儒家乐观主义的某种特点，我们家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的，这一点也许是切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晴
下午五点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大家要我谈谈我对中国现实的看法，我的分析大体如下：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全能主义新政，引发了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自由化运动，政府在八九事件中，用铁腕实现了激进自由派的边缘化，这是新权威主义第一步，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进而反对党内保守的左派势力，并使之这种党内左的势力也边缘化了，从而走出了新权威的第二步。这样，中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完成了从全能主义体制向新权威主义体制的转型。然而，这种脱胎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新权威主义，它的优势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通过压抑自主的政治参与的过敏的超前爆发，来为解决重大问题赢得时间与稳定秩序，中国经济上的奇迹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是，社会极弱带来的对权力监督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的谨慎又可能进一步引起了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倾向。这一倾向又由于极弱社会无法抵制加强控制的倾向而得心应手，其后果可能会出现路径依赖。即选定的以强控制来解决问题的路径，在遇到问题后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强控制路径，进入“路径锁定”状态。中国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这一路径依赖，因为只有鼓励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形成无数微观的试错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才能产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制度与办法。而这种试错机制的产生又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晴
上午我一个人参观河南省博物馆。拍了四十多张相片。中午乘车到酒家用餐。一路上我问这位郑州郊区农民出身的的士司机，家乡的情况最让你头痛的是什么，他说还是村干部腐败。我说民主选举是不是有用。他说，选以前干部为了当选都说得很好听，但一选上村干部就腐败起来，要等上四年后再有可能选其他人。我想，看来乡镇干部的民主选举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民主选举如果不与监督制度结合起来，只是让“终生腐败制”变成“四年腐败一次”，虽然有进步，但进步是有限的，看来，腐败也需要综合治理。
有几个信息值得一记，一是据说，中央领导人在内部说过，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是迟早要走的，是历史不可阻挡的，但现在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要干扰这个大方向。但愿如此，这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归根到底，这也是执政党的合法性的源泉。我真希望我们的当政者要有雄才大略，要有前瞻性与世界眼光，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技术官僚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个毛病，用一个学术名词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人们选择了某一路径，就会沿此路径走下去，于是，形成一种锁定状态，改革就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不断地克服这种锁定状态，只有这样的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晚上七点乘K154次返上海。
2006年8月18日星期五 晴 回来后的反思
今天上午八点多到上海。下午睡了一觉，晚上就概括回忆补写了以上日记。这是一个值得坚持的好习惯。如果不记下来，以后很快会忘记得差不多了。
这次旅行内容是丰富的，两个省，不同的领域，我真正体会到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后也要不断在旅行中求知。
多年来，我一直往返于上海、北京与广州之间的东南沿海与政治中心之间，过去乘火车多，后来乘飞机多，几乎就要成为悬在空中的空中飞人了。十年来，说起来现在真觉得惭愧，国外跑得比内地还多。对中国现实并没有真实的具体的了解，知识分子就会变成中国的“外滩”（即东部发达地区）上来回游逛的游客。上次温岭之行与此次山西、河南之行，我自觉比去海外收获更大，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中原与内地，才是中国问题的源泉所在。这次旅行使我对中西部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这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 这方面我应该学习《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他立志要跑遍整个中国的各个省的农村。
旅行之于我，如同打强心针，久处于书斋之中，缺乏志同道合人的交流，一个人的思想缺乏碰撞与刺激，会渐渐失去新鲜感，每次旅行都会激活我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思想是在二十多年的不断旅行中，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出来的。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中原之行，使我意识到立足于本土思想的重要性，这次的感悟不同于香港与海外之行。以后要多走内地。内地知识分子的热忱也不同与沿海地区，他们更富有人情味。
附录 给高平市父母官的一封信
按语：日记中我记述了一位发现长平之战遗址的老农民的情况，后来我给高平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至今一直没有回音。不知现在情况怎么了，衷心希望国家文物政策能在这位老人身上得到落实。不知山西的朋友们能不能帮助关心一下这件事，让我们老百姓都能体会到和谐社会的雨露的沐浴。
高平市委王书记：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一位治中国史的教授，今天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了您，想到前不久在我在山西开会路过高平，见到高平工业与市容建设发展如此迅速，真为你们近年来的发展而感到高兴。同时，我又想起最近我在高平遇到的一件与文物政策落实有关的事。此前就准备给您写信，从电视里有幸得知您的名字，于是提笔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亲自收到并能得到您的重视。
不久前我开会路过高平，在幸能在长平古战场遗址参观，二千多年前的古迹令人惊叹不己。在永录村村头，正好遇到一位约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原想向他打听古战场发生地的石碑在什么地方。然而，世界是居然有这样巧的事，他正是发现长平之战四十万降俘葬坑遗址的老农民。老人名叫李珠海，永录村本村人，今年74岁，1995年4月12日上午十点多，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锄地时，发现了人头骨与刀币，越挖越多，于是报告给文化馆。后来专家考证出来，这里就是埋藏当年赵军俘虏的万人坑。我们问老人上面给了你什么报酬没有，他说，原先说好的奖励一千元，只给了三百元。啥也没有了。他的五亩地也收走了。上面种了400颗粟树，也被干部砍了，自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李珠海老人可以说是文化大功臣，二千多年前发生的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四十万降卒被坑杀，可以说是国人老幼皆知历史典故，李珠海老人在自己自留地里劳动时发现了万人坑，并把自己的发现及时报告给政府，把自己发现的珍贵的战国刀币上交国家。他的发现已经得到专家的确证，为高平市的文化事业，为提向高平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为发展高平的旅游事业，都可以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报告并上交文物者应该得到物质与精神奖励，然而，遗憾的是，国家的文物政策却没有在他身上得到应有的落实。特向您反映此事。盼你能在百忙中能关注此事，如情况属实，也希望有贵市有关部门能落实国家的政策，使老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与奖励。
我还建议能给予老人以重奖，让全市人民向他学习，也建议展览馆能把老人发现此重大遗址的事迹的过程也在展览图片中反映出来。以表彰老人的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盗墓活动，偷盗国家文物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地方还十分猖獗，如果能重奖有功人员，也可以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
此致
敬礼！
萧功秦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