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安静的书
一年前的一个下午，我路过北大红楼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便进去。我想起宁致远先生在访谈里曾经提到，１９５２年，北京政法学院在北大红楼的旧址上创校。一年后，我捧着“法大人札记”的书稿阅读，在书稿的白纸黑字里行走，某一瞬就走到了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行走在郭世佑教授的《史源法流》、王人博教授的《桃李江湖》、舒国滢教授的《思如浮萍》、李曙光教授的《法思想录》里——你不能不说，阅读自己老师和老师们的作品，是有种独特感受，如在课堂。
仔细听来，四位教授各有各关切。《史源法流》的作者为史家出身，但对法学的观察极敏锐，史家内蕴和雅畅文字里有正义之风，观其各编标题：“朝夕闻道”、“葛覃莫莫”、“鹤鸣于野”、“春水船头”、“故国关山”、“一蓑烟雨”，悠然而有当代诤士的担当感；《桃李江湖》里，中国宪政主义者的随谈同样深切，与法学在这个时代相遇，不废壮志，不废勤思；《思如浮萍》里，作者的恬淡一如往昔，而德式思考在中国法政问题里继续雕刻；《法思想录》里，全录作者从法律史走向经世致用的企业法——企业法的思想路途的徐行痕迹，这位诗人海子的好友，在向现实中求真的理性里有其好友般的激情。
的确，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经济的单线发展；讨论中国的发展，法学家不能缺席。而法学家，应当有正义关切、法学学养与人文品格。莽莽神州里，那些在细雨中呼喊的个体，常常有权利被撒盐的伤口，需要法学家和法律人站出来。但法学家曾经缺席，同时法学家还没有被足够注意——这让人觉得忧虑与希望杂糅——这让我想起满江红这个词牌。从最著名的岳飞版满江红开始，这个词牌就刻上了忧虑与希望的两面。
忧虑·满江红
１９５２年前，世界上没有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大，其前身为北大、清华、燕大、辅仁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占了西南联大三家中两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罗庸先生曾为抗战岁月不屈服的西南联大填满江红一阙：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我看来，这首满江红，虽在写法大的四前身之二，却仿佛也可解读为百年来法律和法大的前身与今世在中国的行走， “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在晦暗的日子里，告诉自己要明亮坚定——“多难殷忧新国运”。
１９６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代，像法律本身被贬黜一样，法大和法大人亦在飘摇——钱端升教授，更早在１９５０年代末就远离课堂——数年后法大消失。心之忧也，我歌且谣。江平和张晋藩先生都曾有坚韧如石下之草般的诗句。
其时，不但法律人被忽略了，连人也被忽略了，尤其是忽略了尊重少数意见和尊重弱势者。那真是神州的一段艰难，但信念没有消散，甚至可以说，雄心并没有消散。对法律来说，法律和权利的缺失，尤让人倍觉法律和权利的可贵，正如空气。没有谁比中国人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滋味。在法律的困局里，钱端升、潘汉典、江平、张晋藩都在坚持着，困厄中不失豁达。“法大人札记”的四位作者，其时尚为少年，但也在各自的故乡，怀抱理想，静默成长：郭世佑在湖南，王人博在山东，舒国滢在湖北，李曙光在江西。年长和年轻的思考者的群像，伫立在神州角落，面向未来——正如黑格尔所言，萌芽里包含着树的力量。
当法律的修正得以成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获得新的空间——基本空间。
是的，法律正行路难，但忧虑与雄心、思考同在。政法大学虽曾消失，但它曾经的教室里椅子后面的“政法”两字并不曾磨掉。注定兴起的事业，定会兴起；注定相逢的人，终要相逢。
希望·满江红
１９７９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法大人札记”的作者那一代人其时尽为学生，他们依然在各地明快地积累力量。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郭世佑自长沙而往杭城浙大，复至燕麓法大；１９７9～２００２年，王人博从沙坪坝的另一所法学学府，来到这里；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李曙光从上海来此。而舒国滢教授在小月河畔，等待了他们十数年或数十年，终于会师。从学生到先生，三十年，从各自角度：人文注视地、宪政设问地、法理析解地、实务推动地——助益法学。
中国法制及其成长与变革是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的一部分，也对改革的发展贡献或反贡献巨大。而深切影响法制建设的法学建设者，从来便不曾也不可能是象牙塔内的逍遥子，而是——至少应该是与实践、社会、国家和公民密切相连的入世士子。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当迅猛的经济虽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由理念，却再不能须臾离开法律规制与保障；当这个社会不但不能没有ＧＤＰ要求下的效率，还要有每个人之作为人应当获得的权利、权利救济和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便尤其需要和正在造就声音亢亮、学识渊博、目光敏锐的法学思考者在这个时代，怎样做好一位法学思考者，让人想起洪堡的告诫：学者必须“孤立”，这种孤立，并非研究与社会隔离，而是获取一个自足、宽容、单纯的研究环境，对“法大人札记”四位作者这一代学人来说，他们正经历了一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故事。哪怕是在这呼唤法治的年代，坚守法律人的信念也艰难。这信念也就是“法大人札记”里的精神：坚持良知，呼唤良治，相信法律能改变中国。
推动法治、良知，推动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其法律的前提是，是宪法文本和作为宪法之高级法的宪法精神。人，作为公民，有宪法上的权利，公民不是去贪婪或无依据地索取，而只是救济属于自己的法律权利。法治的含义不但应该至少有基本的“以法治国”以及更准确的“依法治国”，还应该有“约法治国”，作为公民约定与授权而产生的最高法律文本，其中的公民权利，应当被实现。
从１９５２年前的法大四个前身，到１９５２年齐刷刷的“政法”椅子摆在红楼，到其后的军都与蓟门，“法大人札记”的作者们，及其前贤与后进，都把法的声音、人的声音、认真问学的声音嘹亮在燕麓家园，在燕麓的杏坛弦歌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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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人札记”：《史源法流》郭世佑著／２９．００元，《桃李江湖》王人博著／２４．００元，《思如浮萍》舒国滢著／２６．００元，《法思想录》李曙光著／３４．００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