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是享誉中外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回顾党在这一时期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挖掘其丰富而深邃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把握时代潮流，开辟民主新路

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政是人类政治 文明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争民主、求解放、搞建设、图发展、谋幸福的长期追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发展潮流，继承五四文化传统，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局部执政的区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期间，学习了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创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颁布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法规条例，初步形成和建立了严格的执法环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开展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运动；党内，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正气。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缺少现代文明资源的落后国家的落后地区，不断创新民主形式，丰富民主内涵，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民主实践，充分展示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和活力，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在抗战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接济，反受到国内反动派严重的封锁与进攻，然而他不仅没有表示出负担不起战争重担，反而在负起战争的重担中大踏步前进。不夸大地说：陕甘宁边区人民是比任何未实行民主的地区，过着穿暖吃饱愉快的生活，且正在摆脱愚昧和不健康的状态，走向文明。什么原因？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真正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中，自信地认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话，不仅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核心。

二、创新政治体制，建立联合政权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体制结构是阻碍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病根。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精神，彻底否定了专制政治和一切形式的独裁统治，创新政治体制，建立联合政权。一是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还指出，“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二是针对国民党独裁政体的民主改革诉求。“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36页）敦促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三是在民主政权的人员成分上，创立“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页）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样的民主，各阶层——农民、工人、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都有出路，都在发展的路上、抛弃旧的不好的生活的路上前进，在互让互助的建设中走到进一步的团结。

三、保障人民权利，实行民主选举

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选举权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赋予人民真实而广泛的民主选举权利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第一要义。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堪称中国历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边区政府于1937年5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制定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在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深入的选举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革命”。把选举上升到民主政治的首要高度。选举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1937年、1941年、1945年的三次大规模的选举，都是通过普遍、平等、无记名、发表竞选演说、差额选举、看政绩、发挥新闻舆论作用等形式，由老百姓选出自己信任的政府和官员。选民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选举权利，对选举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他们编写《选举小调》，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选举制的推行，极大地唤起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许多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为了便于不识字的选民参加选举，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有些地方还创造了“豆选”、“香头烧洞”选举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每次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最高时达到96%。通过普遍平等的选举，边区建立了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级政权。共产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四、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公众自由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制定了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还制订了选举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土地条例、婚姻条例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确保公众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落实。有效地激发了广大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政治上，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党各派，社会各阶层都有同等的说话机会，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顺畅，反馈及时。仅边区二届参议会就收到各种提案399件，其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妇女、儿童等等。政府领导虚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农民参议员刘德富高兴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能虚心的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1941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位参议员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迅速为边区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采纳，推动了边区及其他根据地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

五、破除等级制度，树立平等意识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极力肃清过去凡事按领导人意志办的“人治”作风，树立法制观念，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初步形成了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在党群关系方面，各级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上吃苦在前，生活上享受在后。“只见公仆不见官”，就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干部群体作风的真实写照。 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毛泽东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吃小米饭。党的领袖随时欢迎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前来谈心，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军民之间，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结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社会团结稳定，人民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出民主政治巨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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