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特征，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总结这一时期我们党民主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规律，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把力量的基点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 ：《论持久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论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道出了潜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背后的真理。也是延安时期我们党民主执政的思想基础。毛泽东还揭示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辩证关系。党要实现自己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组织人民群众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要想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也必须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主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在新制度中破天荒地有了说话的机会，有了利益表达的渠道，有了主政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的举手投足有了含金量，能够左右政府官员的得失去留，能够监督公职人员的所作所为。延安时期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就分别于1937年、1941年、1945年开展了三次全局性、大规模的民众选举运动。通过选举，边区和根据地建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学习先进的民主政治理念，体现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地走向民主，不断地增加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地遏制专制独裁，是全人类的政治发展趋势，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潮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把民主上升到国家形态的高度，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只有实现切实普遍的民主，人类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因此，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开放的政治心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创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颁布了具有宪政意义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法规条例，初步形成和建立了严格的执法环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制定并实施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人民选举制度。使人民民主成为延安时期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为了不断巩固民主成果，深化民主实践，提高民主质量，当时的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人的民主精神。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还强调，中国人要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博大的政治胸怀和顺应人类文明历史大潮的无产阶级革命勇气。
三、调动各阶级阶层的积极性，形成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合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主张并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团结抗日的强大合力。政治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治体制。为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的渠道，把一切爱我中华的社会力量纳入民主政治的体制之内，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经济上，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根本原则。保证工农群众基本利益，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采取多种渠道沟通与“国统区”的商贸往来。党政军学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并使全体军民基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广泛深入地动员老百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众运动，“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论持久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代百余年来半殖民地灾难深重的历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所创造的理论、制定的路线和实施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革命事业，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各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组织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革命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在党的领导下，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被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曾说，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 “十没有”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 1945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制作的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卡罗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克己奉公的群体风貌和优异的执政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爱戴，党又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获得了合法执政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五、探索跳出周期律的新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向人们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联系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周而复始的历史，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代革命者胜利后腐败堕落乃至最终灭亡的覆辙，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版。见《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220—221页）毛泽东的回答是科学的，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旧中国历史上周期律的发生，根源于统治者代表的是一个必将衰落的阶级，根源于其维护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由此决定了旧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无法摆脱周期律的支配。而共产党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有生命力、最有前途并负有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神圣使命的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只要共产党不丧失它的阶级基础，不丢掉它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代表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的过程中，对此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监督制度创新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一是建立健全监督机构，加强党的纪律检查。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健全了党的监督机构，发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为实施民主监督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颁布党内法规，使民主监督有了制度依据。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文件，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按照党章的规定，参加组织生活，党内“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七大党章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三是鼓励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边区政府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以“发现问题，给以适当解决，并求得经验，使工作能更好地向前推进”。政府明确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四是充分发挥各级参议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参议会是抗日根据地的代议机构，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赋予各级参议会广泛的监督权。参议会开会期间，设立各种审查委员会，全面审查政府的工作；参议会闭会期间，其常设委员会担负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责，对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人员有监督、弹劾权。五是实行政务公开，加强舆论监督。政务公开是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延安时期，边区政府为加强民主监督，普遍推行政务向人民公开制度，并且反复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见。各根据地的报刊，经常刊登模范人物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揭露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件。因此，建立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发展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执政经验和理论财富。
张怀满，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延安市委党校党建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