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圣火灼痛两个民族两种文化
4月30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从3月30日在希腊举行奥运火炬交接仪式以来，这一个月过得很不平静。火炬从伦敦、巴黎、旧金山，传到新德里、堪培拉、长野、首尔，既受到当地居民和海外华侨、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引起一些不满于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手法的人们夹道抗议。为保证火炬的顺利传递，各国警方不得不采取线路保密、临时改道、缩短路程、暂时熄灭火炬、逮捕抗议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海外华侨、留学生与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频频发生冲突。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圣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中西方两种文化。
办奥运会，中国人近百年的企盼。当它终于要在中国首都隆重举办的时候，忽然让我们遭遇如此尴尬。在我们两次饱蘸激情申奥时，曾经以为奥运会是在自家庭院里搭台唱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却没有考虑到，奥运会也像一架天文望远镜，把主办国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们在潜意识中，期待全世界通过北京奥运会惊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让全世界华人扬眉吐气。但我们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各国人民、大众传媒、NGO（非政府组织），包括某些别有怀抱的政治势力也会借助奥运会，对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处事习惯议论纷纷，并且期待我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民主、人权、法治会有明显变化。
中外两种不同趋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奥运圣火的传递，引爆了上述的尴尬局面。奥运会的机遇和挑战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奥运代表中国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诚渴望，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没必要、更不能因为外部的打压和内部的疑虑，而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推动中国这个大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在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新干线和产量是中国长春一汽99倍的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在美国休斯敦，邓小平观看套马比赛，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戴在头上。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欣然接受美国文化的标志物，那一刻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打开国门的象征。
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尽管还存在冷战思维残余的干扰，中国人依然不失时机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制度化。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离开政坛前夕，应邀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散步、荡舟，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敌意和国内疑虑夹击的历史关口，朱镕基不畏骂名出访美国，而后在北京亲自出马与美国人谈判最后七个棘手问题。据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了。
分管外贸的前副总理吴仪，积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处理中外贸易争端有理有节。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人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即反唇相讥：“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赞扬吴仪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吴仪退休前夕称她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吴仪则平淡地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中国没有自外于市场经济。从改革前公有制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到今天，非公经济，包括私有经济与港资、台资、外资，在中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也没有自外于高新技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国家和第一大手机国家，网民2.21亿，手机用户5.39亿。在经济接轨、科技接轨的同时，中国在现代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开宣示以依法治国、民主政治为目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党内民主、反腐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在碎步前进。
从民众到政府，中国如此拥护和爱护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一种在文化上站起来、与世界平等交流的热切期盼和诚挚努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整整30年，中国人民在用实际行动结束黑格尔当年的一声叹息：“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伟大的际遇。借用 80年代一部中国电视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民间引起反弹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世界文明对接的善意和诚恳，经常遭到深怀文化偏见的西方媒体、政府乃至相当一部分国民的误解。这些文化歧见、经济壁垒与政治傲慢、军事打击，很容易让中国年轻人联想起从鸦片战争开始积压在民族心头的百年屈辱。
就说此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西藏问题，它在历史上一度出现过的离心倾向，都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有关。英军侵略过亚东、江孜，藏族军队保卫家园奋起反击。十三世达赖虽然有过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后还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萨，重新归顺中央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在近现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藏族与汉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面对西方霸权，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无畏，藏族领袖的深明大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让那些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却步三思。
在这一个月中，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对新中国成立59年的政治歧视，对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68年的文化轻视，对中国改革启动30年后和平崛起的排斥，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呈现歇斯底里的症状。CNN主持人卡弗蒂称中国人为“暴徒和恶棍”、称中国出口商品为“垃圾”的言论，就是一例。
我对这些天来聚集在一些城市“家乐福”集会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们表示理解，但对他们抵制行为并不赞同。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号召抵制外国商品和商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我们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中国投资环境的滑坡。不过，我也要提请西方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历史悲情的郁结，以及部分西方媒体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中对中国拙劣贬抑所引起的反弹。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值得西方社会认真反思。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拉萨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骚乱的事实真相，对汉藏之间丰富复杂的民族关系，做出了主观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读。在拉萨“3·14”骚乱中，明明是汉人受到少数激进暴力藏人的打砸抢，他们却把藏人说成是大规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抛金撒银支持西藏发展，引进内地人才，资助基础教育，普及现代科技，修建进藏铁路，种种努力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统统被说成处心积虑毁灭西藏固有文化，这不是缺少起码的公平与公正吗？难道西方人希望我们的藏族永远生活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以一个民族的时光停滞为代价，才能满足西方人对雪山圣域的唯美欣赏？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能原谅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因为它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迎接奥运会的热情，也极尽讥讽。在奥运会的组织细节上，我们极尽地主之谊，虽然对国际惯例运用起来还有点生疏、笨拙，经常好心办傻事，但毕竟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的尝试，其中包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但我们的诚意与种种努力，却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遭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围追堵截，这不宽容，更属不智。
我们也要警惕对外的不宽容
在抗议西方文化霸权、抵御可能存在的政治图谋之时，我们也要反躬自问。奥运会与WTO一样，既帮助中国分享人类普世文明的红利，同时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中国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没有免费搭载的国际体系便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学会在多元的环境下和谐相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之墙，需要从中西方两面来拆。我们自身的做事方式，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表达方式，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的不宽容。1972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由于安东尼奥尼回避了“文革”中甚嚣尘上的政治说教，把镜头对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遭到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奉命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给《中国》扣上“反华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后，才在外交部一个文件中承认此事“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中国文化部长访意时，特地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对于率先睁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过令人痛心的误解和排斥。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被满朝士大夫参劾为“汉奸贰臣”，著作《使西纪程》书版被毁，郭托病辞职后，回到家乡，家门口被乡绅糊上诋毁谩骂的大字报。
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坚定而强有力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时，也需要保持和养成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表达自身立场，并慎重对待与己不同的声音。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体保护圣火时，我们可以高声赞美她；当她反对抵制“家乐福”时，更不能反目成仇。我们有充分的正当性，向一部分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和恶意评论提出严正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有色眼镜”“刻板印象”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我们长期地沟通，包括做出解释、提出反批评，并坦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西方信奉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恶意和敌意的报道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表达不满，但不能指望其彻底消失。
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新闻报道对各方意见的反映大体上还是均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设法增加中国立场的感染力。新闻报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资讯封闭和文化隔阂导致的报道失实，会在事态的持续发展、后续报道中得到补充和纠正。一个奥运会在即的国家，不宜因为某些失实和恶意报道，导致民众对外国主流媒体的大规模敌视。因为主流媒体的背后，可能是所在国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意与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对话来解决。
加剧中西方文化隔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间的资讯落差。我们要继续提高中国内部的资讯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民族关系、宗教问题，都要及时报道，坦诚透明，新闻公开，天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国内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体管制达到期待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学会在多元化的声音中进行媒体公关，包括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在拉萨“3·14”骚乱时惟一留在现场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詹姆斯· 迈尔斯发回的报道，恰恰证明了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的真实性——警方在骚乱现场相当克制。这说明外国记者并非都有政治偏见，更不都是敌对分子。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公权力需要适当的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公权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放到阳光下运行。透明和开放是度过危机最好的方式。我很赞同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萨骚乱后对路透社的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因外界的指责而动怒，也不会封锁运动员撰写的有负面评价内容的博客，希望奥运会成为全世界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中国的一个契机。
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成功举办奥运会除经济实力、体育实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会、人民素质等软实力。仅靠经济起飞、体育金牌就顾盼自雄，技压天下，那只是自我陶醉、自损形象。（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