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涉及权力、体制等问题。我选择了官位配置这样一个视角，想解释一下官位配置对国家兴衰的影响。
大家毕业后都要考虑择业问题，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到党政机关去当官，的确有许多好处可得，这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想当官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深入思考一下，大家都想当官，是否说明政府的权力过大，管的过多了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员配置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是非生产部门，如果集中了太多的优秀人才，是否会影响其它部门的人力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呢？还有几种趋势，比如农业社会中大家都喜欢当官，科举制实行的年代尤其如此。还有在科技发达的地区人们当官的愿望就弱，有个笑话，据说在深圳，大人训小孩就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干不了别的事，只能当官。”这些现象内部隐藏着什么内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正是我所要解释的。
首先，对于政府，西方最流行的是一种委托代理理论：政府的权力是大家的，政府只是代理行使。但是在中国，公共权力观念还没有树立，许多人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本来的。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纳税人交给政府多少钱，政府就要给办多少事。而在我国却宣传“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其实相对应的还应该有一句“依法工作是每个政府应尽的义务”，我们却没有这一句。这表现了中西观念的差异。委托代理理论是以契约、合约概念为基础，与成本——收益关系相联系的。由于委托人是社会公众，这就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在历史上，公众与政府的地位始终是倾斜的，政府处于突显地位。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权力是属于大家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就好比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楼道里，楼道卫生要有人来管理，停电之类的要有人来修，于是大家就选出一些人来负责这些事，慢慢的这些人就固定下来成了一个机构。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选出来固定代表大家做事的机构。同时，既然权力是公众的，每个人就都应该有进入的权力。这些问题带来一些政治理念的变化：政治上平等的观念。过去的皇帝是世袭的，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被垄断了。平等条件下，官位相对稀缺，如何配置就成为一个问题。西方学者曾从各个角度探讨过国家兴衰的问题，大都是以经济学来解释的，我想试着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研究在过去还是不多见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李约瑟证明和政治学的出现。李约瑟在专著中提出，中国早在十四世纪就已经具备了英国十七、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呢？此后，中西差距逐步加大，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学者更加重视。中国从明代起就明显落后于西方，但中间还有康乾盛世等年代出现，证明中国并不是停步不前，还是有发展的。但是我们与西方走的是两条路，西方发展地更快。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大家提出过很多设想，比如资本限制说：中国从封建社会时起，人们有了钱，除了买房置地外，大家都愿意用钱去买个一官半职来做，却不会去做经济投资，说明官本位的思想在百姓心中分量很重。还有重农轻商的观念，科技不发达，法制不健全等等也都是中国落后的因素。在这些设想中，有一个很引人注目，那就是许多人目光集中所在的官位配置问题。李约瑟在提出最初的问题时，也尝试着进行过回答。他认为中国的官僚机制与商人的创业精神是相互矛盾的。北大教授也曾经提出过，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与西方的精英政治相比，中国过早地实行了平民政治。尽管这表现了公共职位向社会开放的进步，但管理实际上也是一门科学，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平民政治会把每个人的才华都引向官场，而不去问津经济发展。再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司法制度，始终在用伦理治国。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也从人力资本、激励制度的角度进行过解释。在官场上任职的人，除了当官没有别的追求，就想着怎么当官，而不去想如何办事。法国学者也提出，中国缺乏技术创新机制。中国自古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推行全能注意政治、保姆式的政治，政府无所不包，到处都在企图搞大而全、小而全，导致社会发育不良。最突出的实例就是国有企业，它的运行机制是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对立的，企业盈亏与个人利益无关，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会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会诱导人们去想歪门邪道。从上述事例可见，官位配置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我想讲讲官位配置的机制问题。国家兴衰的可能性分析视角是多方面的，官位视角是刚刚提出来的，还没形成系统的理论，只是一种可能。按照上述学者的分析，官位配置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存在几个理论预设。第一，在任何社会，人才的总数总是一个定量，过多的人集中到一个行业，必然会使其它行业人员相对减少。太多的人才集中在政府部门，必然导致经济、科技人才的缺乏，这对社会发展肯定不是好事。第二，与公众相比，官员肯定是少数。第三，人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各项工作都要由人来完成，只有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才能迅速发展。
第四，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对人的行为选择会起诱导作用。有些选择也许对于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非理性的，对社会发展可能造成严重伤害。一方面，官位配置会对公众择业产生诱导，影响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国家兴衰。另一方面，当竞争机制不畅时，就会产生不正之风。进入渠道不畅，会影响社会公平、政局稳定。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我来举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例。大家知道，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有人说，中国古代应有五大发明，把科举制度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并列，可见对其评价很高。它在历史上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要充分认识其扼杀人才的一方面。首先，从欲求的人来讲。科举制度起了动员公众的作用。古代学在官府，读书本是有钱人才做得起的事，但老百姓也不顾清贫，热衷苦读，就是因为受着当官的诱惑。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有才华却没想过做官的人，象李时珍等，都是屡试不第才转向别的成就途径。象李白这样仙风道骨的人，也都免不了想当官试试。唐太宗看到那么多士人进入考场，曾感慨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也能说明那种吸引力是多么大。第二，从进入者的角度讲。考中者与应试者的比例在各朝代不尽相同。有人考中了也不一定能当上官，象韩愈，考上了进士，三次想进吏部都未成，等了十年才终于当了官。可见科举制度会造成人才浪费。第三，从被淘汰者角度讲。在公共职位稀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名落孙山后就成了废人。因为考纲是统一规定考四书五经，只讲治国、权术，与科技、经济毫无关系，不做官就没有任何用处 。可见考试内容也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由上述分析可知，科举制度的设计虽然是公平竞争很可贵，但弊端也太多。时间关系，我们仅把科举制度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想说明官位制度对国家兴衰影响确实很大。
最后，谈谈我的几点体会。第一，科技极大发展的时代，学科间的渗透很厉害，政治学起步比较晚，应该向经济学、法学多学习。第二，官位配置机制对社会影响巨大，应该加强研究，合理引导人才流向。第三，关于大家的职业选择，好多人愿意考公务员，现在公务员的考试内容也欠合理，有待进一步改善。
今天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了我对国家兴衰与官位配置之间关系问题的一点研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主讲人简介：
王振海，1961年5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科社系（现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同年到山东社会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92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6年又破格晋升研究员。现任山东社科院学术委员，科社所（政治学所）所长，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青年行政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政府调研室特邀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等职。自1997年起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攻读博士。
他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注重把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研究相结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术季刊》、《理论参考》以及《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等国家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10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个人专著2部，主编或副主编专著近20部，并参与了一些大型工具书、论文集的编写工作，个人创作总字数150余万字。
王振海作品社会反响较大，有3篇被《新华文摘》转载，3篇作论点摘编，10余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作品先后20余次在省内外获奖，其中参与写作的3篇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1篇作品获“95’中国行政科学”二等奖，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8项。
王振海主持或参加多项院级以上课题，主持一项国家“八·五”青年社科基金课题，参加二项国家“八·五”社科基金课题，参与主持一项山东省“九·五”社科规划课题，参加二项山东省“八·五”社科规划课题，参加二项山东省软科学课题，均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王振海研究专业是政治学，主攻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十多年来，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科学揭示民众、权力、国家、社会、政治等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众政治素质与参与能力、基层民主自治、人的政治性、政治特征与表象、国家政权体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理论。代表作为《新视角下的政治》、《民众·权力·国家》、《民主与中国人》等专著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选择》、《论政治活动的主体与场所》等论文。作品具有一定创见性，引起国内政治学界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