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是个多事之月，除了举世瞩目的“两会”外，还有两件大事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注意，一是西藏的骚乱，一是台湾的大选。报刊网络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件大事作出评述，其中不乏睿见卓识，但切中肯綮者却不多。
《参考消息》4月1日第9版刊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8日的报道，其中引述马英九的话：“中国大陆对台湾是威胁也是机会，应该将威胁降到最小，把机会提到最大。”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点到了两岸关系的要穴。
还不止是两岸关系。威胁和机会，往往同时并存于国家生活的各种政治关系里。如何应对威胁与机会，成为考验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能力，测试他们能不能带领民族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应当善于消弭威胁，创造机会，甚至把威胁转变为机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重视威胁过于机会，或错把机会当成威胁，以致造成政策失误、社会停滞倒退的事实，可谓不胜枚举。大焉者如：（1） 土改后部分农民勤劳致富，从贫农、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新富农，他们体现着农村的先进生产力。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是发展小农经济的大好机会。但在毛泽东 的眼里，他们却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威胁。为了掐断这个发展趋向，毛泽东发动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 社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农民农奴化，农村社会大倒退。（2）1957年，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对各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这本来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改进工作的良好契机，毛泽东却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由此带来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人们相互戒备，不讲真话，真情泯灭，虚伪成风。（3）1959年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机会。毛泽东则危言耸听地指斥为“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继续推进大跃进，造成三四千万人饥饿而死的惨剧。（4） 七十年代末西单墙的民主论坛和理论务虚会，揭露了毛泽东的许多错误，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独裁专制体制，把思想解放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总结历 史教训、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好局面，邓小平、胡乔木等人却认为形势发展比当年右派进攻还要严重，于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断了在思想领域刚刚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5） 胡耀邦的逝世，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高潮。运动的两大中心诉求——反贪污和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执政当局面临的两大困境。民主运动的飙起，成为执政党摆 脱困境、清除贪腐现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助力。面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大好机会，邓小平竟然把它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甚至出动坦克机 枪，血洗长街。结果大大助长了贪腐之风，至今反不胜反；政治体制改革也束之高阁，迄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6）镇压FL功， 显示出领导人把机会当成威胁的错误决策的严重后果。就社会功能来说，宗教群体和社会团体都可以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它们既可为 群众谋求福利，维护人权，也可为国家分担困扰，排忧解难。一些人到中南海请愿，是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只要对他们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就不难在法 律范围内消除矛盾，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积极因素。本来事情已经顺利处理了，不料江泽民批评这样处理的领导人“政治上幼稚”，把这个混杂了许多不同情况的群体 列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邪教，大肆镇压，结果使他们完全转化为与国家为敌的政治力量，并且日益壮大，构成为国家的真正的威胁。
产 生这些失误的根源，在于当政者坚持阶级斗争思维、专政思维，一有风吹草动，便以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把本来是拥护自己的力量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就看不到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甚至把机会看做是威胁。因此，应对之道就不是宽容和解、团结教育，而是对抗抑制，暴力镇压，结果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 雀的恶劣作用。
三 月里发生的西藏骚乱和台湾大选，应该说是执政当局的又一个反省总结的好机会。达赖和他的“流亡政府”的存在，既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同时也是和平解决西藏 问题的机会所在。首先，达赖多年来声明，他不主张西藏独立，只要求高度自治，这就为和平谈判提供了机会。所谓高度自治，达赖的意思是国防、外交权在中央， 其他由西藏地方政府自治，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当然还可以讨论。至于他想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民居地都划归西藏，形成“大西藏”，显然是不妥当 的，但也不是没有讨论余地，如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同这些省区的藏族自治州县，建立某些特殊联系。其次，达赖的“流亡政府”不是铁板一块，藏独势力虽然很强， 但只要达赖在世，他的和平主张仍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一旦达赖过世，藏独势力将横行无阻，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再 次，达赖在西藏人民中威信很高，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威胁，实际上也是促进西藏现代化的机会。达赖四十多年来受西方文明熏染，有强烈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 意识，他如担任西藏自治区的政府首脑，有可能把西藏带上现代文明的道路。这比我们花大量金钱去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会更节约、更有效。
同台湾的关系也是威胁与机会并存。过去我们对台湾长期采取敌对态度，失去了同台湾改善关系、团结台湾人民的机会。如1991年 台湾发布《国家统一纲领》，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 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这个纲领完全可以成为两岸和平谈判 的基础。即使无法实现统一，但建立起政府间对等谈判的机制，加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是可以做到的。这样，既有利于两岸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争取台湾的民心。 可惜，执政党却认为台湾方面包藏祸心，置之不理。虽然后来建立了海基会和海协会之间的联系，但仍把机会视为威胁，武吓文攻，到处打压。结果加强了台湾人民 对大陆的离心率，助长了台独的发展。现在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又出现了改善的良好机会，当局应该表现宽容和解的精神，除在三通、旅游等久而未决的问题上采 取积极态度外，还应帮助台湾实现经济复兴，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今年5月将在瑞士举行世界卫生大会，是如何对待台湾的威胁与机会的一块试金石，希望当局能把它看作是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台湾人民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慎重处理。
正 确对待威胁与机会的关系，也是处理国家和公民关系的重要课题。我在前面提到的六个例子，都是把机会当成威胁，因而采取错误政策，给社会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 难。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前执政者面对的许多困局，实际上都是因循过去的错误思维方式，把机会视为威胁的结果。例如：（1） 维权运动揭露了政治肌体的病灶和毒瘤所在，为当局指明了反贪污反腐败的机会，如能因势利导，不但可以清除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改善自己的 形象。可是，很多党政机关却认为维权运动是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暴力镇压的措施，截访、殴打、拘留、判刑，这样倒行逆施，已经造成民怨沸腾。如不迅速转变， 势将病入膏肓，无法救治。（2） 长期以来，新闻出版自由一直是被严格控制的禁区，虽然各界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多年来强烈呼求，当局却我行我素，主要也是因为执政者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威 胁，没有看到它在促进社会文明、监督权力运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不敢放松对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的严密控制。近几年网络迅速发展，为文化的交流和新闻出 版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创造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途径新机会。网络上的文章，凝聚了亿万民众的智慧，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当然要剔除其中不健 康的因素）。可是，文化专制主义者却如临大敌，组织了数以万计的电脑技术人员，绞尽脑汁地过滤删截；对于出现在网上的不同见解，动辄以“颠覆国家政权”之 类的罪名，加在作者的头上，迫害判刑。这种以友为敌的蠢事，早就应该结束了。（3） 我在前面说过，宗教群体和社会团体可以成为政府联系群众的中介和桥梁。执政当局不仅应当践行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承诺，而且应当把它们作为构建和谐社 会的积极力量，发挥它们在联系群众、促进自治、调节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作用。可是，现在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和把基督教天主教划定“三自”范 围，却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自由；对于没有登记的社团活动或“三自”以外的家庭礼拜，便加以“非法活动”的罪名，或禁止，或解散，甚至拘押审讯。用对付政治威 胁的办法，来处理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机会，这是多么荒唐！（4） 目前社会上问题成堆，但只要正确处理，就能获得很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平反冤假错案，对过去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道歉赔偿，欢迎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归 来，大赦政治犯、思想犯，等等，都是执政党改善自身形象、卸下因袭负担、取得民众拥护、实现社会和解、提高执政合法性的极好机会。许多有识之士再三呼吁， 执政者却充耳不闻，拒绝采取措施。如此冥顽不灵，实在令人痛心。
要 改变这种局面，使执政者在面对的威胁和机会之间作出明智的判断，采取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前途的抉择，最需要的是转变观念。近几个月来，思想解放的呼声遍 天下，却很少有人指出思想解放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掌握党权政柄的各级领导人要从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的枷锁里解放出来，不要动不动就以为别人 在反对自己，是对自己的威胁；相反，应当以宽容和解的善意来对待面临的问题，从中发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机会。时至今日，大家对毛泽东五十年前视机会为威 胁，把55万 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错误，都已经有所认识，为什么今天还要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有不同政见的有识之士呢？即使把思想解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如果不转变 思维方式，依然从阶级斗争观念和专政思维出发，把新闻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视为威胁，不遗余力地打压刑拘忧国忧民的敢言之士，迫害维权律师和非 “三自”的信教群众，那还侈谈什么思想解放！大家近来还大谈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要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事物，把机会当作威胁，避利趋 害，恰恰是最不科学的态度。至于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来对待可能出现的威胁，化威胁为机会，化斗争为合作，化镇压为团结。到处是敌人、到 处是威胁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希望我们的当政者能够三思马英九的话：“将威胁降到最小，把机会提到最大。”
2008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