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速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以至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它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目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峰值已过。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来说，经济增长速率一旦被加快起来，其增长势头，总秉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和冲势。近些年，我时常会做这么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GDP高达近25万亿元的庞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非常像一列奔驰在高速铁路上的列车，其市场扩展的动力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很大冲势。由于这一巨大的经济体所秉有前冲惯性太大，就算宏观决策者想要刹车，让它减速，也须几年方能见效。这一两年，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收效并不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十分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中国经济“这列呼啸奔驰前行的高速列车”的前冲惯性太大有关。然而，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人士和经济学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看作为一匹马，以为只要政府扬一扬鞭子，它就会快跑；勒一勒缰绳，它就能缓步慢性。很显然，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的话，至少也忽略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速所秉有一种很大的增长惯性这一点。反过来说，一旦这列巨大列车的增速减了下来，要想通过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让再它快跑起来，也不可能是能一件立马见效的事。
近些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预计它还至少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故这几年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低发展阶段”（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上，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有鉴于此，近些年我一直不认为有什么所谓的“经济过热”现象，并一再指出，没有必要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两位数高速增长担心和忧虑。事实上，在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城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没有减缓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等等）不断积累的当下社会格局中，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格局中是容不得低速经济增长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社会问题被暂时掩盖了起来。一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暂时掩盖和缓和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会纷至沓来，或者说较明显地暴露出来。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应在人均GDP还未达到达到3、4千美元之前就减缓下来下来。如若是这样的话，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且处于一个特殊转型期经济大国来说，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这将是悲剧性的。
政府将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在8%，这是个什么概念？对于目前我们国家这样农村人口仍占一半以上且人均GDP才刚超过2000美元的一个相对低发展阶段上的大国经济体而言，若GDP增幅低于6~7%，应该说就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零增长，或者至少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不景气”。这就好比是跳高，你才跳到1.3或1.4米，就跳不动了，那怎么行？人家早已跳过2米多了，你怎么能给人家比跳高提高的速率？因此，我现在真得很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率提前放缓。因为，在目前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法治国还远未形成，民主政制还没未完善的建构起来，以致在中国市场机制初成时期一些支撑和维系经济与社会运作的一些“抽象规则系统”还不健全的社会格局下，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减缓下来，在市场化初成时期所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就会加速恶化。
目前我所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倒是，与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所密切关联着的财税体制和近些年政府财政税收政策。去年，我们的GDP增长了10.6%，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从3.9万亿增加到5.13万亿，一下子增加了1万多亿，增幅达31.4%，近3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这是个什么概念？这5.13万亿财政收入还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第一财政”的政府财政收入。如果把各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第二财政”以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一块算进来，肯定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最近，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估计，2007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９万亿元，要占GDP总量的36％以上。另外，在2007年，财政部还发行了2万多亿的国债，加在一起来算，在2008年的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这些数字实际上说明，在近些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在急剧增强，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操控社会的能力还强大很多。譬如，在文革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大多数年份大都在33％以下。
政府控制了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就得花。如何花？这方面的问题更大。在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宪政民主政制还未建立起来从而政府如何花钱还未能有效地为纳税人所直接选出来的代表切实审议并最终投票批准之前，政府的宏观决策者可以依靠自己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用这天文数字的钱去修高架、建机场、造码头、修建高速铁路，搞一些超大型项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政府财政体制下，近几年来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支出，并全部减免了农业税，但是，相对于31.4%的财政收入年增速和政府财政支出中花在其它方面的钱来说，政府花在上述这些方面花的钱，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比例甚至还在减少。在目前中国经济的目前发展阶段上，各级政府手中有大量的钱，在一些公共事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资，非常必要，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公共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机。尽管如此，一些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钱没地方花。这就出现了人们所常说的一些部委从每年8月份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地方花钱的现象和问题。这种财政体制和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预算制度安排中，政府的公务开支占政府整个财政预算支出在27%以上，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比例才占百分之十几。现在，我们国家的富裕程度比不上一些发达国家，但我们的政府却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更有钱，政府的公务开支占整个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也比发达国家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还不能说这是当前中国内部存在诸多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但至少可以认为我们目前有一个大手大脚花纳税人的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全社会的财富和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部分，政府本身有又直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和参与者，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社会问题，恰恰与这种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社会安排密切关联着。
在这么一个社会格局和态势中，政府还要继续增加税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要值得人们进行深层反思了。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这无异是在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在目前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另外，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如有充裕资金来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和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政府手里的钱太多，不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就是大手大脚地浪费掉，这从任何层面来说均不是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在目前，我更加担心的是，在政府税收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的三重压力下，一些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从事出口生产、加工和贸易的中小企业——将承受不了。譬如，根据香港一家媒体的最近报道，今年春节前，珠三角地区已有大批台资及中小型的港资厂结业，还有上万家港资厂商正在撤离。据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去年以来内地出口退税下降，劳工及环保成本上涨等因素，令众多厂家无力经营。另据报道，近一年来，单是鞋厂，在广东已有近1,000家关门。另外，据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据，2008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为16.5%，远远低于2007年同期的43.6%，总利润还下降5.6%。这些信息均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峰值已过的这一基本面经济事实的是，政府税收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货币政策不断收紧这三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中国企业发展正在开始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这一动态格局尤为值得深思和注意。
因此，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社会格局和宏观经济动态演变的态势中，在目前一个令人值得担忧的问题是：在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不断从紧的货币政策挤压下，政府还要提高税收，那么我们国家的一些微利的中小企业究竟还有多少发展和生存空间？如果这些推动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生力军”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或撤离和话，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根据上述事实，我个人认为，总体而言，2008年3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的增长，并不是件什么好的事情，且其中的负面影响并不小，并且这些负面影响还在不断地暴露出来。这种政府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增长势头和质量，而且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政府公官员腐败和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的手中加速积聚，等等。因而，这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且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些资源消耗型的，这也势必会导致一种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实际上在部分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会传导消费品物价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率若再有所下降，政府然后再采取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宏观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只会导致我们目前的这种外延的、粗放的、高资源和能源消耗和有损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自我维系，并不断自我强化。
面对当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这样一个格局，我认为最需要做的和最当做的一些改革措施，就是要是通过宪法和一些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让从纳税人那里征收到的钱，怎么收、收多少和如何花，这些都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具体讨论决定，而不仅仅是再总体上每年通过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完事了。说到底，纳税人手中要真正拥有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和渠道，即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安排中有制约一些政府部门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行政机制，这就是历史上西方人所常说的“no representation, no taxation”（无代表不纳税）。从人类社会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演变史来看，这一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在要求纳税人缴税的时候，纳税人就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制约政府如何收税，收税多少，并从而约束政府如何去花钱。中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应该内含着这样的职能和功能，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2008年3月28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曾摘要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4期，总229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完整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