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张炜的长篇新作《刺猬歌》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总体上因为其创作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立场，导致它存在这样几个问题：自我复制，写作的不及物，甚至下意识中的蒙昧主义倾向。最后指出，张炜的创作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告别写作中存在的思维的懒惰状态。
[关键词]《刺猬歌》 道德理想主义 贫困 颓败
道德理想主义的贫困之一：写作的自我复制
在中国文坛，张炜一向以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驰名。的确，在没有信仰的时代，人们往往仅凭欲望本能的引导面对世界，面对生存诉求。因而在今天，张炜对道德理想的高扬，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他从《古船》，《九月寓言》到《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而长篇新作《刺猬歌》，又把他既有风格，进一步发挥，使之更加精致化。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比之以前的创作，张炜这部小说更具有故事性。整部小说将历史与现实，生活与传奇，真实与奇幻，各种形态的故事情节糅合在一起，情节丰富。其次，是这部小说的传奇性，浪漫色彩。廖麦与美蒂的爱情被演绎得浪漫而悲壮，在此背景上，小说又讲述了丛林里的精灵鬼怪的故事，这些精灵鬼怪与人类的交往、纠葛，还有关于大海的种种故事与传说等等，这些使小说充满传奇性。
但从本质上说，《刺猬歌》不过是张炜对既有创作风格的进一步发挥，使之更加铺张。正因为如此，他创作中固有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另一层面的意义。 其意义就在于，他显示了张炜文学创作的某种困境，某种停滞状态，显示了其固有创作风格的难以为继。因为从根本上说，《刺猬歌》的故事虽然从量上讲更加丰富，讲述的方式更加铺张，但我们很难看到更新的东西：故事讲述的模式依然是家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物仍然是明显的善恶对立，背景仍旧是村镇生活的变迁，然后加上一些传奇魔幻做情节背景。当然，这种传奇魔幻在此前的创作中都是修辞性的，仅仅是故事的外在装饰，而在《刺猬歌》中，则成了整部小说的主题之一，但这并没有带来根本的改观。《刺猬歌》表明，张炜的创作已经日益模式化、僵化，而模式化、僵化的另一面，是重复，是创造的乏力。
某种意义上，《刺猬歌》不过是张炜稍显精致和张扬的自我复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其小说创作中始终不变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立场。
道德理想主义的贫困之二：写作的不及物
鲜明的道德忧患与焦虑，贯穿了张炜至今的整个创作，形成了张炜创作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色。但所谓道德，是用来规范人际关系的人类超我的一部分，它表明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通过道德的规范，人际关系不仅有序而且人的行为可以预期，这样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才能正常维持和延续。美好的人类生活必然是有序的，符合道德的，所以伟大的作家都有强烈的道德感，表现出对人类道德的深切关注和焦虑。问题是，道德只是规范人类关系的手段，它绝不是认识生活、分析生活的手段。尤其当把道德教条化、绝对化，即以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对待一切、评判一切的时候，必然会给创作带来很多问题，道德理想主义必然会显示出它不可避免的贫困，暴露它在把握现实、揭示人类生存可能性上的无力。这种贫困与无力在《刺猬歌》中获得了全面的表现。
就故事所涉及的时空背景来说，《刺猬歌》显然在时间跨度上比此前的小说大得多，它的故事从解放前的棘窝镇霍家统治时代，到今天的唐家对鸡窝镇（唐童把原来的棘窝镇改成了鸡窝镇）的称王称霸时期，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在空间上，虽然小说主要的故事场景放在了棘窝镇，但借助于廖麦的出逃，小说又跟踪他的步伐涉及到了棘窝镇以外的广大地域，甚至到了遥远的南方；同时又通过对霍家后人的追踪，将故事的空间地理场景延伸到海上、海岛。问题是，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依然感到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贫乏，现实生活含量与人生信息稀少，这与《刺猬歌》这种时空背景极不相称。
之所以给我们这种感觉，在于这部小说时空背景的特有处理方式。小说的故事涉及了很多对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但作者对这些历史事件都采用了一种尽可能虚化的处理方式，只在具体情节无法绕过时候，稍事点染。这样就使情节成了没有历史深度的情节，使它的作用变成了纯粹功能性的，换句话说，是为了故事而故事。同样，对空间场景的处理也是如此。廖麦出逃流浪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理空间，其功能仅仅是给廖麦的活动提供一个背景而已，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内涵。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文学中的地理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空间，而是富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场所，它可以提供各种文化信息，揭示人类关系的某些方面，比如权力关系等。但《刺猬歌》对棘窝镇以外的地理空间的虚化，使与这些空间融为一体的意义被悬置，情节成了没有内涵、为情节而情节的情节。这实质上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小说的意义空间，放逐了小说的多层次内涵。整体上看，《刺猬歌》具有较完整的情节，但某些片断却常常给人碎片化的感觉，其主要原因即在此。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这种时空处理方式毫无新意。这是民间故事与传说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时空处理方式，但民间故事与传说都情节简单，情节指向即内涵单一，把这种写作方式硬要移植到试图表现丰富的人类生活，把握人类复杂微妙的当代生活的现代小说中，未免不合时宜，毋宁说是小说艺术的倒退。
我不知道张炜这么处理有没有更多、更深层次的考虑，我的阅读感觉是，张炜这样做，是把重心放在小说情节上，最大限度地突出小说的情节。实际上，整部《刺猬歌》就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但作者显然又不是要把《刺猬歌》写成一部仅仅靠故事取胜的通俗小说，况且若从通俗小说的角度看，又未免太枝蔓、铺张了。主要的问题在于，尽管小说为了突出情节而将时空背景虚化，牺牲了小说的历史含量和现实生活信息，但这些情节的意义指向却过于单一，那就是善与恶的截然对立，恶势力对天人合一的人类自然生存状态无可救药的戕害，以及由此激发起的道德义愤。所有的情节，其意义指向都是冲着这道德义愤。这样小说内涵过于单纯，而且浮在生活表面，缺乏对丰富现实生活的深刻表达，和对严峻生存现实的深入开掘。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失败之处。
与此相关的是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意义指向的过于明确，使《刺猬歌》里的人物形象都成了类型化的，人物身上都贴上了明显的道德标签。其实所谓类型也不过就两种：善与恶。善的阵营是以廖麦为代表，他饱受恶势力的欺压，但始终坚持人类的道德理想。他没有膨胀的欲望，他最终的理想不过是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然后写作一部“丛林秘史”。廖麦实际上是善、是天人合一的古典人类生存观念的符号化身。恶的阵营则以唐童为代表。与廖麦根本对立的唐童既是现代性的符号化表达，又是道德上恶的代表。他粗俗、野蛮，咄咄逼人，从他的父亲一代起，他们唐家就控制整个棘窝镇，在镇上欺压良善无恶不作。到了唐童这一代，唐家势力更加强大，不仅控制了棘窝镇的一切，而且他们办的各种实业更是从根本上威胁了人们原先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更是被彻底破坏。很明显，小说人物都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念，是作者道德理念的符号化表达。小说人物总体上是模式化的，内涵过于单一，缺少更丰富的人性内涵，也看不到复杂的现代生活对人的心灵多层次影响与塑造。
当然，公平地说，作者也在努力避免人物性格的单一。所以，他虽然对廖麦给予了颇多的同情（我们甚至可以从廖麦身上读出作者的某种自我认同），但却把他设计成一个失败者，在唐童的步步进逼面前一筹莫展，不断后退。他的自我坚守，不过是退却的另一种形式；他的田园牧歌式古典理想，成了他在现实面前无力、无用、退让的借口，是他对自己生存和精神困境的阿Q式表达。这样，作者无意中让廖麦展示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无力与脆弱。但这无助于改变整部小说人物设置的总体格局。作者太急于宣泄自己的道德激情了，根本无暇思考那些更深层次的人性内容，和更丰富的人类心灵状态，匆匆掠过一切不符合他道德理念的生活内容，急忙堆积起那些能直接表达他道德理念的材料，好多快好省地直奔主题。有时，作者干脆越过情节和人物，直接抒起情来。这就使小说过于感性，缺少理性的过滤与控制，因而，尽管整部小说道德激情到处泛滥，却毫无力量。泛滥的道德激情背后，是理性的匮乏，是小说表达的无力。
与许多批评家的看法相反，我的看法则是，《刺猬歌》是不及物的。整部小说除了泛滥无度的道德激情，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道德理想主义的贫困之三：写作的走火入魔
作为知识分子的廖麦所坚持的晴耕雨读的生活理想，实际上是属于农耕文明的一种生存方式；他念念不忘为正逐渐毁灭的丛林写史，实际上是追怀他心目中那注定要消失不见的田园牧歌，是为他心目中那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人类存在方式唱挽歌。因而，《刺猬歌》现代性批评的立足点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比如小说对“紫烟大垒”的态度。所谓“紫烟大垒”是唐童与外国人合建的工厂，在《刺猬歌》里，它象征的是棘窝镇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生存状态的终结。有意思的是，张炜在表现那些外来的（不光是指外国的，也是指所有棘窝镇以外的） 事物——工商业文化、科学技术、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采取的叙述视角，都是本地人的视角，是以本地为本位的。这再充分不过的暴露了农耕文明立场的偏狭，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目排外情绪。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刺猬歌》的整个情节设计上，棘窝镇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化外之地。最明显的证明就是，我们看不到任何能够制约唐童的恶的外在力量，在整个棘窝镇他就像一个具有无限权利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不可否认，小说也写到了“他者”的存在，诸如流浪的痴士，闯入的响马，前来洽谈投资的外国人等，但这些在小说中，主要是作为破坏棘窝镇天人合一生存方式的异己力量才获得表现的。指出这一点的目的主要不是说《刺猬歌》存在的写作漏洞，而是提醒人们注意这篇小说在下意识中流露的一种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
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访谈中，张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实全书居于核心的，是非常复杂的、隐蔽不察的什么，可能作者也没有清晰地认识。西方的规则、强势的压迫，至少已经进行了150年。走到今天，算是跌到了一个可怕的边缘。国在山河破，笑贫不笑娼。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危境，其责任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在于他们伴随物质掠夺的文化扩张。东西方相互学习的文化平衡，已经全部打破。”这段思维混乱、充满冷战逻辑的言论，正好与我们刚做的分析形成有趣的对照。自然，现代性对自然的滥用，对生态的破坏，的确应该深刻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只能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尤其是现代人的意识反思，而不应倒过头来把历史拉回到农耕时代。
最危险的还不是这种极端保守的倾向，而是作为他道德理想主义之必然结果的反智主义的历史态度与社会观念，甚至下意识中的蒙昧主义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小说在描写作为异己存在的外来事物时采取的特有视角，这种视角的极端偏狭前文已经作了分析，这儿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种视角的采用，无形中也是对蒙昧主义的认同。因为将自身所处的文化价值观念绝对化，拒绝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盲目排外，其本身就是蒙昧主义的一种表现。另外，我们从小说对科学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到一种蒙昧主义的倾向。这从《刺猬歌》对专业知识分子的描述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在小说里，这些人人格萎缩，为了一点的私利，把人格与尊严都抛弃，他们是唐童作恶的走狗和帮凶。其代表人物一个是女工程师，一个是兽医黄毛。女工程师认识了唐童后，很快就把原先的傲慢与矜持抛开，迅速把灵魂与肉体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而黄毛则以一种对待禽兽的态度对待人，公然号召把礼仪廉耻彻底抛弃。这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情节设计，可看出作者对科学的不满甚至仇视态度。
反对科学，走向蒙昧主义，至此完全可以说，张炜已经彻底走火入魔。
道德理想主义的后果：不可避免的颓败
不能否认张炜在写作上的严肃与真诚，但他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态度妨碍了他写作使命的完成。尼采曾说，道德妨碍生活，我们不妨把这句话改一下：过于强烈的道德立场妨碍写作。当把原本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人类道德推向极端，把它变成某种绝对理念的时候，必然会带来思维的偏执与狭隘，以充满偏执与狭隘的心灵写作，不管作多么真诚，多么严肃，都会给写作带来致命的伤害。甚至越是真诚越是严肃，带来的伤害就越大，写作的颓败也越是无法避免。
实际上，张炜对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是有反省的。在一次访谈中，张炜曾说，他的这部作品是反理想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廖麦这个人物身上。廖麦始终坚守道德理想，不放弃节操，这是张炜赋予他的理想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他毫无作为，一事无成，始终都在旁观，既无力又无用，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在唐童面前，他根本不堪一击，只是靠了妻子的努力才得以回到棘窝镇安居，但代价是惨重的：他的妻子做了唐童的情妇。同时，他默认女儿在唐童的公司里做高级职员，并做了唐童的干女儿——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语境中，干女儿的符号意义是人人都知道的。张炜对廖麦的这种灵魂透视是这部小说最为精彩的地方。在这部小说中的大多数地方，张炜原本极有灵性的文笔往往被他绝对化的道德教条所束缚，但对廖麦的这种灵魂拷问，使他的创作才华获得了一次释放。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
而且，作者几乎同时又否定了这种拷问。对廖麦的无力无用无所作为加以表现的同时，张炜似乎有些不忍，急急忙忙再给他某些补偿。他让廖麦有健美的身躯，凭这身躯所到之处频频俘获当地最美貌少女的芳心。不仅棘窝镇最美的女人美蒂为他痴迷，就连大城市长大的美女修都对这个土包子同学一往情深，甚至要为他生下一个孩子。这样，廖麦在一处失败的地方，作者又让他在另一处获得补偿。不过，这样却使这个人物显得更为吊诡：一番方面是他的肉身的强悍和性的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却是他精神的彻底颓败。另外，小说给廖麦安排了两个大学同学修和戚金，他们是同样的精神坚守者。这显然是作者下意识中对廖麦的又一补偿，使他在精神上获得认同感和归宿感，他不忍看到廖麦走上呼告无门的精神绝境。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小说情节上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廖麦和唐童这两个生活上的仇敌和精神理念上的对手，竟没有出现过一次正面交锋。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固然可以说这种情节设计显示了作者的悲悯和同情，并对这种悲悯和同情表示敬意。但又必须看到，这同情和悲悯还有一个隐含的指向，那就是作者本人，这悲悯和同情又是对作者本人——确切地说是对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一种精神抚慰。显然，作者对廖麦有一种隐含的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不能与人物拉离开足够的叙事距离，对人物作一番彻底的精神分析，而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走不出道德理理想主义的阴影。走不出道德理想主义的阴影，写作的颓败就不可避免。的确，从整体上看，尽管《刺猬歌》通过廖麦表现出了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但这部小说整体的文化视点，依然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张炜的创作依然是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因此小说整体上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突破的可能：告别写作的懒惰
萨特曾说：“真正的小说应该像爱因斯坦的世界一样，没有给高于一切的观察家留有位置”，[①]小说家“无权作出绝对的审判”，[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③]换句话说，小说应该以呈现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复杂性为职责，它与任何话语的霸权格格不入，他拒绝任何对世界的独断性的裁判，拒绝对世界作简单化的非此即彼定性。这也正是小说创造性的根源所在——人类生存现实的无限复杂性、人类生存可能的不可穷尽性，使小说必须不断地丰富、发展表达的艺术，从而为小说的创造性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道德理想主义总是把世界按善恶的两端分成判然有序、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以一种独断的声音评判一切，裁决一切，它肆意删削小说世界里的各种可能性，各种差异，各种不协调。这恰恰违背了小说的精神，这正是道德理想主义贫困的原因所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实质上是偷懒的写作。这里说的懒惰，指的是精神的懒惰，是思维的偷懒。因为既然世界始终都是一成不变的善恶分明、一望而知的是非对立，那么写作就成了模式化、甚至机械化的工作，作家就成了匠人。匠人是无需动脑的，他的工作只是往既有的固定模子里机械式地填充材料。这样，写作的模式化、自我复制、不及物状态，下意识中的偏执也就不可避免。在《刺猬歌》中，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要真正实现写作的突破，必须告别这种精神和思维的偷懒，只有这样才能突破道德理想主义的束缚。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太难，需要的只是这几样东西：现代的意识，开放的视野，世界的眼光。中国当下依然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状态之下，在此状态下， 中国人的生存信息前所未有的密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有那么丰富的题材等待作家将它们艺术地加以表达，因而也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为小说艺术的繁荣提供这么大的可能。但首要的是，作家必须摆脱仅仅凭激情、才情写作的懒惰状态，要沉淀更丰厚、更深沉的思想，这样的写作，才能不辜负这大时代的馈赠。
这不仅对张炜，对所有的当代作家都很重要。
注释：
[①] 转引自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8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同上，第87页。
[③]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