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药师》是张炜在《你在高原》之后，推出的一部回望家乡胶东半岛近代历史风云的长篇之作。在古代，胶东半岛是中国养生学的发生地，也是养生文化传播与继承之地。在近代，胶东半岛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北方最早的登陆地，这里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对峙、交融的最前沿；胶东半岛还是同盟会北方支部的所在地，在这里革命党人与清政府展开激烈的交锋、发生过大规模的会战。小说以铭刻胶东半岛文化印记的“独药师”作为切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激变的原点，把养生与革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历史矛盾与冲突衍化在胶东半岛大实业家季践的独子、“独药师”第六代传人季左非的个人化心路历程中，在对历史的再叙述中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呈现了令人颤栗的心灵力度。这是一部具有丰厚主题意蕴之巨作，也是一部充满矛盾冲突之力作。小说涉及“历史秘辛”、“长生奥义”以及个人爱欲等当下流行话语，饱有能够激发人们猎奇欲望的元素。在消费主义时代，它们无疑都是最好的消费品，可以挖掘、编织出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是张炜却没有沿此路径滑行，而是深入这些话题的内部，以“诗人般的浪漫气质和思想者的执着叩问，去追寻当代的思想难题、企图穿越当代文化困境。”①这是一部历史文化思辨之作，一部自我精神反省之作。尽管小说命名为“独药师”，但是，张炜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所经历或面临的政治思想难题与历史文化困境开出一味“独药”，小说只是在呈现与思考这些悖论与冲突，悲悯与感叹深陷困境中的人们的多舛命运与心灵搏斗。
一、养生政治学
养生是中国道家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传说存留着大量的探寻养生义理的著作和描绘养生传奇的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养生的基本观点就初步形成，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达了顺应自然的养生思想。《庄子》中的“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传达了清静无为、以静养生的养生思想。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长生不老的强烈渴求，中国历史出现了研究养生术的第一个热潮，以《淮南子》为代表提出了虚无恬淡的养生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带来的生命脆弱感，再加上玄学思想盛行，中国社会对养生术的推崇到达了历史高峰。文学家嵇康的《养生论》、养生大家葛洪的《抱朴子》、医学家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养生经》等养生经典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到了隋唐、宋元时期，养生由秦汉的修炼成仙开始向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实用方向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养生大家，而且养生在文人中间也非常流行，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都对养生有深入的研究，写过有关养生的诗文。明清时期，养生术继续向前发展推进，仍然深受到堂庙和民间的推崇和重视。传统养生术主要遵从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观点，让人效法、尊重自然规律，调养身心，以期达到祛病延年、健康长寿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养生术的高峰期往往出现在乱世之中，养生是人们在乱世之中逃避戕害、保全生命的策略。因而，中国的养生学、养生术是一门修心养性、安身立命的学问，关涉到中国人道德理念、生命哲学、处世艺术等大命题。进入近现代，在现代科学的引导与规范之下，带有神秘玄幻色彩与消极避世思想的养生学与道家、道家文化一起遭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否定和抨击。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在意气风发的现代知识分子笔下，道家文化被视作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制造社会病态丑相的根源。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养生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被批判、被扫除。在当代文学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几乎见不到养生文化的踪影。
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都在排斥养生文化和养生术，但是，养生文化在民间并没有彻底湮灭，还在暗中延续、流传、生长着。养生文化发源地胶东半岛，历朝历代都不乏养生修道之人，存在着大量的神仙问道修行的遗迹，神仙传说、不老神话也一直在民间散播。在胶东半岛，养生是一种历史遗存，也是一种现实存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生再次浮出地表，在消费主义、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养生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养生热，各种荒诞无稽、陈腐守旧的理念和行为打着“养生文化”的旗子到处招摇。张炜的小说直接以养生文化中的独特代表人物“独药师”作为小说的命名，详细地书写“独药师”的养生之道和养生体验。这样自觉的文学行为，一方面把作家家乡有关养生的历史与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敞开了民间养生修仙群体隐秘幽深的世界，开掘民间养生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意义，让人们正视这种历史存在、认识其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当下日益喧嚣的养生文化、养生热进行反省，阐明养生文化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季左非出生于胶东半岛养生世家，是半岛和整个江北唯一的“独药师”传人，他肩负着传承弘扬家族和半岛地区养生文化的重大使命。所谓“独药师”就是掌握能够挽救生命、使人长生不老的秘传独方，并将其制成丹丸的人。“独药师”的职责是“阻止生命的终结”②。季左非的父亲继承了祖辈的秘方，并变革创新加入了气息周流学说。季左非在14岁就开始接触季府的“独药”秘方，读完了父亲所藏的养生秘笈，并完成了从虚静到内气周流的功课，但是，父亲的早逝以及家族在社会大激变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使他精神茫然、困惑。在江北著名养生大家邱琪芝的指导之下，季左非进一步回归传统养生文化，沿着“气息”“目色”“膳食”“邀思”逐步递进的养生理论，开始了针对自我身体和心理的修炼。小说用诗化语言书写了季左非的养生体验和心理感受，破除了蒙在传统养生术上的神秘主义色彩，批判了民间存在的养生邪术和习气，指出养生其实就是修炼自我身心，通过内在的心灵力量达到修心养性。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是养生最重要的理念；克制贪婪欲望、戒除急躁心理，是养生的重要路径；放下现实功名利禄，排除外物干扰，与自然融为一体，进入无限而永恒的存在天地，进而获得生命自由，是养生的最高境界。经过邱琪芝的指导和自我修炼，季左非开掘了自己身体所蕴藏的能量，也明白了养生的真正奥义，认清了季府养生“独药”的有限性。
小说通过半岛两位大养生家季践和邱琪芝之口反复说明养生与乱世之间的关系，“凡乱世必有长生术的长进，春秋魏晋莫不如此。我们如今又进入乱世，这样的年头，除了养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只有生命危在旦夕，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③“遭逢了这样的乱世，人真正可做的事情、最有意义也是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养生了。”④所以，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养生往往都是人们超越纷争、避免伤害而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养生需要安静与安宁，需要气定神闲，可是乱世又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安静地养生呢?胶东半岛养生文化的精神领袖邱琪芝，也抵挡不住现代科技对养生文化的冲击，倒在了清政府军的火铳之下。邱琪芝认为：“人如果活上百年，就会看到终究一样。所以，人生在世，唯有养生。”⑤可是，现实中的人生必然要兼顾眼前，在混乱不堪的时代养生又有什么价值呢?身处社会大转型、大激荡的时代，经历了胶东半岛血雨腥风的战乱之后，季左非感叹道：“我现在多少明白了父亲晚年的困境，他不知道养生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季府最终走向何方。他不明白该放弃什么和什么时候放弃。他不仅阻挡不了养子徐竟，而且也阻止不了自己。”⑥
小说阐发了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民间养生术所包含生命观和生命意识，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的尊重，对季左非、邱琪芝等民间养生家在乱世之中所采取的静心养性、避世养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给予尊重和理解，同时，又指出在大动荡、大转型的时代传统养生术必然走向衰落与失败。这种悖论式的养生书写，显然不是对当下日益高涨的养生热的呼应，而是对养生乱象的审视与警醒。
二、革命风云录
胶东半岛是中国辛亥革命重镇之一，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众多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一大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献身革命。小说对这场革命的书写分为两个部分，由两个叙述人来完成。一个是20万字正文里季左非的叙述，一个是两万字附录“管家手记”中的季府管家肖耘雨的叙述。季左非是革命旁观者，被革命所裹挟，间接地参与一些革命活动，季左非对革命的叙述完全是个人化的，而管家则是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作为一个对整个革命历程有比较全面认知与了解的人，他对革命的叙述接近于“正史”、“官史”，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对照。
季左非的革命叙述充满纠结与痛苦、悲情与无奈，呈现出了革命中所存在的暴力与流血牺牲。从第五代“独药师”季践开始，季家与革命就发生了关联。由于季践的养子、季左非的兄长徐竟投身革命并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季府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多次捐助巨款帮助革命党开展活动，成为“革命的银庄”，而季践本人也参加革命，成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朋友。季左非延续了季府与革命党的关系，但是，他却一直在养生和革命中间踯躅徘徊。在季左非的叙述中，人们除了看到徐竟、王保鹤、金水、顾先生等革命党人英勇无畏、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之外，更多的是季左非对伴随革命而来的社会动荡、家园凋敝、生命逝去的焦虑和哀悼，是季左非为自己在乱世之中到底是选择逃逸还是选择救世而纠结的心灵博弈与厮杀。养生者将死亡作为罪恶，他们珍惜生命，追求长生，而革命尤其是那些更换社会形态的大革命，难免会有流血牺牲，所以，养生与革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季左非一方面为革命党人为革命献身的勇气和行为所震撼，认同革命党人发动革命、改变社会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救护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又为革命带来的大量流血牺牲而焦虑担忧。季左非反对以暴易暴。徐竟是一个激进的、为革命燃烧自己生命的革命党人，他追随孙中山，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因而，他不惮流血牺牲，不断地发动起义和暴动，最终被俘，英勇就义。季左非曾对由徐竟主导的登州光复行动导致众多无辜青年牺牲一事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天啊，既然要死那么多人，而且提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光复?这值得吗?”⑦基于对生命的珍惜，季左非主张仁善，反对任何杀伐。徐竟反驳道：“那么忍受才算养生了?那些土匪和清兵杀了多少无辜!对付他们也只有刀枪!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就会流得更多、流个没完!你来回答，后一种杀伐是不是‘仁善’?”“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许多时候它们是一回事。挽救人生，季府有一味独药，就是这传了几代的丹丸。在我们这儿，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那就是‘革命’!”⑧徐竟认为在他所处的乱世中国，中华民族的“独药师”就是孙中山，救中国只有一味“独药”——革命。很显然，挽救人生和挽救世道都不可能只靠一味“独药”。季践的朋友、季左非的老师王保鹤，是坚韧勇敢的革命者，也是胶东半岛新学创始人。与热情高涨、激情四射的激进派徐竟不同，王保鹤是一个忧心忡忡、慈悲感伤的温和派。他信奉文化启蒙的作用，相信思想教化的力量，散尽万贯家财创办新学，培养新民；投身革命后依然主张忍韧，主张不以暴力抗恶，始终认为“再伟大的革命都替代不了教化，一群愚民在什么政体中都是愚民”⑨。同样，深谋远虑、稳健睿智的同盟会元老顾先生也反对激进革命，对徐竟不顾一切的冒进行为充满了忧虑和担忧。尽管王保鹤、顾先生都不赞成暴力革命，但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参加反抗清政府、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革命斗争。徐竟、王保鹤、顾先生等革命党人都不反对和排斥养生，徐竟在留学日本期间曾打算撰写一部《长生指要》，王保鹤是季府的世交，常年服用季府的养生丹丸，顾先生在季府养病期间也对半岛的养生术产生兴趣，但是，他们为信仰、为理想都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如果小说主体部分给出了一部逃逸与救世相矛盾的现代人心灵史，那么附录部分呈现了一部激烈迅猛的现代革命史。”⑩管家的革命叙述庄重严谨，充满着自豪感。“管家手记”起始于1905年8月结束于1912年8月，正是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到同盟会与其他五个政团合并为国民党的历史区间。小说正文主体部分以养生家季左非为中心，叙述了季左非的成长历程，而附录的“管家手记”则以革命家徐竟为中心，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反清革命的酝酿发起、起义暴动、流血失败、再发起再起义等全过程，把发生在胶东半岛上的重要革命活动、起义暴动、战事以及主要的领导者、组织者都展现出来了，同时也将半岛的局部革命活动与孙中山领导的整个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展现胶东半岛革命活动在整个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管家手记”里，人们看到的是徐竟和他身边的朋友们——一群在改变历史、从事着惊天动地大事业的革命党人——的雄心壮志、澎湃激情、果决勇敢、浴血奋战、壮烈牺牲。这是一部感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季左非个人化叙述中的革命风云录，是零散、枝枝蔓蔓的，是带有强烈个人体验、自我情绪的小历史，而管家肖耘雨正史化叙述中的革命风云录，则是系统的、整齐的，是站在革命立场、代表革命逻辑的大历史。两种历史叙述，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多样性和多面性。管家的大历史叙述，让人们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目睹了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与艰苦付出；季左非的小历史叙述，给人们提供历史的侧面与背面，让人们看到革命风云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以及革命所付出的沉重生命代价。季左非的历史叙述显然是片面的，但是，他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对革命的反思与追问具有重要价值。
三、现代自我主体养成记
在小说的主体部分，中华文明大转折时期发生在胶东半岛上的养生传奇和革命史诗，都与季左非有着密切联系，而且通过季左非对自我人生之路进行反省的方式逐步展开，所以，它又是一部个人成长史，一部现代自我主体建构史。困扰季左非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养生和革命的悖论以及情欲与爱情的冲突，对这两种矛盾冲突进行突围的艰苦过程，也就是季左非摆脱传统伦理观、逐步建立现代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的痛楚历程。
由于父亲的早逝，季左非在19岁就成为名声显赫的季府主人、半岛唯一的“独药师”传人，担负起传承“人类历史上至大事业”——“阻止生命的终结”的大任。然而，对于家族世袭下来的这一人生角色和社会重任，季左非是心存疑虑的。父亲的“早死”令家族蒙羞，也让季左非对季家的养生术产生怀疑。为了探究养生术“幽深的学问底部”，季左非转而与家族宿敌养生家邱琪芝建立起友谊和信赖感。邱琪芝成为季左非的养生导师、精神之父，他给季左非提供一套新的养生理论，将季左非带入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指导季左非的身体与心灵的养生训练。邱琪芝将季左非带回了养生文化传统的源头，希望他能够复兴传统养生文化，以此抵抗西方文化。邱琪芝所倡导并践行的道法自然、虚静无为的养生理念，让季左非建立起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的生命哲学。不过，季左非对邱琪芝也并非彻底认同与接纳，“导师/阴谋家、家族宿敌/精神之父”这些矛盾角色时常在他脑海中萦回缠绕。邱琪芝的养生训练没有消除季左非的惶惑迷茫，也没有缓解季左非的心灵痛苦与紧张，他的虚无主义循环历史观反而让季左非进一步陷入了养生与革命的悖论之中。邱琪芝只追求健康长寿，坚决反对革命，反对暴力，他认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只变了个江山名号，最后全都一样甚至较前更坏，这难道不是人间大恶?你觉得不会，那是活得太短。”(11)殊不知，这次“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不是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不是简单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是关涉到人类文明发展、国家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剧变时代，个人命运跟国家民族的关系难以割裂。身处“大变局”时期，不仅个体的修心养性难以为继，甚至连自家性命都难以保全。邱琪芝的死亡再次证明练就了不老的肉身并不等于就拥有强大生命，长生不死是荒诞的。学业恩师王保鹤和兄长徐竟是季左非的革命启蒙人，他们以及他们周围革命党人的精神感召着季左非，让他建立了国家民族的现代理念，理解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个将死亡视为罪恶、试图寻找“没有流血的起义”的养生家，竟然采取加速生命终结的行动，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革命党人金水开脱，背负杀人之罪被关押入狱。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季左非突破了养生与革命悖论的围困，走进了现实社会，担负起社会责任，建立起现代价值理性。“季昨非则象征现代开始的一种较为合理体面的方式，怀揣古代的瑰宝——养生术精髓，保持着传统的体温、呼吸和心跳，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进入现代，因为这里有自由、有创造、有自我的生成。”(12)
在西方现代性话语逻辑中，尊重欲望就是尊重生命，人的身体欲望经验构成了生命的真正本质，欲望主体性是人自我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叔本华说：“生命意志的肯定仅仅只是自己身体的肯定。”(13)在古代，不论中西，社会主导性文化都将身体欲望与精神灵魂相割裂，把欲望作为规训与压制的对象。信奉道教养生文化的邱琪芝珍惜生命却轻视身体欲望，他把季左非因为欲望觉醒而遭受的身心煎熬当作是养生家必须克服的“一道坎儿”。邱琪芝的养生义理是顺应欲望、满足欲望，但是，不能产生包含真情的爱欲，最终目的是消灭欲望，专心养生。邱琪芝亲自安排丑陋、雄性化、已经步入中年的厨娘“鹦鹉嘴”，也是邱琪芝个人的性伙伴，开启了季左非的性启蒙。这一强迫性的、带有羞辱式的性爱经历并没有杀死季左非的欲望，而接下来邱琪芝为季左非开出的“以毒攻毒”的“重剂”——“双修法”，反而打开了季左非澎湃汹涌的爱欲闸门，让他陷于欲望漩涡之中，被本能冲动所驱使，被肉体欲望所控制，荒废了家族实业事务和“独药师”的养生经世大业。幸运的是季左非是一个具有反思与内省能力的人，他一方面沉醉于欲望放纵带来快感，以肉体快感来填补精神的虚无，抵挡动乱与战争带来的恐惧感和孤独感，一方面又为自己疏离社会、放弃家族身份责任而倍感羞耻和愧疚。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心理感受在季左非心里纠缠撕扯，几乎耗尽了季左非的身心之气。觉醒的欲望没有让季左非体味到人生本质、生命意义，反倒是失控的欲望颓废了他的心灵、毁坏了他的身体。季左非成为沦陷于欲望困境之中的“野兽”。身临绝望与迷茫深渊、面对自我毁灭险境，季左非背水一战，展开了自我营救。季左非在季府院内亲自为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监狱”，割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自己“囚禁”在封闭的阁楼里整整三年。在这三年自我囚禁的生涯里，季左非研读典籍、养气修炼、展开自我心灵搏斗。“我在静谧的个人空间里实行自囚，像一匹独狼那样徘徊。”(14)三年封闭式禁欲修炼，让季左非成功地摆脱了脱缰欲望的驱使，从沉沦的深渊中升出，成为一个自律清洁的新人。当季左非被严重的口腔疾病逼迫着从自我囚禁的阁楼中奔出，在麒麟医院遇到沉静优雅的医助陶文贝并对她展开了爱情追逐的时候，折磨摧残季左非身心的欲望困境才找到了破解之法——身心一体、灵肉统一的爱情。季左非与小白花胡同美丽哑女白菊和季府端庄优雅女仆朱兰的狂热性爱，虽然也是两情相悦的情爱传奇，但是，从女性角度来看，更多的还是依附于传统伦理、臣服于权力秩序的欲望故事。季左非与哑女白菊的情爱纠葛撇不开钱性交易的干系，季左非与女仆朱兰的情爱故事摆脱不了主仆等级关系的阴影。尽管季左非并没有像邱琪芝等养生者那样把女性当作养生修持的“工具”，但是，季左非与她们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心灵沟通与交融。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陶文贝以一个独立平等的人，而不是季左非所感叹的“至物”，不卑不亢地出现在季左非面前。她帮助季左非建立了平等互敬的现代意识、自由博爱的现代情怀，认识了人生的有限性，让他以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去爱人、爱世界。走出了欲望泥沼的季左非，在陶文贝这里体验到了灵肉相统一的爱情，获得掌控自己身体欲望的主动权，进而挣脱欲望与爱情悖论的围困，走进澄明而开阔人生新境界。季左非发现，在这乱世之中除了养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那就是爱。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胶东半岛再次陷入兵火战乱的时候，季左非决定离开季府、离开胶东半岛，追随爱情，追随陶文贝，去异地开启自己的新生。离开季府的庇护、抛弃“独药师”传人的角色身份羁绊，遵从自我内心的呼唤，自主选择人生之路，成长至此，季左非自我主体意识已经养成，现代自我主体身份也建构完成。《独药师》“是写‘人’的养成，写‘人’的觉醒和复生。”季左非的“生命本来混沌一片，经过一次次启蒙、开窍，终于得以得重见自我，从一个童稚化的半岛孤儿，蜕变为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个人。”(15)
四、中西方文化交流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的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过度与转型，都是源于西方现代性在古老中国大地的强行登陆。中国现代性的开启，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应对，在这一艰难而痛苦的行程中，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季左非作为胶东半岛中国养生文化最重要的传承人，身处中西方文化冲突对峙的最前沿，他必然要经历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煎熬、体验文化融合带来的精神成长。季左非所遭遇的一切，不论是养生与革命的冲突，还是个人情欲与爱情的冲突，其背后都牵连着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独药师”季左非的个人化成长史，也是胶东半岛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史，是西学东渐历程的历史缩影。
季左非家族卷入的革命，就是一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文化理念和政治学说，发动并领导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运动。这场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科学公正等现代文化理念参与到中国人现代精神的建构，同时这些革命运动又都带有反传统性、激进性和超前性，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制造了文化与道德的混乱。革命家徐竟等所极力倡导与推进的革命与“独药师”季左非所传承与弘扬的养生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表征之一。作为道家文化的一部分，养生文化包含着现代生态文明和朴素人道主义精神的因子，它与现代文明、现代文化有相通之处，是可以经过转化与改造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激进革命中养生文化的这些面向被当作陈腐、守旧而被抛弃、扫荡了。
对季府主人、独药师传人季左非而言，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直接体验，来自季府药局与麒麟医院、他与陶文贝之间对彼此认知的转变。中医和西医理论体系不同，治病的方式和手段也大不相同，所以，在基督教刚刚登陆胶东半岛的时候，中医与西医之间形成了互相敌视与怀疑的局面。季府开设了胶东半岛最大的药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半岛最有影响力的药局。由基督教会扶持的麒麟医院是半岛最大的教会医院，由于高超的医学技术创造了不少医学“奇迹”，半岛人对中医的信心被动摇，导致传统医学沦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曾经门前车水马龙的季府药局，现在门可罗雀。作为药局的主人，季左非和半岛的养生家们将麒麟医院视作季府药局和养生最大的对手和敌人。尽管麒麟医院曾医好季府仆人，面对这样的事实，季左非仍然拒绝、排斥麒麟医院和西医。当季府药局的大夫对折磨着季左非的口腔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经过苦苦的心灵挣扎与搏斗，季左非求救于“敌人”麒麟医院，从此也打开了半岛中西医之间的壁垒。随后，麒麟医院接连用手术、针剂、药片成功地治愈了大统领派来的南方特使的枪伤和同盟会元老顾先生的严重眼疾。季左非感动和敬佩于麒麟医院外国医生的敬业态度和高超医术，消除了对麒麟医院的敌意和对西医的妖魔化认识。同样，季府药局的大夫用传统的方剂和针灸医好了麒麟医院院长伊普特的顽疾，使西医相信中医的存在价值，消除西医对中医的无端猜忌与戒备。
季左非与陶文贝之间爱情的建立与成长的曲折历程，更是对彼此身后文化认同与接纳的过程。季左非被陶文贝的独特气质和美丽容貌所吸引，一见钟情并开始不屈不挠的追求。尽管陶文贝是中国人，但她是一个弃儿，生在教堂长在教堂，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成年后在教会学校接受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成为教会医院的医生助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陶文贝就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与化身。在陶文贝眼里，季左非这个拥有巨大财富，相信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理念，曾经在情欲中沉迷往返的季府老爷是一个怪物、不洁之人，她之所以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季左非去拯救革命党人，是因为她秉承基督教博爱和原罪原则去挽救罪人、磨练自己。“是的，一个不洁的人坐了这么久。我每一次回到自己这里，都要把衣服洗一遍又一遍。我向主祈祷请求宽恕，宽恕你和我。那时我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堕落到地狱的人，这人沉沦到最底层，谁也不能挽救了。您是被魔鬼缚获的人。再后来，我又觉得自己能坐在这辆车里，正是神对我的试炼，他在交给我一个最难最难的、一辈子都不能完成的任务”(16)在接下来与革命党人惊心动魄秘密革命活动纠缠在一起的交往中，季左非的真实、坦承、执着、勇敢以及其身后的中医、道家文化吸引并打动了陶文贝，使她由最初的恐惧、厌恶、拒斥到最后的理解、尊重、接纳、欣赏。陶文贝所信奉的基督教的“忏悔和认罪”意识，让季左非意识到过去自己淫乱荒唐行为和两性观中存在的罪恶与错误，并对自己罪恶与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与告别，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的现代意识。陶文贝从季左非以“至物”来赞美自己、表达爱意的言辞中，发现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中包含着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的理念与行为。陶文贝让季左非意识到他与小白花胡同青年女子以及女仆朱兰的欲望纠葛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季左非与陶文贝都曾经想说服对方信奉自己的信仰，结果都不成功，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否定对方的信仰，而是相互尊重彼此的选择。季左非曾向陶文贝抱怨，自己作为一名“独药师”，连最亲密伴侣都不能和自己一起修持、服用丹丸，这证明自己太无能了。陶文贝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你没有和我一起礼拜，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能。”(17)季左非和陶文贝，两个成长历程、文化教养、生活环境差异极大、甚至冲突的人，都能消除敌意和成见，走到一起，建立了命运共同体，互相成就，共同成长，那么，在现代化路途上，中西方文化互相尊重、各取所长、彼此交融、共同存在，应该也是一种双赢的文化存在形态。
注释：
①⑩(12)陈晓明：《逃逸与救世的现代史难题》，《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4)(16)(17)张炜：《独药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第11-12页，第164页，第230页，第95页，第96页，第104页，第202页，第230页，第139页，第255-256页，第338页。
(13)[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7页。
(15)赵月斌：《充满爱力和血气的立命之书》，《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