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卡纳 著 吴万伟 译
现在打开电视,如果你认为回到了1999年,这是可以被原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争吵在哪里干预、如何干预,要单独行动还是和盟友一起行动,以及美国应该领导什么样一个世界。民主党人相信他们能抓住重新启动的按钮,共和党人认为靠行为得胜的道德主义(muscular moralism)才是正道。就好像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就好像历史本身就没有发生。但是世界的力量分配已经在布什总统的两个任期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变化部分因为他的政策,但即使没有这些政策也出现的变化对我们意义更大。理解飞快变化的历史的最好办法或许是预测一下未来的情景。
假设我们来到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或者约翰·麦凯恩或者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即将进入第二任期的终结。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军,但是在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驻扎了两万军人,战舰停泊在巴林,空军留在卡塔尔。阿富汗局势稳定,伊朗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吞并了台湾,一直稳定地增加在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到阿拉伯海的太平洋沿岸的军事存在。欧盟已经扩展到超过三十个国家,安全拥有从北非、俄国、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相当量的核能。美国的世界地位持续下降。
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重新连接联合国,重新向世界保证美国能够而且应该领导世界获得集体的安全和繁荣吗?实际上,美国形象的改善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但是不管怎样,意义已经不大。莱斯曾经说过美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它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许多人认为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美国全球帝国主义的象征,实际上是帝国过度扩张的迹象。每一次冒险都在削弱美国的武装力量,每一次力量的出击都惊醒恐怖分子网络形式的抵抗,叛乱团体和诸如自杀式炸弹袭击那样的“非对称”武器。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激发了外交和经济上的联合行动,要创建另外一个世界秩序来制约美国欺负他人。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到来,克林顿或者麦凯恩或者奥巴马对于这个趋势显得无能为力。
地缘政治市场
从最好处说,美国单极世界持续整个1990年代,但是那十年也是漂浮不定的十年。后冷战的“和平红利”从来没有变成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在控制世界,而是在地缘政治市场里和世界的其他超级强国如欧盟和中国竞争,否则就失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新三巨头。三巨头不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gov)领导下的人口越来越少的俄罗斯,也不是陷入内部纷争的、动荡的伊斯兰,也不是无论从发展水平还是战略胃口都落后中国几十年的印度。三巨头制订规则,制订他们自己的规则,但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只剩下在这个后美国时代寻找靠山的份儿。
我们越多地认识到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区别,我们就越清楚地看到新的世界游戏的全球筹码。从前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时代是在共同的文化之间进行的。冷战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斗争,它基本上仍然是在欧洲上方的争夺。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多种文明的,多极化的斗争。
在欧洲的首都布鲁塞尔,技术官僚、战略家和立法者越来越多地看到他们作为美国和中国全球平衡者的角色。欧洲议会德国议员约勾·查茨马卡基斯(Jorgo Chatzimarkakis)称为“欧洲爱国主义”。欧洲人两面不得罪,如果他们做得好,可以捞取很多好处。这个趋势比自称“美国朋友”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曾经拜访克劳福德农场(Crawford ranch)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现出来的亲热趋势更长久。指出欧洲仍然缺乏共同的军队或许让美国保守派感到安慰,唯一的问题是它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军队。欧洲人使用情报和警察就可以震慑极端伊斯兰分子,使用社会政策融和倔强不听话的穆斯林人口,用经济力量融合从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并逐渐使俄国顺从。每年欧洲在土耳其的投资在增加,让它更加紧密地和欧盟联系在一起,即使它从来不是欧盟成员。每年一条新输油管线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到欧洲。有哪个其他超级强权能够平均每年增加一个新成员,还有其他国家排队等候加入?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说过著名的话,说美国来自战神火星(Mars),欧洲来自爱神金星(Venus),但是实际上,欧洲更像携带大钱包的信使水星(Mercury)。欧盟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人的技术越来越确定全球标准,欧洲国家给予最多的发展援助。如果美国和中国打起来,世界的财富将被安全地投资在欧洲人的银行里。许多美国人嘲笑欧洲人使用欧元,宣称它是求之过急的冒进做法,可能导致欧洲项目的崩溃。但是今天,波斯湾的石油出口商已经在把他们的货币多样化,拥有欧元,伊朗总统内贾德提议欧佩克不再用“没有价值”的美元定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直接建议使用欧元。国会显示它的保护主义者颜色,通过2006年实际上封锁迪拜港口的法律并没有多大帮助。伦敦再次作为世界的经济资本股票上市中心。中国的新国家投资基金企图把它的主要西方办公处放在伦敦而不是纽约,这并不让人吃惊。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下降到65%。巴西名模吉塞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要求用欧元支付,而歌手杰斯(Jay-Z)在最近的专辑中沉浸在500欧元的钞票中。美国的软实力即使在国内也陷入衰退。
欧洲影响的增加是以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尽管美国在摸索着建国的措施,欧洲花费它的钱和政治资本在网络周边国家到自己的轨道上。世界许多贫穷的地区已经认识到他们需要欧洲梦,而不是美国梦。非洲渴望像欧盟一样建立非洲联盟,我们没有提供相应的东西。中东的激进分子希望欧洲那样的议会民主,不是美国那样的总统强势统治。9-11之后我们拒绝的许多外国学生现在到了柏林和伦敦:在欧洲学习的中国人是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的两倍多,我们没有教育他们,所以我们没有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获得他们的智慧头脑和忠诚。更广泛的内容是,美国控制的传统机构是没有多少人羡慕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欧洲则非常老练地仿照老式机构独自建造新的复杂的机构。美国即使在首脑会议上试图控制局面的时候也遇到困难。想想命运不济的美国自由贸易区吧。更不要说美国甚至没有得到邀请的机构,比如作为美国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回答的新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在因为中东的动荡而无暇他顾的美国眼皮下,忙着重新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中央王国”的地位。在美国自己的半球,从加拿大到古巴到查韦斯的委内瑞拉,中国已经获得巨大资源和投资贸易。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成千上万自己的工程师,援助工人,大坝建设者和隐蔽的军事人员。在非洲,中国不仅获得能源供应,它也在经济领域进行重大的战略投资。整个世界都在支持中国的大幅增加的GDP贸易份额所显示的异常崛起,中国出口武器的速度让人想起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行为,要困住美国,同时填补任何可以发现的力量真空。美国现在认为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流氓国家现在都和中国保持外交的、经济的和战略的生命线关系,伊朗是最著名的例子。
不用发一枪,中国在它的南边和西边势力范围内做了欧洲人在东边和南边获得的事情。在散居东亚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内的3500万强大的华人支持下,一个大中华经济共荣圈已经出现。像欧洲人一样,亚洲人也绝缘于美国的经济动荡。在日本人的资助下,他们计划开展自己的区域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已经降低了关税增加对于东南亚邻居的贷款。在已经超过了和太平洋贸易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角内的贸易中,中国位于中心。
与此同时,一些亚洲安全和外交机构也正在从内到外地建立,结果造成美国对于太平洋沿岸的控制开始松动,一次一个小指头。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到韩国,没有一个国家不管是不是美国的朋友,希望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打破经济发展的势头。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个让人奇怪的现象:弱小的亚洲国家本来应该抗衡日益强大的中国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出于亚洲文化的自豪感和对历史和文化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现实的理解而站在中国一边。在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所谓的“斯坦”国,中国是个重量级选手,它昭示的命运推动汉人开拓者西进,同时吸引落后的小国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石油丰富的哈萨克斯坦进入它的轨道。上海合作组织把这些中亚强人和中国、俄罗斯联合起来,最终可能成为“东方的北约”。
三巨头最终是“朋友加敌人”关系。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1984》,不是三大世界强国大洋国(Oceania)欧亚国(Eurasia)和东亚国(Eastasia),我们拥有的是三个半球的泛区域组织,分别由美国、欧洲和中国主宰的经度区域组成。20世纪初欧洲的地缘政治学者就认识到,因为垂直组织的区域包含所有的全年气候带,每个大区都可以是自给自足的,因而建立一个力量基地,从这里再插足别人的领地。但是在全球化的日益缩小的世界,没有哪个地理学原则是不可违背的。所以在很多不同的方式下,不管是公然的还是用雷达的方式,中国和欧洲都要插手美国的后院,美国和中国要在欧洲南方领地争夺非洲的资源,美国和欧洲将从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范围内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寻求利益。全球化是选择的武器。主要的战场是我所说的“第二世界。”
摇摆国家
有很多的数据来证明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我们的军事开支,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等等。但是数据有很多种,还有众多的趋势。为了准确地了解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是多么快地衰落,我在过去两年里走访了40多个国家,遍布全球最具有战略地位的五个区,也就是第二世界国家。它们不是全球经济核心的第一世界,也不是位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位于三巨头旁边或者中间的这些第二世界国家是摇摆国家,他们将决定哪个超级大国在未来一代的地缘政治中占上风。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到摩洛哥到马来西亚,全球事务的新现实是:赢得所有盟友和影响的方法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美国的盟友(就像“志愿者同盟”)、欧洲的共识和中国的协商风格。地缘政治市场将决定谁将领导二十一世纪。
东欧,中亚,南美,中东,东南亚的主要第二世界国家不仅仅是“新生的市场”。如果你把中国包括进来,它们掌握着世界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他们的消费能力使它们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新消费者市场,因而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不是要替代美国,但也不依靠美国。 I.P.O.的从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就占据2007年年度增长量的39%,这只是一个指标显示在团体金融中第二世界国家的增加的重要性,即使把中国排除在外。当印度的塔塔公司(Tata)要竞争购买英国捷豹(Jaguar), 你就知道力量的风景发生了变化。第二世界国家也在迅速成为争夺石油,木材,机械制造,服务,航空和基础设施的中心,所有这些在地缘政治市场上把他们的忠诚放在抓住三巨头中的任何一个,而且越来越多地同时对他们中的所有人。第二世界国家不会被征服,在网络力量的时代,它们决不会仅仅充当出口市场。相反,它们是三巨头必须大量投资的地方,三巨头必须在这些地方重新部署生产性的资产以便维持影响力。
在第二世界旅行的时候,我了解到国家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有众多极端的,常常不相联系的部分,其中有些内容正在进入第一世界的道路上,而其他的,更大的部分可能仍然在第三世界。我纳闷全球化是否加速这些国家变得更加破碎化的过程,以及担心政府是否能加大力量建立中央控制。每个第二国家好像都表现出拥有在国内和邻居压力下的裂缝人格。我认识到要弄清楚第二世界,有必要从内到外评估每个国家。
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潜力:他们有可能利用有价值的商品,有魅力的领袖和慷慨的资助者。所有的第二世界国家都有自身的重要性,不管是它的经济,战略,或者外交力量,还是它决定转向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影响该地区其他国家要做的决定。美国与印度的核交易是否让巴基斯坦更深刻地依赖中国?下一波的阿拉伯君主是倾向东方还是西方?第二世界将像超级大国自己一样影响世界的力量平衡。
要探索第二世界的典型,我们应该从最艰难的例子俄罗斯开始。它显然获得了稳定,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金融寡头统治下重新复兴,但为什么说俄罗斯不是超级大国而是最终的第二世界摇摆国家呢?不管它多么厉害地显示实力,俄罗斯也在衰落中。它的人口下降趋势是每年减少五十万人,意味着到了2025年左右它比土耳其的人口多不了多少。这样的人口分散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简直就不像一个国家了。如今在俄国旅行,你将发现,就像在苏维埃时期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崩溃瓦解了,没有供热系统的公寓街区,被忽略的老年人随着它们和莫斯科的距离越远越远,它们对于国家的价值也越来越小。苏联时代强迫到西伯利亚移民现在被志愿颠倒过来了,孩子们向西到更容易忍受的更现代的地方。填补这些人留下的真空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们实际上攫夺、侵吞或者公然购买和吞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在冷战时期就有玩笑说“中国和芬兰边界之间没有动荡”,这个预言似乎离实现已经很近了。
俄罗斯失去它的西方卫星国几乎已经二十年了,欧洲尽管因为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而在外交上受到欺负,但它们实际上在开始购买俄罗斯的长期计划,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和法国的规模差不多。欧洲从北非得到的天然气越多,从阿塞拜疆得到石油越多,对于俄罗斯的依赖就越少。欧洲一直握着杠杆成为俄罗斯的最大投资者,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提供了贷款种类帮助从下面建立另外的,不那么腐败的私有经济,而伦敦和柏林欢迎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如鲍里斯贝瑞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等人公开和普京作对。欧盟和美国还资助和训练好战的第二世界波罗的海国家和和巴尔干国家的联盟,他们的积极分子鼓动从白俄罗斯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革命。私下里有些欧盟官员说吞并俄罗斯是切实可行的策略,成功只是时间问题。在未来的十年,不是恢复苏联时代的辉煌,俄罗斯不得不决定是希望作为资产与欧洲和平共处,还是成为中国的石油桶。
土耳其也是第二世界在地缘政治真理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典范。在冷战时期 北约是和土耳其联系的主要工具,它是苏联西南边界上的西方监听站。但是随着土耳其往后退缩来避免欧盟公然的拒绝,它在2003年拒绝让美国人使用土耳其领土作为进攻伊拉克的起点标志着离开美国的转折点。位于安卡拉的土耳其战略分析家告诉我“美国总是说它站在我们一边向欧盟游说,但是结果让欧盟更加严厉。我们不再需要那样的帮助了。”
当然,土耳其的自豪感包含和欧盟的标准发生冲突的主动出击的新奥斯曼主义的因素,但是这可能最终成为欧洲人的武器把稳定带给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欧洲通过土耳其而有效地接壤的。道路是通向权力的捷径,正如我几年前开破旧的大众汽车穿越土耳其时了解到的。土耳其的大工程师们已经开凿隧道, 建造了大桥,修建了国家广大东部地区的道路,使它能够面对阿拉伯和波斯世界不管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就像土耳其商人既和西方做生意又和东方做生意一样。已经开始的欧洲土耳其联合项目已经导致出现了巴库-提比里斯-契汗石油管线,连接性的铁路线和高速公路计划要支撑欧洲人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土耳其位于石油丰富的里海的兄弟般的朋友阿塞拜疆。
只要看一眼伊斯坦布尔的闪闪发光的空中轮廓线就可以认识到即使土耳其从来也不会成为欧盟的成员,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欧洲化。土耳其接收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每年有两千万的游客,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欧盟成员。土耳其住在国外的人的90%生活在西欧,每年通过汇款和投资向国内输入10亿美元。这些资本通过新建设企业, 地毯工厂和学校的形式促进向东边延伸生长和发展。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年前加入欧盟,土耳其现在实际上已经和欧盟接壤(除了和希腊的狭隘边界外),标志着土耳其已经成为欧洲超级大国的一部分。
西方外交官熟悉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悠久历史,不管是多么戏剧性和动荡。但是“斯坦”国又如何呢?这些资源丰富,由极权统治的内陆国?自从这些国家从苏联的崩溃中获得独立后,中国就稳定地取代俄罗斯成为它们的新恩主。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旗帜下进行的贸易,石油管线和军事演习使得它成为该地区的新组织角色,使得美国努力要维持在这个地区的少量的军事基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吩咐下,乌兹别克斯坦在2005年迫使美国离开喀什-迦拿巴(Karshi Khanabad)基地后,美国只能过分依赖阿富汗) 在争夺具有战略地位和能源丰富的斯坦国的斗争中,价值观并非重要因素。中国购买更多的哈萨克石油,美国争夺防御合同,而欧洲则提供了连续的投资和保持一定距离给予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总统他渴望的高贵地位的承认。哈萨克斯坦认为它自己是任何一方的“战略伙伴”,但是把这告诉给三巨头,这些大国给政府官员行贿以取消其他人签订的合同,通过协议工人相互刺探情报,所有这些都是以防止其他人获得对传说中的欧亚大国心脏地带的控制。
外国人不辞辛苦要和纳扎尔巴耶夫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例子是包括意大利埃尼(ENI) 和美国埃克森(Exxon)在内的西方能源巨头当前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就里海的巨大油田的开发而进行的谈判。当前,该财团筹集了至少40亿美元,除了大量移交股份来补偿推迟勘探和生产的损失外,哈萨克斯坦并不满意。哈萨克斯坦以及同样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更加不可预测的邻居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训是第二世界可能是多么变幻莫测。它们心血来潮的亲疏组合变化让人头疼,并造成各个方向的连锁反应。因为注意力被转移或者缺乏足够的地面人员可能造成新一轮争夺游戏的成功或者失败。
三巨头互动不仅仅是在远方的争夺,美国要确保指导世界其他地方事务的能力。全球化已经把地缘政治市场直接带到了美国的后院,在此过程中迅速破坏了两百年之久的门罗主义传统。实际上,美国只是当它的南边邻居缺乏自己的视野的情况下才能控制拉美。现在它们至少有两个非美国人的挑战者:中国和查韦斯。从前让南美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的人是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今天是新近重新命名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激励了整个大洲按自己的方式踏入全球力量平衡的游戏中。该国滑稽的上校查韦斯(Hugo Chávez)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掌握政权,或者被手枪干掉,但是不管如何,他和美国叫板而且赢了,这改变了西半球北南关系的法则。他让南美洲的左派分子领袖更大胆,并提供资金,帮助阿根廷和其他国家归还贷款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撵走,资助整个大洲的石油,奶牛小麦和家政服务等易货贸易,提醒甚至蔑视他的人认识到他们可以抗衡北方的强权。查尔斯不仅仅站在高油价的梯子上。他还依赖来自欧洲的策略支持和中国的冷静潜入,前者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最大投资者,后者热心地准备修复委内瑞拉破损的石油钻塔,同时建造自己的炼油厂。
但是查韦斯对于美国的挑战是在理想和意识形态上,第二世界的转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即使查韦斯仍然掌权,南美洲的天然领袖仍然是巴西。连同印度和南非,巴西带领全球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坚持要求美国的钢铁关税和欧洲的农业补贴。从地理上说,巴西和美国的距离和美国一样近,对为欧洲人建造汽车和飞机和对美国出口大豆同样热心。而且,巴西虽然在冷战期间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但是它不失时机地宣称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他们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巴西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木材,锌,牛肉,牛奶,大豆,中国则在巴西投资水电站,钢铁厂和皮鞋厂。中国和巴西的野心可能很快改变它们关系的地理学,巴西努力建造跨越大洋的高速公路从亚马逊经过秘鲁到太平洋沿岸,为中国的油船提供方便。拉丁美洲几个世纪来一直是地缘政治中被遗忘的角色,但是到了21世纪,所有的资源都要竞争,没有什么是遥不可及的。
从摩洛哥到伊朗的中东地区位于三巨头的影响的中心,是第二世界摇摆国家中数目最多的地区。在美国和英国的斡旋下,卡扎菲2003年宣布他要放弃争取核武器的努力后,美国和利比亚关系缓和的部分原因是受到来自邻近的地中海邻居增长的石油需求的鼓励。但是卡扎菲没有把存货卖光,他和他的顾问们精心分配生产份额协议给平衡的分类,美国,欧洲,中国和亚洲其他石油巨头。考虑到西方石油公司剥削阿拉伯的历史,他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一样也非常聪明地步步推进给外国人压力,通过修改合同、随意地改变数字或者威胁没收财产等方式与政权分享更多利润。我在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发现的内容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旨在在阿拉伯世界分布石油财富的新阿拉伯主义,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储存在美国。像埃及一样,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获得来自波斯湾的更多投资,开始花费更多的钱在自己身上,他们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第二世界国家,可以挫败美国。
沙特阿拉伯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者,是和俄罗斯并驾齐驱的第二世界大国,同样地准备争夺利益。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这个王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确定性地影响它的外交政策,但是今天,君主聪明多了,吸引欧洲和亚洲投资各达到三分之一。沙特阿拉伯已经和欧洲进行波斯湾自由贸易区的措施,在中国炼油厂投资接近十亿美元。不要弄错了,美国从来不仅仅是因为军事主导力量而强大,战略上的好处必须有经济作为基础。第二世界主要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需要三巨头把钱放在它们嘴里。
尽管在历史上和沙特有宿怨,伊朗同样玩摇摆国家的游戏。它的外交政策不仅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在制裁问题上制造不和,而且还引诱中国,重新建立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贸易关系。今天伊朗代表了中国跳蛙游戏的最后一格,中国可以不依赖狭窄的马六甲海峡越过大陆直达波斯湾。中国已经签订了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从伊朗巨大的北帕斯气田(North Pars)购买天然气。另外一个协议是在里海建设石油终点站码头,还有一个协议扩展到德黑兰地铁公司。中国还极大地促进了弹道导弹技术和空军防御雷达给伊朗。经过几年的谈判,在12月它和中国石油签订协议开发亚德瓦兰(Yadavaran)油田,可以肯定以后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拖得越久,伊朗越有可能在没有西方投资的情况下存在,因为有来自中国和第二世界朋友的支持,它根本不需要向西方让步。
有趣的是,恰恰是穆斯林石油生产国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是同时和三巨头保持某种合作关系,努力讨好各方的高手: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避开其他国家的侵犯。美国可能为了形象和“反恐战争”寻求穆斯林盟友,但是这些国家同样成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gtington)所说的“儒家-伊斯兰纽带”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中国成功完成超级大国盛宴中最艰难的部分:同时维持和世界主要区域对手的密切关系:如委内瑞拉和巴西,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个阶段,西方外交家只是聚集必要资金来静悄悄地谴责中国的援助政策和价值观中立的结盟,但是他们能够做到的非常有限。
这个情形同样适用于中国自己的后院---东南亚。这个地区最有活力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高超的手腕玩大国拉拢的游戏。中国移民长期以来拉紧这个地区经济的绳索,但政府则和美国签订防卫协议。马来西亚和泰国仍然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也从中国购买武器,和中国签署国防协议,包括发誓亚洲国家互不侵犯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冷战时期美国的重要盟友印度尼西亚也和中国建立防卫联系)正如马来西亚一高级外交官用不带任何讽刺的口吻对我说“在黄种人和棕色人之间建立共同体更容易,但不是和白人”。说明问题的是,越南因为在历史上和美国、中国打过仗,最迫切地希望接受美国的防卫协议(新的英特尔芯片工厂)来维持其战略平衡。像多数第二世界一样,越南不愿意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
反帝腰带
多极化的影响力地图---美国、中国和欧洲影响力重叠的维恩逻辑图(Venn diagram)看起来非常模糊,不再有“他们在我们一边”或者“他是我们的狗崽子(S.O.B.)”等。穆巴拉克、穆沙拉夫、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以及其他第二世界领导人已经确定了操纵别人能力的新标准。所有这些人都对美国说他们是美国的朋友,但都积极和其他大国保持友好关系。
而且,许多第二世界国家有足够信心形成自己的反帝腰带,从巴西、利比亚到伊朗和俄罗斯的第二世界建立贸易、技术和外交轴心。实际上,俄国偷偷地移动立场为伊朗建设布什尔(Bushehr)核反应堆,在伊朗问题上坚决站在中国阵营一边,同时给利比亚提供核反应堆,为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第二世界国家也越来越度地使用价值数兆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主要通过石油支撑)炫耀自己的重要性,甚至欺负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市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尤其是首都阿布扎比为代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迅速登上外汇持有者的阶梯几乎不掩饰自己大量买进突然成为便宜货的西方银行和石油公司的大量股票。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同时,沙特阿拉伯计划的国际投资基金让阿布扎比相形见绌。从瑞士到花旗银行(Citigroup)的反应是结合起来限制这样的非透明主权财富基金所能控制的份额,显示第二世界是多么快地在全球权力游戏中崛起。
要了解第二世界,你得开始像第二世界国家那样思考。我在这些国家看到的是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全球化对于美国的主导地位造成的危害更大了。尽管欧洲国家重新分配财富以获得或者维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准,在全球化的战场上,第二世界国家的国家支持的公司要么战胜要么抢购美国公司,让他们的工人自己照顾自己。第二世界的首要目标不是成为美国,而是用任何需要的手段获得成功。
非美世界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都谴责远东文化专制、农业、封建、缺乏机构性成功的因素。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人们生活和思考都是按独特的文化体系进行的,西方理想既不能转化也没有多大意义。今天亚洲仍然坚守古代文明,同时拥有最多的人口,在某些标准来看,拥有世界上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多的金钱。不管有没有美国,亚洲都能影响世界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西方文明宏大叙事的缺陷。
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和欧盟在西方内部的崛起根本上改变了最近表现出来的只有美国中心的世界,要么亲美要么反美。随着欧洲和中国精神进入新的影响领域而逐渐增强,美国精神在逐渐衰弱。欧盟可能坚持美国曾经主导的联合国原则,但是它这样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如果它的社会标准远远超过了这个最低的共同标准后?为什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没有资格制定规则的情况下,成为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前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话)呢?即使美国让步,接受多边主义,其他人也不再参与美国人的游戏,而是按自己的规则玩游戏。
美国帝国自我欺骗的普遍主义即世界天生需要一个单独的领袖,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作为全球秩序的基础得到普遍接受已经让人矛盾地造成了美国很快成为更加孤独的超级大国。正如存在地缘政治市场一样,同样存在第二世界羡慕的成功模式市场,不仅仅是不需要政治自由化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正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半个世纪前观察到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全球联合起来,但是它并没有确保西方不管是物质上还是道德上永远处于指导地位。虽然有让全球帝国苦恼不堪的“不道德的幻景”(mirage of immortality),唯一可靠的历史法则是帝国兴衰的循环,正如汤因比也简洁地指出的,离开权力顶峰的唯一方向是下降。
全球化网络现在有三个蜘蛛。在这个似乎不考虑价值观的竞争中让美国显得独特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不是地理位置。而自由民主理想的更好代表可能是欧洲而不是美国。美国孤立起来了,而欧洲和中国占据了作为地缘政治永久中心的欧亚大陆的三分之二。美国曾主导北约,并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坚定的太平洋同盟一道成功地完成了从一边主导世界的艰难任务。现在美国在欧亚的存在本身成为引起紧张的因素,欧盟和土耳其一直在回避, 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不欢迎,东亚也失去对它的信心。不管是否“意外帝国”(Accidental empire)美国必须很快地接受和调整来适应这个现实。维持美国帝国只能增加鲜血和财富损失的代价。这不值得做,历史证明这样的努力肯定是失败的,它已经失败了。
如果美国重新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别人接受,世界难道不能更稳定吗?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太晚,因为答案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盟都不可能替代美国作为世界的唯一领袖,相反三巨头可能长期相互竞争影响力和相互制衡。欧洲将推动超越国家的联合模式作为解决中东问题和组织非洲的途径,而中国将推动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惠基础上的北京共识。美国必须不容反驳地加入这个游戏。
我相信充斥着来自从恐怖主义到全球变暖等跨国挑战的复杂的、多元文化风景绝对不是单一权威能够控制管理得了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全球化抗拒几乎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相反,我们看到在气候变化协商中逐渐发生的事情(正如在12月的巴里岛) —在防止核扩散和重建失败国家的领域这种需要更多---是在三巨头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深刻意识,一个具体分担责任的情形,对三巨头的评价不仅要看它们的言辞还要看承担的责任。随意性组合起来的安理会不是进行这种分工的地方,因为加权表决和唱反调的杂音而停滞不动的其他多边机构的任何一家同样也不是。大议题需要在三巨头之间协商解决。
少可以成为多
所以让我们扮演战略沙皇的角色。你是二十一世纪的基辛格。你的任务是指导下届总统(以及下下届)从美国霸权的终结进入更加分散管理的世界。具体上说,要缓和过去十年激起反抗而不是合作的政策的影响,并开始运作导致全球平衡而不是反对美国力量联盟的良性循环,你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传递你内在的肯尼迪(J.F.K.)精神,你是总统,不是皇帝。你是军队总司令也是总外交官。你的宏伟战略是全球战略,但是你必须避免使用“美国的国家利益”等词汇。(假定如此)不是谈论“全球利益”以及密切矫正美国政策如何和那些利益一致。不要谈论什么“我们”和“他们”,只说“我们”。那也意味着不要奢谈推广“美国价值”。值得拥有的是世界第一,美国第二。这同样适用于“民主”,这里实施民主的时间和民主原则同样重要。就现在来说,从中东到东南亚,包括那些民主国家的第二世界的英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我们痛苦地认识到其他人想要的东西战胜了我们想让他们拥有的东西,一直如此。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都不需要更多的竞争性意识形态,道德劝告只有在指出实际上能够实现的目标时才是有用的。这个新的态度应该不仅仅是个行动。要遵守这个谦逊的,不插手不干涉的原则实际上让美国成为例外的帝国的东西。它也是历史上其他别的帝国没有做到的东西。
第二,把国务院五角大楼化。中央司令部的韦廉·J·法伦上将(Adm. William J. Fallon)而不是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是实际上负责美国军方主要行动的人。民主同样也要求地理学的指令。让国务院一流的助理国务卿来管理每个关键地区的关系,不需要担心进入国务院的日常议题以得到不体面的批准。那么我们将准备好和远方的地区合作。在有些地方,我们在邻国的大使一年只相会一两次,他们需要参加每周的安全视频会议,区域性的机构在第二世界兴起。想想南美洲共同市场(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波斯湾的海湾合作会议(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我们也需要在这些组织中的高级外交官。合起来考虑,这让我们能够超越比如现在的“世纪挑战账户”等同于给予已经迈进正确方向的个别国家的单轨援助项目,走向鼓励遏制恐怖主义和贫困的区域合作。只有你进行区域性地思考,成功故事才能有典型意义。这个途径对于五角大楼的新非洲司令部的未来有重要意义。(只是到了去年,非洲关系主要是由位于德国的欧洲司令部或(Eucom)负责)对于美国的怀疑在非洲表现很严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战略很容易让这样的怀疑更加严重。最后,为了获得战略性的平民和军事和谐,我们需要首先事实搞清楚。国务院把“斯坦”国放在中亚南亚局,而国防部则把它们放在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司令部。中国人是用五角大楼的方式划分世界,所以我们自己的国务院也应该如何划分。
第三,部署步兵。欧洲在推广共同的外交使团,中国在部署退休公务员、监狱劳工和汉语老师,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推广价值观和赢得忠诚的帝国的步兵(marchmen)。现在美国军方步操管乐队的乐手比海外服务官员还多, 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国会通过的有效冻结外交职务增长的决定而得到改善。在这个背景下,国务卿莱斯的“外交转型”是个神话:我们用来进行核心工作的外交官都不够,更不要说单独的艰巨使命了。我们需要的维和部队规模是当前规模的十倍多,在公司资助情况下增加学生交换、英语教学项目,海外职业培训等。
不错。在真正美国模式中,我们必须建立外交工业结合体。欧洲和中国都是官商勾结的化身,所以让国务院在集中区域援助和投资项目时从华尔街融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实质上比美国政府指导的东西更多。毕竟,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捐赠者,中国在援助领域也迅速增加。而且,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比美国的人口多得多,意味着新成员的更高级席位, 不是现行政治气氛中美国人在海外的方式的政治目标。秘密武器必须是美国公民本身。美国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决不是盖茨基金会或者福特基金会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让欧洲机构相形见绌。如果这样的私人组织独立派送越来越多携带现金、善意和当地知识的美国志愿者来担任“行为外交”的角色,那么公共外交自然就能自己照顾自己。
第四,让全球经济为我们服务。通过复兴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如果从购买美国商品的角度看是获得更大回报的首付款。但是现在,随着美元贬值,我们的生产基地萎缩,美国人对资产的控制让位于富裕的外来资金失去了资产控制, 我们的科学教育,宽带上网, 健康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标准都在全球[排名中下降。考虑到我们的赤字和政治僵局,唯一的办法是引进全球的,尤其是亚洲的流动资本进入我们自己的公共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和技术平台让美国人的创新处于领先地位。全球化决不会饶恕任何人:我们必须对它驾轻就熟,否则就成为其受害者。
第五,创建三巨头的“三国集团”。但是不要确定议程,只是建议。这些是可以妥协和交换的关键议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武器扩散、流氓国家等。 向中国提供更多干净的技术以交换它减少对于苏丹暴君和缅甸军人集团的武器和生命线。与欧洲人共同向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人民提供巨大的、难以抗拒的援助,作为最终造成政权更迭的刺激而不是对这些国家没有任何成效的制裁。西方人改变语调可能让中国人汗颜。超级大国也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动作都能够在地缘政治市场上重新增强美国的竞争力,甚至可能证明我们的例外主义。我们需要采取实用主义渐进的步骤如上所说来输送看得见的利益给我们领土之外的人民,修复我们的名誉,在三巨头之间维持和谐局面,让第二世界稳定和中立,保护我们的共同市场。让我们希望不管下届总统是谁都明白这点。
译自:“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by Parag Khana
作者简介: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a)是新美国基金会美国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自他即将由蓝登书屋在三月出版的书《第二世界:帝国和新全球秩序的影响》。
http://www.nytimes.com/2008/01/27/magazine/27world-t.html?pagewanted=8&_r=1&ref=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