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怀疑我国国民素质，但对当前部分国民的素质不无忧思。由于对此问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理不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在此情形下，看到近来报刊上对《国民素质忧思录》(解思忠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赞扬，便禁不住买了一本。但是，当我读完该书的前3篇的时候，对第2篇“人格素质”中谈的一些问题，便感到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出来就难安下心来继续读下去。

作者为了具体分析当前国民“怕公仆”这一素质上的缺陷，举了几个事例，其中主要事例如下：

“中原地区有个县的交通局局长——应该算得上‘公仆’了，年轻时当司机横行乡里，就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中霸天’，后来却由车队队长一直当到了县交通局局长。

这个‘中霸天’当了‘公仆’后，非但不愿收敛，反而越发猖狂，将一帮地皮流氓、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纠集在自己周围，为其充当打手，有9名骨干分子还被安排到交通局所属部门……

“几年来，这伙人经常挑衅滋事，勒索钱财，仅被他们殴打过的无辜群众就有100多人，其中被打伤的31人……精神失常3人，丧失劳动能力2人。

“然而……在长达数年时间里，竟没有一人举报，哪怕是一封匿名信！

“……而且，有的人被打后都不敢到医院去治疗，还有4名公司职工吓得自动离了职。”（以上引文见原书第17 － 18页）

你看，我们的国民“怕公仆”怕到这种程度，这种“人格素质”多么令人“忧思”！

作者在分析我国国民人格素质这一缺陷时，认为在封建时代，是由于人们可怜地依附于封建主，“形成一种依附型人格，即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原书第13页）新中国建立以后，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给国民的人格提供了新的依附对象，即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人人只要等待国家计划和上级安排就够了，不需要对自己负责。”（原书第14页）

这种分析，认识到我国国民“怕公仆”的习性是缘于社会制度的塑造，是比较科学的。但是作者又说：“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中所形成的新的、平等的官兵关系、干群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了发扬光大，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原书第17页）

你看，在这样一种“做官的人高度自觉、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并对各级政府实行监督”的社会里，理应不再塑造出“怕公仆”的国民，然而如前所引，中原地区某县的国民，却仍然如此害怕那位地痞流氓头头、号称“中霸天”的县交通局局长！按照作者书中隐含的逻辑，那就只能怪这个县的国民与生俱来的奴性了。

然而，根据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原理，人世间从来没有天生的奴性；奴性只能是社会塑造的。建国以来，我国既出过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也出过康生、“中霸天”式的干部。国家提倡“人民自主”，但同时又要求“思想统一”。如果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各级政府，近年来党政部门出现的经济犯罪分子就不会那么多。今年7月30日，王干才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导致封建主义至今根深蒂固，并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扼杀人的独立性、主体性，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奴性、宣传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与顺从。久而久之，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素质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定位标准。对于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作者书中一字未提，难怪他在论述国民“怕公仆”这种人格素质缺陷时，把责任完全推给国民自身，说什么“就连一封匿名的告状信都不敢写，实在是太可恶了！”（原书第21页）。正是那些奴性未除的‘主人’，造就了这种肆无忌惮的‘公仆’。”（原书第20页）

我认为，这似乎有点颠倒是非。

不过，作者在书的某些地方，也能道出真相，他说，“遗憾的是，主人意识在我们国民的头脑里实在是太淡漠了，以致于人们在口头上都想不到或不愿意提‘公仆’这个字眼，而代之以‘父母官’——不仅老百姓如此，连公仆本人也是如此。”原书第21页）我以为，这才是国民怕公仆的真正根源——当前我国的有些“公仆”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

应该说明的是：首先，本文并非评论《国民素质忧思录》全书，只是评论该书第2篇中关于“怕公仆”那一节；其次，作者写书语重心长，当然不会有意责备我国国民天生有奴性，也许还是深入实际的时间少了些，因而看问题不免有片面性。

(载1997年11月2日《长江日报》第4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