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在最为严重的北京也趋于平静，而对非典危机的深刻反思正在展开。其中构建中国的危机防御体系备受关注。这个体系由表及里分为四个层次：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社会安全应急机制，高效的行政系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亡羊补牢，首先是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机制。这次非典危机，暴露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窘迫。在有些比世界很多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省市里，竟然没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许多医院缺乏隔离病房和抢救设备，号称人才聚集的北京也缺乏足够的合格医务人员。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报告，中国公共卫生支出所占的财政比例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位。医疗卫生是社会公共产品，中国政府责无旁贷必须加大投入。中国人口多，家禽牲畜多，生活环境局促，卫生习惯和条件很不理想，各种病毒总会不断出现，必须落实以防为主的政策。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流行病最容易暴发而防御能力非常薄弱的农村，以及难度很大但影响很大的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些地方正是“木桶理论”中最短那块木板。中国政府应该对各地区部门的疾病控制体系进行重新规划，合理调配资源，有效分享信息，在出现疫情时做到早防备、早控制，依法处理相关事务。
未雨绸缪，第二道防御是建立和健全社会应急机制，应对各种可能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现代社会是高风险性的社会。人口和经济高度聚集，随之而来的地震灾害、瘟疫危害的程度、危险系数明显增高。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产生危机的因素复杂而且巨多。这次非典疫情检验出中国处理危机的诸多环节存在不少问题。非典不仅敲响公共卫生的警钟，而且要求中国对包括重大灾害乃至地区冲突等各类突发事件保持警惕。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副总统及时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总统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讲话，五角大楼立即发出了安全防范及对嫌疑犯的通牒，显得有条不紊。在“911”当日傍晚，美国总统宣布纽约曼哈顿地区由联邦紧急管理署接管，依照联邦紧急应变计划，协调所有联邦、军方与地方单位，处理后续紧急救灾事项，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行政应急实验。中国现在的应急处理方式，往往是遇事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等。这样的临时班子用行政办法协调各方面关系，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见得好。中国在“911”后也尝试建立自己的应急体系，并在广西设立了国家应急体系试点。经过非典危机，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危机处理体系更为迫切。
治标还要治本，第三道防御是进一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构建高效和有效的行政系统。这次抗击非典中，国家领导人的果断亲民，抗役大将的临危受命，受到民众的普遍赞誉。但是，整个行政体系的问题很多，需要改进得地方不少。非典危机对中国各级官员的能力水平进行了大检阅。一些官员只会做太平官，在危机面前犹豫观望，举止失措，乃至贻误战机。在中央政府命令之下，各方才有效行动起来。假如疫情之初，守土一方的官员就警觉反应，积极主动，迅速应对，那么防疫的形势就不可能如后来那么严峻。称职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要敢于负责、勇挑重担，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难。中国的行政体制中，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条块矛盾一直没解决好。这种条与块之间缺乏协调统一，以致非典降临之际，信息不通，行动迟缓。从经验看，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差别的国家，应当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他们能迅速反应，及时处理，控制灾害的影响范围。中国还要大力革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非典出现初期，许多官员官僚主义表现严重。在抗击非典动员之后，形式主义又有所抬头，一些地方行动不讲科学，工作粗暴。还有些地方露出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这些给中国今后的行政治理留下隐患。
防病重在强身，第四道也是中国抵御风险最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变革和进步，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在非典降临的危难之时，中国抗疫军令如山，其调动资源的能力，令行禁止的效率，快速决策的机制，社会动员的成效，有目共睹。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在组织和动员方面的优越性。但是，中国政府还不是现代化的政府，中国社会还不是现代化的社会。在医学意义上，提高身体素质是抵御疾病的最佳药方。在社会意义上，建设现代化社会是抗击风险的根本。经过非典的洗礼，中国在社会现代化方面需要加快进程。中国要着力提高民族素质，建设文明社会。中华要改变传统的陋习，推行分餐制，杜绝随地吐痰，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修养。中国要加快社会改革，建设均衡社会。中国社会结构不均衡，尤其是农民、农村为最薄弱环节。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加快城市化进展。社会发展要向更和谐、更公平、更均衡的发展方向迈进。社会总体的均衡，是抵御风险的基础。中国要反思政府角色，构建市民社会。在这次非典危机中，政府的责任太大，承担过度的义务。面对灾难，人们不假思索地依赖政府救助。而在健全市民社会中，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体三者面对突发性事件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构建市民社会，将有利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也适度缓解政府的压力。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