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一个君主曾经在给伦敦奉承者的信中说“天朝帝国的光荣照耀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人或者国家被排除在我们的善意和慈悲之外。”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他的国家经济影响全球，他的军队强大无比，他的疆土广袤无边。他相信自己的帝国是世界中心，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同意这点。
不过，1805年写这封信的满清王朝的中国皇帝虽然表现出夸张的满足和热情，但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焦虑。仅仅在20年前，中国在越南遭到可耻的失败，在笼络缅甸、西藏和蒙古准葛尔部的时候也困难重重，与欧洲的贸易仍然在迅速增加。欧洲列强很快在竞争中占了上风，控制了运输和金融流动，中国越来越危险地依赖银子和鸦片。在19世纪末期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从此后就急剧衰落了。中国人实际上对于欧洲人赖以称霸世界的现代武器几乎一无所知。
嘉庆皇帝的顾问们没有警告他即将和欧洲的冲突以及中华帝国潜在的崩溃危险吗？或许有些大胆的、有远见的官员谈到了欧洲的崛起、贸易条件的危险发展轨迹、英国的军事现代化、传教士和商人等同样危险的软实力等等，但没有历史文献证据说明有这种学者。在1816年，在处理了来自英国的野蛮人拒绝给皇帝叩头的事件后，中国朝廷给伦敦写了第二封信：“天朝皇帝对外国东西不感兴趣。”等到中国认识到外国东西的价值并采取日本“东方思想，西方机器”的途径时，已经来不及了。中华帝国就像焦黄美味的北京烤鸭被人瓜分。
200年后，其中的角色颠倒过来了。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曾经指控中国人“傲慢、难以忍受的虚荣、矫揉造作”一样，现在美国也受到世界上表示不满和厌恶的人投来的石块和毒箭。但是美国总统环顾自己的领地，只看到让人满意的理由：美国是上帝挑选的国家，美国人是上帝挑选的子民。当然，门口有野蛮人，有必须被彻底干掉的拒绝接受美国仁慈的人。帝国啦啦队的一小撮，如麦克斯·布特（Max Boot）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之流对总统的强硬立场感到狂喜和激动。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参与了最新的思想室内游戏：帝国比喻。美国帝国最终遭遇罗马帝国那样的轰然崩溃还是英国帝国那样的哭哭啼啼?或者根本无视改革的迫切需要，照样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遭遇19世纪中国一样的命运？现在面对的不是鸦片，而是沃尔玛超市里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中国商品销售的快乐。现在面对的不是让人头疼的越南人，而是桀骜不驯的伊拉克人。
和中国皇帝的朝廷相反，众多顾问匆匆忙忙警告华盛顿在未来几十年干扰美国的即将到来的唯一威胁。他们的书评价中国在欧亚心脏地带及其边缘的潜力。中国运用贸易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连哄带骗地进入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心脏。中国在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很可能因为台湾和美国摊派。 国内的严峻问题比如贫困和腐败威胁到现行中国体制的生存并可能造成国际上的大动荡。布什总统当然当然比200年前的中国皇帝得到的建议更多。警告即将到来的冲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的新全球地位倒不如说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非真实性。这些传统相信地缘政治法则要求在地球的另一边存在一个平等和敌对的大国。
人们曾经担心“黄祸”，因为它可能给家门口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华盛顿战略家晚上熬夜睡不着，担心毛推倒亚洲沿岸地区力量的多米诺骨牌。南亚也存在中国影响力，克里姆林宫担心苏联的边界，害怕百万缺少土地的中国人蜂拥进入西伯利亚。不过，尽管中国在1970年代激发了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力量、秘鲁的毛主义者游击队、法国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但北京在海外的影响力毕竟是边缘性的。
现在大的红色支票簿已经取代了小的红宝书，中国已经把触觉延伸到遥远的地区。记者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几年来一直在写中国软力量的崛起，在他最近的书《魅力攻势：中国软力量如何改变世界》（Charm Offensive）中，描述了一个棋盘世界，一方进攻的兵卒从另一方退却的车（国际象棋中的）中争夺力量。科兰兹克写到“随着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惹人讨厌，中国开始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最终将使用软力量推动世界上的国家做出选择，究竟是与华盛顿还是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纽带。”
中国正在做美国在冷战时期做的事情：拼命巴结政治强人、榨取资源、购买影响力。科兰兹克扩展了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力量经典论述，除了非正式的出口文化价值和规范之外还包括正式外交和经济杠杆。他描述中国鼓起的口袋给予非洲比世界银行更多的贷款，许诺在阿根廷和巴西投资1000亿美元，掠夺世界各地的工厂，用顺从的中国人替代罢工的工人，最近战胜日本，抢先与东南亚建立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影响甚至还不到其中的一半。中国从长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三千年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突然终结了。多边主义是中国的4000名外交官的新时髦用语，根据2005年的一个调查，其中一半不足35岁。中国已经成为北朝鲜核危机六方会谈的主要参加者，在中亚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甚至还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中国创造了自己模式的和平队（Peace Corps），派遣中国青年到发展中国家。随着明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在竭力成为让人信赖的参赛者。
科兰兹克每次看到中国的进步是建立在大国现实主义而不是幸运饼干式的理想主义（fortune-cookie idealism）基础上，似乎总是很吃惊。北京希望周边环境的稳定和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原材料支撑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镇压罢工，支持世界上的独裁者如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Mugabe）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Karimov），无视环境标准。当共产主义者中国在1970年代向资本主义西方开放的时候，中国领袖给第一个西方傻瓜亨利·基辛格深刻印象的是双方观点非常相似。就像陷入爱情旋涡中的少女,毛泽东的继承者此后一直奉行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现实政治”（realpolitik）。
但是中国不是进行零和游戏算计的棋手，尤其是在和华盛顿的关系方面。在2004年科林·鲍威尔非常恰当地描述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是过去30年中最好的时期。中国和美国在控制北朝鲜方面合作，共同打击亚洲的恐怖主义，扩张全球经济等。意料之中的是，美中在干预达尔富尔和美国在中亚驻军上产生分歧。美国一直在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在理论上减少华盛顿对于北京的巨额贸易赤字） 但是在任何婚姻中，尤其是权宜性的婚姻中，争吵都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关系维持下来部分是因为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中国用购买财政债券的方式支持美国经济，美国消费者维持超大规模的采购，从便宜的玩具到高端电子产品在内的所有东西让中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
但是说到中美关系，华盛顿的官僚阶层不怎么担心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更担心的是因为台湾问题导致的军事对抗，面对面的经济竞争以及中国在政治上内爆的可能性。专心“接触加遏制”（congagement）战略，即军事上遏制中国，经济上和中国贸易的华盛顿为了获得可靠性，多数中国观察家试图在拥抱熊猫和猛击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设立界桩。为了反对拥抱者，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潜在的军事威胁，为了反对猛击者，他们只把中国归结为选择性的威胁。
争议最大的议题是中国增加的军费开支。北京辩解说它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在360亿美元，而有些美国人预测实际数字是这个数目的两倍甚至三倍之多。不管你怎么削减它，中国想获得与世界级的经济相适应世界级军事力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由于其空中和海上力量仍然有限，中国还没有充足的能力把武装力量延伸到遥远的地方。仅仅20枚洲际核导弹只能充当微弱的威慑力量。尽管数值计算专家严格审视中国的武器采购，美国每年的军事预算都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还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额外开支）。要赶上美国，中国就得采取苏联模式的追赶方式，而它非常清楚这样的战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更能说明问题的不是中国的武器库而是中国已经改变的军事战略。正是在这里，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观点。“中国不大可能寻求进攻性的领土扩张，进入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比如欧洲心脏，或者寻求越过庞大的太平洋沿岸亚洲地区扩张帝国边界，或者攻击美国的资产以实现这些目标。”他在乏味但是重要的新书《崛起之星》中说“北京不寻求扩张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全球意识形态附属国联盟，或者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革命。” 中国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军备控制的主要鼓吹者，甚至推动一些重要的单边非扩散倡议，比如向美国保证切断和伊朗的核联系。 它在全球武器出口的份额从1990年初期的4%左右减少到2000和2004年之间的不足2%。它已经为自己的核现代化项目上添加了定性限制，还对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外国观察家开放自己的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逐渐改变了从前关于主权的刺眼立场。北京仍然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共处原则，重新包装其“新安全观”，尤其是在苏丹、伊朗和其他地方潜在的军事干预。但是除了言辞外，北京明显地表现出从前字面理解的主权意义上的妥协态度。中国和香港的权力分享安排，以及支持美国对于阿富汗的行动都是证据。中国现在也提供了“比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任何其他四个都更多的平民警察，军事观察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 季北慈写到。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的主权是弱者的避难所和强者的特权。中国位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某个地方，已经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灵活途径。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仍然坚持传统的缺乏灵活性。对于华盛顿来说，这个岛是外国政策议题，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台湾是家庭内部问题，最终通过内部解决，通过劝说，必要的时候用武力。因为华盛顿特区内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基本上都风险分析家，他们认为东亚很可能被拖进引火点的境地。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在1997年的同名书中提出了“未来与中国的冲突”，指出台湾就是导火线。十年后，即使台湾更接近正式独立，但是“全球的反恐战争”掩盖了假定的中国威胁。
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和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试图在《不一样的战争》中更新这个观点。他们认定“中国挑战美国的真相”但是不得不通过回顾1995-1996年最近美中关系的最紧张时刻紧急拼凑他们的论证。在那时，克林顿政府取消了台湾高官访问美国的限制，让李登辉总统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北京作为报复往台湾方向发射导弹，并且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布什和奥汉隆想像重复的局面“愤怒不已的中国人在信息误导和政治的迷雾中决定进攻这个岛屿，”美国前来保卫台湾。“没有人退却，任何一方都有太多的利益”他们写到，然后集中在一起一系列的最后导致“可怕场景”的可能性。它读起来像外交政策分析家喜欢用的夸张，为了向表示怀疑的编辑推销另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或者书籍。
台湾冲突确实可能发生，来自台湾的急不可耐、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顽固愚蠢。台湾继续鼓噪要从事实上的主权地位转向法律上的独立。虽然美国人中的大部分反对因为台湾和中国打仗，但是中国人中90%以上支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如果它分裂国家的话。
但是布什和奥汉隆承认中国和台湾的经济已经难以分开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样。尽管有几章用来描写扩张的战争游戏场面，他们承认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最有假设性的战争起因”可能只有很少的基础，或者一点基础也没有。不过，即便他们的前提是耸人听闻的，他们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华盛顿应该帮助北京和台北，让台湾走向“更加宽厚的，对统一友好的主权国家”。毕竟北京即便是用武力占领了台湾后能用这个岛干什么呢？台湾不是西藏，它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了强大的民主基础。北京很清楚，即便是很小的骨头如果吞咽方法不当，可能有致命伤害。
有些有见识的献媚者在悄悄说华盛顿应该少注意中国的力量，多关注这个大国的弱点。在这个讲故事的时候，中国是精巧的金字塔骗局，其繁荣是建立在沙滩地基上的。只有继续保持空前的增长速度，如2006年达到11%，中国才能愚弄国内支持者和国外投资者继续玩这个游戏。在中国内部，让人担心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城市和乡村每年都发生成年上万人的抗议活动。艾滋病和非典丑闻，让人痛苦的矿难，对于异议者的无情镇压等被中国激进分子详细描述的内容都出现在中国人权记者谭竟嫦（Sharon Hom）和斯塔西·摩希尔（Stacy Mosher）编辑的新文集《挑战中国》中。所有这些东西都潜在地吞噬人们对中国领导人控制能力的信心。
在本文集最心酸的一章“桥下的观点”中，（Yi Ban）描述了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告状申诉冤情的一群人。他们最后只能生活在政府部门附近的大桥下。他们从垃圾中捡拾吃的东西，花费宝贵的钱财制作揭露腐败和违法乱纪行为的申诉状，希望感动中央政府。但是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一天，警察像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把这些告状者一扫而空，好像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暴行或许比抓捕著名的异议者更严重，从长远看，或许证明是更致命的。
虽然人们不断地说中国崛起，但是把这个国家看作亚洲病人或许是有悖常理的。但是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共产党的脆弱的合法性以及领袖的脆弱性意识可能让中国采取莽撞的举动。”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对中国和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做了富有远见的总结。但是她认为中国可能的莽撞行动,就像布什和奥汉隆的观点一样是建立在牵强附会的假设基础上的。谢淑丽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拿来攻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压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中国领袖或许发动对台湾，或者香港，或者西藏或者新疆的荒唐的入侵。
这是可能的，但概率有多大呢？为什么中国领袖要冒着破坏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政治稳定呢？民族主义和再次成为世界大国的自豪感更可能产生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效应，巩固共产党的合法性而不是推动把宝全部押在军事冒险的赌博上。中国已经最终从西方借用了很多东西，这个对于1805年的嘉庆皇帝显得这么陌生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将证明是影响力最大的舶来品。伴随21世纪经济和20世纪的政治结构，中国拥有的19世纪的国家意识。
在《中国之路》中，全国公共电台记者齐福德（Rob Gifford）记述了沿着国道312从上海开始一直进入最遥远的戈壁沙漠的旅行线路的采访。他见到了一个给本族人讲授汉语的西藏人。齐福德仔细探讨了背叛这个话题。
西藏人告诉他“没有人谴责我，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说我不做这个事情的唯一方法不是要学汉语，或拒绝整个中国体制。而是它让我陷于贫困中。”他不会放弃佛教，他也决不会娶汉人女子为妻。但是他已经决定要放弃游牧生活，他说没有什么可以浪漫化的东西。要过社会地位上升的中国公民的生活“那是当今的世界，现代世界，全球化的世界。我不敢肯定应该把责任全归咎于中国人。”
齐福德遇到的人并不都是这么讲究实际。他与承受了太多痛苦的中国人交谈。可能因为政府资助的卖血项目出岔子而感染艾滋病的邓晓明对于地方医院没有能挽救痛苦懂的女儿而怒火万丈，把女儿的尸体放在医院大厅里让所有人观看。远方沙漠绿洲中的餐馆老板老张谴责地方官员垄断天然泉水以便从卖水中发财。在不久前取缔妓女的社会，吴燕陪客人唱歌、赌博、喝酒，但是主要通过第四种“陪伴”赚钱。中国西北的维吾尔族哀叹自己文化的日益被殖民化。
外交政策分析家谈到中国面对的各种困难。首先是人口问题，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一夜之间变成了老龄化社会。有经济问题，当迅速的增长开始出现问题，愤怒的中产阶级与被剥夺了权利的人联手对抗共产党。有环境问题，工业发展的毒害将把人民呛死。
齐福德还在这些危机上又添加了一个。中央政府在抓紧时间让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变成中国人，就像尤金·韦伯（Eugen Weber）描述的，19世纪的法国政府把布罗塔尼（Breton）和普罗旺斯（Provençal）农民变成法国人一样。民主意味着不仅让93%的汉族人拥有投票权，而且给予少数民族投票权。齐福德说“难怪北京加快让维吾尔族和藏族人更加中国化，如果危机时刻到来（或者即使没有）他们将更容易融合到中国想退出建设国家，不仅是大坝，发电厂，油库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协议成为未来一代中国领袖成败攸关的重大项目。
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是傻瓜的差使。中国是证明许多规则错误的例外。让中国转变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过渡的是共产党体制，在不进行什么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促成了市场经济增长。它让中国的人口摆脱贫困和愚昧，比西方所有待遇良好的专业人士的发展还更快。但是齐福德说，“关于中国的每个事实是真实的同时，在国家的其他地方，相反的情况同样是真实的。”数据集是如此庞大，它让所有的概括都失去价值。
中国是否就像欧洲曾经超过中国那样超过美国呢？因为中国这么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它能够给美国人一些帝国衰落的教训。中国曾经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和历史的枢纽。它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其他大国的崛起，而不是作为完全不同的新现象。最重要的是，它等待了太长的时间后才开始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改革。或许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北京能够再次改革它的策略，更多依赖拳头而不是政治。但是，由于被自己假定的帝国光荣所蒙住眼睛，以及用义和团的术语思考世界，华盛顿是真正的变数。在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美国更有可能成为出拳者，但结果成为把自己打出去的人。
译自：Big Red Checkbook by JOHN FEFFER [from the November 5, 2007 issue]
http://www.thenation.com/docprint.mhtml?i=20071105&s=fe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