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国家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安全和便利，对内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官僚体系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外它可以依靠军事力量抵御外侵，保护国防安全。这样一种主权国家的政治模式，那是人类经历了血和泪的洗礼，才获得的一种实践智能。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起源，那么我们也就对它没有最起码的敬重和维护。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像人类政治活动的一个试验场，它孕育了近代国家，现代国家的一切要素都在那个时代被赋予了。而这种现代国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有能力生活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前提下，才开启了与古代政治传统断然不同的政治模式。通过对现代国家精神前提的探讨，我们可以把现代国家回复到它的源头，去重新汲取力量，完成未尽的现代化事业。
一 文艺复兴之前的人类精神历程
回顾历史，对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中世纪之前的古代人与其后的现代人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在上古时代，人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民族神话中，今天看来这种民族神话隐含着这个民族最深沉的记忆。但是在当时的智能者看来，生活在这种民族神话中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这种不满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在那里，哲学家们挑起了神话（mythos）和逻格斯（logos）的纷争，而逻格斯其实就是理性的一种说法。哲学最初起源于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种惊异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状态，表达了人类对自然万物法则的理智追问，是一种纯粹的爱智能行为，它要求以人的理性来检省世界和宇宙。因此，哲学的目标就在于为人类寻找一个普遍的公共生活方式，它超越于任何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神话、宗教之上。这就是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古希腊哲学家所致力的工作。在此之前，古希腊文明的智力状态基本上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氛围当中。人类不但把自身看作是神以及各种英雄的子孙，把自己的内心生活看作是神的意志的延伸，而且也把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打上神的印迹，包括城邦的政治活动、法律制度，乃至人类的生活秩序也和神的意志不可分割，并臣服于神的统治。
公元前6世纪，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之中的部分成员已经开始对此表示公开的不满，令他们无法容忍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出神话的史诗时代。他们认为，是让「理智」与「神话」之间作出最终较量的时候了，人类已经具备能力和勇气把罩在理性之上的神话面纱扯掉。柏拉图用一个「洞喻」，对此信念进行了最有激情的表达，呼吁人类接受理性之光的照耀，不要被习俗和神话创造的幻影所迷惑。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它的重要性一样重大，以致于需要苏格拉底以生命为代价，才能带来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的时代。在此之后，诗人事实上被驱逐出城邦，人类不再单纯借助神话来解释自身及其生活方式，而是依靠人类理性所创造的概念世界来解释经验世界，并为人类生活和城邦政治生活寻找到一个新的基础。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人物取代虚幻的英雄及诸神，成为历史学家探讨的主题，是人而不是神成为城邦的主宰，人类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内心困苦，而不是求助于聆听缪斯女神的美妙歌声来疗伤。古罗马人是继古希腊人之后，成为对人类精神能力和物质能力极限的最勇敢挑战者，他们把人类的世俗智能发展到了极致，一部罗马史就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一个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能取得世间最荣耀的光荣，也正是借助这种世俗精神，罗马才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是，或者是由于历史必然性，基督教神学家及其臣仆坚信这种必然性，或者是由于某位历史人物的偶然决策，深谙古代知识奥秘的历史学家（其中的杰出者就是布克哈特）对此深信不疑，并作了精彩的论证，基督教拖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被带到这个俗世上，它作为句号结束了古代，人们与感官事物和超感官事物缔结新关系的时代来临了，因为对上帝和邻人的爱以及与尘世事物的分离，取代了关于诸神和世界的旧观点。由于基督教时代的到来，本来清晰而有活力的政治生活被搞得昏暗而孱弱，古希腊哲学家曾经费力扯下来的面纱，再一次遮住人的眼帘，随之而来的是一张长长的中世纪黑幕笼罩在欧洲这个人类政治大舞台上。这层黑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一层奇怪的色彩。
二 文艺复兴时期新人的出现
（一）生活在意大利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人类
从十三世纪开始，由于意大利特殊的政治环境，这层黑幕最先在那里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进行客观的处理和描述成为可能的了。尽管我们无力复制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流传至今的文学著作、艺术品和政治学、历史学著作来了解这些情况。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部杰作中，把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那种「市侩」风尚，描写得淋漓尽致。从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给与其正统宗教地位开始（不管他是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需要，还是出于对基督教的信仰，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人类生活逐渐进入一个只认上帝、不认凯撒，只读圣经、不习古代文化，只崇拜圣徒及其遗迹、而把世俗英雄遗弃在历史的废墟上的时代。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智者还是目不识丁的城市无赖，都沉浸在基督给人类所带来的普遍和平之中，似乎人类对古罗马凯撒们的四方征战已经感到厌倦了，于是欧洲人们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才能重新踏上新的征程。
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基督所统治的世界被那些古罗马异教徒不幸言中，从普遍和平而又普遍孱弱的中世纪走出来，整整耗费了欧洲一千年的时间，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才找到对付基督教的方法。实质上，人们是通过对古代人的回忆，来达到对基督教精神的克服。意大利人民借助其天才般的智能，各个阶层都把自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拉丁文对于任何一个意大利人来说都是普通的，并且古代遗留下来的古迹和文献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回到过去。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注定要产生一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和理想的近代意大利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种新的市民生活、一种新人，这种新人以古代文明为向导，但绝没有仅仅是停留在对古人的缅怀中，而是踏着古人的足迹走上了寻找新的真理和知识的伟大征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亚平宁半岛被大大小小的或者是君主国、或者是城市共和国所分割，在这些国家中暴君或者第一公民的专制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政治特色，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为自己转瞬即逝的俗世生活而担忧，于是他们抓住仅有的时间来享受生活，从很短的时间内掌握的权力和权威中得到满足。这种政治形势培养了每一个意大利人身上的个性，他们不懂得现在的「流行」概念，也不会因为与别人不同而感到羞愧，他们没有我们现代人身上的那种虚荣。古老的城邦政治趋于瓦解，放逐不再被人们看作是最严重的惩罚措施，甚至自我放逐成为个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乔维诺．庞达诺在他的《论勇敢》中说到，「在我们所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面，我们看到成群的人由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自由而离开了家乡；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具有他的美德。」1在但丁被放逐多年之后，佛罗伦萨想要把他召回，但他必须接受一个屈辱性的条件时，他回信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 2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把自己沉浸在完全私人性质的事物之中，把自己的无限热情都投放到文学艺术上，这种人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暴君专制制度下才能成长起来，他们对无序的政治生活完全失去了仅有的热情。
（二）对人的重新发现的一个全面考察──一个全新的荣誉概念
布克哈特对近代荣誉概念的描绘，最能代表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在中世纪，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荣誉感，一个教士无法理解一个骑士对于荣誉的感受，就像一个平民无法理解荣誉给一个贵族带来的体验一样。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平等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我们可以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身上，找到近代荣誉观的痕迹。但丁为了得到一个诗人的桂冠，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尽管他在自己的伟大诗篇中口口声声说「荣誉是空虚的」，但是就连「地狱里边堕落的灵魂也来恳求但丁在现世上使人们保持对他们的记忆，并保住他们的声誉」。 3但丁之后的佩脱拉克在听到拜占庭的君主从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以往只是给与圣徒及其圣迹、遗物的崇拜，现在却给与像但丁、佩脱拉克这样的诗人，甚至是一个法学家。佛罗伦萨就为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和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修筑了壮丽的坟墓，一个君主为了能把某位名人的遗骸留在本国而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城市会因为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在这里居住过而感到无上光荣，同时借着这些感情，各个城市又开始回忆他们悠久的建城史，古代城邦的建立者和那些能够征战四方的军事家再次回到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中。
但与古代不同的是，在一长串值得纪念的人名名单中，不再有政治家、军事家的位置，他们原有的位置被大量的诗人、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画家、医学家所替代，人们开始认为比起军事的成就，学术上的光辉更能使一个人名垂不朽，更能为一个人带来俗世的荣誉，而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荣誉反而要借助诗人、历史学家的著作才能彰显。在布克哈特看来，荣誉的概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荣誉有了新的观念，赋予了它新的内涵，现实中的人们值得为了这些荣誉而去奋斗。通过那个时代的伟人行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代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荣誉，而不管他的出身、血统，是否是一个军人或者政治家，只要他能够在某个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借助自己的行为而为自己赢得现世乃至后世的一切荣誉。而在此之前，这些是一个人必须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或者团体才能够得到的。人们对荣誉追求的范围，已经不再仅限于作为一个圣徒或者一个红衣主教，甚至也不再去刻意模仿那些古罗马凯撒们的英雄事迹，社会宽容到可以为每一个人准备一个他特有的荣誉桂冠。在这种强大的荣誉观感召下，每一个人的野心都蠢蠢欲动，为了追求这种「伟大」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马基雅维里在其《佛罗伦萨史》序言中，对这种「伟大事迹」进行了最精彩的论述，「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那些作家们并没有想到：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甚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4
这种变化意味着古代世界的彻底终结，在人们眼中，政治的高贵性已经丧失殆尽，一切统治都戴上了邪恶的标签；公共生活也不再是一个公民唯一的价值场所，独立的私人生活越来越具有情趣，并可以为他带来一样的荣誉；政治生活的公开性被各个国家的君主们所拋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暗杀、阴谋和背叛；在伟大与邪恶之间进行区分的古代标准已经暗淡，无论征服者的行为多么残暴、不义，只要能取得成功就被认为是英勇和高尚的；柏拉图为理想政体所设定的四种美德──智能、勇气、节制和正义──已经变得残缺不全，节制成为懦弱者的说辞，而正义则沦为不义之举的遮羞布，甚至有时连这块遮羞布都懒得用。在古代，一个人通过分有城邦及其保护神而得到价值和意义，公共的政治生活是他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因此放逐成为古代城邦最严重的惩罚措施，这也正是苏格拉底宁愿接受不公正的审判而死在雅典，也不愿踏上出走异乡的屈辱旅程。而在此时，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市民生活已经渐渐形成，「市井」之人充斥着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面对政治斗争的危险性，他们望而却步。
（三）文艺复兴时期新人的精神生活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基本精神生活面貌，也是未来整个欧洲纷纷效仿的典范，一个新的公民时代即将诞生，伟岸的古罗马人穿过黑暗的中世纪，已经变得矮小，但也因此而更加强壮。马基雅维里是那个时代一个伟人，他经历了那个时代最灰暗、最血腥、最混乱的时期，他见证的那个时代最富有个性的伟人的英雄事迹，在有生之年他也看到了广大人民作为一股黑暗的力量潜藏在亚平宁半岛的每一个角落。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记述了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几次政权更迭，反对派可以仅仅通过煽动人们的不满而使他们拿起武器，就可以把当权者赶下台并放逐出共和国；同样，被放逐者也可以通过借助人们对新政权的失望（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这种失望是必然的），再次取得共和国的统治权。无论这些平民多么的无知，都不能再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了。
三 以现代人性为基础的政治人类学
（一）文艺复兴之前的政治观
如果你认为人的本性是始终如一的，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对此我不打算提出异议，就一个个体来说，这不是本文的探讨范围，我也不认为这种假设有甚么意义。在政治生活领域探讨人性，不在于单谈个人的本性如何，因为俗世中个体千差万别，有的本性良善，而有的则邪恶；而在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对宇宙、世界、国家以及人本身的观念有了哪些变化。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被誉为是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他把人的目光从自然之物拉回到城邦事务，他自诩为雅典城邦身上的一只「牛虻」，其生命的价值就是为了让城邦保持活力，他以他的死证明了一个人对城邦的依附性，那杯毒酒既成就了苏格拉底，也成就了政治哲学，更使得雅典成为整个波罗奔尼撒最强大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得出一个天才般的结论：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 5
由此可见，在一个希腊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全的世界，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整个宇宙神、城邦神之中，并从中获得意义和价值，他把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看作是无上光荣的事情，那也是他获得荣誉的最有效途径。那时的私人生活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有趣」，甚至奥林匹斯山下的全民运动会也具有政治性，在此期间各个城邦之间是必须休战的，「为了运动而运动」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
继之而来的古罗马人虽然没有希腊人那种雅兴去高谈阔论，但是和希腊人一样，他们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整个庞大帝国的伟业之中，他们把自己的有限生命献给了无限的帝国征战，得胜归来的战士将接受最宏大的凯旋仪式。在这一点上，古罗马人和希腊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此时，谈论政治人类学多少还有点牵强，因为政治共同体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它不但不必依靠其成员获得存在的价值，而且恰恰相反，共同体成员必须从它那里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那么，人性是善还是恶，对城邦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有城邦本身对善的追求才是此时政治学的根本问题。中世纪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治的时代，所有人的热情都被吸引到遥远的天国去了，把俗世留给几个庸人去糟蹋。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一个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全新时代，一个新人不断涌现的时代，他们对宇宙、世界、国家和自身看法的变迁，改变了政治生活领域的整个模式。
（二）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人类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基本精神生活状况，我已经在上文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这是一个催生政治人类学产生的时代，因为随着人的不断觉醒，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神意或者自然之上，已经不能再保证国家的正当了。虽然马基雅维里没有像后来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家那样，明确地把国家建构在个人权利之上，但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有政治敏锐感的学者，他不能不感受到来自底层的诉求。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人们对国家和权力观念的变迁，反映在政治学上就是人性问题。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向我们描述了那个时期政治生活的无常，意大利被大大小小的暴君或者第一公民所奴役，人们对政治生活已经彻底失去了期望，「权力本身就是恶」（布克哈特语）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事实。我们尽管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找不到他对人性始终如一的看法，但是他时时处处想表现的是，人若不受约束，便具有一种由欲望滑向作恶的不可抗拒的倾向：兽性、冲动、欲望均属于人性的核心，而最重要的则是爱和恐惧。
与其说这是马基雅维里对人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不如说是对他那个时代的经验性考察结果。在他看来堕落是人的天性，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人类普遍堕落的时代，人性的邪恶以腐败、懦弱、愚蠢、无知、残忍、肉欲、冲动的面目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恒定性可言，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人们团结在各自的旗帜之下，进行着残酷的相互杀戮。以致于马基雅维里借他笔下的人物哀叹到：
胜利者，不论是用甚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常常必须为饥饿、坐牢或杀头而担忧，怕入地狱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对我们有任何影响。你们只要对人类的行为留神观察，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获得巨大权势、取得大量财富的人，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段。而对于用暴力和欺骗得到的这一切，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用伪造的所谓正当的收益的美名来掩藏他们取得这些东西时所用的那些可耻的伎俩。那些由于轻率任性或头脑迟钝而不愿意这样干的人，总是陷于受奴役和贫困的处境。因为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除非既大胆又不忠实，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奴役；除非既贪婪又奸诈，不然一辈子也逃不出贫困。上帝和大自然把所有人生的幸福都撒在人间，人们把它抓到手的方法与其说是勤勉不如说是抢夺，是恶行而不是善举。因此，只能是人吃人。只有不能自卫的人才活该担惊受怕。 6
作为他的祖国的佛罗伦萨也没有能力逃脱这种厄运，「佛罗伦萨城邦无疑是伟大的，但它又是多么不幸！过去的历次分裂的教训、对敌人的恐惧、甚至国王的权威，都不足以使佛罗伦萨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因此，佛罗伦萨人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可怜的境况中：外受乌古乔内的不断袭扰，内遭兰多．德．阿戈比奥的掠夺。」 7
马基雅维里没有借助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所熟知的「自然状态」假设，把人类恢复到一种原初状态，像动物一样仅仅受各种冲动的驱使而作恶，毋宁说当时的意大利本身就处在一种「自然状态」。瓦伦蒂诺公爵凯撒．博几亚起初想依靠邻邦小君主的军事支持，不久之后他发现他们不但不可靠而且还在阴谋反对他，于是他就假装和解，把他们召到塞内加各利亚开一个友好的会议，一当他们到达，他就把他们统统杀害了。这件事情发生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节居住在博几亚的宫廷里，他用一种冷峻、朴实而洗练的笔法，向我们描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其中没有对无辜者暴死的同情，也没有对博几亚残暴行为的谴责，有的只是对胜利者采取果断措施的赞赏。自始至终，马基雅维里都以一个理性旁观者的角色，来审视和反省亚平宁半岛所发生的类似罪恶事件，他排除了道德的义愤，冷漠地观察和诉说一切现实的政治事件。这种对待人性「邪恶」的态度，有点与施米特类似，让人惊奇的是他们两人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施米特还自比为「圣卡齐亚诺的可怜老人」。在施米特看来政治人类学所谓的人性「善恶」，不是在特定的道德或伦理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人是否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他到底是一种危险的生物，还是一种无害的生物？ 8如果在人性是善的前提下，即人类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对宇宙、世界、社会及其自身有着合理而完美的理解，他们之间绝对不会发生相互伤害的事件，那么政治就是多余的，依靠理性的自我克制，人类就可以组成社会实现自我管理。我们可以确信，这不但是马基雅维里无法接受的，而且也是一切真正的政治哲学家都力图反驳的。只有建立在人性是恶的基础上，即人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受到动物性的欲望、冲动、无理性支配，政治和统治才有存在的必要，组成一个国家也才具有现实性。
四 小 结
与古人相比，现代人是普遍堕落了。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我们没有发现过多的道德义愤，更多的是冷静分析，在新形势下对君主的姗姗劝诱，使他们有能力在一个腐败的城邦里保有它原来的自由。连永恒之都罗马都衰落了，还有甚么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呢？在今天，现代国家不断受到责难和嘲弄。在人类有限的智识范围内，有的人希望人类回复到前现代，从古希腊或古罗马的旧纸堆中去寻找解救现代国家的灵丹妙药；更多的人则希望用后现代的理论，来化解现代国家的「恶疾」。现在看来，这两条道路都还没有能力足以把我们带出现代国家的政治模式，因为在精神生活领域，我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是如此的相似，以致于现代国家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政治选择。在文本上创造一个虚幻的国家，是很多政治哲学家都乐此不彼的事情，他可以在其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如果在现实中以创造一个虚幻的国家为目标，而没有考虑人类的精神状况的话，那就是危险的。历史用鲜血和眼泪一再地提醒人类，在现实中去凭空创造一个虚幻的国家是多么的不符合人性。无论是希特勒的日耳曼帝国梦想，还是斯大林的斯拉夫式国家，都以成千上万的人类肉体消亡为代价而终结的。如果我们现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那么预言现代国家的终结就是不理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政治生活领域，真正需要考虑的就是人类的精神，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闲扯。
注释
1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着，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页128 。
2 雅各布．布克哈特着，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129 。
3 雅各布．布克哈特着，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136 。
4 雅各布．布克哈特着，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页149 。
5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着，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7 。
6 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着，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47 。
7 马基雅维里着，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87 。
8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着，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138。
宋会峰 西南政法大学法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七期（2007年10月31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