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前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谨以此奖表彰他们为构筑和传播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伟大知识所作的努力，以及应对这种变化所必需采取的措施而打下的基础”。

去年，这一奖项颁给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这两次颁奖的取向标志着21世纪的首要关注点：减贫和环境保护。

环保主义可能更将成为影响世界如何共存的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这代表着机会、挑战，甚至可能是阻碍。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都市社会这个城市化过程，中国还需要另一个20年。为了尽可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与国际社会的摩擦，但是又不以牺牲中国的发展为代价，坚决抵制过多的限制，中国需要相应的战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开始关注地球变暖。逐渐上升的气温引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关注。最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和过去的25年里，地表温度已经分别上升了0.6摄氏度和0.2到0.3摄氏度。

全球变暖现象背后的科学推论并不是十分严密。问题在于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温度浮动的因素应该有许多种。要总结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的危害并不容易。让环保主义者气馁的是，全球地表温度已经从1996年起一直保持稳定，惟独在1998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有过骤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预测地表温度会在下个世纪上升1.5到4摄氏度。气候预测网站（climateprediction.net）对温度的预测相比专家小组高1倍。这样幅度的气温变化，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环境，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与此相关的一个争议，是全球变暖是否只有坏处。

戈尔，这位全球变暖的福音传递者，指出全球变暖带来的最首要负面结果就是极端天气的频发和海平面上升。但是，高海拔区域却因此会在经济上受益。相对于近赤道地区，高海拔区域的温度上升幅度要更大。冰川变少提高了在北极圈地区开矿的可靠性。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都在为他们在该区域的利益下赌注。北极圈的冰川融化使在那里行船成为可能。目前，集装箱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穿过北极圈到达美国西海岸。这样能够大幅缩短距离。

要全面了解全球变暖的危害，我们需要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豪斯预计，假设地球在2100年时温度上升2.4度，那么全球变暖的净现值为22.6万亿美元。据他估算,如果要达到斯特恩“全球变暖报告”减排二氧化碳总量的目标，将花费27万亿美元，但是只能消除价值达13万亿美元的由于变暖带来的损害。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消除1美元的环境破坏，要付出2美元的代价。这样的估算可能略显粗糙,但是却对是否有必要扭转全球边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全球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签定时达到高潮。《京都议定书》的模式参照了蒙特利尔公约，其主要内容是计划在2012年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水平相比降低5%。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在消耗化石燃料（诸如煤炭和石油）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似乎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京都议定书》的大部分目标都未能实现。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此协议。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被纳入此协议适用范围。但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

《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失效。欧盟也表示在之后将不再遵从该协议。大多数人无法将全球变暖与个人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若要减排二氧化碳，能源消费就得大大减少，这显然意味着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

这就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7年和平奖，颁发给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原因。没有有效的沟通，民众不会为了减排二氧化碳而改变生活方式。阻止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项广泛、瞩目的运动。科学界向环保主义的皈依，是环保主义成为21世纪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一环。尽管还有一些对扭转全球变暖趋势有无必要的怀疑，但政治已经超越了这一步，公众对于全球变暖的意识已经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点。

对环境的关注已经占据了各国国内政治的中心，国际政坛也将会对此投射强烈的关注。2012年《京都议定书》将到期失效。国际社会将启动一个新的国际机制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不同于《京都议定书》，我相信任何一个新机制都将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发展方式，今后将会受到更多的国际监督。

事实上，中国的炭政策将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需要调整其发展模式，尽早进入与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阶段。

2007年，全球由于化石燃料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4.6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以汽车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富裕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为20吨左右，其他富裕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日本，却因为民众主要依赖公共交通，人均碳排放量只及前者的一半。法国因为广泛应用了核能，使其人均碳排放量为6.6吨。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则保持在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以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在增长。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不论以任何推算方法计算，中国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

中国现在的二氧化碳高排放量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二是主要能源依靠煤。外包生产将二氧化碳排放从消费地转移到生产地。2007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其出口额将达到1.2万亿美元。如果保持现有态势，五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享受到出口带来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也将因其所带来的排放问题而饱受指责。

近几年的高油价带动了煤炭消耗。中国排放二氧化碳的强度将会随着油价继续攀升而加大。事实上，美国也有可能会更多采用煤炭。美国政客曾经强调美国的煤炭储备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备相当。如果美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那么全球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长速度还将超过目前的1.2%。工业化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增长了三分之一。以2%的年增长率计算，每35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增长1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预测，二氧化碳的浓度到2050年将达到百万分之四百五十到百万分之五百五十，目前这一数字为百万分之三百八十。

将来，中国有可能参与制定一份新的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约，为了避免此举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中国需要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调整其发展模式。中国最有力的论据，是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自我辩护的论据将在15年后失效。因为到时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就将达到经合组织的水平。

由于中国的总人口数大于整个经合组织的人口数量，而新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机制将不以人均排放量为标准，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受二氧化碳限制的时间将不会超过15年。

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中国来说，终究是有益处的。化石燃料现在要昂贵不少。找到替代能源或者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可以使经济更加有效发展。中国地大物却薄，因此，必须有效发展。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的生活方式必须高效而节省。

目前的发展路径将使中国重蹈澳加美三国覆辙。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有人也许会争辩，不让中国人过上美国式生活，这是不公平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大家去努力协商，如何使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能够降低到全球平均水平。只有这种思路才有可能使世界进入双赢局面。

一个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应该既限制水平，也限制增长速度。排放总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被允许以高增长速度发展，而排放量已然很高的国家毫无疑问应该被要求减排。

关于如何鼓励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不少提议。有可能奏效的是碳税，就是说对煤炭、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征收税费。日本和欧洲的人均石油消耗低于美国，原因是他们征收高额汽油税。碳税不仅能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其收入也可以用来鼓励发展替代能源。

经济上的激励并不会次次都奏效。比如，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核能就不会获得大发展。核电厂的固定投入很高，储藏核废品也需要国家战略支持。如果不是法国政府当初大力支持核工业，现在的法国不可能如此清洁。中国也正在启动核电项目。只是20年后，核能源在所有能源中所占比重也不过几个百分点。要全面启动核电项目仍有待时日。

除了核电，在经济发展不会大幅降速前提下，中国还将采取两项措施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首先，中国将限制高排放的出口企业。例如，钢铁产业就是高耗煤产业。中国可以鼓励钢铁进口来取代钢铁出口政策。中国也许可以先从出口产品开始征收碳税。二氧化碳既然是由于消耗化石燃料所致，那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向与中国降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能耗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这一措施将会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二，在修建城市时，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能有效发展和支持环保的生活方式。令我担忧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我没有看到一个好的都市化战略。国际上有很多可供借鉴的城市化经验。中国是有能力建设世界上最有效也最宜居城市的。然而，目前的城市化似乎只是成了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利的运动。逐利本身没错。建设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能获利的。但是，一旦开发房地产获利主导都市化发展的每一步，这将使城市走上歪道。

放眼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都市，不少使都市资源更有效组织的新兴科技层出不穷。反观中国大多数新兴城市，发展却相当无序。地方领导的频繁调动导致他们只追求短期能够带来虚荣的项目，但代价却是牺牲了城市的长远发展。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对资源低效率使用的发展都会走到尽头。当发展结束，浪费就终止。但是一个低效的城市将会是高耗能的。也许，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城市化发展部来规范和协调都市化发展。

中国与他国的经济对话仍将主要围绕贸易。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将很快体现，而且有可能会代替贸易成为定义中国外交关系的主导因素。现在为这个变化做准备，还为时不晚。

来源：《财经》杂志 /总1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