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中国历史，历史教科书和历史人物的争论，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涉及的不仅是正史，近现代史，而且还有历史观，好不热闹。其中，争论尤其激烈的是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决定了如何看待历史，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前者，我暂且称之为判断历史，后者则涉及社会过程作为历史在我们心目中作出了什么“集体性的判断”。

为了方便说明，先从如何看待历史开始。争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朋友们时常举出对义和团的历史描述作为例子，说明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的歪曲，篡改乃至断章取义，都是因为站在了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待和对待历史造成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动员劳动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所以，必须从历史上歌颂劳动人民；因为必须歌颂劳动人民，尤其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勇敢与反抗精神——毕竟没有勇敢与反抗的精神，就不会有任何形式和意义的社会革命发生——所以，类似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的历史事件就从描述一开始被定性为“劳动人民”的行动，由此规定只能歌颂，不能诋毁。其余的，我们作为现代时代的见证人都知道了，无需赘述。在确定了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和断章取义的时侯，本来我们应该因此发问：既然如此，我们是否需要警惕在对历史作出判断之前，或者在对历史作出描述之前，首先选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实用性何在呢？

试看北大在线燕园评论上有关的讨论，人们不难发现：这样预设立场，预设实用，然后去看待和判断历史的事情，并不少见。一位名叫袁伟时学者，开宗明义指出，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为的是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据称这样的全球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困”，接下来，袁先生更明确地指出了重新作出对历史的判断的实用意义，它在于：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

毫无疑问，这样实用目的的道德合理性很难受到质疑。阐明重新判断历史与达到这样实用目的的关系，虽然在袁先生文章当中，囿于篇幅限制，无法展开论述，但袁先生说中国学生是“吃狼奶”长大的，这实在听来吓人，也很形象地说明了学生接受片面歪曲的历史教育可能会造成的恶果。问题在于：想当年从事类似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对历史断章取义的人们当中，又何尝缺少过类似袁先生这样的“忧国忧民”的人呢？又何尝缺少过立志用对历史的正确判断，教育人民，发动人民，组织人民的“志士仁人”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还记得人们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和“吃狼奶”长大，于是仅只学会了仇恨，特别是仇外这样的因果判断，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倘使我们真正从以“忧国忧民”出发，中经对历史的“正确判断”，最后达成了充满仇恨的这段近现代史当中，应该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难道重新考量人们对历史作出判断的预设目的，预设实用性，不应该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吗？

假如我们容许不加限制地对历史作出判断的预设目的与预设实用的话，我们会不会在历史当中去追寻有利于我们的预设目的和实用的材料，而对不利于我们的材料或者删繁就简，或者指责当年的历史学者“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未能真正看待在历史事实背后的真正“历史涵义”呢？我以为这样的危险实在不能低估。预设了历史应该证明中国只有走向世界，才能发达，自然会强调盛唐时期中国人之大度，晚清时节，统治者之封闭；预设了中国的经济只有和世界各地的，尤其是经济技术发达的地区保持交流，自然我们会歌颂“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通俗文化当中预设了中国需要雄才大略，眼光不俗的皇帝大臣，于是“雍正大帝”“康熙大帝”一类不伦不类的电视剧，就可以整晚上整晚上地占领文艺舞台，也不问稍微内行的人是否笑掉大牙！现在，袁先生预设了中国人如果只知道“义和团是爱国拳民”，而不知道他们实际上也是一群“愚氓”，野蛮落后的象征，他找到的史料足以佐证这样对历史的判断，我深信不疑。我不大敢于相信的是他怎么去处理那些对他预设这个目的不利的史料。袁先生固然可以充分证明说“清政府暗地鼓励拳民和外国人作对”，但他敢不敢于面对清政府也曾“真心实意”要去依靠洋人们的事实与史实呢？袁先生固然可以理由充足地说明“清政府不遵守国际合约，以致很愚蠢地遭致西方列强本来可以避免的惩罚”，但我未曾读到他例举清政府遵守国际合约，但西方列强依旧不依不饶的事例，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的确未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还是这样的史实对袁先生的预设目的不利，所以袁先生宁可学一学我们老祖宗孔夫子“述而不作”的传统，闷声发大财了呢？假如是后者，我们这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是不是又要不寒而栗，准备着什么时侯忽然发现：原来袁先生也是如此，所以大呼上当了呢？起码我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问题可以由此追问下去。不仅对历史的判断可以预设实用性，而且也可以预设历史的时空比较。不太久远以前，曾有人洋洋洒洒地援引史料说明：中国的农业文明因为很早就脱离了海洋乃至脱离的贸易，所以造成了农业文明典型的心理，比如封闭，落后，不思进取，于是才有后来中国的落后。这样判断历史的人，不断援引的不仅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特别是西方世界史。但就在他们考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奴隶贸易形成对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的同时，他们用以比较的竟然是中国所有中世纪王朝当中最具疆土拓展性的清王朝，并且对明清之际，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硬通货这个经济史实避而不谈。大家都搞世界范围的贸易，赚的钱不说彼此彼此，至少是相差不远，为什么一个就能够获得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集中，一个就只能在直到1820年上下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背景下坐吃山空呢？这难道也能够用是否远离“蓝色文明”来解释吗？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对历史的判断，可读性很强。不过，也仅只是可读性很强而已。

类似“蓝色文明”的提法当然和袁先生那样对“义和团拳匪”迄今余毒未灭耿耿于怀还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对历史作出了新的判断，而前者据称已经在援引所谓的“历史的判断”了－在别的人那里也可以叫做“历史的规律”。

和对历史作出判断相比较，援引历史作出的判断的人，气度更大，更恢宏。英国当时的清教徒远渡重洋，到达美国的时侯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创造的历史选择了他们，让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创出一片“新大陆”来。结果是什么呢？在所谓“上帝选择”和“历史（也可以成为集体命运）的选择”鼓舞下，印地安人惨遭屠戮；北美原有文明横遭破坏。援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苏联人，也相信自己找到了历史作出的最终判断，遵从这样的判断就将无往而不胜。结果大家都知道，不用我饶舌。当年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何尝没有找到“历史的判断”的豪迈感觉呢？动不动就要把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让历史的车轮吓倒几个环球“嗡嗡叫”的“苍蝇”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结果大家也都晓得。

现在，大家自然聪明了，不叫这些东西了。但我记得老舍先生的「茶馆」一剧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说是：“我现在已然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儿啦！”我们现代的“白面儿”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全球化”呢？不仅上面援引的那位袁先生，而且比如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上时常撰文的潘维先生也坚信“全球化的不可阻挡”，大有把全球化当成“历史的判断”之势。我对这样的恢宏心有余悸，不大敢于相信才有最多十几年历史的“全球化”，就可以彻底推翻或者更新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显露出“历史的判断”来。而既然我不那么信得过这样的“历史的判断”，自然我对在这样“历史的判断”威势下，瑟瑟发抖，战兢兢早从新判断自己的历史的人们，暗地中的“敬”或者有之，但明面上一定是“敬而远之”的。因为正是这些“大人先生”，往往在“历史的判断”大旗下，判断历史，最终让我们于今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秦烩是不是民族败类，义和团是不是反帝的老百姓，抗美援朝是不是国际主义统统都说不清楚了。

最后顺带说一句：有位好心的学友问我：假如在历史书上写入“此系公案，未感妄篡”，会不会造成整个历史教科书统统都不足师法了。我对此的回答是：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