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编译
[译者按：《让我们展开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是美国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07年10月12日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编译”，是指译者删去了——也就是没有翻译——原文中的一些客套话和一些（在译者看来并不太重要的）词句，但不改动原来的句子，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语句，都出自原文，非译者“编辑加工”后再“译”而成。原文见：http: //www.president.harvard.edu/speeches/faust/071012_installation.html ]
就职演讲常常会罗列一些新校长的具体构想或是计划。但是，当我在考虑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样的罗列似乎过于束缚人，它们限制了而不是去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限制了我们去思考我们最深远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今天是超越普通日子的一天，如果今天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不仅是作为哈佛人聚集在一起、而是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教学与学问的世界站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现在就是哈佛以及像哈佛这类大学去思考的时候了：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学的确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但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一些特别的部分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比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释我们的责任感，也更加困难。
那么，让我斗胆提出一个定义来吧。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着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 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对于那些努力去证明这些传统不过是工具性的、不过是对某些当代需求有一定用处而已的说法和作法，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恰恰相反，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追寻它们，因为它们使我们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洞察力增加了深度和广度，而这，则是我们在难以避免短视的当下所无法发现的。我们同样追寻它们，也因为正如我们需要食物和房屋生存一样，正如我们需要工作和寻求教育来改善我们的运气一样，我们作为人类同样需要寻找意义。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而已。但对意义的找寻，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了“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知识的扩充就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它在你得到的同时也会失去，在你发现的同时也会迷失方向。然而，当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去拥抱那不稳定的变化，它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对未来的责任还对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大学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的所在地，这是独一无二的。对未来承担责任要求我们，要跨越地理与智力的界限。正如我们生活在田野与学科正在缩小差距的时代，我们所居住的是一个逐渐跨越国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知识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连接体。
真理是渴望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占有物。而在这其中，我们——和所有以思考和自由询问精神显示其特色的大学一道——向那些拥抱不容争辩的确定性的人们提出挑战乃至是提出警告。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不断质疑（doubt）这种令人不舒服的状态，使自己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地相信：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了解、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讲授、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理解。
上述所承担的种种责任既代表着一种特权，也代表着一种责任。我们能够生活在哈佛这样一个理性自由、传统激扬、资源非凡的王国，因为我们正是被称为是 “大学”的这样好奇而神圣的组织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向总持批评立场的公众加以解释，更要为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而坚持自我。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不仅是作为学生和教工、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律师和医生，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作为大学中的成员，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我们必须把彼此看作是相互负有责任的，因为由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组织，反过来界定了我们的潜在价值。对未来承担责任包含着我们对学生所承担的特殊职责，因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和财产。
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的思维设定，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哈佛大学不能孤独地为此奋斗。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这就是她对我们意味深长的原因。
上一周，我拿到一个深黄褐色的信封，它是在1951年由哈佛的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委托给哈佛档案馆保存下来的。他在留下的简短说明上称，请下一世纪开始时而“不是之前的”哈佛校长打开它。我撕开了这封神秘信件的封口，发现里面是我的前任留下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它的抬头是“我亲爱的先生。”柯南特写作时给人一种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将 “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
“我们都想知道，”他继续写到，“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但是，当他想象哈佛的未来时，柯南特就由不详之兆转向了坚定的信念。如果 “厄运的预言”证明了是错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长能活着读到这封信，那么，柯南特就对哈佛的未来有信心。“你会收到这封信，会带领一个比我荣幸地执掌时更加繁荣、更有影响的大学。……[哈佛]将坚持学术自由、容忍异端的传统，我确信是如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此，确信他在未来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共同拥有和支持他的这种信念。
柯南特的信，就像我们今天在此聚会一样，标志着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一块引人注目的交汇地。在这个仪式上，我接受了我对他来自历史的声音所祈求的传统应付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也与你们大家一道，确认了我对哈佛现在和未来的责任。正如柯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但我们同样要对这所大学的目的和潜在发展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她终究会尽其所能地去设计从现在起之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将会怎样。让我们拥抱那些责任和各种可能性吧；让我们分享它们“紧密相联……如一体；”让我们开心地去从事这项工作吧，因为这样的一项任务是一种难以衡量的特权。
2007年10月18-22日初稿
10月25日晚上10：29最终定稿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