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管理制度，使之重获生机，始终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所在。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弄清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把握这一制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２００５年４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卞历南（Morris L. Bian）教授的著作：《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①]，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国营企业这一独特的制度模式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单位又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独特的制度模式？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将之视作中共政权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陆续有一些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来探讨中国的单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单位制度是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为了限制农民进城，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理分配劳动力、商品和服务而形成的一种体制。有人认为中国单位制度并非根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而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些制度如国家控制广泛的资源供给，及现代生产单位内劳动者所享受的广泛的社会福利，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有的学者将单位制度形成归因于１９５０年代初期政府所实行的劳工政策。也有人将之视作１９４９后“建设新的国家力量的产物”。

此外，尚有少数学者将单位制度的形成追溯到１９４９以前的革命斗争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于延安等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社会组织、工厂、学校等等之中，已初步具备当代“单位”的雏形，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将绝大多数民众纳入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均采用了单位的形式。也有学者强调了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免费供给制度，及当时所采取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活动，对形成建国后单位体制的重要性，认为工作单位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功能根源于延安时代。[②]

这些新的观点虽然不再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研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２０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但仍倾向于将国营企业与单位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在比较特殊的革命与建设的环境中所建立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至于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仍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否认或者忽视。

卞历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论点，就是揭示中国国营企业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并非单纯的外来之物，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强大的外敌侵略，并受到中国社会内部资源禀赋的约束，种种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人士经过思想模型与意识形态的调整与转换，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断裂或者突变，民国时期业已成形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延续与进一步发展。

本著作建立于大量历史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并具备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首先，作者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结构，即企业内部实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级制度。二是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如经常运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及发动生产竞赛等精神、心理的激励手段来促进和提高生产能力。三是企业内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如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与福利。

然后，作者主要吸纳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知科学理论，及库恩(Thomas Kuhn) 等人的科学发展理论，并对之作了取舍与改进，精心设计了一个比较严密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作者拓展了诺斯“制度”一词的涵义，他反对诺斯将组织（Organizations）和制度(institutions)分开，强调二者互相补充，不可分割。在本书中，卞氏所使用的制度一词不仅包含了人为的决定人们行为及其互动的各种体制与规则，还包含了体现这些体制与规则而确立的各种组织架构。这使得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国营企业的起源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与诺斯将制度变迁的原因主要归之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不同，作者通过吸纳认知科学理论及库恩等人的科学发展理论 ，认为人类外部条件、环境的变化影响并改变着人类思想模型（Mental models）与意识形态(Ideologies)，进而导致制度的变迁。但是，制度变迁的性质及特征却并非仅仅由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是受到社会内部既有的资源禀赋(Resource endowments)的制约。这里所说的资源禀赋的概念系指特定地理与生态环境之内存在的一切可以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发挥作用的事物。其中包括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即已出现的原初资源和经由人类活动及其互动而形成的再生资源。一个社会在其历史上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一切制度都是一种重要的再生资源。制度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也是有限的资源禀赋，对社会今后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问题。路径依赖有多种不同的界定，在卞氏的著作中，路径依赖被严格定义为各种既有的制度模式或体制安排对于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

关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之路径依赖问题，与诺斯主要偏重于分析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并特别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不同，本书作者认为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一种为渐进的、改良性的制度变迁；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制度变革都会出现路径依赖。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而激进的、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则表现出路径独立性(Path independence)，因为这种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只有克服既有的资源禀赋的约束，才能创造出新的制度资源来。

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解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产生的理论框架，大体如下：日本人的入侵，给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剧烈的变动，造成中国社会持续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暴露出中国社会既有制度的匮乏与不足，这就迫使当时国民党统治精英做出反应，迫使其改变既有的思想模型或者创造出新的思想模型，通过创造新的国营企业制度来重新建构新的制度体系。这一国营企业制度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官僚式的治理结构，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卞氏特别强调，决定中国国营企业体制性质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各种既有的内在的与外在的资源。他认为，中国既有的制度资源不仅制约了中国国民党统治精英们的制度选择，而且还趋使他们创造出新的制度及从工业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进制度资源。换言之，有限的制度资源，内生的体制创新，对外部制度资源的吸收，这三者的联合足以解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全书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兵器工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dnance industry），作者对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脉络作了仔细梳理，揭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如何导致新的思想模型的形成，既有思想模型的改造，以及官办兵器工业这一新的制度资源的创立的历史过程。从１８６０年代至１８９０年代，兵器工业体制的演化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危机――思想模型的形成与改变――国家所有并经营的军事厂局的扩张。这一演化模式在１９３０年代和１９４０年代的资源扩张与集中的过程中重复出现，而且这二十多年间的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外来危机导致了国家垄断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这一既有制度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

危机还导致了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重工业的扩张。第二章，重工业的扩张（Expansion of heavy industries），表明持续的危机导致了主要国有重工业领域制度资源的创新、扩张与集中。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入侵导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倡立与资源调查的进行，民族危亡的加深又进一步导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改组与转向。最后，战争引发的持续的体制危机迫使国民政府精英分子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模型，这又反过来促使他们从事更大规模的重工业的重建工作。同兵器工业的情况类似，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也是路径依赖的，危机只是强化了既有的国家所有与经营模式。

在前二章的基础上，第三章通过聚焦企业的治理机构（Enterprise governance structure）,对国营企业一个的决定性的特征予以审视。本章指出，路径依赖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的显著特征。战争危机不仅仅导致了兵器工业、重工业领域制度资源的创新、扩张与集中 ，强化了既有的国家所有与经营模式，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企业内部因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制度资源禀赋的制约而早已存在的官僚组织机构。与此同时，作为２０世纪初引进现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加之出于发展国防工业的迫切需要，国民党当局大量引进新式人才，在国营企业内部，一个新的技术型管理者阶层已经取代传统官僚队伍，成为国营企业新的领导阶层。

第四章，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描述了民国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内部新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创新、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企业的官僚治理机构受到有限的制度资源禀赋的制约而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性，那么企业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的创新则主要是路径独立的，因为这些机制源于国外，最终得以克服国内既有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生存、发展。本章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持续的全面性的危机是如何使得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改变他们既有的思想模型并形成新的思想模型，这种新的思想模型又是如何促使这些企业领导者们在国营企业内部引进、推行国外新的成本会计制度，并在工人之中组织、发动生产竞赛运动。

第五章，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Enterpris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welfare）,本章指出，全国性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严重危机使得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产生成为必需。为了应对战争引发的危机，企业领导者被迫改变并创造出新的思想模型，并进而在企业内部发展社会服务与福利的设施与机构，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正如企业经营管理与激励机制的创新一样，企业内部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的创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路径独立的特点。

第六章，国营企业与“单位”的得名（Danwei design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本章解释了国营企业是如何成为“单位”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在创立、发展、扩张国营企业的同时，也将这些国营企业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本章揭示，国营企业之所以被称作单位，根源于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战争所引发的持续性的体制危机，竭力对国家机构与国营企业实行理性化，其核心就是要在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内部建立“行政三联制度”，即计划、执行与考核三者合而为一的行政体制，作为实行统治经济的基础。尤其强调依据各机构的行政级别与层次，合理分配相应的权力、义务与职责，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战争时期国家机构合理化改革的产物，许多政治、经济与行政组织都被冠名为各个不同的单位，国营企业也不例外，而且国营企业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也逐步演变为单位所具备之根本标识。

第七章，国民党人对于发展国家之意识形态（Nationalist ideolog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本章对国民党统治精英对于发展国家之意识形态的演化与创新的过程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描述与勾勒。全章分为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国防与民生，计划与自由放任四个方面，概述了自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根本的建国思想以来，随着战争危机的逼近及加深，这一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逐步演变与创新过程，建立国营企业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等主张，日益成为当时各界人士之普遍共识，并最终为国营企业的建立与国营企业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作者认为这一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形成既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又具有路径独立的特征。前者体现在对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后者则体现在超越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局限，广泛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德、日、意以及英、美等国外制度资源，产生了诸如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新的重要的思想元素。

在结论（Conclusion）部分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形成的动因，进一步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国内固有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资源禀赋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并指出，本项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理解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延续性，对于发展制度变迁理论具体重要意义。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编制的有关中国近代企业之生产、经营状况、经费来源、内部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数十幅及详细注释、索引等，可资参考。

卞历南教授是美国“年轻一代学者中，业已将中国私人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历史研究置于本学科探究的中心的领军人物之一”（William C. Kirby, 哈佛大学），近十多在一直从事有关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工作。据作者介绍，本书的写作最早滥觞于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作者又多次对之进行补充、完善，其中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作者曾三度来华查阅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等一系列图书资料收藏单位，均留下了作者探索的足迹。本书作者注意吸纳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部分大陆学者）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将结论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之上。书中的一些重要章节，此前曾公开发表在国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其中一篇还曾荣获期刊年度最佳学术论文。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佳作。

愚以为，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著作进一步颠覆了将中国国营企业与单位体制简单视为照抄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传统成说，将国营企业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产生同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外敌入侵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持续性的全面危机，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思想模型及意识形态的变动，西方学术思想、制度、文化资源传播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既有政治、文化与制度资源禀赋的制约等等联系起来，为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这对于当前国内备受关注的国营企业的改革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作者将中国企业制度的形成过程追溯到２０世纪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揭示了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同中国近代史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之延续与变迁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国国内学术界关于企业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企业的经营史与成长史方面，有的甚至还只有部门史、行业史的翻版，对于企业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业、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时段上则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前。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国营企业的研究，国内研究还只是集中于对其性质和作用的争论上，至于本书所涉及到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方面的制度创新，企业管理阶层的人员构成的变迁，企业内部对成本会计制度的引进与推广，企业内部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民政府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及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等等一系列的研究领域都是国内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的环节（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话）。此外，本书通过发掘过去学术界利用很少的档案史料，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其中有一些工厂或企业过去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本书论述甚详的大渡口钢铁厂等。因此，本著作对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以往学术研究之不足，并具有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作者吸纳诺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知科学理论，及库恩等人的科学发展理论 ，但又不完全株守成说。譬如，他对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作了大胆的突破，主张应将制度变迁分为渐进性制度变迁与激烈的制度变迁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体现为路径依赖，而后者则表现出路径独立性。作者结合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史实分别对这两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特征作了深入揭示。作者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中国企业史研究所特有的时空限制，对于经济学理论领域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作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强调了战争等外部冲击所造成的危机对制度变迁的重大影响，认为这是制度变迁尤其是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似乎与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费正清（Fairbank）先生所提出的所谓“冲击――反应”模式颇为相似。但与之不同的是，作者认为决定制度变迁之本质的，不是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挑战本身，而是中国社会内部所既有的包括各种先天的自然资源与历史形成的制度、文化资源在内的资源禀赋。作者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费氏“冲击――反应”模式相对忽视中国社会历史自身发展演变内在逻辑的缺陷，因而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第四，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一直都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任何经济学理论最终都会成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但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理论的“源”而是不是“流”。一部成功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从来不是简单地照搬照用经济学理论，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来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东西。卞氏此著较好地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有机结合，全书史料丰赡，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堪称一部经济史研究的成功佳作。

最后，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见，向作者及广大读者请教。

第一，关于国营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作者在书中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结构，重视精神与心理因素的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等，这三个方面是否准确、恰当？有无遗漏？我的感觉是以上特征固然在中国国营企业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却不一定是国营企业所独有的本质特征。现代西方大型企业中，也不难见到比较明显的官僚式的治理结构，此点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业。注重精神与心理方面的激励，为员工提供比较完备的社会服务与福利，这些特征恐怕也非国营企业所独有，正如作者在书中也承认的那样，在近代中国的一些私人企业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如民国时期四川省著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样重视对企业员工进行精神激励，并在企业内部为员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然则，究竟何为国营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显然还值得进一步探讨。[③]

第二，诚如作者所言，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许多基本特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既已发育成熟了，但我们恐怕也必须看到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譬如，在意识形态方面，抗战时期虽然也强调发展重工业、建设国防，将涉及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企业收归国有，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统制经济等等，但这一时期人们并没有否认私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也没有完全否认市场在调节经济中效率与作用。这与５０年代中国社会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将私有企业甚至个体经济视作产生资本主义邪恶的温床还是大不相同的。在国营企业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大量采用新式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推广和实行成本会计制度，以及在企业内部推行分层负责，计划、执行与考核三者合而为一的“行政三联制”等，均与１９４９年以后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异其趣。显然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营企业制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二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变异，其间因革取舍的历史转换过程，显然还大有文章可做。另外，作者不同意一些学者仅仅将中国国营企业的形成视为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之特殊产物，而是力图从国统区国营企业内部寻找答案，这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史识。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营企业（或者称之为公有企业）并非国统区所独有的，红色根据地也有，不过数量和规模较小罢了。但根据地的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制度，对建国后的国营企业制度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书中对此虽略有涉及，惜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不免影响了本书之研究结论对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解释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选择方面，作者主要选取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分析，却忽视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这不免影响了分析的深度。我以为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决策者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譬如，有的企业为员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设施而不是依靠市场供应来解决，可能就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做出的选择，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多大关系。在国营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它的决策动机往往是复杂的，不仅仅有履行公共职能，维持统治秩序的考虑，也有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以及决策者个人权力最大化等的考虑。这两方面的动机究竟孰轻孰重，尚有赖进一步研究。国内的学者在研究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制度时，多强调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垄断资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对其顺利时代要求，满足社会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视，此固不免有失偏颇。但本书作者在考虑国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决策动机时，主要只是从应对危机方面着眼，相对忽视对其对党派利益与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恐怕也同样有失偏颇。如果作者能够有效地应用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分析，或许可以弥补这一偏差，并使本课题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此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制度与文化资源禀赋的具体内涵及其影响，作者的看法恐怕也未必全面。同时下许多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相比，本书作者虽然比较重视吸纳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显得不够充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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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本书英文书名中所包含的“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一词按我国当前的习惯译法应将之译为“国有企业制度”。严格地讲，国有企业与国营企业不仅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而且前者所涵盖的范围通常要比后者更广。民国时期的国有企业除了包括中央及各部门、委员会所拥有和管辖的企业（即“国营企业”）之外，还包括省、县等各级地方政府所辖的企业。本书所研究的民国时期的国有企业仅限于中央及其直属机构所辖的企业，并不包括本书作者目前尚在进一步研究的省属或县属国有企业，故这里使用“国营企业”更能符合本书的内容及作者原意。另外，在谈论企业制度时，这里并不对国有企业制度与国营企业制度进行严格区分。

[②] 参阅该书导论部分，第２－５页。

[③]国内学者金碚将国有企业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２，国有企业总是负有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的责任。３，国有企业同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企业。４，对于国有企业，资产安全与提高效率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金碚，１９９９）。这一概括颇具参考价值。

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59-164页。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