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企业制度。因应特定环境所产生的企业制度，其经济优势从来不会长久。①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同企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它们使企业制度发生了某些变革，也使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保持了一致性。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组织和运转方式，正是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结果。企业制度集结了劳资之间、劳劳之间以及资资之间多重矛盾，而且内化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些矛盾是推动企业制度变革的内在力量。产品与工艺创新改变了企业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反过来，特定的企业制度对产品和工艺创新又有制约作用。企业制度变革虽然不直接创造超额价值，但它通过改变技术选择和影响工人劳动付出而赋予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和国家以不同的超额价值创造能力，进而赢得或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制度创新有律可循，一种在特定时期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总是在更有效的企业制度出现时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企业制度创新的轨迹在一个特定国家是不连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独特企业制度，由于契合了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研发资本②活动的需要，才获得了崛起的机遇。
一、企业制度创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微观基础
熊彼特把“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视作五种创新之一，③他没有考察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之间的联系，但他把企业制度创新同产品和工艺创新相并列。制度学派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将“制度”概念主要理解为文化，“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是文化的理性个人”。④虽则在动态进化和整体文化上研究企业制度，但企业制度实质是一种文化范畴，而不是经济范畴，企业制度的演化不过是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或人类应付外界变化的心理变化过程。霍奇逊认为，制度主义与生物学十分相似，倡导生物学的演化论而不是物理学的“万物”论。⑤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将企业制度及其变革仅仅置于交换领域来研究，以交易费用解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和企业制度演化史，⑥生产领域发生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以及整个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则落在它的视域之外，这种企业理论对生产关系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只在一个抽象的交易费用概念基础上做非历史的数量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分析框架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研究了工艺创新，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制度的变革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为基础的，也就是以工艺创新为基础的；二是马克思研究的工厂制度在时间上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初期，在空间上限于英国。
工厂制度的出现以“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为躯体。⑦机器体系的出现固然是产品创新，但作为劳动资料这种特殊产品的创新，物化了工艺创新，机器体系是工艺创新的重大成就。因此，工厂制度的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随着工艺创新，物质技术基础发生变化，才导致企业制度也发生变革。手工工场分工的技术基础是手工技艺，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是机器体系。
工厂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方式的微观基础，是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矛盾建立的企业组织。马克思在考察工厂制度时，以劳资矛盾发生了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变化为核心内容。他从尤尔对工厂的两个不同定义出发，认为工厂作为“工人看管着的机器体系”和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两种说法含义根本不同。这种不同正是由于劳资关系在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中发生了变化。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的工人是主体，机械自动机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工人本身和无意识的器官并列，是受中心动力支配的对象。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从劳动控制物化的资本，到物化的资本控制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概念转化来把握的。在实际隶属中，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机器上的一切劳动，要求训练工人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划一的连续运动；手工工场旧的分工制度在工厂中延续下来，过去工人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工人神经系统；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劳资矛盾的这些变化，使得资本在工厂中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傅立叶因此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⑧
工厂制度与中世纪个体手工业者家庭和行会手工业作坊不同，它比手工工场更大规模集中了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还集中了劳动力。因此，工厂制度包括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分化，也就是包括劳劳矛盾。马克思比较了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中的劳劳关系：“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的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⑨可见，企业制度所集结的生产关系中，劳劳矛盾是一个重要矛盾。
资本主义企业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那就是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工厂制度置于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内加以考察，对我们研究企业制度变革具有方法论意义。工厂制度造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对剩余劳动压榨的加强以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提升了超额剩余价值的创造能力。这是资本能够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经济权力。在生前最后一篇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批评阿•瓦格纳：“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⑩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凭借的不是法律上的占有权，而是现实的价值创造能力。“‘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和‘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11）从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到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再到工厂制度，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实际帮助创造了可供剥取的东西。“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12）
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微观基础的工厂制度，是以机器体系为技术基础、以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为核心、包括劳劳关系在内的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企业制度。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它有自己的技术基础作为躯体。（13）正因为如此，随着不断的工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才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集结是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制度所集结的生产关系包含劳资关系、劳劳关系和资资关系。在“所有者资本主义”（14）企业中，由于企业的资本归企业主所有，因而企业内部尚未出现资资关系。马克思考察的工厂制度正处于这一时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的初期。但从企业制度后来的演化来看，应当将资资关系纳入企业制度的内容中，股份公司就以内含资资关系而着称。另外，在企业制度发展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关系实际上也进入了企业内部，在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里，就包含这种关系。工厂制度既然以劳资矛盾为核心，而资本在矛盾中又占主要方面，因而决定着企业的目的只能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
以马克思对工厂制度的考察为基础，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做出一般规定：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由各种生产关系集结而成的以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微观经济组织。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组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考察，应当从企业开始。《资本论》第1卷考察的单个资本的直接生产和积累过程，正是一个标准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经济关系。
二、企业制度的演进
影响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的因素有很多，只有从企业制度的内在关系出发，才能确定这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创新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因而造成企业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变化。手工工艺为机器体系所取代，是工厂取代工场的物质技术条件；电力和重化工技术取代传统的机器体系，是德国股份公司取代英国工厂制度的技术前提；大规模流水生产线技术取代传统的机器体系，是美国福特制企业取代英国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弹性生产技术取代流水线技术，是丰田制企业取代福特制企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信息通讯技术取代流水线生产技术，是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取代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可见，工艺技术创新对企业制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生动体现。产品创新究竟发生在劳动资料上，还是发生在工人消费资料上，对企业制度同样有重大影响。没有作为工人消费品的汽车的出现，福特制企业不会出现；没有工人消费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也不会有丰田制企业。
第二个因素是劳资关系的变化。劳动对资本是形式隶属还是实际隶属，是个体隶属还是阶级隶属，对企业制度的创新影响极大。从工场到工厂的演变，就是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劳动力资源特别是熟练劳动力资源的缺乏，决定了劳资矛盾的基本态势，也是丰田制企业能否取代福特制企业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劳劳关系的变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工人们会联合起来捣毁机器，阻碍工厂制度的出现；而熟练工人控制车间技术会阻碍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制度产生。劳动者之间的技术分工会导致工人组织性增强和工会的出现，成为企业制度的一个要件。集体谈判改变了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产业后备军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管理的难度；劳动市场的碎片化和工资水平的国民差异，是跨国公司出现的重要原因。
第四个因素使资资关系的变化。企业的资本只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产生了“所有者资本主义”企业，合伙所有产生了合伙制企业，股份化产生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使资资关系溶于企业内部，如果是在外部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分包业务，则产生出网络化企业组织。如果对外投资，则产生跨国公司制度。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演化的一个规律是：资资关系在企业内从无到有，从内到外，因此影响资资关系的各种因素最后都会通过资资关系影响到企业制度。
第五个因素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这个关系在福特制企业出现以前是作为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企业制度的，而此后开始融入企业内部。福特公司生产的汽车，将公司员工作为消费者，要使工人买得起汽车，不仅要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汽车价格，还要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企业与市场关系部分纳入企业内部，与集体谈判的出现相适应，是对公司制度的重要补充。此后，在丰田制企业和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的制度创新中，越来越重视将外部市场需求纳入企业制度内部，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甚至主要方向。
以上这些因素对企业制度创新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企业制度演化的早期，这些因素大多以直接的方式自在地发挥作用，对于既有的各种企业制度进行自然检验、选择和淘汰。但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演化中，所有这些因素对企业制度影响不再以直接的方式出现，它们需要通过企业领导者制定和落实企业战略来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易言之，这些因素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影响要以企业战略为中介。
企业战略是企业从长期出发，全面考虑企业环境变化以及自身的资源和实力而制定的经营领域和产品、核心竞争力打造和盈利水平所要达到的总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战略原则、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整体性、长期性和根本性是企业战略的基本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企业战略内涵越来越丰富，包括竞争战略、管理战略、营销战略、发展战略、品牌战略、融资战略、技术研发战略、新产品研发战略、人才开发战略、资源开发战略等。企业制度的许多方面恰恰是通过企业战略被自觉把握到，并在战略实施中逐步形成新的企业制度。例如，竞争战略、技术开发战略和新产品研发战略，就涉及企业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它构成了企业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而营销战略、品牌战略和融资战略就涉及资资关系；人才开发战略涉及劳劳关系；而管理战略的选择，就涉及劳资关系。一种新的企业制度的出现，往往同企业领导人的战略构想紧密相连，重大企业制度创新则需要几代领导人持续的制度改进方能实现。以丰田制企业为例，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反对浪费的观念指引下，提出员工智能生产模式以超越美国福特制的专家智能生产模式；20世纪50年代，丰田家族成员CEO石田退三开创了OJT（现场教育）体系；1976年担任丰田总裁的丰田英二开创的以员工为主体的“创意功夫体系”。丰田制企业制度的形成，正是执行这些企业战略持续推进的结果。
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制度都不是唯一的。由于客观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企业主观战略选择的不同，同一时期的企业制度可谓五花八门。因此，我们只能考察那些在一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企业制度。
大致说来，在中世纪晚期的手工业家庭和行会作坊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工厂制度→股份公司→福特制企业→丰田制企业→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
手工工场以手工业技艺为基础，通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聚集和分工协作进行集体生产。劳动对资本存在形式隶属关系，在资本家控制下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为市场提供商品。手工工场存在两种形式：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和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后者的分工日益扩展，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工厂制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工场还没有完全摆脱包工制，因而与从事手工业兼业的农民家庭存在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有机的手工工场存在分工，分工使每个工人只从事单一的操作，工人成为局部工人，相互之间以工人小组内部和小组之间的形式进行协作。随着内部分工的发展，手工工场最终取代了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作坊和分散经营的农民家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企业制度。
工厂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物质技术基础，即机器大工业，工业生产方式具有革命性，科学被并入生产过程。工人不再运用劳动资料，而是被劳动资料所运用，被由中心动力带动的机器体系所控制，成为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器官。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之间由于分工产生了熟练工人和助手之间的区别，手工工场内部的工人小组消失了，工人的手工技艺被机器所取代。（15）简单划一的操作使得大量妇女和儿童能够进入工厂劳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开始出现。机器取代人手，一方面造成工人反对使用机器，另一方面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工人内部竞争发展起来。资本家对工厂的管理作为监督劳动产生于劳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同时为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
股份公司是因应19世纪末电力工业革命和重化工业的出现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新型企业制度。尽管股份公司早在荷兰从事海外贸易中就已经出现，但只有到重化工业革命时代才成为普遍的企业制度形式。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论述了重化工业时代股份公司普及的原由。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产生了对固定资本信用的需要，投资银行代替原有的作为存贷款中间人的银行的作用，为固定资本投资提供信用。银行对生产企业的控制能力增强，随着银行信用通过票据发行和交易，资本主义企业演化成股份公司。股份公司首次将资资关系引入企业制度内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私有制的矛盾，适应了重化工业产品创新和电力技术创新对巨大固定资本投资的需要，资本有机构成因之而迅速提高。（16）股份公司是德国赶超英国的企业制度基础。股份公司把技术从车间转移出去，同时投资培养自己的技术专家，并将技术专家整合到经理阶层，主要工人和技术专家参与分享超额价值，利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分化缓和劳资矛盾。（17）在公司外部，以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等形式大公司之间实行垄断联合，（18）将企业同外部资资关系、生产和市场关系并入企业制度之中。
福特制企业是在耐用消费品产品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工艺创新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制度。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形式，形成工资增长与生产率挂钩机制，引发工人群众大规模消费，使泰罗制下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转变为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19）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计划基础上。福特制企业内部，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分工将劳动的概念与执行区分开来，以保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极致，劳动者技能日益退化，越来越依附于资本。（20）福特制企业将外部市场需求的扩大引入企业内部，是美国超越英国的企业制度基础。
丰田制企业建立在耐用消费品产品创新和小批量、多品种、自动化、弹性生产线工艺创新基础上，从削减浪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出发，基于“顾客至上”理念，建立“质量体现于全部工序”的“自动化”制度及“在必要时间内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的“及时生产”制度。“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构建了企业内部互相信赖的良好的劳资关系，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薪俸制，通过员工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进和完善，确保生产高质量的丰田产品。丰田制企业将市场对产品品种和质量的要求引入企业内部，是日本赶超美国的企业制度基础。（21）
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是美国在福特制企业制度基础上吸收日本丰田制企业制度开创的新企业制度，其最大特点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企业的生产品种、规格和规模。这是适应美国国内大多数耐用消费品市场饱和，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多样化，产品创新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特定经济环境而产生的。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从20世纪40～60年代末以大型程序数字计算机为基础的数据处理，到70～80年代中期以小型机为基础的微处理器，再到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网络技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产品和工艺创新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饱和、需求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从可能和必要两个方面推动了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的出现。大规模定制生产是以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和高速度，在长期内持续地为单个消费者或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需求定制设计、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为了降低定制生产的成本，能够弹性地制造产品，企业通过对零件、材料、工具、特征和工艺过程进行标准化，增强其通用性以降低内部多样化和复杂性；企业采纳计算机辅助设计，最大限度地进行基本件与可选零件的不同组合，实现模块化和多样化设计；为降低切换作业时间，采用多功能机床、车床和设备，在计算机辅助制造基础上建立弹性制造系统，进行“量体裁衣”的模块化生产。在直接生产过程，实行多技能工人与弹性制造系统相结合的团队协作，打破了福特制企业内部严格、简单的劳动分工，直接生产中某些辅助性工作被外包给专业性公司或临时工人。在研发中，交叉职能并行的研发团队打破了设计、生产、销售等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分割，不断进行快速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付诸运用。在企业管理中，借助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方式和集成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决策信息可在同一层次快速传递和共享，决策权直接由作业层自主掌握，中层管理部门通过集成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协调不同生产单位活动，高层管理部门通过同一系统直接掌握作业层的情况，大大减少了不同管理层之间的协调活动，管理层级扁平化。在与市场关系上，利用计算机网络构建的客户管理系统，不仅有利于改善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直接掌握消费者的信息或与消费者直接交流来实现定制，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在与供应商关系上，产品系列合理化和零件、材料的标准化缩小了供应商的数目，各种参股、让产易股和长期合约稳定了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供应商参与设计提供了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持续改进的可能，有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通过计算机网络建立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不仅可以加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联系，且直接链接双方作业层，缩短了信息传递时间，有利于双方降低零件库存成本。（22）
三、产品和工艺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互动的内在机制
生产力的进步既体现在工艺创新造成的劳动生产率量的提高上，也体现在产品创新造成的质的飞跃上，而企业制度创新恰恰是建立在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关系集结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没有得到具体阐明。现在，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制度创新基础上，力图来说明这个机制。
手工生产力到机器生产力是工艺创新和劳动资料产品创新的结果，生产力的进步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也体现在质的方面。相应的生产关系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劳资关系实现了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劳劳关系从工人小组内部和小组之间的协作转变为机器之间的协作，劳动者个人的手工技艺失去了经济意义，妇女和儿童可以向成年男工展开就业竞争。生产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变革，其内在机制是投资机器体系需要大量资本，机器生产消耗的劳动材料也成倍增加，使得最低资本额大为上升，单个劳动者靠手工劳动已经不可能同它竞争，也没有能力使用机器，机器极高的生产力和制造的廉价产品摧毁了传统手工作坊、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全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已经从手工劳动上升到机器劳动，因此，工人即使在工厂外面也仍然隶属于资本，这就使工人从形式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另外，直接生产过程中工人手工技艺的丧失以及局部工人的地位，既不可能积累劳动技能，也不必要积累这种技能，只要学会适应机器生产需要的简单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妇女和儿童完全可以取代成年男工。同时，机器取代人手造成的失业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从企业外部加强了劳动对资本实际隶属的地位。这里，资本利用了劳动者内部成年男工与妇女儿童之间，以及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之间的两个矛盾来加强自身的统治。生产力的进步主要通过提高最低资本额和使工人丧失技艺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包括劳资关系和劳劳关系。这种机制在随后的企业制度演变中始终发挥作用。
在机器体系之后，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动力革命上，电力取代了蒸汽力，这是工艺创新，而电动机代替蒸汽机则是劳动资料的产品创新。电力不仅更为强大，而且便于输送和在任意方向上使用，使得重化工业的产品创新有了可能，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电机、石油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生产力的空前进步，使最低资本额进一步上升，但这一次上升所打击到的不单纯是工人，而且是单个资本家。“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3）最低资本额的上升是资本自身的量变，它在蒸汽时代打击的主要是工人，在电力时代打击的主要是单个资本家，因此，生产力的进步通过最低资本额改变了资资关系，股份公司就是将原来分散的单个资本联合起来了。德国首先完成了这一企业制度创新，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当然，在工人方面是进一步去技能化，但是这种去技能化是技术走出车间，而以独立的技术人员作为经理来管理公司，大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只有这样的独立研究机构才能适应重化工业对技术创新的要求。这样，资本又一次利用了劳劳矛盾，不过这一次具有特征的不是妇女儿童与成年男工的矛盾，也不是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矛盾，而是在业工人内部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
应当说，最低资本额上升和工人去技能化是生产力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和机理，能否延续这一机制继续解释后面出现的企业制度创新呢？我们知道，最低资本额的上升和工人去技能化在电力革命和重化工业时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劳动已经完全隶属于资本，单个资本已经完全屈服于股份资本和垄断资本，工人去技能化已经达到极致。这样的结果是：惊人的生产力和工人有限的消费需求发生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有两条出路：一是通过生产资料产品创新以开辟新的投资渠道，走出一条避开消费需要，在第一部类内部增加投资需求的道路，重化工业的产品创新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历史形式，它不能脱离人类为消费需要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尽管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不是满足人类需要才是资本活动的真正动力，但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不能全面、长期和根本违背人类生产一般规律。因此，另一条道路才能根本挽救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界限以内），这就是增加工人群众的消费需求。但这需要两个条件，即产品便宜和工人消费能力的增强。
大规模流水生产线是工艺技术的重大创新，劳动生产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高，因此它造就了上述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廉价。但是，如果是工人群众消费这些廉价产品，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必须是消费品，汽车正是消费品重大产品创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福特制企业制度创新将工人工资与生产率提高挂钩，解决了上述第二个条件。劳资关系在企业内部得到缓和，熟练工人开始分享超额价值。这里，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不再是通过资本额上升和去技能化来影响企业内部生产关系，而是通过消费品产品创新和提高工人工资与福利来左右企业制度创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地重复一般原理，说明不了实际经济发展的任何内在联系，更说明不了这种联系的历史性变革。这个新机制的形成，正是此前原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此后的企业制度创新正是在这个新机制的作用下展开的。
由于福特制企业制度造成的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个性化消费，对消费品产品创新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大批量同质的既有产品生产过时了，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产品生产规定了产品创新的路线，钢铁、汽车、家电、精密设备等领域都必须根据个性化消费需要来推进产品创新。丰田制企业制度创新，正是在小批量、多品种和个性化产品创新以及弹性生产线工艺创新基础上实现的。生产力的进步继续通过产品创新来影响企业制度创新。另外，丰田制企业创新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并且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薪俸制而稳定下来。劳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为缓和的程度，而劳劳关系出现了在对企业生产技术持续的“改善”竞赛中被资本所利用。福特制企业制度已经将外部市场需求内化于企业制度，丰田制企业制度则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内化过程。
在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制度中，生产力进步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实现了产品的极大涌流，生产能力过剩，市场饱和，产品生命周期在产品不断创新中加速缩短，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多样化史无前例，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势所必然。但是，大规模定制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外部市场需求的无限多样化，同生产成本上升和及时交货发生矛盾。信息技术革命作为我们时代的重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为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的建立创设了技术条件。生产力进步是否继续通过产品创新来影响企业制度创新呢？这一次不仅要创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将产品创新的权利交给市场和消费者，可以称之为市场选择机制。生产力的进步造成产品过剩和市场饱和，也由于产品创新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只有靠不断的产品创新，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不断创新产品的选择权已经不再由生产者所掌握，它在市场饱和的经济力量面前转到了市场消费者手里。这既是工艺创新造成产品过剩和市场饱和的生产力量变的结果，也是产品创新造成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生产力质变的产物。“以市选新，以销定产”，是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超越此前一切企业制度的地方。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创造了降低企业内部多样化和复杂性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弹性制造系统、多技能工人的团队协作体制、研发团队职能交叉并行体制、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方式、集成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管理层级扁平化体系、计算机网络客户管理系统、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合约关系、计算机网络供应链管理系统，等等，在劳资关系、劳劳关系、资资关系、企业与市场关系上全面实行了创新。这个阶段，买方市场提升了工人群众为主体的消费者地位。
迄今为止，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造成的生产力进步，对企业制度创新的促进机制可以分为三种，代表着具有特征的三个不同阶段：一种是通过最低资本额上升和工人去技能化，另一种是通过产品创新和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还有一种是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在三种机制变化的背后是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是旧机制内在功能发挥罄尽的结果。第一种机制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由生产力量变决定，第二种机制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由生产力质变决定，第三种机制反映的是企业制度由生产力质变常态化和产品创新周期缩短决定。前两种机制将生产问题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进行内化，后一种机制将市场问题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加以内化。“以市选新，以销定产”的背后是生产力进步主要依赖产品的持续、迅速和普遍的创新为特征，产品创新终于成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追求”，（24）商品研发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力量，因而成为考察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起点。
反过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企业制度创新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有积极促进的一面。手工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水平，既可以与中世纪的手工业家庭和行会作坊相结合，也可以与无分工而只有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相结合，还可以同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相结合，同一生产力可以产生多种生产关系，但是，手工生产力作为封建制生产关系自身的生产力基础，在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结合时，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异己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促进建立自身生产力的企业制度形式。尽管手工生产力可以同家庭、作坊、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和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相结合，但只有最后一种企业制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产生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物质技术基础。正是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机器才能出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企业制度。机器的出现是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结果，手工工场制度促进机器大工业产生的机制是劳动分工。
工厂制度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否通过劳动分工机制实现的呢？工厂制度是第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自身生产力基础上的企业制度，（25）它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再是靠劳动分工机制，而是靠资本积累机制。工厂制度依靠机器生产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机器体系的扩展。机器体系的扩展使得最低资本额和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迫使资本家进一步积累，越来越多的先进的机器被采用，就是生产力进步的过程。马克思就此指出：“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26）资本积累机制取代劳动分工机制，表明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完成了从依靠劳动向依靠资本的转变，这同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转变相一致。
在机器大工业出现后，生产力的质变首先表现在动力机上，电力取代了蒸汽力，这才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电力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生产力显然与单个资本的工厂制度相矛盾，因为电力与重化工业要求巨额固定资本投资，这是单个资本无法承担的，工厂制度过时了，能够对巨额固定资本进行投资的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才能承担这个任务。股份公司以及垄断组织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单个资本积累的限制，依靠资本集中来完成。资本集中机制虽然取代了资本积累机制，但是，企业制度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主导力量依然在资本方面。此外，资本集中还使大公司内部出现独立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科学被直接并人生产过程，产品和工艺创新开始制度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从传统的供应、生产和销售三部门结构转变为包括研究部门在内的四部门结构。在四部门结构中，各部门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以研究部门为核心，无论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一旦在研究部门被开发出来，其余三部门立即付诸运用，改变供应结构，调整生产过程，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研发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可同它在总资本中的占比相提并论。资本集中和研发资本是股份公司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两个机制，前者重在资本量的作用，后者重在资本的质的作用。
福特制企业对生产力进步的促进机制同时表现在劳资两个方面。在资本方面，依靠资本集聚和研发资本的作用，促进了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劳动方面，依靠对超额价值的分享，使工人获得超额必要价值，（27）工人的消费由此超越劳动力再生产的狭隘范围，为工人群众大规模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为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市场条件。福特制企业制度是个转折点，它将促进生产力的机制由单纯依靠资本开始转向部分依靠劳动。它是资本综合作用机制和超额价值分享机制二者的结合，前者重在资本的作用，后者重在劳动的作用。
丰田制企业制度则将促进生产力的机制更大幅度地向劳动倾斜，它不仅给予工人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扩大市场容量，它的制度创新意义更在于将工人持续“改善”的智慧作为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源泉。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已经到达主要仰赖产品创新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的地步，既有产品工艺创新造成产能迅速过剩和市场饱和，丰田制企业制度创新适应了这个趋势。这里同时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从福特制企业开始到丰田制企业，完全仰赖资本的力量已经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这个历史局限在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那里是这样表现的：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不再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要受到限制，受到市场限定，只能按照市场定制进行弹性化生产。所谓弹性化生产，就是在市场饱和条件下主动淘汰过剩产能，保留有市场需求的产能，按照市场需求来生产。商品有无市场，选择权不在资本方面，而在消费者群众方面。资本对经济生活的实际控制权已经开始削弱，它的局限性表现在：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为小批量、个性化的需要在设计和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的商品，也就是持续不断进行商品创新。当商品创新普遍化，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前景展示出来，但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中却表现为弹性化生产体系。如果说福特制企业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面前已经将工艺创新的生产力进步路线走到了尽头，丰田制企业和大规模定制企业在弹性化生产体系面前开辟了将商品创新作为生产力进步的路线。
企业制度创新在促进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机制上画出这样一条轨迹：劳动分工→资本积累→资本集中→资本集聚集中和研发资本→资本综合作用与劳动→商品研发资本与劳动，分别对应着手工工场、工厂制度、股份公司、福特制企业、丰田制企业和大规模定制企业。劳动的作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否定的劳动是封建生产方式中的手工劳动，否定之否定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研发劳动；资本的作用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过程，资本积累是对单个资本量变的肯定，资本集中是对联合资本量变的肯定，研发资本是在资本关系中对资本质变的肯定，研发劳动是对资本作用的否定。这个过程没有结束，商品研发资本在劳资矛盾中仍居主要方面，决定着企业制度创新的资本主义性质。（28）
我们考察了企业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否定它的阻碍作用。企业制度之所以不断创新，恰恰在于旧的企业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手工作坊和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就不可能促进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工厂制度就不可能为电力和重化工业提供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股份公司制度就不能开辟工人群众的大规模消费时代，福特制企业就不能进行弹性化生产，丰田制企业就不能进行定制生产。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制度发展史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自身的界限。
四、企业制度中的劳资关系变化与物本管理原则
企业制度的核心矛盾是劳资关系，资本居于矛盾主要方面，劳动居次要方面。企业制度创新实际是这一主要矛盾的展开，从资本方面来看，是企业管理原则的变化；从劳动方面来看，是从劳动力所有权到部分劳动所有权的转变。劳资双方作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与企业制度史不符。
企业管理具有二重性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其中管理的社会属性反映特定的生产关系。企业管理原则是处理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根本准则，任何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处理，按照谁的利益，向着什么方向去处理？是企业管理原则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不同性质的企业，由于生产关系不同，企业管理原则有着本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企业管理原则由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利益和意志决定，即资本所有者按照自身利益需要组织、指挥、调节和控制雇佣劳动者；资本的利益所在是追求价值增值，是对物的追求，是拜物主义的，因此它的管理原则可以概括为物本管理。
物本管理将劳动者置于物的地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统统被视为被动等待资本家配置的资源，作为活的人和死的物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处于同等地位。劳动与资本作为两种投入要素，彼此并无区别，人完全等同于物。工人的劳动过程不再作为真正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过程，而是作为被死的生产资料吮吸剩余劳动的过程。劳动产品不是体现为劳动者聪明智慧的结晶，而是表现为资本的果实。劳动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从人、财、物到供、产、销，一切方面和一切环节都充斥着物本主义的金钱原则。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下，物本管理原则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纯粹物本管理”将劳动者和物质要素完全等同，人是机器的一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则看到人的资源性，不是死的机器，而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人力资本管理”则进一步将人的地位提到资本的高度，人不仅是资源，而且是能够增值的资本，能够获得利润，所以必须开发人力资本。考察这个演进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地体察出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的不断积累和增加，尤其是民主管理这一核心要素的不断成长，更是向我们昭示了企业管理未来的发展前景”。但是，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人本管理因素“量上的积累”不等于不经过质变就能自动进入人本管理阶段。受资本所有者自身利益的限制，“其企业管理止步于人力资本管理”。（29）
在手工工场中，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家极力控制生产过程，但由于企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在手工技艺基础上，工人对生产过程有实际控制能力。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将工人转变成片面的局部工人，虽然没有消除手工技能的作用，但是协作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管理的必要，管理二重性中，资本家更多借助执行社会化生产组织指挥职能来进行管理，对劳动者的控制在形式上具备了，在实际上做不到。
工厂制度出现后，资本家借助机器体系成功地控制了工人，工人去技能化过程开始，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但是，这种转变遭到了工人的反抗，反抗采取阶级斗争形式，从早期卢德运动捣毁机器，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随着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的确立，工人与劳动资料、劳动材料一样，作为自动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器官与死的物相并列。这个时期是纯粹的物本管理原则实施阶段。
在股份公司和垄断企业中，资本家逐步认识到人与物不同。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在米德维尔钢铁厂工作期间，发现工人消极怠工严重，实际生产水平远远低于机器设备的额定功率。他的科学管理实践，把工人和资本家都假定为“经济人”，通过挑选一流工人的操作进行观察，制定标准化作业时间和工作定额，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在管理上引入分工原理。泰罗制管理实际上已经改变把工人等同于物的观念，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原则。此后，法约尔的十四项组织管理原则、巴纳德的激励理论、霍桑实验，以及行为科学理论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麦格雷戈的“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麦克利兰三种需要理论、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以及各种人性假设理论，都是对人力资源管理原则的发展。
从福特制企业开始，特别是在丰田制企业和大规模定制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原则为人力资本管理原则所代替。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的健康、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投入。股份公司制度出现后，企业管理的重点是处理所有者与代理者，即所有者与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的关系，福特制企业出现后，管理的重点开始向（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关系的转变。工人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应该得到工资，还应该得到投资收益；工人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开始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所有者处于同等地位。彼得•德鲁克的“知识工人”管理理论和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就是人力资本管理原则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奖金、利润分享、养老金，以及各种福利制度、年功序列制、年薪制、股权分享、期权激励等，在各国企业涌现。正是在人力资本管理原则实行时期，工人受教育水平，特别是研发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劳资矛盾从资本方面来说有缓和的愿望。为了开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企业制度内部结构再次发生变革，从研发、供应、生产、销售四部门结构，增加到包括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在内的五部门结构。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原则不断进步，但在性质上仍然属于物本管理范畴。就以人力资本管理来说，并没有根本否定物本管理，人力仍和物力、财力并列，没有将人力凌驾于物力、财力之上，没有超越资本拜物教。
资本主义企业物本管理原则的进步，绝不应当视为资本对工人的仁慈和恩赐，而是工人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这一斗争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倒退，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企业内部工人阶级的斗争所秉持的原则是工人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和部分劳动所有权。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家任意延长工作日受到了工人的反击。与资本家坚持自己作为劳动力买者的权利相对立，工人坚持自己劳动力卖者的权利。“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30）以劳动力所有权为原则，工人展开斗争，最终获得了法定工作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到来。此后，工人坚持劳动力所有权原则，斗争重点从缩短工作日转到提高劳动力质量上来，争取受教育权、休假权和接受培训的机会；相对应的，在资本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源开发阶段的到来。
在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中，由于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一批国家的胜利，有利的国际环境支持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一度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提出了争取劳动所有权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原则只能以部分劳动所有权的形式出现。正是围绕劳动所有权开展的政治斗争，才使工人阶级能够参与超额价值的分配，获得超额必要价值；与之相对应，在资本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开发阶段的到来。需要指出，人力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将劳动所有权原则打扮成资本所有权，工人因拥有人力资本而成为资本家，将工人劳动所有权与超额必要价值的关系同劳资关系混为一谈，将劳动力与资本混为一谈。
一方面是工人对部分劳动所有权的要求，一方面是资本家迫于企业内外压力有改善劳资矛盾的愿望，昔日激烈的阶级斗争逐步缓和下来，出现了合作趋势。合作的共同利益是超额价值的创造，合作双方的各自利益分别是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必要价值，合作双方的矛盾是超额价值的分享比例。拉佐尼克指出：“要弄明白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关键不是明白资本家怎样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而是要明白工人的劳动和技能怎样和资本家的资本投资结合在一起，为资本家和工人双方创造足够的价值，让劳资双方都获益。”（31）拉佐尼克论点的正确性必须做以下补充：超额必要价值仅仅是超额价值的一部分，劳动所有权的充分实现是彻底清除剩余价值和超额价值中的超额剩余价值。阶级的本质在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合作总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
五、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中的劳劳关系
劳劳关系是企业制度集结的一种基本生产关系。在劳资关系居于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劳劳关系作为次要矛盾决定于劳资关系，也制约劳资关系。一方面，资本利用和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以实现对雇佣劳动者的统治和剥削；另一方面，劳劳关系的状况决定了工人阶级针对资本展开斗争的形式、力度和效度。
资本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以谋求利益，可谓伴随着企业制度史的始终。所谓利用内部的分化，就是利用工人阶级内部在就业状况、年龄、性别、体力、技能、国籍、户籍、种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实行区别对待，以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积极主动地向资本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史的早期，这种利用非常有效。
手工工场，特别是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混成的手工工场，资本家利用工场工人和其家庭成员在就业状态上的差别，以计件形式支付工资，工资含量极低的计件标准使得工人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被纳入资本统治和剥削的范围，工作日之长和计件工资含量之低相互促进。廉价的劳动成本使这种带有外包特点的混成手工工场的场主获得极高的利润，以至于在机器大工业出现后，这种企业制度仍然有惊人的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工人内部的差别虽不是资本本身造成的，但却被资本利用。雇佣工人在手工工场就业，而其家庭成员主要经营农业，农业生产者受季节限制，有大量的农闲时间，于是就业状况的差别使早期的资本有机可乘。
在以机器体系为技术基础的工厂制度中，由于机器的采用降低了对工人技能的要求，简单的操作对体力的要求也下降了，资本利用工人内部性别和年龄差别，扩大和加深对工人的剥削，向妇女和儿童开战。这样不仅降低了劳动成本，而且妇女和儿童的天性使他们的反抗力减弱，大批成年男工被排挤出工厂。漫长的工作日在摧毁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同时，为资本带来巨额利润。在此后的企业制度创新中，利用工人内部的差别，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
资本不仅利用工人内部的差别，还系统地制造工人内部的分化以加强对雇佣劳动者的统治和剥削。在工厂制度时期，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一手造成的，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对在业工人构成巨大压力，他们不仅工资得不到提高，劳动时间也被迫延长。“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32）
资本制造工人阶级内部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将去技能化与技能化两种手段同时使用于不同的工人，以造成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拉佐尼克在对英国棉纺织业采用自动纺纱机前后的那段经济史的细致研究后，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动纺纱机的去技能化作用的描述是“误导性的”，（33）因为技术工人通过车间工会巩固了他们对劳动过程内部的劳动分工、半技能或低技能工人的工作安排和流动的控制能力；工会和资本家签订合理的工资协议条款，确保技术工人能够分享价值增值带来的收益，技术工人不再担心资本家降低报酬，可以努力工作以增加报酬，进行有利于资本家的价值创造活动。拉佐尼克指出：“工会是通过配合资本家削减自动纺纱机的单位成本，如使用劣质棉花来生产而不要求资本家完全补偿其额外劳动付出，以保持收入水平来降低使用新技术的成本优势的。”（34）这就是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就制造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分化来谋取利润。
德国和美国在企业制度创新中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在车间内部对工人实施去技能化，但在车间外部却培养独立的技术人员，并吸收为经理参与管理公司。制造工人内部的对立，显然有利于资本增值，这进一步证实了拉佐尼克的结论。的确，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会增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的观点，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在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布雷弗曼是一名工人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美国海军造船厂工作过7年。“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35）
实际上，如果整个工人阶级完全去技能化，那么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要说能够实现不断的创新，哪怕维持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去技能化总是和技能化相互补充，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资本主义企业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企业内部总是缺乏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行泰罗制管理的企业中，标准化作业时间和工作定额就是根据有技能的熟练工人的操作来制定的，并以此标准实行差别工资。如果不培养熟练工人，就不可能制造工人内部的分化。在福特制企业，特别是丰田制企业中，这种技术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拥有技能而摆脱对资本的隶属关系，降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反，工人的技能和智慧被资本充分加以运用，创造出巨大的超额价值。
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内部，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斗争与合作，发展生产力与阻碍生产力，致富与致贫，技能化与去技能化，都是并行不悖的。原因只有一个，追求价值增值是根本目的，其他都是手段，都可以根据增值的需要而加以利用。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最具有研发实力的国家，总是要到落后国家投资，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工人，并制造出诸如“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36）之类的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企业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是利用工资分配来制造劳劳矛盾。在手工工场中，资本家就开始运用计件工资形式激起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人自我加压。计件工资一直伴随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整个历程，与这种工资形式的特殊功用不无关系，在支付劳动力价值的同时，还能够使劳劳矛盾常规化。泰罗虽然以最熟练的工人操作为依据制定了标准操作时间与劳动定额，但是如果没有差别工资制的支撑，也很难实际发挥作用。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公司里，技术人员的工资远高于普通工人，熟练工高于非熟练工，在工资之外还有奖金。企业内部实行等级制，等级划分不单纯依照技术水平，也依照工资待遇上的差别。熟练的技术工还可以参加利润分享。福特制企业使利润分享制度化。丰田制企业的分配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多变，都是为了在不同时期激起工人持续“改善”的热情，工人之间展开了“改善”竞赛。在现代创新型公司中，红利分享、股权分享、期权激励等力度更大的激励手段都出现了。工资分配手段直接涉及工人切身利益，而且具有常规性，对于分化工人的作用直接、长久而有效。
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分化工人还采用了对不同国籍、户籍、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工人的歧视性待遇。在招聘、使用、分配、提职等方面制定不同的策略，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操作，形成习惯性制度，使工人内部形成许多集团、宗派，长期处于分散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种族问题、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资本的利益所在，很多问题是资本一手造成的，另有一些是资本力量插手其间的结果。
在工人运动兴起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收买工会上层，制造工人贵族，破坏工人运动，构成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维度。列宁曾针对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特点，认为资本家利用所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阶级上层，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
企业制度中劳劳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它针对资本展开的斗争。从斗争形式上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为、从个体抗争到阶级斗争、从武装起义到集体谈判、从经济到政治和法律多种形式的交错并行，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形式和力度既取决于当时资本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劳劳关系的状况。
从斗争的效度来看，企业内部劳劳矛盾缓和，工人阶级较为团结，斗争的效度就高；反之，工人队伍状况四分五裂，内部矛盾一触即发，就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斗争，更不用说有何效果。在工人运动史上，经常能够见到工会在组织罢工，非工会工人却乘虚而入，罢工的失败不是源自资本的镇压，而是源自工贼的破坏。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面前，工人阶级内部的每一次分化，坐收渔利的总是资本。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分化和内耗史不绝书。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裂、革命派内部的中苏分裂、苏联内部党国精英与工人阶级的分裂就不必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内部工会工人与非工会工人，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正式工与临时工，劳工与监工，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工人之间的分裂，造成劳劳矛盾错综复杂，为资本实行对工人的控制提供了太多的机会。这些分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主观原因，而企业内部劳劳矛盾又处于基础地位。
六、资资关系、企业边界与市场关系的内化
生产型企业在资本主义各类企业中占支配地位，是企业制度创新研究的主题。在企业制度创新的早期，资资关系没有纳入企业制度内部，个人业主制企业或拉佐尼克所谓的“所有者资本主义企业”（37）中只有一个资本家，所有的资本都属于企业主，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的边界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由资本家的资本量决定。
资资关系被纳入企业制度始于合伙制企业，但合伙制企业由于尚未根本突破个人业主制企业的局限以及内部责任不清，没有上升为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股份公司是将资资关系纳入企业制度的一种典型企业，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又最具代表性，资本联合、股权平等、有限责任、股权可转让是基本特征。股份公司是适应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巨额固定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产生的，企业边界的扩大是生产发展的产物，不是交易的结果。这一阶段出现的垄断组织如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是生产集中的产物，不仅单个企业内部集结了资资关系，垄断组织是一种新的企业联合组织形式。从股份公司开始，资资关系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重要生产关系，与劳资关系、劳劳关系共同构成企业制度的基本生产关系结构，并一直延续下来。
资资关系在企业内部的出现，提出了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改变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制度内涵得到扩展。新的问题首先表现在不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由谁代表诸多投资者的利益，董事会的出现取代工厂制度中的个体所有者的地位。但是，董事会是不同所有者即股东的委托代理机构，代理众多所有者行使所有权，在法律上，代理所有权表现为法人所有权；实际所有权仍然掌握在股东手里，即使大股东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改变代理关系的性质。由此引发的新问题是，如果法人所有权不能忠实代理实际所有者的利益，实际资本所有者如何制约法人所有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股东会议或股东代表会议的监督；二是在股东会议闭幕后由监事会行使监督。监事会和董事会均由股东会议或股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生产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所集结的生产关系日益复杂，对管理者的技术素质要求提高，以及应对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经营管理者，“经理革命”的出现势所必然。董事会和监事会最初主要处理资本所有者和所有者的矛盾，经理会出现后，还需处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矛盾。经理会由董事会聘请，受董事会监督考核。
股份公司的股权最初是不能转让的，因而股东是固定的。一旦股东撤股，会对股份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十分不利，股权可转让以及由此产生的股票交易所，是对股份公司制度的重大完善。企业制度纳入资资关系所实现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架构完成了。
在企业制度中，资资关系服从于劳资关系。在共同帮助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方面，资本家之间是一个共济会团体；在彼此控制对方资本和分配剩余价值方面则尔虞我诈。资资关系在企业内部出现后，劳劳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工人现在不是隶属于某一个资本，而是隶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由此反射到劳劳关系内部，工人的阶级意识增强了。
资本主义企业边界不是以生产资料，也不是以劳动力和产品来划定的。科斯所研究的企业边界，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划定的，因此企业边界实际是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企业边界应当由资本来界定。资本的所有者在哪里，企业的边界就在哪里。当资资关系纳入企业后，企业边界当然扩大了。在个体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以及在股权不能转让的股份公司，这个边界是清晰的；而当股权可以进入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企业边界是不稳定的，也是不清晰的。
资本主义经济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开的，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商品生产在企业内完成，商品交换在市场上进行，因此，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是分明的，这个界限划在哪里，由什么因素决定，是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的主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将市场关系纳入企业制度中。
随着工艺研发资本的投入和工艺持续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与日益增长的产品相比，市场实现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产品创新的重点转移到消费品之后，受工人群众消费能力的限制，这个矛盾更加突出。泰罗制企业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问题，却没有解决市场实现问题。福特制企业制度的重要创新是在劳资关系、劳劳关系和资资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将市场关系纳入企业制度内部。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福特公司的工人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且随物价上涨而上升，福特公司生产的汽车，福特公司的工人可以买得起。
如果说福特制只是将消费品市场需求在企业中内化了，丰田制则将消费品的数量、品种特别是产品质量也内化了。这一内化过程在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中达到顶峰，完全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进行定制生产。市场关系的内化对企业制度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规模定制企业是市场关系内化的必然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福特制企业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借鉴丰田制企业的精益生产理念基础上自身也发生了转变，通过将外围业务外包给小企业进行分散生产，逐渐形成以大企业内部分工网络为核心、外部分工网络为补充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用哈里森的话说，这是利用“没有集中化的集中的新规则”，将小企业的弹性生产优势转变为巩固和扩张自身力量的工具。（38）这虽然不属于企业制度范畴，但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联合组织形式。
七、企业制度创新与超额价值创造能力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但是，超额剩余价值只是超额价值的一部分，企业制度创新如果不能提高超额价值的创造能力，也就不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超额价值的另一部分作为超额必要价值为工人所分享。超额必要价值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同超额剩余价值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不同的。后者是资本家对研发劳动者部分超额劳动的无偿占有，反映劳资雇佣关系；前者是另一部分超额价值对劳动者的回报，反映劳动所有权关系。企业制度本身就内含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因此，企业制度创新的直接目的不是单纯的超额剩余价值，而是超额价值。
英国经济史学家拉佐尼克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在考察企业制度创新时，提出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创造值”两个概念，并以“工资”和“管理者剩余”作为工人和资本家分享“车间价值创造值”的两个部分。拉佐尼克的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企业制度创新与超额价值创造能力的关系极具启发性。
拉佐尼克写道：“我所说的‘价值创造’是指什么？车间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当资本主义工厂将生产原料转化成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的时候，它就创造了价值。”“我把车间里的价值创造值（value—created）定义为产品销售收入，扣除生产产品的非直接劳动力成本之后的剩余。在这个定义下，价值创造值表示可以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分享的（所有其他供应商和投资人对总收益的要求权已经被满足之后）收益。工人以工资形式分享这个收益，而管理者则以我称之为管理者剩余（managerial surplus）的形式分享这个收益。如果工人的工资不随产量而变化，而是固定在某个常规的工资水平上，那么管理者剩余就代表了车间的剩余的或者净的价值创造值。总价值创造值则是净价值创造值加上工人的常规工资水平。”（39）
拉佐尼克的车间里的“价值创造值”与我们的超额价值概念是不同的。产品销售收入扣除生产产品的非直接劳动力成本之后的剩余，应该是新创造的价值，如果用《资本论》中的符号表示就是（c+v+s）-c=v+s。马克思对c和v+s分别使用“旧价值”和“新价值”两个概念来规定。（40）按照劳动二重性学说，“旧价值”是具体劳动将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新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在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可见，拉佐尼克的“价值创造值”概念与马克思的“新价值”概念很接近，如果说有所区别，“价值创造值”因考虑到“其他供应商和投资人对总收益的要求权已被满足”，因而小于“新价值”。问题在于，如果直接使用“新价值”或者“价值创造值”，是不能说明因产品和工艺创新带来的超额价值关系的。“超额”的存在以“定额”为前提。马克思规定的“新价值”反映的是单个资本价值增值前后的关系，不反映单个资本同社会其他资本之间的“超额”关系。超额价值在劳动者不参与分享的条件下等于超额剩余价值；而在参与分享的条件下，超额剩余价值就分成两部分，归资本家的仍然可以称为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就已经出现了概念混乱，即超额剩余价值分出来的一部分仍称超额剩余价值，整体与部分混乱），归工人的部分可以称为超额必要价值（这又带来概念混乱，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从中是不可能分出有偿部分的）。由于出现概念混乱，所以我们提出超额价值新概念，超额价值分为超额剩余价值和超额必要价值。超额价值之“超额”将单个资本同社会其他资本之间的因创新而出现的经济关系反映出来，拉佐尼克的“价值创造值”和马克思的“新价值”概念都不能反映这层关系。
从量上来看，若不考虑其他供应商和投资人对总收益的分享，或者假设这种分享为0，“价值创造值”包括了超额价值，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价值创造值”扣除了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常规水平的工资和资本家常规水平的剩余价值后，才是超额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超额必要价值不属于“工资”，工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是劳动力所有权的经济实现，超额必要价值是部分劳动所有权的经济实现。我们所说的超额剩余价值也不是“管理者剩余”，后者包括资本家获得的全部剩余价值，而超额剩余价值只是剩余价值一部分，即超过未进行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普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超额价值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研发劳动创造的，不是企业制度创新的结果。价值总是由劳动创造的，只有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才创造价值。（41）那么，企业制度创新在价值创造中到底起何作用呢？拉佐尼克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提出“价值创造”和“价值创造值”，而在于企业制度创新是如何影响“价值创造”的。
拉佐尼克将“价值创造”定义为：“当资本主义工厂将生产原料转化成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的时候，它就创造了价值。”（42）这个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转化”，二是降低单位成本。“生产性转化”是通过车间生产将原料转化成产品，它是价值创造的核心。生产性转化需要工人技能和物质资源，但二者不是并列的要素。工人的技能参与了生产性转化过程，“但是要将这些技能转化成产出，还需要工人付出劳动。如果拥有生产转化技能的工人拒绝付出劳动，则不会有产出。”（43）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节省劳动发挥替代技能的作用，也可以发挥增强技能的作用。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工人所应付出的劳动量或者技术进步引起工人付出劳动量的调整，是企业管理者和工人间发生冲突的首要原因，它会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价值创造”含义的第二个方面是降低单位成本。“只有当企业将生产成本控制在产品需求者愿意和能够接受的水平内，生产的产品才能真正被购买、被使用，从而真正具有价值。”（44）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工人劳动成本三项。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工人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付出的劳动量会影响单位固定成本、单位可变成本和单位劳动成本。工人付出的劳动越多，产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这就是“速度经济”。“生产性转化”的产品销售收入，减去非劳动成本的剩余，就是“价值创造值”。那么，“价值创造”和企业制度是什么关系呢？
拉佐尼克讲的“生产组织”、“生产劳动组织”、“产业组织制度”实际就是我们规定的企业制度，它是生产关系的集结。拉佐尼克关注的重点是生产组织制度中的劳资关系和劳劳关系。他赞同斯蒂芬•马格林的观点，认为“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的，是社会权力而不是技术。”（45）因此，生产组织的关键维度是劳动与报酬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报酬的关系也会不同。
他将英国的纺织生产流程和美国新英格兰纺织工业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纺织工业使用同样的机器，雇佣的工人也类似。虽然新英格兰纺织工厂里的工人付出的劳动看上去比他们在英国的同行要少，但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英国工人的生产率高。其中的原因拉佐尼克认为：“在美国，纺织工厂中决定劳动与报酬关系的社会权力结构限制了美国工厂管理者的技术选择，使管理者只能选择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优质棉花），用质量较好的可以节省劳动的原料要素来替代劳动付出。而在英国，纺织工厂中的社会权力结构也限制了英国工厂管理者在生产要素组合上的选择，使管理者只能选择劳动相对密集的技术。”（46）由于英国的工人在控制劳动与报酬关系上拥有权力，英国棉花纺织产业直到20世纪仍依靠曾在19世纪让它成为经济霸主的传统纺织技术。
英国工业国际竞争优势丧失后，工业领导中心转到美国和德国，美国主宰了制造业商品的批量生产。美国工业的崛起过程见证了工厂从车间技术工人控制到管理控制的变迁。通过引入节省劳动的技术以及对车间里劳动进行规划和协调，来取得速度经济效益。车间技术工人控制对英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世界工厂”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技术工人承担了培训和监督其他工人以及保证生产流程的通畅等管理职能；但车间技术工人控制对实现高产出、节省劳动、批量生产的新技术使用却没有益处。在美国，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把技术从车间分离出去，这是通过建立新型管理架构和引入新技术替代工人技能做到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的管理策略就在于此。在车间里让工人增加劳动并降低单位成本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工人许诺稳定的工作和长期内可分享价值创造值增长带来的收益。（47）大萧条摧毁了美国合作性的劳动—管理关系，战后新的劳动—管理关系结构（或称工会的岗位控制路线）促使管理者继续投资于技能替代型技术，也促使工人付出足够的劳动以使工人实际工资能够随企业的高利润而稳步增长。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二战”后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直到60年代遇到来自日本制造业的挑战。
日本的生产组织在美国的管理控制或生产组织基础上进行改良，不再将车间工人排除在生产组织之外，而是将他们吸纳到车间劳动分工的规划和协调工作中来。日本的企业管理者和英国的企业管理者一样，把生产技能交给车间；但日本工厂管理者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与英国不同，后果也不同。英国工厂管理者把生产技能交给车间是为了利用充足的熟练工人资源，还可以通过工人带学徒的培训体系培养工人，同时不必花钱引入技术进步以节约劳力。英国管理策略同美国击破技术工人联盟和将生产技能从车间撤销的管理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但日本的情况与英美都不同，日本管理者把发展车间生产技能当成自己的一种责任，他们通过建立企业专用化的雇佣政策和生产组织，让车间工人有机地融入到企业长期发展当中。（48）
拉佐尼克的研究将企业制度中的劳资双方对车间技能的控制权作为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主要作用机制，随着企业制度的演变，不同的车间技能控制权会产生不同的技术选择和劳动付出，从而影响价值创造能力，后者决定了不同企业制度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个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企业制度→车间技术控制权→不同的技术选择和劳动付出→劳动生产率→价值创造值→国际竞争优势。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种一般规律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没有得到企业制度史的经验支撑。拉佐尼克则将车间技能的控制权作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机制，具有启发性。但拉佐尼克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注重劳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资资关系、劳劳关系、市场关系的内化重视不够；企业制度创新的结果不应表现在一般价值创造上，而应是超额价值创造上，国际竞争优势的取得不是创造价值能力的获得，而是创造超额价值能力的获得。
八、企业制度创新的一般规律与各国特点
企业制度的内容是随着企业制度创新而不断扩展的，其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构成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有所有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个部分。企业所有权制度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对企业财产关系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调整的制度设计。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企业财产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主体的地位、权责及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对企业来说，合理的所有权制度能够清晰地界定各个权利主体及其权能，从而建立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保障企业资产合理流动。企业组织制度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部门结构及其分工协调和权责分配关系，如企业的治理结构、领导体制、职能部门及其相互关系等，企业组织制度是企业组织的基本规范。企业管理制度是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它由一整套企业管理活动的方式、标准原则和理念组成，包括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企业制度以所有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它对企业制度的其他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制度丰富内涵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企业制度长期创新的累积成果，并且还在演进之中。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般规律：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是企业制度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企业制度创新是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因应。企业制度重大创新总是伴随着基本产品创新和重大工艺创新而来，但是企业制度创新对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因应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能及时完成创新的旧企业制度和国家，在新的生产力面前被淘汰和被赶超，几乎是一条定律。
企业制度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不断加强，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从个体隶属到阶级隶属，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与合作性，劳动者的去技能化与多技能化，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分离与统一，在不同时期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不是互相排斥的。
资资关系经历了从企业制度外部进入企业制度内部，又走向企业制度内外同在的过程。劳劳关系受制于劳资关系，利用和制造劳劳对立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演化的重要方面。
企业制度所关注的重点从生产转到市场，企业外部的市场需求日益被纳入企业制度内部，企业制度演化经历了从外部市场制约到内部吸收的过程。
企业制度内涵日益丰富，部门数量在增加，部门结构不断变化，核心部门的确定不是永恒的。一种在某个时代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极有可能在更有效的企业制度出现时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考察企业制度演化史不难发见，演化的轨迹在一个特定国家是不连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会带来一种新的企业制度，或者干脆不如说，正是因为在特定阶段一个国家的企业制度由于契合了该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研发资本活动的需要，这个国家才获得了崛起的企业制度基础。英国以工厂制度取代手工工场才成为名满天下的“世界工厂”，德国赶超英国仰赖的是股份公司制度，美国超越英国靠的是泰罗制和福特制企业制度，而日本赶超美国依靠的是丰田制企业制度，美国重新取得优势又是靠大规模定制企业制度。因此，在企业制度创新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各国历史和文化特点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各国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是企业制度演化的前提，没有一种企业制度长盛不衰，空间上企业制度的多样性在时间上为演化所选择。一方面，一国企业制度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兴于此一时；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败于彼一时。
英国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工厂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由于有广阔的世界市场需求而独步天下。但是，英国的技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据拉佐尼克考证，工厂制度出现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手工业工场，而是建立在外包制基础上的家庭工业，即使在工厂制度确立后，家庭工业仍是工厂制度的主要竞争对手。以纺织业来说，工厂制度成立初期，家庭工业的内部承包制被植入工厂制度中。资本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具有较高技能的手工业工匠放弃独立地位进入工厂工作，对他们做出让步，允许他们保持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包括工厂内部纺织劳动的等级分工和技术分工方面的控制权，以及劳动力的雇佣与培训等。工人凭借经济繁荣成立组织并巩固了自己的控制权力，成为英国“工人贵族”。（49）“纺织工—接线工”的制度结构，成为有效的车间治理模式。由于缺乏发达的管理结构，自动纺纱机取代普通纺纱机后，依然形成类似“纺织工—接线工”的“机器看护工—助手”的等级承包制。（50）也就是说，依然由车间熟练工拥有技能、控制操作流程和利用企业的设备投资或技术，在具有行业特色的车间工会组织基础上形成劳资合作关系，建立大规模生产而采用新技术的投资战略，受到车间工会的抵制；同时，英国的教育制度、价值观也不利于培养适合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因此，英国的工厂制度依赖工人的低成本技能无法与美、德等国竞争。
德国的民族精神受地理气候和历史的影响。处于欧洲中部开阔的平原地带，无天然屏障形成疆界和地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德国西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东部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德国西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历史上被法国为代表的罗马文化征服过并长期处于其统治下，因此，“获得了和法国的制度同样自由主义的制度”，（51）整个德意志只有普鲁士的抵抗获得了成功。普鲁士政治上获得胜利，但在文化上仍是日耳曼的德国，远低于罗马化的德国，东普鲁士残留着农奴制，多数民众的基础教育落后。东西德国两种历史和文化形成德国文化的双重性：一种是沿着西欧的脚步，从罗马文明到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后来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时期对西欧科学和民主的学习。但另一种更加体现了德国民族的特殊性，其中有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反抗，也有自己本身的民族特色（国家主义和宗教思想）；从各邦国确立独立主权到马丁•路德的文艺复兴，到康德的先验哲学、尼采的反基督教和超人思想。两重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逐渐融合，形成了以“国家崇拜”、“宗教思想”和“非理性崇拜”为特点的德国历史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在全球拥有殖民地的英法两国相比，德国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崇拜、非理性主义思想影响下要实现赶超只能诉诸战争。集体主义泛滥、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剥夺、“优等民族”的自豪同落后现实产生的强烈追赶和超越精神不仅孕育出德国古典哲学，对企业制度创新也有重大影响。股份公司带有否定个体所有者财产权利的浓厚色彩，股票交易所中的欺诈盛行似乎也不太可能在一个理性的民族出现。
作为一块辽阔丰饶的新大陆，美利坚是一个以追求个性自由、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移民融合而成的年轻民族。个人主义、自由意识、冒险精神、包容性格和无历史包袱，使美国形成一种以科学文化和没有历史的历史文化为代表的民族特性。泰罗制和福特制企业出现在美国的确体现了这种民族性。泰罗制的科学性曾为列宁所欣赏，福特制主张的资本家与工人分享利润，似乎可以看到美国人的创新意识和包容性格，而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本身就是科学技术转化成的生产力，也是以资源富足为前提的。如果说丰田制以反对浪费为原则生产出世界上最节能的汽车，美国则以生产豪华车为自己的特点。（52）
日本明治维新前是一个封建国家，受发达的古代中国文化影响巨大。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意识、献身精神、孤独而又极富危机感的岛国心态，在西方列强东侵之际表现得更为强烈而鲜明。如果说德国是一个自认为“优等的民族”而现实又十分落后，那么日本就是一个自我创新能力有限而创新意识极强的民族，使得它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的优等生。古代学习中国文化，近代学习西方文化，因此日本翻译学发达，眼光总是盯着世界上最有学问的老师。因为有极强的自尊心，日本害怕遗忘，害怕孤独，所以迅速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开始以自己为圆心画圈。如果说战败后的日本劳动力和人才严重缺乏，资金外汇短缺和日本工会力量的强大，是丰田制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制度创新的历史条件，那么丰田制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勇于奉献的合作精神、瞄准美国福特制的学习态度和极强的创新意识，就是日本企业制度创新的文化条件。
各国历史文化特点之多样性早就存在了，而且延续性很强，何以一国只能在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做出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契合。契合有历史机遇的含义，但不完全是无准备的巧合。它是各国特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制度演化一般规律的相遇，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在开辟道路，也是偶然性通过特殊素材在必然性道路上创造出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①Lazonick, W.,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iovanni Dosi, Renato Giannetti, Pier Angelo Toninelli, eds.,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19.
②本文提及的“研发资本”和“超额价值”概念，可参见笔者先前的著作《研发资本》（第一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③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74页。
④Dugger, W., "The New Instituionalism: New But Institutonalis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4, no. 2（Jun. 1990）, p.427.
⑤Hodgson, G. M., "The Approach of Institu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 f Economics Literature, vol. 36（Mar. 1998）, pp. 166-192.
⑥Coase, R.,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fluence", in Oliver E. Willianmson, Sidney G. Winfe, eds.,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⑦马克思：“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9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0-468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0-461页。
⑩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1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7页。
（13）左大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解释资本如何通过在企业中支配和统治劳动而剥削劳动，这全部论述的出发点是现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两大事实：企业本身是一个等级制的组织，企业的领导人通过等级制的管理体系命令和指挥大量的工人，而普通工人则处于这个等级制体系的最下层；在企业这个等级制组织的金字塔式结构中，处于最高领导者地位的人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即资本家。这就形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载张宇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将资本对劳动统治看作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无不妥，但就核心内容的劳资矛盾来说，它不等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还包括劳动对资本的反抗，也包括劳资双方的合作。在核心内容之外，物质技术基础以及劳劳关系和资资关系也都是企业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却为左大培所忽略。
（14）Lazonick, W.,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in Giovanni Dosi, Renato Giannetti, Pier Angelo Toninelli, eds.,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28.
（15）拉佐尼克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研究的英国纺织工业革命重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对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棉纺织技术“自动纺纱机”运用的研究得出了和马克思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正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英国资本家如何在工业革命结束之前利用生产技术来摆脱那些惹麻烦的熟练工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忽略了车间管理的问题，……事实上，从自动纺纱机这个例子中我发现，马克思低估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竞争的产业结构和有凝聚力的工人组织给工厂实施有效的车间管理带来的问题。马克思也因此高估了技术作为资本家操纵工人的一个工具的效用。”《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16）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7-96页。
（17）Lazonick, W.,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iovanni Dosi, Renato Giannetti, Pier Angelo Toninelli, eds.,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130-139.
（18）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27-231页。又见拉法格：《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拉法格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0-272页
（19）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m Regu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9, p. 117.
（20）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1、160页。
（21）我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邯钢经验”吸收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经验，邯钢董事长刘汉章提出“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就是将市场对产品的价格要求引入企业内部，按照倒推的原则自后向前确定每道工序的成本，在企业内部模拟在制品价格，严格每道工序的成本考核，取得了同行业领先的经济效益。
（22）谢富胜：《控制和效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和当代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193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8页。
（24）厄内斯特•曼德尔：“对技术创新和相应的超额利润的不断的、制度性的追求，成为晚近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晚近资本主义巨型公司的典型特征。”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Verso, 1999, pp. 224-225.更准确地说，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产品创新，才是晚近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25）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是资本主义第一个企业制度，但不是建立在自身生产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异己生产力基础上的，建立在资本主义自身生产力基础上的第一个企业制度是工厂。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3-494页。
（27）超额价值分为超额剩余价值与超额必要价值，为劳资双方所共享，详见本文第七节。
（28）毛泽东：“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29）刘建利：《中国国有企业人本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2页。
（31）Lazonick, W.,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Self-Acting Mu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no. 3（Sep. 1979）, pp. 258-259; Bernard, E and Lazonick, W.,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Oxford: Clarrendon Press, 1996, Ch1.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2-693、701页。
（33）Lazonick, W.,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Self-Acting Mule", Cambridge Journal o f Economics, vol. 3, no. 3（Sep. 1979）, pp. 258-259.
（34）Bernard, E. and Lazonick, W., The Decline o f the British Economy, Oxford: Clarrendon Press, 1996, Chl.
（35）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页。
（36）2012年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国会发表就职以来的第三份国情咨文，提出税改计划，鼓励美企迁回本土以促进就业。对于回迁本土的企业，奥巴马政府将给予20%的税收减免优惠。在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奥巴马旋即造访了内华达、科罗拉多、密歇根和亚利桑那等5个“摇摆州”，向当地企业大力推广税收改革计划。奥巴马在凤凰城说：“美国企业依然保持着以往的竞争力，其中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将产业链转回国内，从而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而对那些依然将就业机会输往国外，通过较低税率寻求利益的美国企业，联邦政府将不予税收政策支持，甚至要对其设定最低的税收标准。白宫官员表示，仅此一项就能让联邦政府创收230亿美元。这一政策在美国企业界引起不满。“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设在国外，为的是更接近消费者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全国制造商协会”税收与国内经济事务副主席多萝西•科尔曼说：“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这一政策，是给美国企业戴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法制日报》，2012年1月31日。
（37）Lazonick, W.,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iovanni Dosi, Renato Giannetti, Pier Angelo Toninelli, eds.,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28.
（38）Harrison, B, Lean and Mean: Why Large Corporations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4.
（39）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40）马克思：“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5页。
（41）一切人类其他实践活动虽然都是以劳动为原型而发展起来的，和劳动一样，都是目的论设定的活动，但严格说来不属于劳动范畴。例如交换就不创造价值，分配也不创造价值，消费同样不创造价值。坚持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一元论，有着社会存在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上的根据：劳动作为设定目的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发生学和结构上都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大体上已经社会化的社会”（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0页），因而也是劳动在社会存在中的基础作用发展得最充分的历史形态。
（42）（43）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44）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45）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46）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47）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48）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49）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50）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51）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64页。
（52）在1945～1974年间，美国、西欧和日本共进行了1 866项技术革新，其中1 277项是为了节约各种生产要素，其他的是为了制造新产品或改进旧产品。美国将其技术革新的58.3%用于节约劳动力，而西欧和日本则分别将它们技术革新的66.5%和71.1%用于节约材料。参见宁光杰：《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